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总是诟病古代的科举取士制度，认为这个制度极大地舒服了人们的思想，造就了很多“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的确，到了明清两朝，由于程朱理学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科举考试日益成为注重形式、内容空洞的“八股”“填空”。
读书本为明理，考试则是为了测试读书人对书本学问的理解和体悟。但“八股”文章却远离了根本，只重视末节。也就是说，只有进入“八股”时代以后，科举才真正成为对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有毒的体制。在此之前，科举取士制度是同时代全世界最先进、最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
汉朝的时候，朝廷选拔官员主要采用皇帝分封或者有朝臣、地方官员举荐。推举选拔的官员叫做“察举”，“察举”主要依据包括“贤良文学”、“贤良方正”、“孝廉方正”、“孝悌力田”等。“贤良文学”主要是指精通儒家学说的人，又称“文学高第”；“贤良方正”简称“贤良”或者“方正”，指才干出众，品行端正，能给朝廷贡献建设性意见的人；“孝廉”指孝顺亲长或廉洁自律的人；“孝悌力田”指孝敬父母、和睦兄弟、勤奋生产的人。
刚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推举制度的确帮助朝廷发现了很多隐藏在民间的、德才兼备的人才。但到了后来，这种推举制度就逐渐演变成门阀、大户、权贵们拉帮结派、卖官鬻爵的遮羞布。因为这种机制缺乏刚性的考评指标，弹性空间相当大，有举荐特权的人只要愿意，举荐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找出一套符合要求而且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所以在当时，民间童谣里就唱“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是对业已蜕变的举荐制度的形象描述和辛辣讽刺。
到了隋朝，隋文帝主张改进取士制度，他建立了一套举荐与考试并行的官员选拔体制。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设立“志行修谨”、“清平于济”两科，开科选人。但由于举荐制度并未废止，所以科考制度也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虚设。隋炀帝即位后，废除了举荐制度，宣布科举考试才是人才选用的唯一通道。这才是科举制度真正的开始，可惜这项全新机制尚未发挥效用，就随着隋朝的灭亡而告终了。
唐代是科举制度真正形成并完善的时代，也是整个科举时代最丰富多彩、最令才子士人欢欣鼓舞的时代。唐代科举制度最让后世称赞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建立了考卷密封制度，这为一些考生或考官作弊设置了障碍，这一点至今仍然在沿用。
第二个就是整个科举时代，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是最多的，包括秀才、明经等50多个门类。例如在李汝珍的神话小说《镜花缘》里，那100名中举的奇女子们，各有所长，呈现出了一番“百花争艳、百花齐放”的繁盛局面。这种宽泛的科考内容设置，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各种学问的繁荣。特别是明法一科，开创了法学研究的先河；明算，则为中国古代数学研究提供了动力；唐代的诗歌艺术达到了巅峰状态，则诗赋科的设置有着必然联系。可惜的是，这些众多的考试科目在唐代也只是“昙花一现”，很快科举考试便变成了明经这一个类别，乃至与后来演化成如同“填字游戏”的八股取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士子经过层层选拔考核，考中进士以后，还一项更为重要的考核在等待着他们。在秦腔《打镇台》里的县令曾经唱道：“做三篇文章如花朵，御笔钦点头一个，披红插花宫苑过，招为了东床驸马身入在朝阁”。在人们的习惯性认识里，考中了进士似乎就“鱼跃龙门”，一劳永逸，等于抱上了金饭碗了。但实质上，历朝历代考中进士的人，还需要经过吏部的再次考核才能被委任做官。
吏部的最后一项考核非常类似今天用人单位在笔试结束之后进行的面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身、言、书、制。身，指的就是长相样貌。古代人（当然也包括现代人）非常重视官员的长相，不一定要多么俊秀美丽，但至少要四肢健全、五官端正，不能有明显的丑怪之相，更不能有残疾。例如大名鼎鼎的神话人物钟馗，虽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由于相貌丑陋而不被皇帝录用，一气之下撞死皇宫台阶，死后成为专门负责驱魔降妖、镇宅赐福的神仙。
言，很好理解，就是语言表达能力，要求口才便利，条例清晰，叙事分明；书，就是要考察一下该进士的书法水平，古人认为“字如其人”，一个人的书法水平既是学识修养的体现，也隐藏着很多性格、品质方面的信息；最后一条叫“制”。制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考察这个进士对于国家的典章制度的熟悉情况，即使不被任命为专门的司法官员，但至少需要熟知各种规章、规矩和程序；另一个就是考察进士是否具备基本的公文撰写、处理的能力。
这项考核对于进士们以后的人生命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吏部会根据考核情况，将各个进士的特点、优劣等进行分类排序，然后向皇帝提交一个拟任用的建议草案。皇帝每天日理万机，除非特别优秀的人才皇帝可能会有印象，而且对于刚中进士的人来说，一般被任命的都是一些低级官吏，不会引起皇帝的重视。所以，对于这份吏部上报的建议草案就几乎是象征性地看一下，然后核准颁布。到了这个时候，那些经历了“寒窗十年苦”的进士们才算正式开启了仕途的大门。
（原创作品，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必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