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 视觉中国 资料图
1940年，斯蒂芬·茨威格从一片疮痍的欧洲来到巴西，他在目睹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后，写下这样的文字，“最令人惊奇也最具巴西特色的是，沉醉于如此激情的巴西人，即便是底层民众，也依然保留着人道主义精神”。
欧洲的战火让茨威格伤心，而激情又温良的巴西人给了他不少慰藉，所以他称巴西为“未来之国”。正是在这一年，贝利出生在巴西。
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就从课本上得知，巴西有一个球王，叫黑珍珠贝利，记者问他最好的进球是哪一个，他回答说下一个。那时候我还没亲眼见过足球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巴西在哪，只是很朦胧地有了一个印象，并不理解球王究竟是什么意思。
巴西原是印第安人的居住地，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大批欧洲移民和非洲各地的奴隶来到这片土地上，此外还有来自东亚的人，这些人和当地原住民杂居在一起，因此大量混血构建了巴西的人口结构。贝利说，到他为止，他们家脱离奴隶身份才刚刚三代。他出生于巴西最底层，小时候经常赤脚走路。
茨威格在里约所见的狂欢精神，在巴西如毛细血管的大街小巷里，都能见到，这种温良自由的狂欢精神，尤其体现在街头足球上。贝利说他一生中，有幸在世界上所有最好的球场踢过球，比如马拉卡纳球场、诺坎普球场、洋基体育场，但让他印象最深的球场是“巴鲁老家门前的一条土路”。
据贝利描述，他们的街头比赛每次都像联合国大会，其中有叙利亚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以及巴西黑人。他们大都来自一无所有的阶层，经常需要自制足球，贝利很早就在街头足球里体验到了什么是全球化，这对他日后的发展大有裨益，他既受益又受困于这种全球化。
而在困苦的日常生活中，足球为他开拓出一条缝隙，阳光得以照入其中。
一个少年就这么在巴西街头尽情伸展和怒放，而怒放的生命正好遇到了一个国家急剧的向心凝聚力。1950年世界杯在巴西举办，在可容纳20万人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巴西人见证了巴西队在决赛中不敌乌拉圭队。那是一次重大的挫败，贝利看见他父亲在那天掉下了眼泪，刚10岁的他天真地对父亲说，“我会为你赢得一个世界杯的”。
贝利在自传中说，“在我记忆中，这是巴西人的心第一次凝聚在一起。那一天，整个国家的人都围聚在收音机旁，一起欢呼，一起痛苦，第一次，整个国家心气相投。那一天，我们开始发现足球的真正影响力。”
这是贝利晚年的回忆，如果把时间拉回到1950年的巴西，那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正在足球中怒放的小生命，朦胧地体会到了一种强烈的需求，人们在呼唤一个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国家，当一个少年的所有生命出口，和一个国家共同想象的出口，汇合在了足球之上，球王贝利便诞生了。足球是其中真正的媒介和力量。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贝利随巴西队连续赢得了1958年、1962年和1970年世界杯，巴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足球王国，而贝利登顶为球王。
那几年也是科技急速发展的年代，特别是传媒的发展，电脑科技的曙光初临人间，信息的传播速度急剧上升，地球村和大众文化在兴起。那个年代也是足球急速发展的年代，足球工业需要更多的人观看和参与进来，需要传奇与偶像。以上这些都汇聚在了贝利身上。
最后我试着这样定义贝利：足球滚滚，一个少年的梦想和一个国家的梦想因此联姻，他们正逢一个时光加速的时代，一个急剧上升的时代，因此成就了一段球王的故事。而这一切，随着贝利的去世都已成往事，成了昨日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