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儿童之谜

美国亨特学院的天才儿童罗伊在给同学们讲故事

见到佳童时，他正在用一个叫《我的世界》的游戏给他的弟弟和一个邻居的小孩上化学课。他一边讲解，一边熟练地操作着电脑，像搭积木一样，迅速在屏幕上搭建起一个氢元素。

“你知道氢元素是怎么被发现的吗？”他上课的样子看上去很老成，但又有点像在自言自语。“人们发现氢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hydrogen，”他又补充了一句，“hydra就是水的意思，消火栓的英文就是hydrant”。

我注意到他的手边有一张皱巴巴的纸，好像是一幅画，就拿来一看。一片紫色的花海里，两棵歪歪扭扭的小树，前面是一团蓝色的颜料。

我问他那片蓝色是什么？

他说，是奥海。

奥森公园里的一片湖泊。

当时他和父亲一起在奥森公园玩，一时兴起想画画，却没有带画笔，就用树叶和花朵的汁液为颜料画了这幅画。

翻过来，是一连串密密麻麻的数字。他说那是他脑子里闪过的一段曲子。

“你会五线谱吗？”

“会啊，”他心不在焉地回答我，屏幕上的元素已经变成了复杂的化合物，他的课也渐渐远离我的知识范围，“不过五线谱太慢了。所以就用简谱记下来”。

“你是怎么想到这些音乐的？”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12岁的少年大概已经习惯了用这句话来应付来自成人世界大惊小怪的好奇。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为人父母者大都记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也许是他脱口而出一句诗一样的话，也许是某个关于外太空的深奥问题，也许是比同龄人更快地学会一首歌，于是暗自想象，我的孩子莫非是个天才？

即使作为普通的成年人，我们也经常被孩子，尤其是这一代孩子的“智慧”震慑到。他们如此聪明，如此富有艺术气息，提问的时候像小小哲学家，一幅看似无心的涂鸦有时候让人想起20世纪某些艺术大师的作品。

心理学上有著名的弗林效应：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人的平均智商在以每十年2至3分的速度增长。而且，这个分数还在持续爬升中。难怪有人感慨，这一代的孩子长大了，跟我们大概不属于同一个物种。我们是人类1.0，他们就是人类2.0。

但即使在“人类2.0”中，佳童也是与众不同的。他的父亲告诉我，这个孩子从出生以后不久就显露出了一些与常人不同的地方，比如对符号特别敏感，尤其是数字和字母。他对别的玩具不感兴趣，只喜欢一直抠地垫上的数字，不到1岁就认识了全部的数字，不到3岁已经会包括负数在内的四则运算。

只有8岁的著名国际象棋神童Samuel Rzeschewski在柏林赢了26场比赛，只输了一场

一般的孩子在六七岁的时候学会阅读，而且必须在成人的教导与帮助之下。但佳童三四岁时认字量已经达到成人水平，开始自己阅读成人的科技书籍，主要包括天文、化学、数学和物理方面。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正式学过认字——两岁的时候，妈妈给他读书，每读完一页，书上的字他也就基本都记住认识了。

我是通过北京的一个暑期优才夏令营联系上这家人的。我孤陋寡闻，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高大上”的夏令营，但据说这种夏令营在中国一线城市里财力雄厚、资讯发达的家长中很流行，他们甚至不惜花上十几万块钱，送孩子去美国几个著名的暑期天才训练营待上三个星期。

北京这家训练营自称是照搬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CTY（Center of Talented Youth）夏令营模式，全英文教学，覆盖STEM、人文和艺术三大方向。入学还要考MAP（美国学校评估英语阅读和数学能力的测试）。他们的课程看起来很有趣，比如水下机器人、科学刑侦、密码破译、童话模拟法庭，还有百老汇音乐剧什么的，但价格也不菲。佳童在那里上密码破译课，是课上唯一一个非国际学校的学生，但老师评价他是自己见过的最聪明的孩子。

一般来讲，在美国的统一考试或者各种标化考试中，成绩在前5%～10%的学生，会被认定为资优生。包括各种天才营在内的各种资优生教育，都是针对这些孩子专门设计的教育形式。

我本以为又是一个大富大贵之家，但见了面才知道是一个很朴素的家庭。而且，母亲不幸早逝，墙壁的一角贴满了她的照片。照片中她微笑着搂着两个孩子，仿佛仍然在冥冥之中照看着她的孩子。

心理学家艾森施塔特曾经对700多位历史人物进行研究，发现有35%的人在15岁之前就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在20岁之前就失去父母亲的占到40%。其中包括但丁、巴赫、达尔文、米开朗琪罗、马克·吐温、弗吉尼亚·伍尔芙。他们从丧失父母的痛苦中恢复过来，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痛苦转化为创作的源泉。

母亲早逝会在这个如此早慧的少年的人生中留下什么样的印记呢？

国际上对“超常儿童”的一般定义，是指一个孩子在很小的年纪，比如10岁以前就在某些领域达到了几乎成年人的水平。他们的学习和成长呈指数级增长，是在正常人群中不可能看到的爆炸。比如有的孩子3岁就会阅读，有的孩子把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种经验转化成数学题，当同龄人还在学加减乘除的时候，他已经在学代数了。有的孩子5岁就已经能画得极逼真，或者4岁就能像成年音乐家一样演奏音乐。

但总体来说，超常儿童的能力分布常常并不均匀，数学强大的孩子可能阅读上有障碍，语言强大的孩子可能抽象思维，或者视觉空间能力上比较欠缺，同时兼通数字与语言的属于少数。

佳童似乎属于极为罕见的一种超常儿童。他不仅在数字、语言以及视觉空间方面都表现出了天赋，而且还很有艺术细胞——比如他是看了一个叫《小小爱因斯坦》的动画片之后，学会了识谱和作曲。

这样的孩子，在我们内心激发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对他们才华的某种困惑与敬畏——对于这些超常儿童，我们的了解其实很少。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特殊能力从何而来？没有任何血检或基因检测可以检测“天才基因”。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是怎么能倒背如流字母表的？一个8岁的孩子是怎么能在大学课程中拿到A的？

另一方面则直指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失落与痛楚——与他们相比，普通人的人生是否天生就带着某种自身局限，只能以某种速度思考到某一深度，而不可能最终达到卓越的境地？

12岁的音乐神童耶胡迪·梅纽因（摄于1928年）

过去100多年里，心理学更多关注的是疾病、缺陷、障碍，而非健康、幸福、效率。对于特殊儿童也是一样。心理学家更关注的是智力发育障碍、情感障碍、学习障碍的儿童，而不是心智发育超常的超常儿童。

为什么要研究超常儿童呢？

《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刊登一篇文章《如何，以及为什么寻找年轻的爱因斯坦》，谈到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及早鉴别超常儿童，并给予特殊教育的重要性。这符合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那些不能从他们最聪明最好的大脑中受益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

比如新加坡的小学生父母会在孩子三年级的时候收到政府通知，邀请他们参与超常教育项目的考试，包括数学、英语和“一般能力”。1%的孩子会被筛选出来，如果父母同意，他们将参加由政府主持的针对超常儿童的特殊课程。

新加坡的方法代表了超常教育的一种传统形式：以智商测试作为鉴别超常儿童的严格阀值。

事实上，智商测试目前仍然是评测超常儿童最常规的手段。一个孩子智商达到130以上，通常就被认为是超常儿童，这些孩子在人群中的分布比例大概是2～3%。只有1%的孩子智商达到140。智商达到160以上的孩子则更少，大概百万分之一。

智商是由对多种能力的测试结果组成的综合数据，包括逻辑推理能力、记忆力、学习能力以及心理加工速度。这些测试的成绩被整合，然后与其他人的进行比较。完美的平均智商被定义为100。正如其他可变的人类特征（比如身高），智商的区间分布在一个标准钟形曲线上。

但是，智商测试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智商测试能很好地预测一个孩子在学校的成绩表现。它可以筛选出具有超级语言与数学能力的孩子，但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孩子在视觉空间、音乐、肢体动觉（舞蹈、运动）、人际（与他人合作）、内省（理解自我）方面有独特的天赋。”波士顿大学心理系教授艾伦·维纳（Ellen Winner）告诉我。

维纳教授是美国研究超常儿童的权威专家之一，在美国超常儿童教育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她对超常儿童的兴趣，是从艺术开始的。“一旦你开始研究艺术行为，就不得不面对才华的问题。关于音乐、艺术的才华，最终导向对普遍意义上的才华的兴趣。”

“我们很少注意到正式知识领域之外的才华，”她说，“在美国，人们倾向于将知识领域的才华称为gift，而将非学术领域，如音乐、视觉艺术、运动等领域的才华称为talent。但这其实是一种毫无必要的区分。”

她认为，无论在哪个领域，学术、艺术、或者体育，超常儿童都表现出三个共同特征。

第一，早熟。无论是语言、数学、音乐、绘画、空间、机械、运动、以及与领导力，甚至道德相关的能力，超常儿童都比普通儿童更早到达一定的发展阶段，他们学的更容易、更快，能到达普通儿童永远无法到达的水平。

第二，自学。他们的学习很少需要成年人的辅助，而经常是自学。他们会想出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说明他们是有创造力的。不过，这种创造力是小c：他们会以新的方式做出发现、解决问题。而大C则是指变革整个领域的能力，就像达尔文以进化论变革了生物学，毕加索以立体主义改变了绘画。只有工作了10年以上的成年人才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超常儿童是不具备大C的能力的。

第三，强烈的动机。对于他的才华所在的领域，他们有着近乎偏执的兴趣和强烈的内在动力。这些不是被父母逼着刻苦用功的孩子，他们的动力来自内在，他们会耗费大量的时间磨炼自己的技艺，长时间地沉浸其中，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你无法逼迫一个普通的孩子花几个小时读谱或者做数学题，但你无法将这些孩子与他们热爱的乐器、电脑或者速写本分开。除此之外，他们往往更内向，更愿意独处，因为需要时间磨炼他们的才华，他们通常也比同龄人能更好地处理孤独。

维纳的丈夫，霍华德·加德纳就是著名的多重智慧理论（multiple intelligence）的开创者。他认为，我们应该从多维角度来看智力，并提出了衡量智慧的七个维度——多元智能，包括语言智慧、逻辑数学智慧、音乐智慧、人际关系智慧等。后来他又加入了“自然智能”——有一些孩子显然在生物领域有超常的才华，比如达尔文、皮亚杰、威尔逊都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很好地分辨自然世界里的生物。

这种理论突破了传统智力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人类的认知是一元的，可以通过单一的、量化的手段来测量，而这恰恰是智商测试的基础。

加德纳经常用的一个比喻是，如果你相信“一般智力”，你会以为我们的大脑是一台单一中心、功能齐备的计算机，它决定我们在生命中每一个面向的表现。但如果你相信多重智慧，那就意味着我们有好几个同时运转的电脑，一个处理语言信息，一个处理空间空间，一个处理音乐信息，一个处理关于人的信息……

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最早提出了“一般智能因素”的概念，即擅长一种心理任务的人往往也擅长大部分其他的心理任务。虽然我们对“G因素”如何存在并作用于我们的大脑并不了解，但它似乎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它可以预测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结果——你能挣多少钱，你工作中的生产力，还有最令人震惊的：你早逝的可能性。

整套“M“版斯坦福-比奈智力测试道具

“美国智商之父”路易斯·特曼就是“一般智力”的信徒。在他的斯坦福－比奈特智力量表（采用了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的一个早期版本）中，给出了一个g的实际等效值（包括了语言、记忆能力、可视空间能力、精细动作协调性，以及感知技巧等），并称这是确定一个人天生智力的理想工具。也就是众所周知的IQ测试。

从1921年开始，特曼启动了一项长达35年的天才跟踪研究计划（他去世之后，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他在加州招募了1500多名IQ（Stanford-Binet标准）超过135的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作为研究对象，代表当时加州该年龄阶段最聪明的1%人口，并追踪他们之后的事业和人生发展轨迹。

他的目的是，第一，了解天才儿童的最佳培养环境；第二，打破关于天才儿童的一些刻板印象。他认为这些天才儿童不仅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都表现出优越的智力水准，而且社交与情感能力也比普通孩子更好。

但令人失望的是，他的“天才军团”中大部分长大后都没有对社会做出什么创造性的贡献，他们很多人从事的都是很普通，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包括警察、文员、海员、打字员等等，其中30%的男生和33%的女性甚至没能大学毕业。反倒是两位当年因为IQ不足129而被拒之门外的少年后来得到了两个诺贝尔奖：半导体的发明者之一威廉·肖克利以及物理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茨。

但是，50年后，美国的另一个天才儿童军团却取得了辉煌的战果。SMPY（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大体可以翻译成“关于数学能力早熟青少年的研究”，是美国心理学家朱利安·斯坦利1971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启动的一个超常儿童研究项目。

这个机构在45年的时间里追踪了美国约5000名在全国排名1%的超常儿童的职业和成就（这些孩子基本上都在青春期早期就考上了大学），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对超常儿童的纵向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他们从小到大在学校各个年级的表现、大学的录取率、硕博士学位的获得率、科研专利的获得率、论文发表数量、进入职场后的年收入水平等等。结果发现当年占据金字塔尖1％的孩子都成了一流科学家、世界500强的CEO、联邦法官、亿万富翁。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如数学家陶哲轩、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一点不夸张地说，这些人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与特曼相比，斯坦利有两点根本不同之处。第一，他没有使用IQ测试，而是用SAT的数学考试来选拔具有数学天赋的超常儿童。也就是说，数学能力比智商更能预测一个人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就。后来，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了空间能力的重要性——空间能力是创造力与创新的试金石。那些数学和语言能力不怎么突出，但是空间能力出色的孩子往往更可能成为工程师、建筑师和医生。

“破天荒第一次，SMPY提供了一个大样本基础，将教育领域从对基本智力的关注转向对特定认知能力、兴趣和其他因素的评估。”美国心理学会天才教育政策中心负责人Rena Subotnik如此评价这些研究的意义。

第二，斯坦利没有止步于发掘天才，而是设计了大量针对超常儿童心智特点的特殊课程与方法，比如跳级就是很好的办法，给这些超常儿童与他们智力水平相匹配的挑战，不仅能极大地促发他们的学习动力，而且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和学术能力。在其中一组对比实验里，跳级的天才儿童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取得专利的概率，比没跳级的孩子高60%。

除了数学、空间能力之外，还有其他能力直接指向一个孩子未来的成功吗？

维纳教授告诉我，她正在进行一个在绘画超常儿童的研究项目，她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鉴别绘画天赋的早期迹象？这些孩子身上还呈现了哪些特别的视觉空间与认知能力，从中是否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以预测未来哪些孩子成年后能成为极具创造力的艺术家？

这些问题不可能从智商测试中找到答案。事实上，她认为高智商与视觉艺术、体育能力之间的关系不大。路易斯·特曼的研究对象中就有一组以艺术特长入选的天才儿童，15个孩子中只有一个智商超过130，可见高智商与绘画才能之间并没有关联。

很多人怀疑高智商与音乐才能之间的关系，但她认为，目前几乎所有被研究的音乐天才儿童都集中在古典音乐领域，他们往往来自高知家庭，他们要学习识谱，参加正式课程，每天练习——与孩子每天在学校做的事情很相似。所以他们的学习成绩更好也不足为怪。

基于SMPY研究团队数十年来对5000个孩子的成长观测，总结出了以下8条教导孩子的黄金准则。

① 给孩子经历丰富多样人生体验的机会。

② 当你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某方面兴趣特别浓厚，或是在某方面能力特别强的时候，一定要给予孩子充分发挥这种兴趣和能力优势的机会。

③ 不要只满足孩子的智力发展需求，更要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④培养孩子的“发展性思维（growth mindset）”：你要表扬和称赞的是孩子的付出的每一分努力，而不是他们的“能力和才干有多高”。

⑤ 鼓励孩子接受挑战（Benbow把这种挑战称为“智力危机 intellectual risks”）、去经历失败，并在失败中成长。

⑥ 千万别给孩子贴上“天才”“神童”这种标签，这会成为孩子巨大的压力，久而久之会不堪重负。

⑦ 家长和老师应该共同探讨孩子的需要。聪明的孩子经常需要更多具有挑战性的学习材料、更多的支持以及更多自己学习的自由。

⑧ 对孩子的能力做准确的评估与测试，这样不仅能帮助你认识孩子的能力（IQ究竟有多高？具体是IQ中哪一部分的智力更高？），也能尽早发现孩子成长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阅读障碍、多动症、社交与情绪方面的挑战）。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超常儿童研究中心主任施建农

“在中国，关于超常教育最大、也最危险的误解就是，通过超常教育，可以把一个普通儿童变成超常儿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超常儿童研究中心主任施建农很无奈地告诉我。虽然30多年前，他也是出于同样的天真，读了一本《卡尔·威特的教育》，一个关于19世纪一个德国牧师父亲如何将一个傻儿子培养成天才的故事，才走上了研究超常儿童的道路。

“早期教育可以把傻子变成天才，对一个想当老师的人来说是很诱惑的。但是，你研究得越多，一个人的心理，包括认知、智力，大都跟生物性密切相关。通过营养，可以提高孩子的身高，但它是有限度的。智力也一样。”施建农告诉我。

很显然，超常儿童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比如维纳认为，“当我们看到很小的孩子在接受任何训练之前就展现出的惊人能力，这就是天资最有力的证据。”

两年前，俄亥俄州心理学家Joanne Ruthsatz分析了18多位超常儿童——5个艺术、8个音乐、5个数学，发现他们之间的共性既不是智商（他们的智商从100到147之间不等），也不是训练时间，而是强大的工作记忆能力——一种涉及复杂心理任务，包括问题解决、语言理解等的认知系统。这位心理学家还认为天才儿童与自闭症儿童之间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他们有相似的基因，却没有表现出缺陷，也许是有一种基因变异阻止了这个过程。

但是，过去几十年来，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似乎更倾向于认为，真正的天才是由后天努力造就的。比如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经纽约客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异类》一书而深入人心。

其实，《异类》中提到了大量的关于天才诞生的社会文化因素，包括时机、文化背景等，但人们似乎只记住了“一万小时定律”——“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一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

这个定律其实最早是诺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和威廉·蔡斯在研究国际象棋大师的成长时总结出来的——在国际象棋领域达到最高水平至少需要10年苦功。后来，佛罗里达州大学的心理学家安德斯·艾瑞克森将这项研究扩展到许多不同的领域，包括医药、写作、音乐、艺术、数学、运动等。他们的结论是，任何领域内的高超技能都是在超过10年且不少于1万小时的训练下获得的（也就是每天三个小时），无论是令人赞叹的小提琴演奏家还是另辟蹊径的物理学家。在达到一万小时之前，没有人能在某一个领域获得真正的成功。

所以，在这一派的心理学家看来，根本没有天生我才这回事。任何领域的天才都是目标指向的艰苦训练，所谓“刻意练习”（指针对某领域有计划、有针对性的练习）的结果。连莫扎特、高斯、梅纽因这些天才都是长期艰苦训练的结果。

但是，最近的研究显示，在成为专家的道路上，某些人要比另外一些人花费更多的刻意练习。最好的证据来自认知心理学家Fernand Gobet和Guillermo Campitelli对国际象棋棋手的研究。他们发现，对不同的人来说，达到国际象棋的最高水平，所需的刻意练习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人需要3000个小时，有人需要2万个小时。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神奇数字。

否定天赋的存在，与证明天赋的存在一样不易。因为需要必须将先天从后天中剥离出来。但事实上，天赋与努力、动机之间几乎是不可分割的。

动机，是一个诠释天才之道的新维度。比如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一直对动机如何影响孩子的智力表现感到浓厚的兴趣。她在研究信念和智力的关系的时候，对比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固定思维（fixed mindset）：我不认为我可以提高自己的智力，它是怎样就是怎样。另一种则是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智力是一个我可以不断投入和培育的能力。

她惊奇地发现，这种信念系统对于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成绩表现有着巨大的影响。有着成长型思维的学生会为了自我提升而不断地投入和努力，他们会积极地面对复杂的挑战。但有着固定思维的人则倾向于逃避复杂挑战，拒绝成长的机会，失去了变得更聪明的可能性。更严峻的是，这种态度上的智慧影响着人的信念系统，从而影响他们大脑的运作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

其实，上世纪50年代，就有一位叫安·罗的心理学家曾经试图将动机从智力中分离出来。她分析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的人生经历，发现区分他们与同事之间的最重要的差别，不在智力能力，而是专注与努力。

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一层思考，这种专注与努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影响呢？

行为遗传学告诉我们，几乎每一个可测量的心理特质，包括智商、人格、艺术能力、数学能力、音乐能力、写作能力、幽默风格等，都具有可遗传基础。同样，关于天才的每一种特质，不仅仅是智力，还有个性特征，比如对新经验的开放性等，以及动机、能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遗传的。

自弗洛伊德以来，许多心理学家都从各自的学术视角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童年很重要。但直到最近几十年，我们才开始真正了解早期生命经验如何具体的作用于一个人的大脑。其中最革命性的一个新兴领域是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研究的就是一个人的早期经验如何在他的DNA上留下印迹，比如在某些情况下会永久性地激活某些基因，或关闭另外一些基因。

当谈到基因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时，很多人相信基因的决定性力量，是你的DNA告诉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做什么事情。但事实上，基因从来不单独起作用，而是必须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才能起到作用。没有任何一种物种像人类这样处于多样化的环境中，这也说明了没有一种物种能像人类这样跳出基因决定论的限制。

所以，智商并没有限制我们能力的极限，相反，它是我们的起点。只不过有些人的起点确实比其他人更高而已。但是，正如美国作家戴维·申克在《天才的基因》中所写的：“从受孕的那刻开始，我们的脾气秉性、智力和天赋就进入了成长环节。基因本身无法单独决定我们是口若悬河还是笨嘴拙舌，是粗俗无礼还是彬彬有礼，是抑郁沮丧还是欢快怡人，是乐感十足还是五音不全，是身手矫健还是笨手笨脚，是敏而好学还是脑不开窍。每天你都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促使某些基因活跃起来，你的生命时时在与基因进行着交互作用。”

我向施建农教授请教，到底什么是智力？

他说，智力就是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

也许，高尔顿关于智力的观点即使到今天仍然有它的合理性，所谓智力就是一系列认知能力（包括记忆、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使个体能很好地适应自己所处的任何特定的环境。我们都不过在适应现代社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