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时盛行择日文化，殷商用龟卜而战国时有日书，唯独西周择日方法文献阙如。文章假设循环出现的干支和吉凶有联系，通过穷举性地统计分析西周春秋干支俱全的带吉日标记的铭文，构拟出一种基于干支吉凶搭配规则的择日法模型，并用天子册命礼发生的日期去检验，结果与模型大致相合。这一西周择日法模型与《礼记》等传世文献反映的择日系统在时代和方法上都有区别。
引言：文献阙如的周代择日操作系统
《尚书·洪范》论九畴之一为“稽疑”，它的程序首先“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其次依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的原则，向五类主体征询意见，综合卜筮结果与各方反馈，对吉凶的判断将产生四种可能性：“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吉”，“作内吉，作外凶”，“用静吉，用作凶”。[1]按《书序》及篇首所言，这是武王十三祀得自箕子之口的一种吉凶选择系统。
殷周盛行占卜吉凶之术，由殷墟及周原甲骨可知。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曾论述“由卜士们使用的卜法是如何促进了一种占卜唯理主义的发展，正是这种占卜唯理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时代的信仰和宗教的结构”。[2]延及战国秦汉，还有日书、卜筮简，蔚为大观。小到出行择日、追索失物，大至家国祀典、戎师会期，占卜选择之方法作为先秦时代人对宇宙秩序认识论的重要应用，遍及生产生活与生命史的方方面面。逮至东京，班史《数术》一略，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中秘所藏天文蓍龟杂占书籍，当以千百计。南朝梁时官修目录，命祖暅别撰数书方技名录，与四部相抗礼而为五。隋唐以降，流派滋衍，不烦赘论。
然而由于数术文献的“迭代性”，加之天灾兵燹，纸上之材料不断流散亡佚，要仰赖地下之材料来补苴、纠缪，重建当时人的信仰与思想观念。如日书这类选择术的文献，在1970年代前学界难有相关研究，幸而地不爱宝，直到最近我们才稍有可能还原战国秦汉时人占卜择日以定吉凶的操作系统。是以至今我们据以考定制度的纸上材料和考古发掘所获的出土材料，对于周人卜筮以定日辰吉凶的方法，仍付之阙如。这正是本文想探索的问题。
我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作为记日符号、循环出现的天干地支，与吉凶当有联系。推而演之，正如《周易》之爻有阴有阳，符号化的干支也可分为“吉”的天干、“凶”的天干、“吉”的地支、“凶”的地支。[3]对这个假说如何证实或证伪呢？因为卜筮择日本质上是应用技术，在成形后经历过无数次实践，我们采用统计的方法去检验样本，便会得到对假说或有利或不利的结果。理想状态下，有效样本的基数越大，解释力就越强。
在这些实践的记载材料里，铜器铭文最为大宗。事件发生后铸成的铜器铭文所记干支，当能客观映射周代择日术的系统。金文内容具有相对的真实性，但也要考虑到其有主观性的偏差，因为青铜器铸造事关飨祭祖先等重要典礼，具有纪念意义，凶日很可能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我们在选定样本范围时，应该以“吉日”为标准，那些极少或根本不出现的干支则相对不吉。笔者不揣谫陋，将依据一基本假设，围绕金文材料采取统计的方法，按照“统计—演绎—检验”的框架，考求周人以干支为构成要素的一种择日系统。博雅君子尚祈教之。
一、作为吉日标记而非月相的“初吉”
金文材料本有碎片化、零散化的不足，再加上外界因素的破坏，能够识读完整干支的金文只占少数。而干支俱全且有明确“吉日”标记的金文更是其中少数。战国以降，青铜器“物勒工名”，金文的用途和文例都发生了变化，记干支日点与事件的铜器铭文稀如星凤。一次占卜择日实践不可能重复产生同样的事件，多器同铭的情况只能视为一个有效样本。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选择的样本以干支俱全且有明确“吉日”标记为准绳，时代以春秋为大致下限，西周早期为上限，重复出现的铜器铭文只记录一次。
在开始统计之前，我们还要澄清所谓“吉日”的概念。在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干支前面经常出现“初吉”一词。[4]自王国维提出四分月相说以来，董作宾、叶正渤、张闻玉等学者皆认为“初吉”与月相有关，刘朝阳、黄盛璋、张永山、刘雨、冯时、彭林等学者认为“初吉”与月相无关，其中黄盛璋的“初干吉日”说近来影响颇大。然而无论从天文历法上看，还是从训诂上解释，“初干吉日”说均难以成立。刘雨、冯时分别对静簋、晋侯苏钟诸器历日进行排比，发现初吉并非严格分布在上旬十干。[5]李勇的《西周晚期初吉历谱集成》运用多种建正与置闰构建初吉历谱，排除了历法假设的干扰，得到的初吉月龄也多在下半月。[6]刘雨在《金文“初吉”辨析》一文中首先指出“初吉干支日是周人择出之吉宜干支日”，彭林的文章则从传世文献出发，推翻了郑玄以“初吉”为朔的训释。[7]
我们围绕这一问题，首先提出几则（我们与学界一些观点的）共识。一则曰历法的共识：
（1）西周的月是太阴月，闰月置于年末，也就是可能出现“十三月”。
（2）初吉与月相无关。辨析见前引刘、冯、李、彭诸家论述。
（3）既望是满月或前后的几日，既生霸、既死霸的时段分别包含上半月和下半月。可参考景冰、徐凤先等学者的研究。[8]
二则曰训诂的共识：
（1）金文中出现在干支前的“吉日”“初吉”“月吉”等词，其含义的并集是铭文记载的日期对施行某项计划的活动而言为“吉日”，如即簋铭文“唯王三月初吉庚申”便是说某年三月庚申日为吉。我们赞同刘雨、彭林的主要观点——认为“初吉”就是卜筮所得的第一个吉日。我们对“初吉”概念的规定是，在一定的干支范围里逐项占卜，一旦得到吉日便不再对剩下的干支占测吉凶，这样得到的吉日便是“初吉”。从这点来讲，它与“吉日”“月吉”并无本质不同。
（2）新发现的周初铜器荣仲方鼎铭文云“王作荣仲宫，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生霸”与“吉庚寅”应当分开读，生霸是“既生霸”的简略写法，这里的“吉”实际等同于吉日标记。盖指王作荣仲宫以前，已经选定十二月庚寅此日为吉，适为本条共识的确证。徐王子????钟铭文云“唯正月初吉元日癸亥”，“元日”训善日，“初吉元日”仍可视为吉日标记。
（3）“辰才（在）”某干支，即指某干支这一确切日期。按《仪礼·士冠礼》有“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又言“吉月令辰，乃申尔服”，互为对文，知“辰”与“日”同训。[9]《汉书·叙传上》：“辰倏忽其不再。”颜师古注：“辰，时也。”[10]《左传·昭公九年》有“辰在子卯”[11]语，可与金文相参证。
在这些共识的指导下，前面说的明确“吉日”标记可包含“初吉”“吉日”“月吉”等词。我们将“唯六月初吉，辰才（在）辛卯”这类记载视同于“六月初吉辛卯”的繁文，算作干支俱全的有效样本。
二、干支吉凶关系图表
我们利用“先秦甲骨金文简牍词汇数据库”[12]检索，总共得到242条西周春秋时期干支俱全且有明确吉日标记的金文样本，整理分析如下。
242条样本里，除5条无明确月份外，237条均带月份，没有一条在十三月（闰月）。有分布的月份中，七月仅有2条（甲戌、丙申）。
全部六十干支中吉日分布最多的是丁亥（有98条样本，占比40.5%），次多的是庚午（24条，9.9%），第三多的是庚寅（11条，4.5%），其余都在10条以下。无吉日分布的干支有16个：甲子、戊辰、辛未、癸酉、丙子、丙戌、戊子、己丑、乙未、庚子、辛丑、甲辰、壬子、丙辰、戊午、辛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丁亥，年代分布在西周时期的只有26条样本（仍然多于庚午），其余则分布在春秋，这个特例我们将在第四节详细讨论。
我们用Matlab软件将数据可视化后得到图1。
图1 金文样本吉日干支频次关系图
注：圆面积越大表示数量越多；干支出现次数为0标为0，对应干支不成立（如“甲亥”）则留空白；用颜色区分量级：1—3为黑色，4—10为绿色，11—50为蓝色，大于50为红色。
离析干支，分别统计天干和地支的出现频次，得到表1中的结果。
表1 金文样本吉日天干和地支的出现频次
以出现10次（4.1%）为阈值，分别有86.8%、89.7%的天干、地支大于阈值。很容易观察到在天干中恰好有5个天干占优：甲、乙、丁、庚、壬；地支中恰有6个地支占优：寅、卯、午、申、戌、亥。换句话说，天干和地支都各有一半“偏吉”，我们暂且称之为“吉干”和“吉支”。[13]相对地，另一半的天干和地支相对“不吉”，我们认定它们为“凶干”和“凶支”。吉干和吉支组合形成一个干支日序，依照《洪范》体现的逻辑，这一干支日吉的属性将倍增，我们借用“良日”一词来表示；凶干和凶支组合，同理不吉的属性将倍增，我们发明“恶日”一词来标记；若吉干与凶支、凶干与吉支组合，则两者吉凶有可能相抵，我们暂且用“常日”来描述。
按这一理论，推算得良日16、常日28、恶日16。如表2所示。
表2 干支良日、恶日、常日表
注：黄色区域为良日，绿色区域为恶日，无填充色区域为常日。
良日全部、常日大部分有和吉日标记搭配的记载，因为这两种干支本身有吉的可能。而恶日一般不应该出现带“初吉”等吉日标记的情况，推而言之，由于青铜器铭文的祭祀或纪念属性，在全部的金文中恶日干支的出现也是不寻常的。如丙子、丙辰两恶日，在数以万计的金文中一次也没有出现。本节之末，附上西周春秋时期反常出现吉日标记的恶日干支表（表3），以备大家参考和解释，也为不赞成我们说法的读者提供例证。
表3 恶日干支初吉表
*注：由于“元日”是否等同于“善日”或吉日学者尚有不同看法，如王恩田认为元日即朔日。栾书缶的时代，瓯燕等学者认为是战国时器。所以我们并未将栾书缶的“元日己丑”视为有效样本计入，但在这里列出参考。
**注：NA开头的编号来自《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锺柏生等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版）。
三、卜筮以择日的两种系统和解释
所谓良日、恶日、常日，对周人择日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受到殷墟甲骨卜辞和《周易》筮法的启发，认为这三种干支日序为进一步的卜筮择日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范围。
裘锡圭在《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一文的结语部分，提出了“选择性卜辞”的概念，认为这类卜辞与正反对贞卜辞一样能反映出占卜的决疑性质。[14]选择性卜辞有一部分命辞的焦点是时间，如黄组卜辞有：
A.乙巳卜，在兮：叀丁未
众。
B.叀丙午众。（《合集》35343）[15]
邓飞从多个角度对殷商卜辞前辞所体现的占卜时间进行系统整理，并同样将天干和地支分别统计，发现殷人占卜时间具有选择在天干癸日以及在地支双日（丑、卯、巳、未、酉、亥）占卜的两个倾向。[16]前辞反映的干支选择倾向与在哪天占卜有关，而命辞里反映的干支选择倾向与决定未来哪天施行某一事项有关。如果对干支不加选择地逐一命龟，则命辞将多达60项以上，过于繁琐，不具可操作性。有时间选择倾向后才能确定选择范围，有范围后才能占卜决疑。
在筮法方面同样如此。如刘光胜曾指出，清华简《筮法》筮数中“六”和“七”出现频率明显比“四”“五”“八”“九”高，“六”“七”由此符号化上升为阴爻阳爻。[17]我们认为清华简《筮法》的这种筮数间符号爻与数字爻的功能分工，可以很好地提示我们思考六十干支间良日、恶日与常日的分化。
综合了龟卜与筮占的《洪范》稽疑法所体现的逻辑，正是采用多道不同的程序对未发生事项的吉凶进行预判，每道程序的主体各自有一套价值判断标准，所谓“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占卜吉凶的事件有内、外、静、作（动）之别。在乃心、龟、筮、卿士、庶民五者之间，最重要的是龟，其次是筮，龟从、筮逆犹得“作内吉”，若龟逆、筮从则只好“用静”方能得吉了。在龟筮皆从的前提下，乃心、卿士、庶民三者间任意一逆二从的结果都是“吉”，三者的决疑重要性应该相近或相同，都比龟、筮低。[18]我们认为，干支的重要性也不应高于龟、筮所代表的神权。另外，《老子》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19]在选择占卜的时间范围时，战争等事件的标准可能和祭祀典礼的标准恰好相反。
基于前面的讨论，我们初步建立了周人择日方法的一种模型：人们事先将天干和地支各分为相等的两组，一半为吉一半不吉，干支搭配形成16个良日、16个恶日和28个常日。占卜进行某项事件的日期时，依照与该事件相应的标准选出时间范围。干支吉凶搭配规则的重要性远不如筮、蔡，吉凶最终当以龟兆或筮数为定。在实际执行时，若可供选择的区间内恶日较多，也可以通过占卜的方式“逢凶化吉”。卜筮不可能无限次数地进行下去，所以传世文献有“卜筮不过三”的说法。在我们的模型中，逐项占卜一旦得到吉日便不再进行，所以会产生“初吉”这类表述。
卜筮的公式化倾向没有改变它决疑的功效，在实践与总结的相互作用中，卜筮的程序有了动态的发展。这一过程的重要体现就是卜筮择日所遵循的干支吉凶搭配规则。这样全新的择日系统，既不同于殷墟的选择性择日卜辞，也不同于后世公式化的岁月日禁吉凶。我们认为它极有可能是周人的新发明。
其差异主要在于，它处在随机性的占卜与由经验抽象而来的程式化选择术之间。《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20]根据孔子这段话似乎可以认为，文王之《易》是从商人的占卜实践中总结而来，故观《坤》《乾》能知殷商的精神。我们未来的研究，或许还应有“上探其源”的尝试，也就是说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周人的择日程序是从商代的占卜记录中总结而来吗？一个可能的取径是选取某组带验辞的卜辞，看其中是否会产生类似“干支半吉凶”的规律性。
西周早期因革之际，这一系统可能尚未完全定型，至西周中段当严格遵循此法。到了西周晚期以迄战国，礼乐崩坏，丰镐制度渐被废弃，数术知识也加速迭代更新，[21]这一变化解释了下面的现象。东周铜器中的“吉日唯己”“初吉孟庚”“吉日初庚”“择厥吉日丁”这类只记天*金文，或许反映了天干与地支在地位上的变化，地支与时间向度的联系逐渐减弱，转而与天象结合表示十二方位。在天干内部，吉*项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己日的频次开始上升。由于地支不再参与时间选择，良日、恶日、常日的搭配便无从成立。仅用天干作为时间选择范围，取消了常日的不确定性，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简约化、整齐化，下文中刚日柔日的划分或从此生出。东周金文大量出现的“正月初吉”“初吉丁亥”，说明当时已经认识到“正月”“丁亥”为吉的概率较高，铸造青铜器的活动便直接固定在丁亥日进行，这暗示了一种固定化、去占卜化的倾向。
由于缺乏共时的西周数术文献，本文不拟在利用出土材料构建的择日法与传世文献的占卜记载之间做不恰当的“趋同”工作。仅条列传世文献有关先秦时期择日系统的记载，作为参照。
文献上有天干分刚日和柔日的记载，以《礼记·曲礼上》所记为最全：“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凡卜筮，旬之外曰远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吉事先近日。……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龟为卜，荚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孔疏：“刚，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为刚也。外事刚义，故用刚日也。”[22]以天干五偶为柔日的划分方式，或可与殷人占卜时间多选地支偶日的倾向对观。《礼记·表记》云：“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卜、筮不相袭也。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筮。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违龟筮。”[23]在孔子表述的择日系统中，“大事有时日”并非固定在某个日期举行，而是为龟卜提供一个选择范围，小事则不拘刚日柔日，临时筮占即可。
又有所谓疾日。《左传·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24]我们认为疾日是某种禁忌日期，与作为不同事项选择范围的刚日柔日有别，前文提到的七月（仅2条吉日分布）、闰月（无吉日分布）则很可能是禁忌月。[25]疾日这种禁忌日期的起源大概较晚。
《仪礼》中的《士冠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都有先筮近日、若不吉则筮远日如初仪的诹日之法。[26]《左传·宣公八年》：“礼卜葬先远日，辟不怀也。”[27]《左传·僖公三十一年》：“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28]丧事先远日、吉事先近日的选择范围，小事有筮、大事卜日的占卜方法与《曲礼》记载相合。这说明《礼记》的择日系统至迟在鲁僖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29年）前已经成型。
我们回过来看稍早时代的文献记载。《国语·周语》载虢文公谏宣王籍田事，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29]韦昭以来学者都根据前文“农祥晨正”等天象，注“初吉”为立春日。立春这一节气西周时是否已有尚未可知。就天文学知识而言，虽然陶寺观象台经科学观测已复原出大概20个节气（与二十四节气不是对应关系），但二分二至是春秋时代测定的，而今天的二十四节气可能要到秦汉之间才告完备。事实上这段文字应当联系籍田礼来解释。周代籍田礼是周王亲耕以率民稼穑、登祀上帝的重要活动。我们认为“初吉”是指占卜所得的籍田日期，并非固定的日期。同时我们推测，西周时重大活动日期的选择可能要提前一旬以上占卜，以便为后续的仪式留出时间，这就不符合《礼记》择日系统的“吉事先近日”原则。虢文公所说的“古者”，说明这种制度从宣王以前就开始施行，与我们构拟的西周择日系统在时间上有重合的地方。
《小雅·吉日》：“吉日维戊，既伯既祷。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从其群丑。吉日庚午，既差我马。”[30]依《毛诗序》这是记载周宣王田猎的诗。郑玄以来学者都用《礼记》刚日柔日的系统去解释“吉日维戊”“吉日庚午”。此说只看天干不管地支，然而宋人已疑地支有吉凶。《汉艺文志考证》“宫宅地形二十卷”条引范氏曰：“其作新邑也，卜涧水东，瀍水西，又卜瀍水之东，则推其不能决者，而令之龟，其法盖止于此。彼风水向背，附着之说，圣人弗之详焉。虽然甲子作于大挠，尚矣。宣王揆日以田，既吉戊，又吉庚午，则枝干固有吉凶。”[31]可谓卓识。用我们的西周择日系统来看，庚午正为良日。“吉日维戊”与金文“吉日隹己”正相应。六戊中有戊辰、戊子两个恶日，余为常日，如果经占卜选择戊午日祭祀马祖，去庚午十二日，尚不太远。[32]
《小雅·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33]二月初吉，是诗中人物择日所得的吉善行期。一般认为《十月之交》的“朔月辛卯”是我国最早的朔日记载，《小明》和《十月之交》都是西周幽王时候的作品，则幽王时或已能推算朔日，不必像以前用肉眼观测来定月首。即便按毛传的训释“初吉”为朔日，早期人们无法预告朔日，按天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以朔日为吉也是后来的事。
时代较为模糊的文献记载中，《墨子·明鬼》云：“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则圣王务之。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于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岁于社者考，以延年寿。’若无鬼神，彼岂有所延年寿哉。”[34]墨子引用的这段“商周之书”，或有讹文（郭沫若改读为“用伐祀社方，岁于祖若考”[35]），但应该是与祭祀有关的《尚书》类文献，渊源有自。孙诒让据礼经疾日之说疑“卯”字有误，又据《汉书·翼奉传》“是以王者吉午酉也”改为“酉”，稍显迂曲。丁卯正是我们确定的良日之一，时代又大致符合，不烦改字。
《大戴礼记·夏小正》：“丁亥，万用入学。丁亥者，吉日也。万也者，干戚舞也。入学也者，大学也。谓今时大舍采也。”[36]“丁亥者，吉日也”以下是传文，虞万里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夏小正》的传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口口相传，经秦汉经师附益而来。[37]这说明在《夏小正传》的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丁亥是吉日的认识。这一观念的形成，可能是由于早期择日实践中出现大量的丁亥日，后来的人们便将丁亥固定为一个吉日，相应地东周金文里有多例“初吉丁亥”出现（上文已经提到，我们统计的98例丁亥样本中有72例分布在春秋）。另外，经文将万用入学置于二月，但二月未必有丁亥，这一矛盾之处或许正是后儒刻意整齐月令，附会造成的。在经文的时代，入学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二月择一吉日进行，未必即为丁亥，后儒以当时丁亥多吉日的观念，添作丁亥。这样解释较合情理。
《吕氏春秋·季春纪》：“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高诱注：“乐以和民，故择于是月下旬吉日，大合六乐，八音克谐，箫韶九成。”[38]是月为季春三月，大合乐之礼为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参加的重要活动，尚且安排在月末择吉日举行，则黄盛璋初干吉日之说不可信。这一大合乐礼未必真在历史上实行过，但造作之说亦有所本。或可说明在其写成的战国时代，仍然流行在特定时间范围（某月某季）内选择吉日举行相应活动的做法。《吕览》诸纪与《夏小正》同为月令文献，应当反映了西周择日之法在东周以后的余绪。
四、用天子册命礼发生的干支来检验
册命制度是西周礼乐文明的代表之一，传世文献与铜器铭文都不乏记载。两汉时期也有册命诸侯王的礼仪，西汉是“史官择吉日”，东汉之初是“太常择吉日”，不管施行择日术的机构是史官还是太常，这一吉日都是通过龟卜确定的。《史记·三王世家》有“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39]（乙巳是西周择日系统的常日）。我们受到汉代诸侯王册命礼启发，如果真的存在一种西周择日系统，周天子册命诸侯臣下时不可能不依据这套系统预卜吉日。在西周金文里，天子册命铭文比起祭祀、飨醴等活动的记录有更清晰的流程，主要环节包括：周王即位、傧者右受命者入门、立于中廷北向、秉册史官授王命书、王呼宣命史官册命、赐物、受命者佩以出反纳瑾璋等。[40]
我们以“即位”“中廷”“王在”“太室”等为关键词检索，辅以学者总结的册命制度细项，筛选出62例西周天子册命金文，[41]进行整理分析。
这部分铭文里，大都带有“初吉”标记，也有无初吉而带月相词语的：“既生霸”16例，“既望”5例，“既死霸”1例。这或许说明西周天子册命礼多选择在上半月进行，但不一定在上旬。除了七月，各月都有分布，甚至宣王七年器牧簋有“十又三月（闰月）既生霸甲寅”册命的记载，七月为禁忌月之说或可得证。
六十干支方面，丁亥13例最多，甲戌12例次多，庚寅有7例。离析干支分别统计，得到结果如表4。
表4 西周天子册命金文中天干和地支的出现频次
与前面归纳得到的吉干、吉支相比，册命礼选择的干支里不尽为吉干、吉支。但仔细观察发现，天干戊日特多，但9例戊日中戊寅5例、戊戌4例，丙日丙寅1例，辛日辛卯1例，都是常日。地支里反常出现的凶支有丑日丁丑2例，巳日乙巳1例，也是常日。恶日一例都没有出现。至于吉干壬没有见到，完全有可能是样本太少的缘故。壬日的发现有赖于考古发掘或是对现有材料的更全面梳理。
总的来说，我们构拟的西周择日方法模型经受住了天子册命礼干支的检验，并说明天子册命这样重要的典礼在预选时间范围占卜时也可包含常日，至于选择的标准还需进一步探索。根据我们构拟的系统可以预测，未来如果出现新的册命礼日期资料，无论是青铜器铭文或竹书，只要其时代能够确定为西周，它们的干支极有可能是一个良日，而绝不可能是一个恶日。
结论
基于对金文历日材料的观察，我们预设了“初吉”不是月相词语而是吉日的标记，并通过穷举性地统计西周春秋干支俱全的带吉日标记的铭文，进行整理分析，构拟出一种西周择日方法的模型。这种模型的基础是干支吉凶搭配规则和随后的卜筮，但卜筮的程序尚不清楚。用于预选时间范围的干支搭配规则包括5个吉干和6个吉支：甲、乙、丁、庚、壬；寅、卯、午、申、戌、亥。另外一半的干支则为凶干、凶支。它们的形成在早期很可能有某种神秘性的解释。吉凶搭配得到16良日、16恶日和28常日。根据不同事项的相应标准从上述三种干支里选定时间范围，再进行占卜最终确定日期。重大活动日期的选择可能要提前一旬以上占卜。
这种模型行用的时代和方法都与传世文献的《礼记》择日系统不同。后者的要点包括：天干刚日、柔日之分；丧事先远日，吉事先近日；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大事有时日，小事临时占卜。《礼记》择日系统能与《仪礼》《左传》相互印证，这套系统应当在春秋时期实行过一段时间。这种把干支划分为阴阳的做法，在汉代的行道吉凶术里还能看见，而且在汉人那里，天干仍然比地支更具决定性意义，这表现为天*权重都是“二阴”或“二阳”，地支只具备“一阴”或“一阳”，行道吉凶是由干支的阴阳相加所决定的。[42]
早期数术知识里的确存在某种月份禁忌。天干吉凶整齐化、春秋以后疾日说法的兴起和铸器多用“丁亥”等现象，反映了殷商卜筮文化向后世岁月日禁的“日书”文化的转变。从月令类文献和《礼记》择日法看，春秋时期社会上层使用择日法在原理上与西周并无大的不同。预选时间的方法由干支吉凶搭配转化为独用天干，或许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地支逐渐固定为代表十二辰、十二次，即与方位而非时间有关。“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43]灵龟是神异之物，初非士民所能用。在社会中下层，《史记·天官书》记载了天文占验知识在战国时的新变化：“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44]择日术本质上是人们趋吉避凶的一种实践理性的体现，它在战国时可能同样有程式化、平民化的倾向。战国人不再依赖占卜者宣扬的天神意志，而是发展出多套岁月日辰吉凶理论，作为生产生活的指导。
我们的研究肇端自对王国维“四分月相说”的反思。“四分月相说”建立在当时全面审视金文资料的基础上，并进行合理假设，以构建西周历法制度，可称惊人之洞见。但我们不应忘记，一个科学的假说是可以被修正或推翻的。从今天的研究来看，既生霸、既死霸、既望的分布可以稍作修正，而“初吉”为月初七八日的说法应可放弃了。我们的构拟也是如此，有待进一步的检验。它建立在长时段单一材料的统计和推演上，经过初步检验，确定了干支吉凶的搭配规则以及部分占卜策略。我们相信它具备一定的预测性，也即在未来的考古发掘新材料释读和对已有旧材料的重新审视过程中，西周重要活动选择的吉日不会分布在恶日，有可能分布在常日，但最有可能分布在良日。
研究所使用的材料都是相对共时的，我们既要强调不同时代制度的区别和变化，也需承认某些知识的延续性。由延续性预想西周择日方法的缺位，由历时变化的普遍性规律推知，构拟得到的西周择日系统与文献上的《礼记》择日系统有所不同。而后者在先秦文史研究里尤其重要。论殷周体系以秦汉为旁证，是见龙有尾，以秦汉制度上推殷周，则神龙无首，恐有时代错乱之虞。
本文由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徐建委教授）修订而成，好友李元号协助绘制了图1。在清华第三届数字人文“未来学者”论坛上宣读后，又蒙许可、唐宸、朱翠萍、邱伟云、袁晓如等先生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1]五类主体即乃心、龟、筮、卿士、庶人，这里面最重要的是龟，其次为筮。龟卜有五种征兆，筮法有贞、悔两种标准，以此推演吉凶。原文作：“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04—405页。原书无标点，引文标点为作者自行句读所加。下文所引《十三经注疏》本同。
[2]这段话转引自（法）马克：《法国战后对中国占卜的研究》，《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汪德迈原作之中译本可参看（法）汪德迈著：《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金丝燕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
[3]《周易》中的二元哲学与上古“以数为纪”的思想，为这一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除了汪德迈的著作，还可参读：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刘光胜（《从清华简〈筮法〉看早期易学转进》，《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张怀通（《〈尚书〉新研》，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等人的研究成果。
[4]也有不带干支单独出现的“初吉”，约占前者的十分之一。20世纪以来对此问题的讨论，参看陈絜：《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20—126页。
[5]刘雨：《金文“初吉”辨析》，《文物》1982年第11期；冯时：《晋侯穌钟与西周历法》，《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冯时提到“吉日系统的日点应是人为择定的，因而不可能具有历法的循环特征”，可谓卓识。冯文曾建议“联系初吉干支出现频率的统计思考一些问题”，张永山对春秋战国时期带有“初吉”的200条金文材料进行了穷举性的分析（张永山：《金文“初吉”新考（之一）——东周金文“初吉”整理研究》，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香港，1993年），均与本文在方法论上有出门合辙之巧。
[6]李勇：《西周晚期初吉历谱集成》，《天文学报》2017年第2期。
[7]彭林：《说初吉》，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主编：《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28—132页。
[8]景冰：《西周金文中纪时术语──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的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1期；徐凤先：《以相对历日关系探讨金文月相词语的范围》，《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1期；徐振韬主编：《中国古代天文学词典》，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第2066页。
[10]班固著，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15—4216页。
[1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4468页。
[12]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秦甲骨金文简牍词汇资料库，https://inscription.asdc.sinica.edu.tw/c_index.php，2022年3月3日。如未作说明，本文所引用的金文材料及其释文均来自该数据库。
[13]基于前文我们对青铜器功用的认识与推测，吉的干支更容易出现在铭文里，出现频率特别高的干支可能偏吉。
[14]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9—337页。
[15]释文引自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第336页。
[16]邓飞：《甲骨占卜时间的选择倾向》，《殷都学刊》2019年第2期。
[17]刘光胜：《从清华简〈筮法〉看早期易学转进》，《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
[18]其中的量化决策原理，可参考刘高远：《〈洪范〉“稽疑”的数量关系》，《焦作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9]许嘉璐主编，李春晓、翁美凤点校：《老子校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70页。
[2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3064页。
[21]太史公说春秋战国“天子微，诸侯力政……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44页），现实社会的急剧变化，促使东周各国君臣产生强烈的快速预测吉凶的需求。我们说西周晚期，是把这一礼崩乐坏变化的时间节点上推到厉王失政的共和前后。数术文献“迭代”“迭代性”的讲法，得自程少轩2020年8月18日作的“出土数术资料整理研究杂谈”讲座，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K4y1L7ge/?uid=4256314A4B3479314C376765，2023年6月1日。
[2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2708—2711页。
[23]郑注认为“大事则卜，小事则筮”和“有事于小神无常时常日，有筮，临有事筮之”是很正确的见解。但他认为大事有常时常日，似乎认为重要活动有固定的日期，一如新莽时喜用戊日、唐朝有上戊祭祀之典，这未必符合西周的情况（我们有些怀疑戊日为常吉，是后儒从“吉日维戊”附会而来）。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3568页。
[2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4468页。
[25]刘雨指出七月很可能是周人禁忌较多之月，其月为秋之始，古称肃*之月，并引《吕氏春秋·孟春纪》为证。见刘雨：《金文“初吉”辨析》，《文物》1982年第11期。
[2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第2038—2041页。
[2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4068页。
[2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3796页。
[29]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17页。
[3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919页。
[31]王应麟撰：《汉艺文志考证》，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玉海》别附，第4073页。
[32]朱熹云：“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与？”然而并无确据。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85页。
[3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995页。
[34]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41页。
[35]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36]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4—45页。
[37]虞万里：《从〈夏小正〉传文体式推论其作者》，《中国经学》2012年总第9辑。
[38]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3页。
[39]司马迁撰：《史记》，第2110页。
[40]代国玺：《西周册命制度补论》，《孔子研究》2021年第1期。
[41]它们的《集成》或《新收》编号分别是：4250、4251、4266、4267、4272、4283、4288、4316、4343、4462、5418、6516、9723、9898、10170、NA0633、NA0663、NA0840、NA1874、2786、2817、2819、2821、2825、2827、4202、4244、4253、4274、4279、4285、4286、4287、4294、4296、4303、4312、4318、4324、4340、NA1394、NA0748、2804、4268、4277、6013、2814、2815、4246、4255、4257、4196、4209、NA0879、4276、9728、4258、4197、4342、2813。
[42]黄一农：《从尹湾汉墓简牍看中国社会的择日传统》，《制天命而用：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9—104页。
[43]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5页。
[44]司马迁撰：《史记》，第1344页。
来源：数字人文 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