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记者 吴朝香 通讯员 李少仁
王晓红的手机里有四五个新闻APP，她每天最关注的就是和疫情相关的讯息：哪里出现疫情了，哪里被调整为中高风险区了……
对没有身处其中的普通人来说，这也许就是一则其他城市的疫情讯息，对王晓红来说，这些都是“蝴蝶的翅膀”，任何地方的一震，都会联动到这个小小的隔离点。这样的状态，她已经持续一年多。
王晓红是钱江晚报·小时健康小站、杭州市西湖区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去年3月份，西湖区综合性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以下简称隔离点）成立，她和同事们承担起医学观察的任务，一年多时间，王晓红常驻隔离点。
这一年多，全国的疫情从严峻到缓解，再到被控制，然后出现局部爆发，不管外界如何，隔离点中的状态始终都是紧张有序。
王晓红形容：窗外四季风情变换，隔离点内“与世隔绝”。
一年前进驻的时候，王晓红曾想过这也许只是临时的，现在她和同事们早已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
隔离点的医护人员
他们见过凌晨每个点的杭州
最近，王晓红所在的隔离点接纳了80多位隔离人员，和前段时间相比，减少了很多，这也说明，这波疫情已经趋缓。
王晓红还记得7月22日那天一早，她的手机里弹跳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出现疫情的新闻，“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想着我们这里要紧起来了。”
果不出所料，当天晚上，就有30多人被送来隔离。
从那个时候开始，隔离人员陡增，最多时，100多个房间，全部住满。
一年多下来，王晓红早已有了经验，国内哪里有疫情，她这里就会人员陡增。这样的情况，今年她已经历多次：从石家庄藁城到云南瑞丽，再到这次南京机场。“道理很简单，人员都是流动的。”
8月28日，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验科的陈斌进驻隔离点，这是他今年第三次进驻。
当天晚上，陈斌就忙了个通宵，凌晨12点，有人解除隔离，他送人出来，又接到临时指令，接收10多位密切接触人员。
这是隔离点的工作常态：不分时间点，随时开工。陈斌和同事们见过深夜以及凌晨每个点的杭州。
这个隔离点是综合性的，接纳的人员非常复杂：入境的、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健康码转成红色的、西溪医院（定点医院）痊愈出院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人员、次密接触人员、居家转集中人员等。
隔离点的医护人员在舱内对隔离人员检测、问询健康状况
从成立之初，隔离点的医学观察任务就由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古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承担。
“两个中心的医护人员轮流进驻，每次6位，一个周期14天，吃住都在里面。”王晓红说。
隔离点在一个酒店内，3楼是清洁区，也是医疗信息指挥中心，上面四层是隔离人员居住区，也就是俗称的“隔离舱内”。
进舱需要二级防护：隔离服、N95口罩、隔离手套、鞋套、护目镜。一个班次3个小时起步。去年，武汉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前线的医护人员都是这种状态，那是一段特殊时期。而对隔离点的医护人员来说，穿戴这样的装备工作，从去年持续到现在，已经是常态。
“夏天在舱里，衣服都是干了湿，湿了又干，一天下来，怎么也要循环几遍吧。冬天冰冷的自来水又能把双手冻裂。一天工作十余个小时那是常态。”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公共卫生师刘斌笑着说。
医护人员背着药桶消毒
晚上休息时，她才想起来要哭
80后的何玲玲是文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管护士，8月初，她首次轮转进舱，进来不久，就遇到一次意外，“这种防护装备穿了6个小时，最久的一次。”
那是一个上午，何玲玲接到指令，穿好防护衣物，到社区去接一位男性密接者。一般，到目的地后，完成问询、测温，把人带到隔离点就可以。“那次，对方不配合，觉得自己不需要隔离，怎么解释都不行。”
何玲玲和社区工作人员站在楼道里，轮流劝说，对方索性关上了房门。大太阳，30多度的天气，一行人反复进出楼道，想对策。
“我全身都是汗，衣服肯定是湿透了，感觉要虚脱了，又没办法喝水。”有一段时间，何玲玲大脑里只有一个想法：喝水。
一直拖延到下午3点左右，警察介入，这位男性才开门。
回到隔离点，脱下防护装备，何玲玲一口气喝掉将近1000毫升的矿泉水。她感觉自己就像一条离水很久的鱼，“回来后第一反应是：挺幸运，没有中暑。”
给隔离人员测量体温、核酸采样、环境消*。这是舱内医护人员的主要工作。
每一位隔离人员，进酒店到房间，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要消*；解除隔离的人员，离开后，他的房间需要消*；舱内公共区域，每天两次的消*必不可少。
消*用的药桶，20多斤重，最久的时候，一背就是一个小时。
隔离点的医护人员在做清运工作
“背下来，这里都是痛的。”何玲玲摸着脖子和背，“男的背的那个更重，有30多斤。”
采样的工作也不轻松。隔离人群不同，采样要求和频次也各不相同，有人需要做鼻咽拭子核酸检测，有人需要进行血清学抗体检测，还有的需要进行环境检测。
何玲玲在采样时曾被惊吓到。当时，她在舱内为一位60多岁的阿姨做鼻拭子。鼻拭子采样有点难受，第一次，何玲玲还没将棉签伸入对方鼻子，阿姨就本能往回退，很抗拒。耐心劝说后，第二次，她刚把棉签探进去，对方突然猛然用双手把她推开。
“我没有准备，往后倒退了几步，打了个趔趄，还好没有摔倒。”让何玲玲更意外地的是，这位阿姨顺手又拿起房间里的椅子，高高举起，“我当时就懵了，傻站在那里，也没想到要躲，就想着：她砸下来，我就完了。”
幸运的是，阿姨在最后一刻收住，只是狠狠地把椅子摔在地上。
当下的何玲玲没有太多情绪，“晚上休息的时候，哭了，也说不清是后怕还是委屈。”
夜半惊魂，他又急又怕
在隔离点，最辛苦的是什么？
陈斌和何玲玲都说，不是背消毒桶，不是随时被叫醒处理指令，“是心理压力大。”
“不同隔离人员的隔离时间、采样要求、隔离标准都是不同的。我们这里，最短的只需要一天，最长的要隔离28天。举例来说，接到指令，要来隔离人员，你要立刻反应过来，他要怎么隔离。”王晓红用“烧脑”来形容这个信息处理工作，“如果这个环节出错了，后面所有的工作都会受影响，值这个班，24小时都是紧绷的，睡觉都是浅睡眠，要随时准备接指令。”
他们的电脑里有一张总表，密密麻麻标注着，每位隔离人员在哪天需要采样抽血，哪天解除隔离。
陈斌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值班时的“魔乱”，“电脑上的钉钉群、手机里的钉钉群、固定电话、手机电话同时响起，那一瞬间，不知道该先处理哪个。”
更大的压力是担心隔离人员的身心健康。
“隔离点的人员各种各样，有老人，有小孩，有孕妇，有带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最怕他们在隔离期间出意外。”姜笛至今记得自己值班时最惊魂的一幕。
舱内人员去给一位老太太核酸采样，怎么敲门、打电话都没反应，备用钥匙也打不开。
“我的心都吊起来了，真是急疯了，恨不得自己跑上去，我对酒店说，不管怎样，也要把门打开。最后破门而入，发现老人是戴助听器的，睡觉时，把助听器取下来了。”
虚惊一场后，姜笛的心脏一直在怦怦地跳。
这样的夜半惊魂，陈斌和古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同行们也经历过一次。
王晓红在信息指挥处工作
一位20多岁的留学生归国后隔离，晚上7点多时，说自己胸闷。
“我们进舱后检查询问，做了心电图后，初步判断他是心梗，按照规定，要转运到定点医院。”
隔离点内，如果隔离人员出现病症需要治疗的，都是要通过负压救护车转运到定点医院。
陈斌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即上报申请、联系转运车辆，晚上10点多，小伙子被转运到定点医院。
让陈斌万万没想到的是，凌晨时分，转运车又把小伙子拉了回来，“他到了那边，不同意住院，觉得自己问题不大。虽然，他后来没什么感觉了，但心电图提示，不排除心梗。”
陈斌和同事不放心，守在他的房间，给他一张张做心电图，“做了10多张，都提示有问题，我们就是想引起他的重视。又联系了浙一医生，给他远程会诊，医生也说，要赶快住院。”
劝说期间，陈斌手脚无法控制地发抖，“又急又怕，心梗挺凶险的，怕他突然就出事了。”
四位医护人员，轮流守到凌晨4点，男孩最终同意转运。
陈斌长出一口气，“不会觉得生气，也感觉不到累，就是轻松。”
有人说：身边都没人被传染，你们小题大做吧
去年年初，隔离点开出后，王晓红就进驻，其他同事是轮换，她则是“常驻人口”，每隔14天轮出一次，一般两周就再次进入。
“我这一年，在家睡觉的时间肯定没在隔离点多。”她开玩笑说。
一年下来，王晓红在隔离点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隔离人员。“很多时候，解释沟通工作比专业工作更耗时，更难做。”
上个星期，一家三口解除隔离，按照规定，他们离开前需要做鼻咽拭子采样。
“他们隔离期间也要阶段性采样，鼻拭子采样也的确不舒服。这最后一次采样，那位爸爸就坚决拒绝，说我们已经采过很多次了，每次都没问题，为什么还要反复采。”
先是采样的医护人员在房间门口和这位爸爸沟通，在舱外的王晓红又通过房间电话和他沟通。
“前后交涉了1个多小时吧。最终他还是同意了，因为不采样是没办法解隔、离开的。”
王晓红有些无奈又习以为常。因为就在当天，一家五口被送来隔离时，一定要住套房。
“这里虽然是酒店，但是隔离点，房间配备是按照隔离要求来的，没有特殊情况，都只能一人一间。”
一家五口觉得王晓红他们小题大做，理由是：现在疫情哪有这么厉害？身边都没人被感染啊。你们是不是故意为难我们？
这番解释工作，又花费了近一个小时。
也有隔离人员进舱后，对房间各种不满意：没有飘窗、地板看着太脏、房间不朝阳、淋浴间太暗……
“地板其实不是脏，是因为反复消毒，留下划痕；房型的确有差别，不能一一满足。”王晓红说，有些隔离人员不喜欢房间，就要求换一间，“但是按照规定，这个房间，只要隔离人员推门进去了，哪怕你什么都没碰，也是已经被污染了，如果要调换，就需要一切重新消毒。”
还有人被送来隔离时，就带着情绪。
“特别是一些被流调出来的密接或者次密接人员，他们觉得自己好好的，怎么就要被隔离。”有一次，陈斌进舱采样、询问病史，对方一问三不答，好不容易开口，还是怼人的语气。
会不会生气？
“不会，因为没有力气生气，穿着防护服时间久了，闷热，憋气，说话、动作都是缓慢的。”陈斌一直说，自己很理解他们，“突然被通知隔离，生活工作要中断，刚开始的确有情绪，要找人发泄，我们又是直接接触他们的人……”
只是，事后，想想自己和同行在隔离点不分昼夜，这个27岁的小伙子也会觉得委屈。“他们不应该对着我们发泄嘛。”
他会在朋友圈发圈自我安慰：这委屈，我咽下，毕竟我从事的是医疗行业。
他们一直记得，那些被暖到的瞬间
王晓红觉得，去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隔离人员反而最配合。
“毕竟，现在，外面的生活工作都已恢复正常，如果在户外，偶尔还可以摘掉口罩。到了隔离点，一下子是这么严格的措施，一般人开始都很难接受，也不能理解。”
有人惦念着自己要签买房的合同，反复催问能不能早点出去；有人提出，亲戚生病了，能不能出去看下再回来；有人急着处理工作上的事，想偷偷从窗户外扔材料，让人来取……
明明外面岁月静好，谁知道隔离点内天天“如临大敌”？
从隔离点离开的学生给医护人员寄来的道谢卡片
“这其实是好事情，外面生活照常，才说明我们这里的工作有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些被隔离人员也是在做贡献，他们也不容易。”
其实，最不容易的是王晓红和她的同行们。
陈斌的口腔溃疡从来就没好过，进舱待一段，就会扁桃体发炎；姜笛的湿疹发了消，消了发；还有很多人消化不良……
这些都是压力大、休息不好、免疫力下降的后遗症。
这次进舱，陈斌特意带了一些养生茶，他自我调侃，“我这年纪轻轻，就开始养生。”
这一年，王晓红没有离开过西湖区，每次轮转出来，她就带家人在外吃顿好的，作为补偿；
何玲玲进舱的那两周，把读小学的女儿托付在邻居家；
刘斌去年9月入职以来，大多数时间都在隔离点，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是在隔离点度过；
除了王晓红，姜笛是在隔离区工作上时间最久的一位，虽然离家的车程只有一个小时，但他一年多都没回去，“也不是没有机会和时间，我在隔离点工作，还是少流动比较好，也不让其他人心里有芥蒂。”
从隔离点离开的学生给医护人员寄来的道谢卡片
在隔离点的他们，执行的是最严格的防护，每两天做一次核酸检测。但依然觉得要防患于未然。就像王晓红，出舱后，无论在是户内还是户外，都不摘下口罩，这也成了一种习惯。
也有人感叹，在隔离点工作这么久，最遗憾的是，之前买了好多漂亮的衣服，都没机会穿。
王晓红一直说：隔离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包括酒店的清洁工、维修工人。他们有人一年多都没回家。
从隔离点离开的学生给医护人员寄来的道谢信
虽然在隔离点很辛苦，但他们也经常被暖到。
比如，有大伯大妈深夜被送来隔离时，连声对他们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休息了。
其实，他们并没有出错。
比如，有人在解除隔离时，真诚地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
从隔离点离开的学生给医护人员写的诗
比如，有一群入境的中学生，离开后，给他们寄来一张张致谢的卡片，还给他们写了诗，孩子们说：辛苦你们每天为我们量体温；因为我的皮疹，每天都蹲下替我拍照，让我过意不去……
王晓红和同事们在隔离点的工作还在持续，自从去年到现在，这里已经接纳过四五千位各类隔离人员。别人眼中的非常态，对他们来说，早已是一种常态，毕竟，这里是疫情防控的前沿哨点，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是切断潜在传染链条的有效方法之一。
“外界岁月静好的安稳，窗外车水马龙的繁华，就是我们坚守的意义吧。”王晓红说。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