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特工 第九 脱险归来

第九节 脱险归来

话说43年7月我父亲与刘老四乘坐羊皮划子，达到陕北的高家村以后，我父亲是千言万语化成二个字：谢谢。我父亲把身上所有的钱塞进刘老四的怀里。同时也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我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刘老四眼睛眨巴眨吧说：先生，你是共产党？是八路军？真人不露相啊，真人不露相啊！

我父亲说：老四，其实你才是高人啊，你回去以后不要谈此事，将我的请假条交给学校就好。今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找我。我父亲望着刘老四远去的背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可惜以后工作繁多，斗争艰难。四九年以后南下到了四川，我父亲也没有见过恩人刘老四了。

回到阔别三年的绥德县界首村，回到阔别三年的中共沿黄河工委，心中无限感概啊，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走进机关的大门以后，碰见一个同事，他惊恐地望着我父亲问：见鬼，你是晋友荣？你才见鬼了，我不是晋有荣谁是晋有荣？一时间晋友荣回来了的声音，传遍了工委小院。

王文达、黄石山*和徐登甲*都跑出来，和我父亲紧紧地握手。辛苦了，辛苦了，我们工委都认为你牺牲了。宋希贤出事以后我们都知道了，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以为你回不来了，不容易不容易啊。

汇报进行了整整一天，情报分别以简报抄送各个上级部门。接下来就是立功受奖，秘密机关也没有一个挂大红花那一套，最后放假三天。

这时候中共沿黄河工委发生了变化，根据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命令，中共沿黄河工委撤销，王文达*调离，全体人员并入另外的中共河东工委。但是工作性质不变，依然是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三天以后徐登甲和黄石山分别和我父亲谈话，根据我父亲的具体情况，已经不适合再回隰县工作。（是不能回去，宋希贤中校正带着专案组，满大街找我父亲呢）安排我父亲潜伏到到日军占领区中阳县城维持会从事秘密工作，

同时要我父亲到离石县碛口镇找新的工委*范明汇报请示工作。你看这个工作机构，也就是编制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沿黄河工委存在两位*当时就可以拍板定夺了。

这机构取消，编制没有老麻烦了，明明可以决定的事情，那是一定要让新的顶头上级知道批准的。你看，我父亲屁颠屁颠地跑到碛口镇，找到河东工委*范明，范明说：同意两位*的意见。

我父亲在闫督军那里已经工作三年了，现在换到小日本占领区去工作，所有的工作程序，经验都要改变，都要适应。就像一个公司在非洲工作的员工，马上要到中东去工作，你得适应好长一段时间，规则都不一样。

我父亲现在成了全科大夫，以前是沿黄河工委的王牌特工，现在是河东工委的王牌。幸好有在离石县四区工作的经验，那个时候是公开身份和小鬼子、汉奸干，现在是秘密战线和小鬼子干。准备妥当之后，我父亲一头就迈进了中阳县城进行潜伏工作。

第十节 晋绥日报“秘密收发员” 信检特工成了大生产模范

我父亲在中阳县秘密战线工作的时候接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社会部的调令，要我父亲到晋绥日报工作任内部收发员，我父亲认为一个堂堂的区委*级别情报员，中共一个地级区域的秘密工作大员，本地王牌特工去当收发员？我父亲嗨了去了。

你看看一般的单位的收发员，都是一些年纪大的老同志，平时收收邮件发发报纸，工作轻松照顾老同志。哪里看见年纪轻轻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担任收发员，而且这里的收发员还不止一个人，整整一个班啊。其实这里的收发员，并不是简单的收发员，而是秘密工作当中的一项基本工作：简称信件检查员。

当时我父亲的顶头上司是黄石山同志，黄同志正在晋绥日报经理部任主任，主管后勤。堂堂的秘密情侦头头到报社管“后勤”，也是醉了。估计黄领导也是负有使命到晋绥日报来主管“后勤”工作的。

一天黄石山找我父亲谈话：友荣我知道，你对收发员这个职称不球安逸，收发员怎么了？不要把收发员不当干部。我们情侦人员的岗位没有大小，你现在是中共晋绥分局的内卫干部，任务就是检查私人信件，只要是国统区、敌占区来往的，统统要实行信检。有什么疑点和问题向我汇报。报社只有党委*廖井丹知道你的情况，对任何人不能提及这个事情，注意保密。

当然了你也不是一个人，报社的通讯班归你指挥，他们负责具体的干活，不要以为信检很简单，你还干不了你，你那个大鸡爪子把别人的信件一拆开，就不能还原。那人家收信的人还不把你骂死。你负责领导协调，就这样，好好干吧。

报社当时在兴县高家村，晋绥日报（最早的名字是抗战日报）的名气在当时的敌后根据地是很大的，晋绥日报时任社长就是廖井丹同志，他知道我父亲的收发员的工作性质，所以对我父亲和报社通讯班比较关心。经常来和通讯班视察工作，了解情况，这样一来二去我父亲和廖井丹同志就认识了。

我父亲当时信件检查工作不是很重，因为当时报社人员往来国统区和小日本占领的敌占区的信件，不是很多。报社里面有没有什么明星，搞得追星族的信件要爆满。但是大生产的运动期间，报社的生产任务很重，每一个下面的机构和个人都有指标。我父亲和通讯班共11个人，都是正当年的大小伙子，吃嘛嘛香，牙好身体好。所以我父亲对通讯班的生产任务从来不担心，小菜一碟。

社长廖井丹有一天找到我父亲，说：友荣啊（回到根据地，晋岳就恢复实名制了），你看我们的报社的生产很重，你搞生产很有一套，你看我们报社生产运动怎么搞比较好啊？啊呀，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一套，廖*一席话，激起我父亲雄心万丈。

廖社长到底是知识分子，其实作为领导直接给他们派任务就行了，但是廖社长还是转了这么大一个弯。让下级心服口服。我父亲说廖*（廖井丹同时任晋绥日报党委*），您的意思我明白，我们通讯班都是大小伙子，报社其他的同志们是知识分子，完成种田的任务是比较困难。这样吧，我代表通讯班，愿意将我们的生产任务翻翻，（哈哈，提前翻翻，进入小康）保证完成任务。

廖*一看高兴地笑了，说小晋同志如果你们通讯班能够完成报社超发的任务，我代表报社党委一定给你们重奖。

此话当真？军中无戏言。有了廖*的承若，我父亲本人精心计算、规划，亲自开荒种地种菜，报社要搞基建，我父亲带领通讯班扛石头背材料。通讯班成了报社里面的战斗机。

大生产运动来了以后，全体报社的人员都有开荒种粮的任务。种田对报社的知识分子来说那是相当艰苦的，但是对我父亲这一些本来就是农民的青年来说，就是一盘小菜。报社分配通讯班都任务提前完成，年底通讯班责任田的粮食获得空前的大丰收。

报社召开兑现暨表彰大生产先进份子大会，除了通讯班本身完成任务不算，仅仅我父亲一个人就完成上交了粮食六斗，折算为90公斤义务公粮的任务。廖*亲自给他带大红花，那是一个光荣啊。更有吓死宝宝的是：廖*还奖励我父亲6个大洋，一吹嗡嗡响，真金白银。六个袁大头现在差不多要一万块钱，我父亲成了万元户，提前进入小康了。通讯班的一帮小伙子，要我父亲请客，我父亲豪迈地说到：没问题走。

还没有等到我父亲请客，廖*又找到我父亲了，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友荣啊，报社周文总编的老婆郑育芝，又到我办公室来扯皮了，哎……。

晋绥日报总编周文的夫人名字叫郑育芝。事情是这样，郑育芝交收发室代邮寄银元六元，到四川的老家。每个收发室都有一套严格的收发程序，收钱之后给了收据，到邮局汇款也是有相应的凭证。

但是郑育芝说：她老家来信没有收到六个袁大头，往返了好几封信，还是一口咬定家里没有收到袁大头。郑育芝女士看见老家没有收到袁大头，就上访廖*，廖*有什么办法？只好来找我父亲和通讯班商讨解决办法。

当时收发室收钱的时候，都有二人以上的工作人员作证，收到袁大头以后都在当天交给邮局来的的信使。应该是收发室没有任何工作失误。但是郑育芝女士家里没有收到这笔钱，她心里不爽，所以发扬了不依不饶的精神坚持上访，六块银元在当时是一大笔钱啊。山西到四川，这中间要经过日本占领区，国统区，其实邮局的信使也证实他们收到6块大洋，并说他们快递到四川了，至于四川为什么没有收到？本地邮局说：你问国统去四川邮局去，他们也不知道。

鬼知道是哪一个人黑了这笔钱?架不住总编夫人天天上访，这不廖*又来找到我父亲了。我父亲看见廖*一脸发愁的样子，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为了通讯班的荣誉，为了解决领导的难处。豁出去了，把自己的六块袁大头拿出来赔上。廖*对这个举动很感激，说道：我知道你们通讯班不会拿这笔钱，你们顾全大局，谢谢啊，谢谢。

廖*倒是感谢我父亲，但是我父亲的那一帮通讯员不乐意了。说好的聚餐没有了，那可是天天吃黑豆的年代。所以小伙子们已经见老大了。小伙子背后嘀嘀咕咕地说：我父亲是为了讨好领导。他们很有意见。你们有意见？我父亲就没有意见了？俺辛苦苦干一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1年后我父亲调出报社，到晋绥分局下属的社会部继续从事敌工工作，但是和廖社长在这一年的时间内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廖井丹：后任中共成都市委*，中宣部副部长）

（周文： 作家，曾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秘书长，晋绥日报总编、社长，重庆新华日报副社长，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