大 年
文｜杨 扬
01
很久很久以前，我比现在更关心万物生长，对丰收比现在更敏感。
那个时候，我虽则依依不舍地过完大年，一切言归正传，心里为着新学期作文若干、日记若*交差而烦恼，然而，也已然开始期许自然界无数个美妙的大年，一桩一桩想来，带着欣喜和悸动。仿佛我是它们，是笋啊，春风惊蛰就要破土拔节。是松蕈，在层层温暖的松针底下撑开了灰色的小伞。是杨梅，夏至那个时候由青转红，或者由青转白，结成珍稀的“白蜜”。很多人，生长在杨梅的故乡，从童年等到白头，也未必能碰上一树“白蜜”呢，更别说领略到那种果子里的柔情蜜意。很多时候，人们略一粗心或胆怯，就与自然界一场又一场盛宴失之交臂。
我7岁那年正是松蕈的大年。天气比往年潮热，一忽如出正月并不久的样子，一天清晨，鱼贯似的人群提筐携篮往山上去，他们大步奔向蓝天下松涛阵阵的山林，经过一段小山坡，消失在树丛后面。我至今还记得他们一个一个灰蓝色的脊背。
早在正月过大年的时候，他们就判断说“今年的松蕈肯定是个大年”。那么，山上的松蕈就会成倍成堆地生长。那么，母亲也不落后，她指挥父亲带上柴刀和竹筐，给儿女换上旧衣服，自己也打好两根乌黑的辫子，把两根发辫的尾端系在一起，一家人利索地跟在了上山的队伍的后面。这时节，经验老到的人总会引导正确的道路，让你接近松蕈。山林清寂，一说笑就有回声。平时，母亲已经说过，在山上不许喊人名，否则鬼听见了要跟的。所以，大人小孩不要离得太远，一边拨树叶找蕈菇，一边左右看，别跟丢。一时不见人就叫“哎……”。父亲带着柴刀不为打柴，只预防着灌木或荆棘为难我们。简直用得上“筚蕗蓝缕，以启山林”了。杂树的落叶在地面铺了很厚一层，松针铺成毡，表面干，底层湿热。即使正确的道路也需要运气，碰到几堆成片生长的松蕈，采满一筐不费吹灰之力。有便有，不消逾越山梁走远。也不会走回头路，往另一侧下山就到大路上了。
大年不易逢，两年间，甚至几年间会有一次罢了。小年打动不了母亲。偷偷上山，走到阳坡上见着另一侧大路时才采到几个肥胖的“松肥”，蜜黄色，大如碗钵，口感肥油，完全不如松蕈的鲜甜美味，算是聊胜于无。
最初，家里人不认识蕈菇，下山要请高人“鉴定”，倾筐挑拣一回，鲜艳和完全不认识的蕈菇坚决不能要。高人们又嘱咐煮松蕈必放姜末和米粒，若米饭呈蓝色就是无毒。松蕈的汤在锅里翻滚，米粒煮开捞上来，回回都是海蓝色，剔透晶莹，好看而放心。每年第一个大年的欣喜里往往夹杂着危险。一点点害怕淹没在欢喜之中。
我的兄长绝不肯以身犯险，无论多么美味也打动不了这少年。他很小就离开山村到城市去读书和生活了。真的，留在山野之间的人终须大胆、野性。兄长再回乡是新晋省城文科状元郎之时，恰为“一日看尽长安花”而来做客。这青年只记得小时候用棉线在田埂上钓青蛙喂番鸭。青年摸着白番鸭的头顶，回想童年。主人家就*了那鸭招待他，青年这才为无端摩顶坏了鸭的性命而追悔不迭。又来做客，青蛙已禁捕，犯禁便会有牢狱之灾。
02
白驹过隙，地老天荒。
在一座上了年纪的城市里，她醒来。慵懒的气味从床席间散布到淡青的天空中，城市之晨随即慵懒起来。男人们笼罩在这气息里度日，生活如打太极拳。
女人起得早，第一件事便是生火，给家里的男人预备一瓶水，让他去市民广场晨练的时候带上。这才开始抹桌子、烧沸大锅里的水。女人的小吃店开在一条弄子里，这些弄子或叫城墙弄，或叫衙后弄、衙前弄，很有古意。弄子不深，随意就转到街口，再向前就听得溪水声，河风裹挟着河泥与水草的气息扑面而来，公平合理地照拂到两岸人家。小城横贯于两山之间，东西走向，地带狭长。胜利街接解放街，与南北滨江路平行，与弄子们保持着纵与横的老关系。相比临街一线，弄子地面上铺的青砖、人家屋顶上的小青瓦更有生活味道。
我有次拔牙，母亲说：“尽量留，哪怕牙根在。自己的牙吃东西有味道。”老街旧日子确如自己的牙，虽然稀落，咀嚼出来的生活，滋味却好。
“找老婆比选祖坟都重要。”我们这儿的人说。女人已经超过了50岁，脸庞和身材都比年轻的时候大了一圈，腹部堆积着疲惫的脂肪，眼睑那儿堆积着褐黄色的斑。她的乳房显然空乏了，它们像两只倒空了水的皮囊仍然忠实地垂挂在胸前。她是个大眼睛的女人，衰老丝毫不影响眼疾手快，她抹桌子的动作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动作，这是个心中有数的女人。
离家一小段路那儿——是小城唯一的市民广场。男人打太极，一般都是陈式。身后是巨大的青石雕塑。那是个铜钱形状，钱币面上刻有“政通人和”四个字，也正是广场最初的名字。比起英雄和古人塑像，孔方兄与四个刻字表达的意义现实而且直接。
同样是闽山区的县城，我们这儿却要热闹得多。街上白天晚上人都多，商店灯火辉煌到深宵，消夜摊到凌晨四五点才打烊。打街上走过的女人年轻、秀丽、时尚，她们的打扮没有一丝山的气息，土的气息，却有着水的灵动。比如，此刻见到一个穿白色小A连衣裙女子，你去问路——“行政服务中心怎么走？”她的回答细声细气，灵巧的身体里透露出毫不吝啬的热情。你骑橙色“哆米”或者蓝色“小贝”共享电动车到了广场，又碰到一个女人，她有着瓷实的身体和健康的皮肤，紧裹的碎花连衣裙把她衬托得花容月貌。她认真听完你的问路，把手往东一指：“喏，就在那儿。新港式过去一点。”她的声音脆响，语调俚俗却亲切。新港式是县城的老酒家，我们这儿因其生活的繁华景象被人戏称“小香港”，“新港式”开在这朝阳路上十分合宜。小城女人的美好也是真美好。
朝阳路是崭新的街道，阳光和灯光都格外明亮，小区、超市、影院、酒楼和宾馆云集，杂而不乱，楼市之间还有平行的“竹茶一条街”。步行街，黑白大格子灯柱林立，茶馆并立，内里陈设多是竹制。茶香袅袅，竹器灵巧。
朝阳路一带是我小时候的“胜利洋”，洋上种了白菜、萝卜、茄子和辣椒等各色蔬菜，还有几块连片的水田。家住“胜利”地界，看尽绿色与生机，看尽年年芒种与秋收。本属于当地农民的地渐渐地种得少了，多租给地界上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比如我母亲，我母亲的好友——大院里的美金。我极少在这个质朴的名字后面加上阿姨。母亲笑问原因，并提醒我可能对全职主妇缺乏必要的尊敬。我没有直面内心，立刻否认说别人也这么着。“没有工作”是条线，除了用以划分阶层，还衡量经济水平。后者实质而且要命。好在，那个时代过去了。令人尊敬的美金阿姨在老家种菜抚养两个孩子，来到我们大院以后又继续租“胜利洋”上的菜地，种菜卖菜，帮衬家庭。大院里的阿姨、叔叔，老师、师傅以每畦70斤稻谷的价格租种了院子南面广阔的“胜利洋”土地，改善了生活，增添了乐趣。他们每个人都是种菜能手，拥有良好的劳动者素质。他们本应拥有的无尽的丰收和大年在城市蚕食吞并了“胜利洋”后戛然而止。
“胜利洋”外是七星溪，高高的堤岸把洋与溪隔开。我们青春期是这样度过的：在河边采撷苇珠串成项链和手链，读诗歌，“葡萄园和橄榄林远到天边，金色的渔舟在回忆中更远……”夜晚，听县城的文艺青年嘶吼“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或者“那高高伫立在无垠原野的金字塔”。清唱，极其考验功夫。
感谢“胜利洋”在消逝前养育了我们，哺育了我们的青春。我的大院如今建设成了“教育大厦”，往日那无尽的丰收与大年已不可追忆。美金也不在了，她没有进入今年夏天。站在车水马龙的朝阳路口，我会想起她。
市民广场打太极的男人回了家，自然而然地给女人打起了下手。小店的高汤馄饨肉质细嫩Q弹，手擀面筋道，辣椒酱和醋都很香。我付钱的时候毫不吝啬地表扬。
“真的好吃？”她问。
“嗯，好吃。”我说。
说话间，我想起努力生活的美金。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大千世界里看到所怀念的逝者的影子，尤其小城里的芸芸众生，其生活形态具有很高的相似度，活在琐碎的日常里，男人拼，女人贤。
03
“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走过西大桥、南大桥、彩虹桥、双亭桥、凤嘴桥，不由得吟出完全不是描述此乡的古诗词。尤其重建后的南大桥北岸，灰白的石板路，游廊接砖红栈道，明丽曲折。
接个电话，就跟人家说“我在南门桥洞底下呢”。那里，卖鸡蛋和咸菜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用拂尘赶着蚊虫，外面溪流缓。仿佛来到江南水乡，仿佛又到了湘西凤凰。溪岸人家有一种柔美与狂野兼具的品格。
所以，这里的人也没有什么颓气。
我极少逛街，但逛到那里不由得会买一点东西，草帽、墨镜什么的，两三百元吧，不见得需要。我对朋友说，因为老板娘“俗气得像我妈”。
朋友大笑道：“这人，不地道吧，买人东西还不忘记说人家俗。”
“那要怎样？我都搭上我妈了，这评价还不算高哇？”
真的，老板娘穿着宽宽松松的家居服，白嫩的脸庞匀些脂粉，却掩盖不了衰老和松弛。我从店外的暴雨中冲进去的时候，她倒像是我妈见我淋了雨一样，咋咋呼呼，性子热情又柔软。
某个上午，我在阳光明媚的屋里试戴帽子，那姑娘给我赞许的笑。县城商铺有两个女子，一个恍若年轻的我，一个俗气得像我妈妈，我在她们中间，隐约地感觉到一点神秘的缘分。
闲暇日子，我怂恿着母亲去裁缝店量尺寸做衣服。城市里的裁缝店已属“天涯芳草”，无觅处。连秀美也说，现在的人都买成衣，现成划算。找她做衣服的很少了。但是秀美的裁缝店依然从白鸽岭附近搬到南门桥下，生意愈发红火。
裁缝店的生意主要来自县城工作服、演出服和礼佛服，“六一”“三八”汇报演出。广场舞比赛之前，秀美的店也总是紧锣密鼓，挑灯夜战。除了服装，广场舞还有音响设备，大妈们买音响攀比大声，一定要盖过别的方阵。这个时候，广场周边的居民就不堪其扰了。好在单位空地与河滨公园及时分担了场地负担。其次就是男女睡衣，秀美店里的绵绸很舒适，质量和花色也都有得选择。我不属于前面那些主顾，好比看厌了电子书，想回归到纸质文本，体会慢和闲。况且，秀美店离得近，网购到喜欢的真丝和香纱布料，乘着晚风散步过去托她制作，实在惬意。一年不到，秀美告知，我的喜好已无独有偶。
那个和我同好的女人什么样子？
秀美胖，矮个，胜在白净，笑语盈盈，眼眸清亮，单凭外表都能接单。单子一多，丈夫也来帮忙，女儿也来帮忙。秀美大声叫：“小弟，你赶紧下来。你帮老师剪个裤脚。”小弟，就是男人的名字。秀美的男人在外面赚一份工钱，下班后接着做裁缝店的事。他们打拼多年，买了房。老师，是称呼我。剪裤脚这种常年常规生意，多为批发。大街上的时装店一次买一沓券，顾客或店员送裤子来剪，持券即可。极忙的时候她叫：“阿娜，快点来，妈妈接了大单，你要帮忙。”阿娜是大女儿，上中学，放下功课，上了机台。小女儿刚上小学，会扫地，已经会驾驭一排各种型号、功能的缝纫机。
“我的阿娜就是没空读书。”没空，是因为除了做店里的裁剪车工，大女儿还要帮忙做家务，洗碗，甚至煮饭买菜。阿娜是我在菜市场碰到的年纪最小的顾客。
“那，她学习怎么样？”
“班级前三。”
我听到这个信息，感慨得不行。
04
有一年，我在去三峡的行程中结识了两个女子。一个来自鄂地，另一个来自川渝。
这两位都与舞蹈有关。
她是一位年轻的土家姑娘。打鄂西南来，我们在汉阳一家民宿里相遇。我们住同一间屋子，在一片荷花后面。她睡觉的姿势也像睡莲一样娇懒。她起身的时候，背对着我，把缎子一样黑亮的头发披散到丝绸一般的、淡棕色的背部，然后折起紧凑的腰身，把被子拥抱到胸口以上的位置，露出灵巧的肩。
“你说话的声音一直很温柔。”她说，“而我，总是控制不了语气。”她的声音脆亮。仿佛，她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通过她涂染了诡秘色彩的秀眉大眼流露出来的。她的笑一闪而过，明净灿烂。
她回忆15岁的恋爱。突然有一天，她想考重点高中，独自用功，考上了，分手了。她喜欢读优美的文字，也用优美的文字表达心情。
我被这姑娘的俏丽与时尚吸引，同时也想探究这美妙的青春，接近甩我几条大街的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两个差距很大的人，却意想不到地瞬间相互接纳。她开放，坦率，从不压抑。
我们躺着说话的地方是龟山脚下，俞伯牙遇钟子期，弹奏《高山流水》的地方。
窗子高大、明亮，青藤不知不觉地长长，比我们住进来的时候爬高了一些，阔叶树飒飒作响。
她起身，旋风一样亮相，装束干练：短衫和热裤，十二分秀颀，她的运动鞋是一双豹纹鞋，纹理鲜明、粗犷。
“很漂亮，你的鞋子。”我说。
“谢谢。”她小声地说，“你的蓝色披肩特别优雅。昨天，你进来的时候，穿那件红色连衣裙，很脱俗，很生动。”
她出门，仿佛消失。两个夜晚，一次是她回来以后，我听到洗浴的水声，一次是我进屋的时候感觉她裹着夜岚入了梦乡。下雨的那个晚上，吧台对面的玻璃屋从外面透进浓绿滴翠的树影，与堂屋里的人影叠映成画，画面上那长发垂落的姑娘是她。她和女伴面对面坐谈，姿势端正。
两个女孩子那么静，很难想象前夜她们疯狂地跳了一夜舞。姑娘那双高帮豹纹鞋在我的脑海里旋转、闪烁。这飞扬的青春把我远远抛开。
在宜昌，我碰到另一个舞者。
宜昌的行程是前一个舞者指引的。她要前行到下一站，却让我不妨去她的家乡宜昌看看，从那里方便舟行去三峡直达重庆。我欣然去了宜昌，果然见到她所说的“清透而开阔”的城市。订好船票后，川渝女子就出现在去码头的大巴上。
她的出现无法不引人注目。一个女人，黑瘦，风*瘦，快要融入夜色的黑，穿黑色羽纱超短伞裙，戴贝雷帽，露出整个清凉骨感的后背。帽子下面叮当着耳环，看不清眉眼，只有笑口是醒目的。
我登船后，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她喘息未定地进来了。
“我已经想到你会住进来。”
“我回家，顺便坐船旅游。”
对话消除了陌生感。这川渝女子本是另外一条船的游客，莫名地被分配与我同住一舱。夜里，她从甲板下来，洗了澡钻进被窝。
我用过早餐后回屋，她在床上冲我笑，我嗅到空气里的烟味，说：“怎么有烟味呢？”
“哈，我偷了你两根烟抽！”她调皮地说。
“我很高兴你会抽烟。”我心情大好地送了她一包烟，“不过，游轮广播已经告诫过游客不要在床上吸烟。”
她起身，并不在乎游轮的告诫，不刻意掩饰乳房，它们小巧结实，像静物写生画布上青涩的苹果，不像我猜测的那样空空荡荡。她从餐厅回来时，耀眼的阳光携带热浪已经入侵到屋里。她在后门槛边，面朝江水，背对着我，像一个芭比娃娃。“这是一个用脊背思考的女人。”我在她身后想。
等我们熟稔，她终于脱了帽子睡觉。
“我怕吓着你。”她说。
她说得有道理，我见过的裸体女人多，光头的女人少。
“那你理了光头，你家里那位没有意见？”
“他还能有什么意见？他早把我给踹了。”
“那你，为这事理的光头？”
“本来是气他的，现在想想是气我自己。”
她住沙坪坝，在南坪街闲逛，临时起意购买了船票，打算在宜昌逛够了，再坐船回重庆。上游轮回程后，她想起身份证落在了宜昌的酒店里。她愿意在外面游荡很久，因为家里热，电线又坏了。她想在外面逛到天凉再解决问题。这便是那川渝女子。
我们离船以后，她又买船票去宜昌取身份证。她登船安顿好行李后，去码头附近购置生活用品。开船了，游船当然没有等她，于是，她的行李来来回回漂流了一周。后面的事是电话里说的。
她的心就是游船，而且无处抛锚。
05
我有个学生叫婧芬。严格说算不上学生，她考上大学，享受一份助学金，我受资助方的委托去她家探访才认识她。
她住在鲤鱼溪畔，我们一边赏鱼，一边聊天。她特意强调喜欢舞蹈，街舞，似乎这一点比其他内容更重要。这一点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我对这一点不以为然。她健康挺拔，一字领白T，黑色束脚裤，舞蹈只是张扬个性罢了。乡村的成长阅历，到了成年之际再把舞蹈当成理想未免为时已晚。诗歌、舞蹈、歌唱，这些常常是青春的附属品，狂热一时多，成名成家少。做终身发烧友，也得有相当的物质条件。
然而，她的坚持比我想象的要久。
她离开乡村，出了县城，到外面上大学。除了朋友圈，我无从了解她。于是，唯朋友圈唯舞蹈，模模糊糊地感觉她跳了一整个大学时代。这姑娘似乎拿舞蹈当饭吃了，隐隐担忧，却无法置可否。
我对婧芬的舞蹈前途，是从自身经历来理解的。我青春那时，也曾在旋转的光影里跳过《路灯下的小姑娘》，在尖叫和喝彩中不慌不忙地迈出“太空舞”，控出“机械”手。两年间的课余，认真练习过蹲立、下腰和跳跃，背着羊皮底舞鞋自柳荫下晚归亦充满自信。
我并未从事舞蹈，甚至交谊舞都不擅长。唯观表演时能看出些端倪，并非完全门外汉。对于舞者，也能留心。
某些宁静的夜晚，我会翻检记忆，想到三峡的行程。
白天，船在丰都停靠，上岸做短暂的观光。有人问我：“你这同伴，是学过舞蹈的吧？”何以见得？因为羽纱超短裙吗？当然，她的身材颀长、紧致。我笑笑，无法代她回答，她也不回答，别人看不清那帽檐下的表情，也不问她。大概率是迥异于常人的打扮拒人于千里，抑或不便于沟通的神秘？平心而论，我觉得怪气多些，即便无人发觉帽子下面的光头。
晚上，她力邀我去酒吧。我表示不喝酒，但可以陪她。在斑驳陆离的灯光里她喝酒，并一定要为我点上一杯叫“粉红女郎”饮料。有了醉意，她拉我上了甲板让我拍照，各种造型，或坐或立，两颊潮红，搔首弄姿，大方自如，干脆摘帽子，旁若无人。镜头效果很好，甚至还有旁人喝彩。
风凉人散，她身后的晚霞隐去，水流也慢慢看不见。
这期间，播报游轮经过神女峰。正是舒婷写过“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上痛哭一晚”的地方。之前，她刻意打扮，僵硬且怪气。直到此时，才生动美丽起来。
深夜的甲板变成一方舞台，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她戴着耳机，音乐教她奔放，时而笑，时而吟唱，脚下踏着节奏，在甲板上蹦跶起来。她的双臂摆动出双桨的力度，渐渐地又柔弱如柳枝。然后，定格。如同一株老梅，正在酝酿花开。一缕春风，一朵两朵三四朵，她错落有致的脚步踏在甲板上，呼应着夜晚的清辉。她喃喃自吟，忘了我，忘了她自己，看不出喜悦和忧伤。
我敢说，她没有学过舞蹈。尽管她每天穿的羽纱超短裙有点儿芭蕾风格，身材苗条，体态颀长，但俗气、僵硬。即便此时，她的动作也不见一个专业舞者的规范和美感。然而，你依然为那样的自由挥洒、狂野和专注而感动。
也许之前的每个夜晚，她也是在这里舞蹈，独自奔放、倾情。回到船舱，只是一句：“在甲板上。”
我由之前的包容转到了有一些好感。
很多年过去，我常常不知不觉地想起曾经邂逅的这光头女人，多次反刍，慢慢地理解她，渐渐地把她当成一个真的舞者。比起矫情的表演，那甲板上的舞蹈难道不是真正的，包含了人世的悲苦，却不事张扬，只是独自消解的珍贵的舞蹈吗？
我在写这两个舞者的时候，想到了婧芬。她在朋友圈发什么，我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其实是一种不认可。你上大学只是跳舞？你回到小城来还是跳舞？那你上大学做什么呢？
多年后，此时，我消解了那些抵触，并且翻看了她的朋友圈。“舞哈街舞”，暑假少儿班，成人培训班。有基础和零基础。哦，我明白她在做什么了。她目标明确如第一个舞者，她的专注倾情如第二个舞者——光头女人在甲板上的舞蹈。
我给婧芬发微信。
“你大学毕业后办了舞哈街舞？”
“是的，毕业后半年办的，以前叫舞夷天下。”
后面这个名字显得务实。
刚毕业时她考进了建行，半年后辞职开始创业，开办舞蹈培训机构，如今已六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
“高中就很喜欢啦。那时候比较腼腆，然后上大学就边学习边商演，整个大学啊，可能就这个学得比较精了。”
她有些激动，告诉我，六年了，只有两位老师过问过她有关舞蹈的事。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大学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其他同学都是进公司实习，而她直接进舞蹈机构实习。作为一个经济统计学毕业生，论文答辩讲实习经历就讲舞蹈，幸好有老师支持。过了几年，老师还在QQ空间留言说：“能做自己喜欢的事真好。”
我没有告诉她，六年后我的过问只是因为消除了抵触。她这六年的不轻松，可见一斑了。坚持喜欢和向往自由，当初更被家人视为鲁莽。
我看了下“舞哈街舞”的地址在“胜利街”，这让我蓦地回溯到我那“胜利洋”时代美好而鲁莽的青春。
我问婧芬，我退休了可以跳街舞吗？
她说行啊，欢迎欢迎！
我表示很期待，那一定比大妈跳广场舞有趣。
婧芬说街舞目前太小众，不过却是奥运会项目。她坚持，她期待街舞的大众化。
这个思维立刻甩了我几条大街。
翌日，收到朋友微信，他说过完今年生日就要退休了，退休后给女儿办婚礼。
“都是人生正果。”我回复。
婧芬会迎来事业的大年。退休，也是大年。人生会有好几个的大年。
06
我开始铺垫退休生活，节假日回到乡下老宅去侍弄花木，播种蔬菜。
老宅周遭的住户已不多，对门、隔壁和弄子外皆是残垣颓壁，河石垒的小路上许久才响起空寂的脚步声。有的人搬去“新农村”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的人搬到民望街和学贤路一带的新小区，那里户户洋楼，统一规划。我在老宅的时光，陆续有人好奇。
有人指点栽茶树。
有人指点种稻子。
有人指点喂鸡鸭。
人人好为人师，热情洋溢，对我的田园视如己出。
我可能穿越到了古代，采菊东篱，悠悠南山，我的现代朋友艳羡我的田园。然而，能享受者寥寥。首先是蚊虫，除了改善卫生状况，便是种紫苏、薄荷、米兰驱蚊。然而，娇客们在驱蚊喷雾的帮助下依然惶惶，更别说虫。看见蛾儿尺蠖也要尖叫，就完全无缘田园了。虫，系虫蛇之虫。
乡下的日子难免要碰到蛇，早春挖到两条还在冬眠的蛇，没把人家怎地的。稍晚，朋友在后园用水泥封住一条小蛇的来路。这都轻描淡写了。话说有个仲夏夜，我关窗时，看到一个灵动的脑袋，敲了敲窗，两下。我用手扪了扪玻璃回应。绕往窗台一照，哦，蛇！菜花蛇，不理它。我想了想，应该是前几天晚上从园子的石缝间溜过的那条，小脑袋光滑湿润。它敲窗的时候估计吐了吐芯子，我见那影子颇有几分娇俏。第二天上午，太阳升得老高，小蛇居然还在那里！仔细一看，原来我关窗子太伶俐，夹住了蛇尾，让它白白吊了一夜。它在那里原本要伏击过往的蚊子和老鼠。倒霉的小蛇！放了它吧！我买了雄黄，种了凤仙花，又养鹅驱蛇，然而每年依然有几次造访。
周姐说，日子久了，蛇会熟悉屋主人气息，远远躲开。可是，修炼到人蛇共存，要点底气吧？
采菊东篱更非易事。六年前，我才刚修葺老宅时，往后园东边移种了几次菊花都没有成活。究竟是那菊各种不愿意还是我技拙未可知。买种子播撒，长出来的是金光菊，也叫“黑心菊”，不正宗。最后那次，买结了蓓蕾的大苗种在陶盆里，才见花开。就这样过去了三年。偏我又有《聊斋志异》情结，惦记黄英之黄，总要连片的黄山菊才好，又可赏又可泡饮，买了菊苗种在前庭下，精心养护成一片。当后园菜地已成规模，地厚土肥之时才移了一簇黄山菊过去。东篱有菊，这是第六年。
此时，渐通花草树木性情，偶尔折一枝插在土地上也生根发芽，长成新枝，仿佛瞬间顿悟。
门口竹篱大片黄山菊渐显零乱，花期又仅秋天。从李渔《闲情偶寄》里看到蔷薇最配篱笆，很快改种了各色月季。终于有点“千朵万朵压枝低”的意思。白梅终于开了，蕉下客也终于吃到累累硕果。牡丹也国色天香，想想《灌园叟晚逢仙女》的秋翁，竟觉得也有相似处了。
绿荫匝地之际，父母间或来避暑，厅堂之上常有叙旧的乡亲。有故交，有学生。回忆父亲做乡村校长17年间的琐事，父亲怎样筹资建校，村里怎样出劳力。父亲怎样到家里动员辍学，怎样减免学费，怎样待生产队年底分红时在一旁收取每人2元的学杂费。又怎样在每年水涨时天天背自然村的学生过河上学。“现在几个孩子都安排得很好了。”他们说。他们有从政有从军，有经商有务农，还有的，在附近工厂打工。遇着不如意的学生，母亲叹息，陪在外面小河边立了许久。是个女学生，她反而安慰母亲说：“我可以的，一个人生活，每个月能挣几千。”她骑电动车去工厂上班，车就停在我柴房边上。
今年冬天是历年来最冷的冬天。我病后日日坐在后园里读书，大片阳光。过完大年，气温升得快。一天，老乡闲逛进来问道：“今年松蕈应该是大年了吧？”我恍然想起，已如隔世。
“还早吧？”我说。
“差不多，就是接下来这个时候了。”
我又恢复上班，不得空，也没有寻找松蕈的精力。这一年，是竹笋的大年。退休定居省城的母亲天天都能买到山区运去的鲜笋。我则是一有客来就指使他们到老宅边上随意拔笋，现吃和带走。
这一年，也是杨梅的大年，大街小巷粽香四溢，板车运进城的杨梅，停靠在桥头，东大桥西大桥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卖：“杨梅，卖杨梅，很甜的东魁杨梅……”
我从学校下了课，过廊桥，走碇步桥，沿杨柳岸款步，吹吹河风，看够蓝天白云，赏遍桐枝柳貌便回了家。两岸，蝉声大噪，有人拿了黏竿从树上取蝉蜕做药。
婧芬说，我在舞哈街舞等你，随时约哦。
光阴如梭，流年冉冉。这年景，必是大年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