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疫，瑞典的“群体免疫”策略屡遭诟病。粗放抗疫不仅拖累了疫情控制和瑞典经济，还闹出了抹黑中国试剂盒的乌龙。
作为中国近代改良派的代表，康有为曾对瑞典赞誉有加。然而，如若康有为活到2020，又会怎么看待在疫情中“躺倒”的瑞典呢？本文作者便通过瑞典之行，与康有为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本文为下篇，。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海裔】
二
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看斯德哥尔摩城区，而是探访康有为在斯德哥尔摩城郊的故地。第二天，我留出一个上午的时间，去康有为买岛建北海草堂的沙丘巴登（Saltsjöbaden，康有为称稍士巴顿）。
早晨8点多，我从老城南边的斯鲁森（Slussen）长途客运站坐25B路巴士，到达Henriksdal站，换乘25号线轻轨到终点站沙丘巴登，全程半个钟头，交通还比较方便。而康有为当年是从斯德哥尔摩先坐汽船，再坐汽车一个小时，才到达沙丘巴登的，交通要比现今差很多。
沙丘巴登车站，南行过桥即为康有为岛 （谷歌地图截图）
从轻轨站出来，向前走一小段路，就能够看到海了。只见一个小岛呈现在眼前，通过一座小桥，与沙丘巴登半岛的陆地相连。这座小桥是与沙丘巴登这个半岛相连的三道桥梁之一，另外两道都是通往陆地。岛上树木茂盛，边缘多巨石。这就是康有为1906年购买的岛，现在叫做Restaurangholmen（“饭店岛”），大概是因为“北海草堂”消逝之后，这个岛上开过饭店而得名。
康有为在《避岛诗集》中序曰：“瑞典岛屿百亿，山水幽胜，有岛在瑞京南湖中，万松盘石。栖栖无所，买山隐焉，名曰避岛，号曰北海庐。”这就是他对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岛的描写。他作诗《北海庐》云：
结庐依北海，更在海中岛；高想钓璜人，遁世心乐苦。
“钓璜”，指向周文王访吕尚的典故。“钓璜人”指的应该就是明君。康有为在内心中，是将自己与中国古代的贤臣相比较的，在旅欧时，也时以俾斯麦自比。一位原本要为君主与国家建功立业的贤臣，如今遁世于北海，心境之郁结，可想而知。
康有为岛的位置 （谷歌地图截图）
如果不过桥，向右手边走，就可以看到坡上有一个白墙黑顶、形如城堡的建筑群，俯瞰着底下的水域，水边一片金黄的芦苇，停泊着许多小划桨船、小游艇以及仿古的小帆船。上得坡去，建筑群前面有一片绿色的草坪，竖着两根旗杆。这个形似城堡的建筑群，就是沙丘巴登的格兰酒店。康有为带着女儿康同璧和学生暨未来的女婿罗昌，在这里居住了二十多天。
左为沙丘巴登的格兰大酒店，右为康有为后来买下的“饭店岛” 海裔摄
这也是一个相当有故事的饭店。1938年，瑞典劳资双方的代表在这家饭店经过漫长的谈判，达成划时代的协议，开启了瑞典的社会民主新时代。他们的协议，也被称为“沙丘巴登精神”。而到了9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汪晖也曾下榻于此。
在格兰酒店盘桓片刻，我下得坡去，踏上小桥，走向康有为买下的Restaurangholmen（“饭店岛”）。海风在耳边呼啸，天气非常冷，我的鼻子都冻得有点发红，但心跳很快，按捺不住夙愿得以实现的激动。
这个小岛，环岛有一圈小径，中间则是一个小坡，松树掩映着一座三层的楼房，这肯定是康有为的“北海草堂”破败之后，别人所修建的房屋。我登上坡，细细观察这套楼房。它环抱一个小院，居高临下，俯瞰东南的海域，然而当下楼中似乎空无一人。站在这小院的开阔地带，往下看，海风扑面而来，三面都是海域，海域之外，又可以看到陆地，看到岸边零星的度假别墅。
“饭店岛”上的小院 海裔摄
陆地环抱一个海域，而海域又怀抱一个岛，这是何等奇妙的空间嵌套啊！而斯德哥尔摩的老城，何尝不是这样一种结构呢？我到此处才悟出，康有为“北海草堂”所在的“饭店岛”，从地理空间布局上说，就类似于斯德哥尔摩老城所在的城岛，被湖水环绕，并通过桥梁通向湖外的陆地。他盛赞斯德哥尔摩山海形胜，但在此，他可以独自拥有一个这样的城。
康有为岛俯瞰图，岛上的小院清晰可辨 （谷歌地图截图）
居住在这个岛的小山坡上，有海中之山的感觉，然而此海又非汪洋恣肆、无边无涯的水域，而是被几面陆地所环抱，平日可见扁舟泛于其上。海风吹拂，顿觉自身如同水边的芦苇一样，融入这山河景象之中。耳边松风拂耳，脚下松径散发着松针的清香。康有为有三首诗描写松林之下的感受：
廖一天
松风何寥寥，绝顶俯万壑。长天浩无穷，望极蔚蓝幕。
松浪崎
石矶盘平曲，晏坐落花深。下有碧浪声，上有青松阴。
松径
长松二百株，郁郁涛不静。碧水青山中，扶筇行此径
松风、松浪、松涛、松径，碧水青山，长天无穷。怪不得康有为1904年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就对女儿和未来的女婿说：“天下山水之美，瑞典第一；瑞典山水之美，以稍士巴顿为第一，而吾得之。”徜徉在山水之间，可行庄子之逍遥游，得佛家之解脱。
康有为岛的松林 海裔摄
然而，康有为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流亡者身份。在来到沙丘巴登的前一天，他在斯德哥尔摩以东的申堪（Sandhamn）听到光绪帝师翁同龢于6月底去世的消息，“大盘陀石上，望北海哭之。海风怒号，海浪汹涌，青天惨惨，若助吾哀。”康有为是带着一种沉重的被流放的挫败感，来到沙丘巴登的。这种挫败感，让他有在山水之间了此残生的思绪，但始终又无法放弃内心中的责任感。观其这段时间的诗文，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张力始终纠缠难分。
康有为听到翁同龢噩耗的Sandhamn （谷歌地图截图）
下岛之后，我沿着水边走了一程。这片水域确实是度假胜地，海边经常能看到富人的别墅，住宅色调洁白或明黄，建筑华美。康有为买岛于此，与众多瑞典权贵相邻，瑞典国王也有行宫在沙丘巴登。这是康有为遁世之地，但也可以说是在瑞典的入世之地——即便僻在北海，他仍然生活在一个上流贵族社会的氛围之中。在斯德哥尔摩，他与瑞典国王和外相见面会谈，还让外相为他访问土耳其撰写介绍信。
亲临斯德哥尔摩之后，我读过的康有为游记的许多细节，就被激活了。我注意到，他坐着格兰酒店的马车，到处观光，去过瑞典的剧院、养老院、济贫院、浴场、图书馆、铸币厂、监狱、大学、木工厂，等等。让他特别感到惊奇的是有几点：
——斯德哥尔摩城里没有贫民窟，临湖的房子，“衢道广洁，崇楼六层，五色相间，白沙垂窗，吾东方之王公不能望矣”。康有为原以为都是富人住的，却考察后发现穷人也是住这样的房子。他了解到的原因是，瑞典对城市规划控制比较严格，不允许穷人自己乱盖房子，而是由富人造房子，租给穷人住，因而有比较统一的建筑风格，斯德哥尔摩穷人的居住条件远胜过英、法、德等国的穷人。康有为感叹“此政干涉太过，于民或有未便者，然于国体之壮观则甚美矣。”康有为认为，既然世界还没有达到大同太平之世，目前还处于“万国竞争”之中，瑞典这种限制自由的做法，有可取之处；
——康有为观察，瑞典仍然是一个穷国，物价便宜，老百姓的收入很低，税却非常重。原因在于，虽然是个小国、穷国，君主和政府要维持一定的体面，一定的支出是必不可少的，而这落到平民的身上就是沉重的负担。这里他又生发评论，比较大国与小国，小国不仅民众的负担重，而且在国际场合，经常被大国俯视。康有为顺带着又讽刺了一下自己的学生梁启超、欧榘甲一度持有的“分省自立”的想法，指出如果中国分裂成一系列小国，那么这些小国的国际地位，必然是非常低下的。
梁启超（资料图）
——但瑞典作为一个进口大于出口的穷国，又如何能够做到大兴土木，让穷人也住上体面的房子呢？康有为首先想到的是靠银行来激活财富，他写过《理财救国论》，主张清政府开办官方银行，发行纸币，银行向外贷款，即可激活社会流通，扩大经济再生产。他甚至了解到瑞典银行在房地产方面的操作——只要手头有两万元付个首付，就可以与工匠签订十万元的房屋建筑合同，将房屋抵押给银行，用银行的贷款来偿还工匠的工钱，再慢慢偿还银行贷款。房子还可以卖给别人，或出租，这样可以以较小的成本，撬动更多的社会财富。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中写到过如何发挥银行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在瑞典了解到银行运作，让康有为对自己的《理财救国论》更为自得，在其《瑞典游记》中多次自我推荐。
——康有为游济贫院，看到里面非常整洁，“浴厕皆如富贵家”，穷人每日由国家发给零用钱，照看病人的仆人也由国家发薪。这个恤贫院居然已经运作五十年了。这让康有为感叹：“仁矣哉！如见大同之世也。今虽未至，然美意良法如此，亦可谓升平世矣。”
——然而康有为对于瑞典的学术水平评价不高，他访问了斯德哥尔摩的大学，发现瑞典的知识分子通常是去德国留学，这说明本地的学术水平还没有起来。这也进一步坚定了他的想法——如果要“物质救国”，就要考虑向德国学习，派人去德国留学。
康有为在《瑞典沿革考》中总结：“吾游瑞典，既艳既惊，既笑既怪，俯仰大地，百感交集，又未有若斯之甚也。”让他十分感慨的是瑞典这个僻在北海的小国骤然崛起的速度。而一旦崛起之后，它就可以俯视许多文明古国。康有为又顺便比较了日本与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在康有为眼里，日本可谓晚近的“暴发户”，然而一旦崛起，在欧洲人眼中就建立了文明的形象，盖过了中国的风头，以至于“吾以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告欧美人，皆不信，以吾为夸饰自誉其国也。”这让康有为感慨“祖宗世阀不可恃，而白屋奋兴更得荣也。”中国的过去让康有为感到骄傲，而中国的当下让康有为感到惶恐，而瑞典的迅速崛起经历，让康有为产生一种巨大的紧迫感。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资料图）
康有为在欧洲每到一地，如有感慨，必作诗一首。探访康有为故地后，我也心生无数感慨，成诗一首，兹录如下：
一个人的岛屿
他曾面对波罗的海嚎啕大哭
连维京海盗的幽魂都在巨浪中心生恻隐
祭罢故人，他登临沙丘巴登半岛
在松林里盘坐于石头之上
身后芦苇变黄，秋风渐起
他从半岛动身前往北极
看埃奇岛的太阳在地平线上循环往复
北极的太阳还要兜多少个圈子
他挂念的东方星斗才能结束下坠
从曲线的谷底折返银河的王座
他一掷千金，买下海中的巨石
通过一道桥梁与半岛的陆地相连
海水环抱着一个人的岛屿
他站在崖上仰视满天星斗
一股无法遏制的力量，将他的目光
引向水域之外的重重陆地
在一个人的岛屿，人比岛更为安静
他坐成那块比瑞典王宫呼吸更深的石头
当国王透过堡垒的窗户，用带着尖钩的目光
巡视着波罗的海与腹地湖泊的水道
他在岛上凝视着国王的侧脸，用毛笔
在纸上勾勒出一只秃鹫的身影
这是骤然腾飞纵横北方的秃鹫
和猛兽们撕夺世纪的残存猎物
当欧亚大陆血肉横飞之时，人们才知道
沙丘巴登的海面多么平静而幽深
从万木草堂来到北海草堂
大同之音在黑暗中秘传不宣
秃鹫的羽毛却总是拂过滴血的伤口
勾起无以名状的悲愤与哀伤
三
康有为在《瑞典游记》和《瑞典沿革考》中注意到的许多特征，在接下的一百年里继续得到发展。比如说，康有为注意到铁矿与木材资源丰富，冶金和木材加工业是当时瑞典的重要产业。事实上，铁矿与木材资源，为瑞典工业奠定了重要基础，瑞典先发展木材加工业和采矿业，后来发展起采矿冶金、特种钢冶炼、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和家具制造、造纸等产业。今日瑞典的六大支柱产业分别是采矿冶金、林业造纸、机械制造、制药、电力和通讯，其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
瑞典发达的军事工业，也得益于铁矿与木材资源。瑞典虽然多年不打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在名义上宣布“中立”（实际上有很多小动作），但古斯塔夫建立的重军传统一直延续下来，今天的瑞典有着强大的军事工业，是世界最大的武器出口国之一，冷战期间一度研究过核武器，现在仍有比较完备的核工业。
尽管康有为认为当时的瑞典仍然是一个穷国，但在其中看到了升平世乃至太平世的一些特征。这里的穷人有着相当好的居住条件，与富人的差距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大，瑞典的政府收重税，同时比较积极有为，举办了许多福利事业。这些特征的继续发展，就是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瑞典重视劳动力的再生产，从生育、教育、医疗、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到养老保险，从摇篮到坟墓，为公民提供了普惠的保障。公民从一出生就有大致平等的起点，不会因为家庭的贫困而导致他无法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当代瑞典也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动辄以人权高地相标榜，经常指责其他国家不够民主，或保护人权不力。在2020年的疫情期间，瑞典就纠集了另外几个欧盟国家，批评匈牙利议会给予欧尔班总理概括性授权是民主倒退。但瑞典的高调也并不全是嘴上的功夫，它实实在在地承担了自己唱高调的许多成本。比如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瑞典一直在不断接纳从巴尔干半岛到中东和北非的难民。以人均计算，瑞典接收的难民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难民的开放造成了瑞典的治安水平下降，其对瑞典人口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冲击，也带来了瑞典右翼排外势力的上升。2018年瑞典出现的组阁危机，就与难民危机带来的政局变化密切相关。
以上这些，大多是我访问瑞典之前就已经知道的。在斯德哥尔摩的短暂驻足，加深了我对这个国家的良好印象。从瑞典回到法国南特之后，我一直反复回看我在瑞典拍的照片，回味在那里的点点滴滴。尤其是亲至康有为居住的岛屿，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我也和居住在英国的朋友策划一起去康有为去过的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看看北海以北的风光。疫情的爆发打乱了我们的计划，最终未能成行。到了2月底，意大利的疫情已经日趋严重，引发了欧洲各国的关注。然而以中国国内的防疫措施作为对比，海外华人能够感受到，大部分国家的应对混乱而缺乏章法。此时，我对瑞典抱有较大的希望：一个实行社会民主、制造业仍然强大的发达国家，在疫情中应该能够做得更好吧？
然而，陆续传来的消息，让我的期待不断受到挫败——瑞典不仅没有做得更好，而且可以说是“躺倒”了，真正将“群体免疫”作为应对疫情的指导理念，放任病毒在人群之中传播，只是强调要保护好脆弱人群，不造成过多伤亡。
为什么瑞典干脆“躺倒”了？我从3月15日开始，自我隔离到4月19日离开法国，在此期间观察疫情的重点还在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与德国。离开法国回到北京之后，我才开始系统地思考瑞典的表现。在多方考察之后，我大致形成这么一些判断：
第一，与其人口规模相比，瑞典确实是相当强大的工业国，但是，它并不像中国一样，有着全面的工业门类。瑞典的检测试剂一开始是严重缺乏的。“躺倒式抗疫”的一个基本前提的确是缺乏检测试剂，因而瑞典政府在3月12日确定了非常保守的检测方针，不测轻症。直到5月19日，社会部长雷娜• 哈伦格伦（Lena Hallengren）才宣布瑞典将恢复大规模检测。我们目前看到的瑞典的确诊数据，是瑞典很长时间内所持的保守检测方针的结果。事实上，很可能在很早以前，瑞典的感染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中国。
8月25日，瑞典公共卫生局宣称从中国深圳华大基因进口的新冠检测试剂盒存在缺陷，抽样调查后发现了3700份“假阳性”报告，认为该试剂盒“无法区分低水平的新冠病毒和阴性样本”。
第二，瑞典的确是社会民主体系，公民享有免费医疗，该国的医疗水平也比较出色。中文网络上有很多帖子称瑞典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体系”。然而，由于老龄化的加剧，瑞典医疗体系的的开支在不断增加，对财政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医疗服务的质量也出现了下降。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瑞典的医疗体系没有足够多的人手，即便在平时预约看病都很缓慢，更不要说疫情降临后了。
瑞典也是欧洲人均重症监护病床数量最少的国家之一，部分原因在于，由于财政投入跟不上需要，医护的工资水平比较低，许多有护理技能的人都前往邻国就业了。
2014年瑞典广播电台就有报道，称2013年有1300名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护士前往挪威就业，而这是当年通过职业资格考试的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一，而这种人才流失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受访谈者称瑞典护士收入低，工作压力大，工作环境不如邻国挪威理想。瑞典医护人员越短缺，既有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就会越大，对于新毕业的医科生就越缺乏吸引力。这导致本国的公立医疗体系本身就在临界点运作，其规模甚至在进一步收缩。在2018年11月就有瑞典媒体报道，因护士和医疗保健相关人员短缺，2018年秋季瑞典共关闭2600个医护点，占总数的13%。
在这种情况之下，瑞典不得不雇佣大量外籍护工来补充缺口，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会说瑞典语，与病人沟通当然会出现很大问题。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瑞典甚至临时调动空乘人员（反正他们也是闲着！），经过简单的医疗培训，从事医护工作。同时，瑞典医疗系统的个人防护设备也非常少。与法国政府类似，由于相信全球化供应链，瑞典政府不断清理库存而不作补充，疫情爆发时候，医疗系统并没有多少口罩可用。如果说医疗体系平时可以勉强维持，到了医疗需求突然暴增的时候，很快就达到临界点，被迅速击穿。
第三，在政治体系方面，瑞典当下拥有一个执政党比较弱势的政府。
社会民主党是瑞典长期执政的老党，但由于2015年以来的欧洲难民危机，瑞典右翼势力崛起，冲击了社会民主党的地位。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时任首相勒文在2018年9月下旬一度遭遇新兴的瑞典民主党联合其他中右翼政党发动的不信任投票，被赶下台。根据瑞典选举制度，议长提名新首相人选，但新人选也遭到议会投票否决。
议会中政党势力重新组合的结果是，尽管反对勒文继续担任首相的票数仍然占据相对多数，但没有过半数，勒文“起死回生”，重新出任首相。但勒文显然意识到自己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其执政风格一直是协调型的，并不乐于作决断和承担责任，于是在疫情到来之后，宣称尊重专家的专业意见，号召瑞典人自觉自愿地执行政府非强制性的防疫建议。可以设想，如果瑞典议会中的政党格局没有那么碎片化，瑞典社会民主党能够掌控局面，瑞典的抗疫格局可能会非常不同。
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
第四，瑞典社会缺乏紧急状态的经验。瑞典宪法中缺乏对于和平时期出现重大危机时政府进入紧急状态的应对机制，要进行抗疫就需要修改一系列单项法律（如教育法、规划与建筑法、疾病防控法）给予政府的授权。
不过，议会修改单项法也未必就不可能实现。在疫情期间，瑞典议会将通过法律修正案所需要的议员数由原来的349名降为55名，只要有55名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议员投票就可以修改法律。因此，法律上的障碍不是大的问题。
关键还是，瑞典自从1814年卷入最后一次战争之后，就缺乏社会动员的经历。它的民主化和工业化是通过渐进的改良实现的，造成的社会震荡比较小。瑞典限制50人以上集会的防疫政策，已经是两百年来未见的限制，对于瑞典人已经是比较大的心理冲击，要采取更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民众在心理上会有相当大的障碍。
第五，瑞典前些年对于公共卫生和保健机构的改革，也分散了权力与责任，降低了体系的协调性。瑞典的公共卫生和保健主要由各自治区域负责，在中央政府层面由专门机构来负责，如瑞典公共卫生机构和瑞典民事应急机构。卫生保健部门的权力下放，导致各区域各显神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检疫政策难度变大。而专门机构的权限较大，使得政治家可以较为容易地将政策制定的责任推给专家。
而瑞典卫生部门依靠的专家显然不是那么靠谱，瑞典“钟南山”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从一开始就对疫情持悲观态度，认为最终只能依赖于群体免疫，或者免疫与疫苗相结合。因此，可以放任病毒缓慢传播，关键是压低重症患者的增长曲线，降低医疗系统崩溃的风险，让更多人产生抗体。当医院和养老院里病人一批批死去，安德斯•特格内尔表现得十分冷静，他说：我真的不认为还有什么事是我们能做的。
第六，瑞典经过福利改革，养老服务管理的权力也下放到了地方，中央政府只负责制定政策以及监督地方政府相关服务的提供与实施。290个市负责照护老人的具体事宜。一些地方将养老服务设施私有化，委托给民间资本经营，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私营养老院比例高于百分之五。但一些养老院的设备和服务质量堪忧，而中央的监督能力完全跟不上需要，更不要说中央政府自身的对疫情的反应是多么滞后了——疫情爆发后，到4月1日，政府才在全国范围内下令封闭养老院，禁止家人探视，但当时病毒已出现在斯德哥尔摩的养老院中出现。
老年人护理部门也缺乏资源和培训来应对这场危机。瑞典最大的工会之一Kommunal在3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其在斯德哥尔摩的养老院工作的工会成员中，有40%是签短期合同、领时薪的非熟练工人，23%完全是临时工。许多人同时做好几份工作。即便养老院已经禁止家人探访，护工也会成为疫情防控的缺口——这些人不戴口罩往返于不同的工作地点，造成感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还有报道称一些养老院死亡率偏高与许多工作人员不懂瑞典语有关。
面对这一局面，瑞典政府亡羊补牢，宣布将拨钱雇佣一万名护士助理和护工，同时给予已有的人员在岗培训，已接受培训者将获得更稳定的雇佣待遇。但怎么在短时间内完成人员的扩充，显然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而这一切都提示我们，瑞典的社会民主模式，面临着国内与国外的多重矛盾，其本身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社会的老龄化，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大潮，不可避免地对瑞典执政精英产生影响，使得他们担心原有的社会民主模式的可持续性。
经过国内势力的博弈，瑞典大体上坚持了社会民主道路，但也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以减少财政负担。比如医疗和养老院管理权限的下放，私营服务提供者的引入，就与“财政减负”的考虑相关。但“财政减负”的副作用，可能是养老体系的“散装”特征更为突出，各地养老院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这在平时不是特别明显的问题，在疫情期间，就可以成为致命的问题。
瑞典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没有像许多其他欧洲国家那样走得那么远，同时政府对福利体系的投入跟不上需求，这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瑞典的医护工资不如一些邻国那样更具竞争力，这直接导致了人才外流，医疗和养老体系出现人手不够的情况，于是一方面关闭医疗点，一方面雇佣许多不懂瑞典语的外来劳工，而这都成为控制疫情的不利因素。瑞典仍然是社会民主国家，但其公共服务质量的短板，在疫情期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四
康有为没有这样的机会看到他所赞赏的瑞典的内部问题。不过，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已经目睹了他赞赏的另一个欧洲强国命运的戏剧性反转。
在20世纪初，康有为最为推崇的列强其实是德国。在《德国游记》里，康为有称“德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在政治上，康有为认为德国拥有一个权力比较集中的君主立宪制，与英国的议会制相比，更适合于帝国主义争霸时代，而德国的联邦制也具有很强的中央集权倾向，适合在这个“万国竞争”时代，实现对周边国家的吞并。在20世纪初，康有为甚至预言，德国会在不久之后打败英国，统合欧洲大陆。
一战爆发之后，康有为竭力反对中国加入协约国一边作战；1917年，长居青岛（时为德国租借地）的康有为支持了张勋复辟，而德国政府也寄希望于通过支持张勋，换取中国不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然而，一年之后，德国就在一战之中落败。康有为的判断，遭到了现实无情的打脸。
在《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中，我曾经分析过康有为的德国观察遭遇失败的原因。他虽然对德国考察甚勤，亲访数十个德国城市，但过快地在德国的当下制度和德国的崛起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并认为这种关系是可以复制的，而没有去关注和分析德国当时面临着的深重的内外危机：从外部来看，德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本来就非常脆弱，威廉二世放弃了俾斯麦的结盟政策，四处树敌，导致德国地缘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在国内，容克贵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三股势力竞争领导权，威廉二世缺乏政治领导能力，无力将三股势力整合起来。德国政制集权于一个缺乏政治领导能力的君主，在当时已经在酝酿着巨大的危机，而一战只不过是让这个危机集中暴露出来而已。
康有为并没有真正总结过他的德国观察的失败原因。但他的视觉偏差，其实正是过去一百年中国的西方观察者常犯的错误——看到对方国力强盛、人民生活水平高，即心生羡慕，进而追问该国何以达到繁荣，而现存的制度，就被想当然地当成其繁荣的原因。这同时也是许多西方的许多辉格派历史叙事常见的思维模式，这种叙事的实践目的在于确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具体的做法是从当下的成功进行各种“倒推”，论证本国“自古以来”人种高贵、文化繁盛、制度优越，等等等。一旦其他国家的精英听信这套论述，建立和维护国际体系中的支配关系的成本就会低得多。
然而一个国家的繁荣可能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其现存的制度完全有可能在前一个时代促进了国家的发展，但在发展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就不再有那么大优势，甚至一些方面还可能成为消极的因素。比如说，一个对美国作粗略观察的人，一方面看到美国的强大，一方面看到了美国华尔街代表的这套金融体系的强大，很容易得出一个因果关系：华尔街代表的这套金融体系是美国强大的根基，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然而这从根本上是一种“短路”式的思维方式。对美国作更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过于强大，已经是一个抑制美国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对美国社会的健康运作和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了深刻的威胁；退一万步说，即便将美国的金融体系称为美国强大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一种无法复制的经验，因为全球金融霸权只能有一个，美国不会允许任何国家通过复制它的经验达到霸权地位。
所幸的是，新冠疫情无情地在瑞典神话上撕开一道口子，让我们看到其社会治理的内部问题，从而避免当年康有为在德国观察上犯的“短路”错误。我们可以看到，瑞典是一个承平日久、缺乏动员传统的社会，从政府到民众，两百年来都没有遭遇过严重的挑战，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让许多人相信，和平是唾手可得的，自由和平等是理所当然的，瑞典政客和媒体高高在上，动辄批评这个国家不民主那个国家缺人权，缺乏一种同理心，去理解其他地缘政治环境恶劣、资源竞争的国家的生存处境；这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与其人口规模相比，其工业体系可以说是相当强大，但产业部门并不完整，无法生产足够的测试试剂。在疫情持续期间，瑞典从中国进口了大量测试试剂，也毫无意外地发生了对中国测试试剂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事件。
CNBC此前报道：瑞典因自己的防疫策略，被北欧国家孤立
瑞典的公共服务体系面临着财政压力，经历了一定的市场化和权力下放改革，成本得到了控制，但服务质量和整个体系的内部协调程度，却在产生新的危机。最后，由于向中东移民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内部的政治分歧，瑞典右翼势力强势崛起，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被弱化，瑞典当下的政局是碎片化的，面对新冠疫情，缺乏有担当的政党和政治*。
事实证明，面对着全球形势的剧变，不管是采取新自由主义模式，还是采取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许多发达国家都需要认真地考虑自我改革。过去数十年中，发达国家常见的改革是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向新自由主义模式靠拢。这种改革在减轻财政压力、增强社会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方面或许是有一定效果的，但也有可能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在新冠疫情的挑战下，一些走错了的改革，也许就要老老实实地改回去。那种认为彼岸的发达国家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理想的制度等待着我们，只要向着彼岸前进就能够获得和平、自由和繁荣的想法，最终不过是一个幻觉。
2020年，如果我只是在斯德哥尔摩停留一天半，而没有经历过后面的疫情，我有很大的几率成为一个“瑞吹”。然而疫情无情地撕下了各国为自己精心打造的妆容，几乎每个国家都素面朝天、狼狈不堪。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堡垒美国，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堡垒瑞典，都受到了疫情的沉重打击。偶像走向黄昏的时刻，也是“思想解放”的时刻。当各国一起卸掉妆容，人们才能够实事求是地比较，哪些国家做得更好一些，在哪些地方做对了，在哪些地方做错了。
在康有为的游记中，跨国旅行被赋予“神农尝百草”的意义——他要为病重的中国寻找一味治病的药方。康有为并不是简单地假定“中国有病，西方有药”，他有一个以公羊学“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为基础的解释框架，在欧游途中，其实也不断地反思西方自身的疾病。
然而自从上世纪80年代重新打开国门，“中国有病，西方有药”确实成了许多知识人的潜意识，即便像康有为一样偶尔反思一下西方自身的疾病，也会被视为心态封闭的症状。但在2020年的疫情中，朴素的常识就可以告诉我们，美国真的病了，不仅疫情控制一塌糊涂，其执政者在其他的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特征，并且将过去数十年中被我们是为“药”的许多实践视为“病”；甚至连“浓眉大眼”的瑞典，也病了，其引以为傲的社会福利体系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可以说是灾难性的。究竟什么是“病”，什么是“药”，过去40年里人们最为熟悉的那套认知框架，或许已经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了。
怎么办呢？在姜文2018年上映的电影《邪不压正》里，“前浪”蓝青峰对不断“找爹”的“后浪”李天然说：“你该找个自个儿的儿子了。”在影片的最后，李天然站在屋顶上极目远眺，背后是蓝色的天空，风吹起了他的长衫。二十世纪中国有一幅著名的油画与这个画面非常相似，只不过年轻的主人公的右手夹着一把红色的雨伞。百年来仁人志士奋斗探索历程的诸多精髓，就凝聚在这句话和这个画面之中。2020年，也许是我们重温它们的恰当时候。
《邪不压正》电影片尾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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