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阎晶明的最新学术随笔集《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0月31日，“走进鲁迅的世界”新书首发式在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举行。
在近两个小时的分享会中，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评论家潘凯雄，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学者孙郁，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学者黄乔生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诗人杨庆祥，一起与阎晶明做了一场有关鲁迅与《野草》的深度对谈。
新书发布会现场 （左起）杨庆祥、孙郁、阎晶明、潘凯雄、黄乔生
阎晶明：《野草》既是浪漫的，也是现实的
在鲁迅诸多的作品中，《野草》是最特别的存在。它是鲁迅唯一一部散文诗集，其意象独特而深晦，语言冷峻而峭拔，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不懈的思想探索历程，也是解读鲁迅的重要途径。鲁迅曾经说过，自己一生的哲学都在《野草》里了。
作为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鲁迅研究的学者，阎晶明大概从2008年开始有计划地撰写与鲁迅相关的文章，而此次，他将目光投向了《野草》这一对鲁迅、对整个现代文学都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作品。多数《野草》的研究都更集中探讨其中的诗性与哲学，但阎晶明却有意避开了常规的角度，更乐于从“诗与哲学”的强调中回到“本事”中来，关注和研究鲁迅创作《野草》的现实背景，“特别是分析和研究《野草》诸篇中留存的本事痕迹即现实主义成分”。因此，“北京的风景与环境”“故乡绍兴的影迹”“现实世相与人物‘原型’”“作为‘赠品’的‘器物’”“文史典籍的散布”等均成为其研究的对象。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阎晶明
“它（《野草》）既是浪漫的，也是现实的。既是一种哲学的、诗意的表达，同时也是现实感的抒发，甚至有很多事项的描写，我们应该把这一点强调出来。”阎晶明说。
在本书第二部分，作者着重对《野草》的诗性与哲学展开了深入地讨论。鲁迅博学多识，涉猎极广，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而且对文学、哲学、木刻、版画等领域都有着细致而专业的研究。这也让鲁迅通过文本制造了汉语的迷宫，并同时将自己复杂的哲学思想，贯穿在跳跃的词章背后。作者从“本事”的基础上回归到《野草》文本本身，不仅抓住了鲁迅书写《野草》时的知识性与精神高度，并且通过自己阅读后的生命体验来理解《野草》，用一种简明生动而非概念化的语言加以呈现，从而对《野草》整体营造的氛围、情感的起伏以及鲁迅思想的玄妙，做了如“箭正离弦”般的概括——“箭正离弦”是一种状态，它已开弓，无法收回，但它的速度、方向、目标并未完全显现。它比箭在弦上更有动感，比离弦之箭更加紧张，更加地准确与透彻。
《野草》现在已经是现代文学史上非常经典的作品之一。但实际上1924年《野草》在《语丝》发表时，甚至并没有立刻引起热烈反响。而围绕着《语丝》、周作人、《野草》的出版与传播，衍生出一个庞大而又重要的话题。在书的第三章，作者主要对《野草》的发表和出版史做了更进一步的探讨。这种类似于考据式的研究，是对研究者的巨大考验，但读者却通过这一部分最有效地接近了《野草》。特别是对日本学者秋吉收的辨正，不仅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鲁迅与《野草》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阎晶明将这本书称为“全景观”。他说：“《野草》有它自己的全景，我不一定都能看见，但是就像看万花筒一样，每个人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所能看到的一些侧面，这也是它一直被阐释的重要原因。”
孙郁：作者对鲁迅有三点“深悟”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学者孙郁表示，《箭正离弦》一书给人一种“方法论上的启发”。在书中，“阎晶明以一种反学院派或者反文章的方法，或者说反批评式的方法，进入到对鲁迅文本的解读里面。”通过文本细读，孙郁概括出作者的三点“深悟”。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学者孙郁
一是对鲁迅的知识点的“深悟”。孙郁说：“鲁迅丰富的知识结构，古今中外的知识点，一旦在文本里出现，他都捕捉到了。像《四愁诗》《新约全书》《公羊传》、托尔斯泰、尼采、克尔凯郭尔等等，这些资源鲁迅如何转化成自己的一种话语逻辑里的元素，阎老师有自己的体味。”
二是对鲁迅精神品德的“深悟”。孙郁认为，阎晶明不仅捕捉到了鲁迅的那种灵动的、跳跃的词章背后的情思，捕捉到了鲁迅对存在的领悟，甚至鲁迅“肩住黑暗的闸门，让青年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那种自我牺牲、普度众生的精神”也把握得非常精到。
三是对鲁迅语言的“深悟”。“他在读解鲁迅文本的时候用这样一种比喻，一种诗化的语言，很易懂，但又把丰富性用简明形象的语言呈现出来，这种阅读方法非常真实。”
但同时作者并没有被情思俘虏，被语言和宏大意义蛊惑，他体现出非凡的克制。“他会从天空回到地面，考虑到本事，考虑到鲁迅生存的环境，比如对北京生存的气候、风物的理解，以及绍兴记忆、绍兴的相关文献或者绍兴民俗里面的那些有趣的存在，都在他的文本里有呼应。阎老师把《野草》放到鲁迅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环境里再来读解，让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鲁迅之所以是鲁迅，之所以能写出这样词章的原因。”
潘凯雄：这本书里满是功夫、满是学问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评论家潘凯雄表示，《野草》经常被称为“一座诡秘的房子”，被认为是鲁迅最私密化的作品，也被称为是鲁迅的心灵史。在我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是得到的感受当中，经常评价《野草》虽然很薄，但是是一部在鲁迅著述里面最晦涩、最难懂的书。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评论家潘凯雄
关于《箭正离弦》一书的价值，潘凯雄认为，首先这本书是回到本事、立足本事，从本事出发，而不是过渡阐释、自我阐释、自我陶醉。虽然说的是鲁迅研究、《野草》研究，其实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对当下文学界有非常现实的针对性。
“我曾经注意到，我们有一些当代文学的研究，跟文本基本没关系，变成研究者的自娱自乐，表现在好多时候我们研究所用的话语是阶段性的。比如某个阶段出现的作品在研究者笔下都是后现代的，或者都是后殖民的、第三世界的写作。实际上这些概念与文本没有关系，但是说这个话时髦。所以《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潘凯雄说。
此外，他认为《箭正离弦》的写作是一个“求证、求实、求真的过程”。“他这个著作在格式上看不是很周严的学术著作，他也没有那么多注释，但是这里面却满是功夫、满是学问。”
比如在全书最后有两个附录。在第一个附录里，作者将鲁迅十年内自己关于《野草》的言论全部提出来，做成一个编年。实际上是将鲁迅自己对《野草》有很多的解释，与他的研究对照。第二个附录是参考书目，将《野草》的各种版本以及对《野草》的研究罗列。这种巨细靡遗的文本功夫，在潘凯雄看来，“是很值得尊重、很值得学习的。”
黄乔生：研究《野草》，许广平须列单章
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学者黄乔生认为，《箭正离弦》一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营造出了《野草》写作的氛围、背景和它的人物、事情。”“书里的第一部分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生动的材料，他的组织概括都非常到位。他讲鲁迅的饮食、抽烟、饮酒等，日常生活的写作，这是非常重要的。”
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学者黄乔生
《野草》写作于鲁迅在北京居住的时期。黄乔生表示，在他看来，鲁迅“是融不到北京的氛围里的”。“因为鲁迅当时至少也相当于现在教育部的副司长，他住的是独门独院，平时坐黄包车上下班，我们讲鲁迅同情广大劳苦人民，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不可能深入到广大群众中间。他能融入的文化氛围，其实还是绍兴。在八道湾他写了《阿Q正传》，母亲、妻子、佣人都是绍兴人，讲的是绍兴话。在他们家借住的房客也是绍兴的……”黄乔生指出，《箭正离弦》一书第一部分关于绍兴的内容，写得非常精彩。
《箭正离弦》第三部分写到了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论述非常充分。黄乔生指出，要研究鲁迅及《野草》的整个文化氛围、背景、本事，另一个人——许广平也是须列单章。
“他在人生过程中突然遇到这样一个人，可以说是拯救了他，在遍地野草，一片惨白的小花儿里突然有一朵嫣红的美丽鲜花，把他从抽烟、酗酒当中挽救出来。书里有讲到鲁迅一生中有好几个‘许’，这几个‘许’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许’。这个‘许’在1925年3月前后出现，而她对于《野草》文风的改变，对于他叙事方法的选择、感情抒发的方式有什么影响？也是我在阅读中看的意犹未尽的地方。”黄乔生表示。
阎晶明与小读者合影
对于这个问题，阎晶明回应道，有学者认为《野草》就是说爱情，认为因为许广平才有《野草》，他不赞成。但不能否认，许广平肯定深深影响了《野草》的写作。
阎晶明说：“其实朱安、许广平、周作人都是影响《野草》写作的人，没有他们新的、旧的、改变的关系，那种玄妙、微妙的《野草》是写不成这样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它最后变成一一对应的关系，我认为《野草》有更大的意义，不仅是在现实意义上，而且是在现实基础上的超拔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