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自然”与生态文明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欧阳志远

摘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可以慨括为：自然人化-自然异化-自然归化。“合生自组织”是包含生命活动的自组织，接照合生自组织功能程度，现实的自然可分为：原生自然，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生态文明的本质，就是在最大限度保护合生自组织功能的前提下利用自然资源。在纵向改造上，原子核和基因分别是非生命领域和生命领域的质变节点，超越质变节点时，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尤其应当严格区分。在横向改造上，黄金分割可能是合生自组织地域占比的底线，宜以自立科学、稳定县域和保护粮田来分别应对房产、城市和园林扩张。

中图分类号：B02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9219（2019）02-005-007

引言

早在1982年，于光远就提出重视人工自然的研究。当时国门始开，国外科学哲学成果源源涌入，面对现实，自然辩证法界不能不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天然自然研究的一般规律上。为开拓局面，于光远以城市系统为例认为，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并行研究，应该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特色之一。[1]其后一些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劳动角度对人工自然产生的本质和演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行了不少探讨。目前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人工自然的本质除了从主体力量认识之外，是否还可从客体结构认识；第二，与人工自然相关的自然形态共有哪些，对它们如何进行划分；第三，人工自然能否无限扩张，对其臧否的科学和哲学依据何在。随着自然改造的急剧推进，生态系统和公众安全承受的压力空前加大，对这三个问题尤其是第一个问题必须做出回答，否则无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合适的理论支持。本文拟就此做一探讨。

一、三个自然

生态问题的本质是自然体系被不当改造，生态文明的核心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自20世纪中叶核技术问世起，技术的二面性就开始引起公众警惕，争论起伏不断。近年来生物技术对生命基础的改造，由于更加贴近每人自身，所以反响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空前。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各有说辞，目前基本上都是从伦理角度展开争论的，存在的问题是说服力明显不足，焦点在是否会有危害。这个问题很难从现实利益来观察，因为现代社会人的需要越来越分化，改造后果越来越美化，许多技术发明者用“反科学”来抵制批评，并以有利生态来装点门面，而科学界却往往对此持模糊态度。

有两个困惑至今远未消弭：第一，技术是否等于科学；第二，改造是否存在边界。退一步说，即使不触动深层结构，只要具体操作和产品符合环保规范，改造是否就可以在浅层无限拓展，对此人们实际上是默认的，因而也就更为可怕。从某种程度上说，对自然的深层改造，就是由这种惯性所致。现代社会中，公开的环境破坏已经失去合理合法性，而上述认识，极可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障碍，这些认识从具体科学来看还不深透，因为它牵涉人和自然对立统一的历史、现实和远景，有大尺度的超越性，只能从哲学高度来把握。能够把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关系从根本上讲清楚的，迄今只有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之所以要采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由其力度所决定，与功利完全无关。在研究过程中无疑必须充分吸收人类各种文明成果，但惟有放在这个基本框架内，才能形成透彻的理论。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自然人化。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排除宗教领域，辩证法的哲学研究，把自然视为拟人的神秘活体；唯物论的哲学研究，把自然视为远人的机械实体。前者以黑格尔(Hegel，G.W.F.)为代表，后者以费尔巴哈(Feuerhac，L.A.)为代表。马克思主义汲取了其中的合理内核和基本内核，建立了高超的历史自然观。马克思(Marx，K.)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自然的“人化”问题.即自然与社会统一的问题，其意义在指出社会发展是自然发展的延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渗透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把自然和社会孤立起来对待，就必然无法清楚认识和正确处理现实问题。

第二，自然异化。人的基本特征是创造，是人的本质力量外化，外化使得人与自然同步提升。如果外化的结果不是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增强，而是成为人的对立面，这就是异化。人与自然在早期有一种原始的统一性，但这是本质力量低下的表现。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使人对人的依赖和人对自然的依赖，变为人对物的依赖。高度分工把人挤压在各个狭窄的领域，使人的专长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人的创造性和动物性都被激发到顶峰。对个利的追逐造成人对人的冷酷剥离和人对自然的猛烈剥夺。社会财富和社会交往都发生根本改变，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异化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也有发生，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为严重。

第三.自然归化。《资本论》预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自然辩证法》提出关于“两个提升”的论断：“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3]人与自然的协调和人与人的协调一致，这是对原始协调的辩证复归，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历程，而不是乌托邦，这种复归是人心所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提出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同时，又提出人的个体发展“三阶段论”。认为人的个体发展要经过“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阶段，特别指出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第二阶段就是“自然异化”的高发阶段。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虽然社会制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但人的发展却必须经过以“物的依赖”为特征的第二阶段，否则民众素质还只能在低层徘徊，与资本主义相形见绌。实际上，个体发展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端倪，已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初见，只是在国家层面上，还保持着少数寡头极端利己的掠夺本性。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一度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对第二阶段的补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导向。全面发展的本质是摆脱盲目力量的束缚.在自然和社会中实现自由。自然界的自由是基础，包括生活资料的丰富、自然灾害的防治、人为破坏的避免等。社会中的自由是条件，包括制度道路的选择、法律治理的健全、伦理道德的规范等。思想上的自由是前提，即自觉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为所当为而不是为所欲为。

人的需要可以归结为一个递进序列：基本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基本需要满足之后，会自动出现享受需要，但享受需要向发展需要的上升，却因人而异。在市场条件下，唤起需要并进行满足，以换取自己需要的满足，这是商家获利的有效方式，因此享受需要会层出不穷地被推出。正当享受是一种能力，它有助于身心健康，但正当与否，不能以迎合科技进步趋势为由。所谓科技进步往往是技术发明，技术发明的功利性已经大显，科学不可能作技术替身，倒是应当提供监督。技术破坏自有技术修复，这是一种放纵享受的说教。从熵变的角度看，修复的难度总是大于破坏，一旦破坏的程度超过当时修复的可能，很难说不会出现历史断层。

根据20世纪初阿连纽斯(Aррениус，C.A.)和维尔纳茨基(Bернaдcкий，B.И.)关于生命的“合生形成(AккреционноеОбразование)”观点，[5]笔者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合生自组织”功能。按照合生自组织功能的保持程度，现实的自然可以分为：原生自然--人化自然--人工自然。人化自然与人工自然都是马克思所说自然“人化”的结果，但它们之间有重大区别。合生自组织功能基本保持的部分，可称为原生自然，人化自然是合生自组织功能尚可发挥相当作用的自然，含人工智能在内的人工自然是合生自组织功能完全丧失的自然。合生自组织功能一旦彻底消失，世界将重返洪荒。生态文明的本质，就是在最大限度保护合生自组织功能的前提下利用自然资源。

二、自然纵变

世界文明有几大源头，迄今尚对现代科学有重大影响的，当数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都采取直观、整体和思辨方式认识世界，但思维方式有别。在世界本原上，古希腊人把世界归结为“火”“气”“水”“土”四大无机元素，并以“原子论”概之。在思维方式上，采用了公理化逻辑体系。即选取少数不证自明的概念、命题作为出发点，通过合乎逻辑的推理，证明其余命题的体系。与古代希腊不同，在世界本原上，古代中国人把世界归结为“阴”和“阳”两种对立统一的有机力量。在思维方式上，把事物的性质与关系纳入“极”“仪”“象”“卦”“行”等有机概念系统，采用“取象比类”方法，根据事物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点，推导在其他方面可能的相似或相同点。

中世纪后原子论思想和公理化方法在欧洲的复兴，导致了分析科学的诞生，分析科学的方法是还原性方法，它追求从微观机理来解释事物。这种思维方式揭示了过去大量被现象遮蔽的事物本质，构建了多个自然层次的明晰图景，并顺势实现了对自然界的成功改造，人工自然就是还原性方法的杰作。近代物理学在研究原子的各种过程中，所涉及能量的值域为千电子伏特，数量级为3；在研究原子核的各种过程中，所涉及能量的值域为兆电子伏特，数量级为6；而在研究基本粒子的各种过程中，所涉及能量的值域则高达十亿电子伏特，数量级为9。这种级差放大效应，一直引诱着能源技术向纵深推进，材料技术和信息技术，大体如此，结果为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福利。这是人本质力量的展现，所以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坚定路线就是细微开分--纵深*。

基于对自然的胜利，分析科学的触角不断向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是宇观方向，一个是微观方向。而宇观方向的结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微观结构。但情况并非是一路高歌的，随着层次的推进，反弹也在比肩上升。渉及原子过程就有元素污染，涉及核子过程就有辐射污染。到基本粒子，深人推进就遇到了坚硬的壁垒。尽管种种迹象表明在基本粒子以下，有着被称为“夸克”或“层子”的结构存在，也动用了迄今叹为观止的手段，但开分仍然无法实现，之所以如此，一种意见认为是手段问题，需要增加力度；另一种意见认为是观念问题，“分”可理解为“分辨”。虽然不能断言机械开分存在底线，但即使手段奏效，带来的到底是福音还是凶讯，很难预料。如果是一个不可收拾的“潘多拉盒”，如何应对？由于物理学前沿的受阻，加上非生命技术的危害，不少研究者都把希望转向生物学，因为生物学对生命有亲和力，而且对生命这种复杂系统的研究，可以成为横向带头学科，取代近代以来物理学的纵向带头作用。

然而由于还原性思维的强顽，生物学的横向带头作用并没有光大，而是沿袭了物理学的路线，且与技术混为一谈。当分子生物学建立后，其惯性延伸就是生物工程。生物工程中的四大领域：发酵工程、酶工程、细胞工程、基因工程，作用利害兼备，发生争论的是细胞工程中的克隆技术和基因工程中的转基因技术。之所以发生争论，是因为虽然人们对身外人工自然不断追求，但对身内自然的合生自组织功能却倍加珍惜。人类社会诞生之后，人的身内自然也成为对象性存在物，成为人本质力量外化的方向，不断地被他组织而成为人化自然，但其界限是合生自组织功能不致破坏，否则生命活动就属于反常。迄今所有医疗手段和保健手段的本质，都是维护合生自组织功能。细胞克隆，已经明显属于对合生自组织功能的破坏。基因作为保持生命活动基本特征的载体，一旦被外力开分--*，更是以他组织功能来替代合生自组织功能，本质是以人工自然替代人化自然，从而使天然本底完全丧失。这是它遭致公众抵制的根本原因。

如前所述，现代技术带来的福利和风险几乎同步增长，自然界物质层次有两个节点：一个是原子核，这是保持元素性质的最低单位；另一个是基因，这是保持生命特征的最低单位。它们一旦分裂，就有质变性灾难产生。但如果因为风险而拒绝开发，那么社会可能陷入困境。笔者在《转基因技术社会批判研究》一文中曾经提出风险评估的三原则：可预测、可控制、可逆转。[6]矿物能源的严重污染和快速消耗，使得新能源的开发成为当务之急。清洁能源虽然有显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但受到的时空限制和规模限制也客观存在。至少作为过渡能源，核裂变能的开发势在必行，由于其风险可测、可控、可逆，核能可谨慎发展。对于转基因技术来说，情况要分别看待。生物能源属于一大清洁能源，在耕地急剧萎缩的背景下，用转基因技术培养广谱适应性能源作物，具有相当的效益。虽有基因污染风险，但可测、可控、可逆，因此适宜发展。而转基因食品难以符合三原则，所以不管如何鼓动，公众终难接受。至于基因编辑，那就完全突破了安全底线。

实际上，所有问题都与还原性思维的缺陷有关。早在19世纪，科学就出现了整体化趋势。20世纪初，玻尔(Bohr，N.)在处理微观世界主客体不分和波粒二象性问题时，认为只有在中国系统思维中才能理解量子力学的“互补原理”。20世纪80年代，卡普拉(Capra，F.)在名著《转折点》中提出，面对现代全球性危机，必须放弃笛卡尔-牛顿还原性世界图景，代之以中国哲学提供的整体性世界图景。中国象形文字限制了符号系统的发展，造成还原性思维滞后，以致工业革命落伍，但象形文字也使中国哲学的宝库得以完整留存。虽然中国系统性思维被西方长期曲解，但由中医影响的日益扩大，足可证明还原性思维的明显短拙。从整体性思维来看，至少生命领域的问题不必用无限拆分的方法解决。倘若世界都成为人工自然，那么人类自身也就不复存在矣。

食用作物采用转基因技术，开发者承诺的优势在于抵御侵害和高产优质。实际上，只要农业环境不受破坏，这种以风险为代价的优势并不可取。非转基因农业已有大量优良品种，只要合理利用工业化手段，充分发挥自然界的合生自组织功能，完全可以从容抗灾并足出近天然的农产品，这是转基因技术不可企及的优势。工业社会对农业的冲击，表现在人口膨胀、耕地萎缩、生境恶化、种质减退，如果不去抑制和消减这些因素，指望用转基因技术去弥补缺口，无异于抱薪救火、适得其反。人体健康和寿命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因素，当基本需要满足之后，恶性消费就成为基本病因。按照中医整体性思维进行保健，并适当投入西医手段，完全可以颐养天年。指望仅靠基因编辑来延续生命，可能重蹈炼丹覆辙。

三、自然横变

与自然深层结构的演变相对，浅层结构即景观的演变也是一个重大的生态问题。“景观”一词系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洪堡(Humboldt，A.)提出，现在其内涵已经发展为某一区域包括自然、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综合特征，它反映着三个自然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比例。人工自然和人化自然特别是人工自然无限扩张(包括立体扩张)，即使环评全部达标，其允存有害因子也会产生复合突变效应，最严重后果在合生自组织功能快速消失。人工智能的要害，也在合生自组织功能的终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体制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都在发挥作用，核心是资源配置，配置最终集中到土地，因为土地具有不可替代性，是各类产业及各种生活交织利用的基底资源。从古至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冲突都是围绕土地进行的，其利用状况是国家兴衰的标志。恩格斯关于“自然界报复”的论述，论据就是土地利用。工业化大潮在国内兴起后，被重污染而不得不废弃的土地不乏其例，实际上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广袤土地隐性质变，土地一旦硬化.就很难恢复生机。国土守护要从“景观保卫”高度认识，目前急迫控制的是平面扩张。

据中国国土资源部统计，内地2007年耕地面积为12173.52万公顷，园地面积为1181.31万公顷，林地面积为23611.74万公顷，牧草地面积为26186.46万公顷，[7]生物宜居地约占国土总面积64.6%；经过十年，据中国自然资源部统计，内地2017年耕地面积为13492.10万公顷，园地面积为1426.63万公顷，林地面积为25290.81万公顷，牧草地面积为21935.92万公顷，[8]野生生物宜居地约占国土总面积64.7%。中国内地属于全球工业化速度最快地域，十年不短，野生生物宜居地比例仍稳定在64%左右，不管是规划为之，还是自发形成，一个事实是，自然因子与社会因子相互作用的可达到一定平衡。

包含原生自然和人化自然在内的约64%野生生物宜居地，是正负作用反复较量的结果，属于一个敏感而令人兴奋的数字，因为它接近著名的“黄金分割”比例0.618。0.618比例在自然和社会中的生物、艺术、经济等各系统内部，可以说随处可见，这也应该是合生自组织功能的体现。根据耗散结构理论.无机界在细观层次上也有自组织功能，但这是低层次自组织，而合生自组织属于包含生命活动的高层次自组织。在野生生物宜居地中，林地是合生自组织程度最高的地域，其他地域明显属于人化自然，根据以上统计，这两类地域之比大约为4：6。“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9]依据黄金分割，0.618的野生生物宜居地应该是一条底线，其中林地面积不能低于四成。

底线维系的首要威胁来自房产扩张。住宅是基本的民生条件，也是生活质量的主要标志。尽可能宽敞和舒适的住宅是享受性消费的追求目标，也是应当承认的合理诉求。目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随见空置，另一方面又屡呼匮乏。后者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匮乏主要出在发达城区，这是人口趋利流动的结果。空置是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所生，根源在经济收益，关键在技术原创，核心是科学素养。17世纪英国高涨的物理学，18世纪法国高涨的数学，19世纪德国高涨的化学，20世纪美国高涨的生物学和系统科学，都成为欧美社会的文化传统并成技术原创沃土。特别是二战以来欧洲科学家在美国的云集，更是让社会满汲了科学精神。改革开放之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人人心，但当时经济亟需的是现成技术，于是技术便悄无声息地取代了科学。科学对技术的最大引导是独立性，独立精神既提供激情，又提供方法，还提供辨识。缺乏独立精神，不可能有技术原创，也不可能有技术鉴别。对分析科学特别是科学精神的亏欠，应当决心填补。分析科学的大趋势是走向综合，无论从传统还是从发展看，科学自立是明智选择。对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都要认真研究，细致吸收，但必须坚持主体性、求实性和择优性。[10]

底线维系的其次威胁来自城市扩张，城市的实质是以人工自然替代天然自然和人化自然，其优势是资源的集约利用，代价是合生自组织功能消失，导致生态变异甚至恶化。维系城市自然生机的是周边以及自身为数不多的人化自然，以及大尺度上的天然自然。以“城镇化”取代“城市化”的初衷，就是在国土之内保持必要的人化自然比例，以防止城市病高发。农村是人化自然的典型，是人工自然的依托。笔者在1992年提出，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是生态产业革命，这个趋势到现在越来越明朗。随着农村和农业地位的上升，以及农村经济条件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口从分散走向集中再走向分散，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反城市化”潮流已经从国外传向国内。如果再一味把三农视为落后，才真正是过时观念。撤县建市建区潮流值得商榷，这里含有对农事的鄙夷，后果是人化自然被进一步改造为人工自然。“县”属于二级行政区，事实上的三级行政区，字无任何失彩。日本的“县”，甚至相当于省。如果以名义求发展，不啻于缘木求鱼。按城区面积决定级别，只能加剧自然因素的丧失。县级市宜改为“邑”，以稳定县域生态，并避免地县级市名混淆。省直辖大县，是提升效率有益生态的改革方向。

底线维系的再次威胁来自园林扩张，园林包括观赏景点和娱乐设施，当基本需要满足之后，对环境美的追求普遍上升，于是园林面积便大幅增加。“美”的定义在哲学上争论多年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人的生理感受和心理感受统一的愉悦。生理感受是感官直接愉悦性反映，心理感受包括现实利害性认知和历史利害性认知，心理感受对生理感受发挥校正作用。传统农田是一个结构完善的人化自然系统，其中合生自组织功能占主导地位。它一方面为人类提供食物和原料，同时也发挥资源更新和精神愉悦功能。虽然自组织功能不及原生自然，但能投射出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田园美历来为人们欣赏。以生态学理论指导综合运用传统和现代技术，能够弥补经济社会效益的不足。园林属于他组织功能主导的系统，其中虽有风光营造，但人工自然色彩明显，原生因素基本消失，愉悦功能不可能替代田园。就是田园中的经济作物种植，也不及粮食作物种植，因为后者承载着基本需要的精神寄托，“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是文化基因，很难更改。目前粮田被变相园林大面积替换，不仅有景观危机，而且有民生危机，这也是人与自然的失调。粮田丧失，难解乡愁，仅靠花木发展旅游，农家乐必然乏味。

结论

本文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概括为：自然人化-自然异化-自然归化，这对自然观的研究有所推进。从自然界的“合生形成”思想，本文提炼出“合生自组织”概念，合生自组织是包含生命活动的自组织，以它为标准，把现实自然界划分为原生自然、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并提出生态文明的本质，就是在最大限度保护合生自组织功能的前提下利用自然资源。以上观点属本文原创。还原性思维的日拙，决定了科学和技术都只能各自按整体性图景发展。笔者2015年提出原子核和基因分别是非生命世界和生命世界的质变节点，以及技术风险评估的“可测、可控、可逆”三原则，本文再以合生自组织判据对其进行了完善。土地质变是潜移默化的重大生态危机，关于野生生物宜居地的“黄金分割占比”带有猜想性质，其正确性有待进一步验证。针对房产，城市和园林扩张，本文提出维系生态底线的自立科学、稳定县域和保护粮田三点措施，可供决策参考。

参考文献

[1]于光远.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特色之一：重视人工自然的研究[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05).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

[3]思格斯.自然辩证法[M]//马克思思格斯文集：第9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2.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0.

[5]维尔纳茨基BИ.活物质：序言[M].余谋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4.

[6]欧阳志远.转基因技术社会批判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04)：93-98.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2007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R/OL].(2009-12-15)[2018-12-09]http：www.mnr.gov.cn.

[8]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2017年中国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R/OL].(2018-05-18)[2018-12-09jhttp：www.mnr.gov.cn.

[9]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马克思思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2.

[10]欧阳志远.论科学自信.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02)：7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