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茶布马”成就西秦大贾
陕商的兴起得益于明代特有的边境政策。自元代起，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关中地区转移到了华北地区，陕西由行政中心蜕变为毗邻“九边”之地的西部重镇。为解决边防要塞的军粮与食盐供应，明代率先在甘陕和山西实行“开中之法”，将部分货物授权给拥有运销凭证的商人购买。以官盐为例，成本低而售价高，商人只要获得盐引，便有暴利可图。具有地缘优势的陕人机敏地抓住了这一政策利好，依靠纳粟贩盐、运输西部牧区必不可少的茶叶获利。为解决军布供应与赋税之需，陕西商民远赴江南购布，将布匹不远万里运送到西北九大边镇，置换为大量马匹。依靠“三边”（边盐、边茶、边布）生意，陕商成为西北边贸的核心及最大受益者。宋应星在《野议》评论明代盐政时就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和徽郡三方之人”。当时垄断西部贸易的陕西商人，每年经营的布匹达2700万匹，茶叶1125多万斤，皮革150多万张，羊毛2500多万斤，药材1500万斤，水烟700万斤，可谓通达天下、无所不包。
陕商运茶复原场景（图片来自于泾阳陕商文化博物馆）
至明中期“开中之法”取消，加之两淮盐业以扬州为集散地，具有地缘优势的徽州随之崛起。陕商不得不退出发家地，转而向西重操旧业，以贩卖四川井盐牟利，进而掌握了川藏金融命脉，随川盐入黔将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自清以降，举凡井盐产区自贡、射洪、三台等地皆设有陕籍商号。茶业则继续保持了明代以来在西部茶叶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而在北部汉蒙边地，陕商则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蒙古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陕北区域经济。随着转运生意技巧愈发纯熟，除传统的盐茶布马外，陕商还涉及烟草、木材、药材、典当等行业，形成输茶于陇青、运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贩烟于江浙的地缘商帮团体，诞生无数富甲一方的“西秦大贾”，可谓盛极一时。
陕籍盐商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的西秦会馆，极尽奢华，现为四川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图片来源于网络）
“万金账”与“东西制”
明清陕商能够通达天下，“万金账”与“东西制”两种独特的经营方式功不可没。陕西重农抑商的思想尤甚，只有在家贫无以为继或仕途无望时才被迫选择“以商求富”，因此维持生计也成为大多数陕人商贾道路的起点。在缺乏资本的窘境下，由于官贷归期过严，民贷利息太高，陕人多以合伙筹措资本，将各家投资人的股份、分红和认债等都明文造册。账册为布皮纸心，包装精美，长期锁在柜中保存，逢退股、纠纷时取出。名为“万金”，意为 “富至巨万，财源滚滚”。这一账册规定的集资形式已经初具现代商业社会有限责任公司的形态，成为明清时期陕西商号最为广泛的资本组织方式。清代渭南大典当商贺达庭、户县商人开设的茶庄“德泰合”等大型商号均采取“万金账”的经营模式由小做大，分号遍及全国。
清代陕商的账册（泾阳陕商文化博物馆馆藏）
随着分号增开、市场扩大，做老板的常常分身无暇，以血亲关系起家的商号在人力上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经营规模。加之长途贩运的大宗贸易往往跋涉千里，耗时长久。以西安到康定为例，沿川陕间三十八马站，晓行露宿、鸡声茅店，行四十多日方可到达。山高水远必托付与信赖之人，因此陕商又创造性地通过“东西制”实现日常经营事务。所谓“东西”，分指财东与掌柜。根据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东西制”分为“领东掌柜制”与“水牌掌柜制”，前者以“记名开股”的方式给予掌柜股份，使其成为商号*，调动掌柜的工作积极性为商号效命。清中期渭南焦家的“吉顺和”甚至将商号一半的红利分与大掌柜。领东掌柜的工作业绩也与福利挂钩，多数商号为鼓励掌柜长期效力，在掌柜退休后仍“许回坐号休养，照常分红”。水牌掌柜则不以人力入股，只负责经营商号获取固定薪水。
清代陕商“协兴隆”盐号经营管理结构图
由于购销环节长期分离，通信不便，大多数陕商往往采取领东掌柜制，将掌柜利益与自身利益捆绑，力求达到最为合理的经营模式。一些强势的掌柜在商号中掌握话语权，甚至在人事任免、学徒招收与经营方针制定上连财东也不得干涉，财东常驻本乡，掌柜逢二三年返陕向主家述职即可。只要能够为*带来充足的利润，掌柜在财东处甚至可得座上宾客的礼遇。以渭南板桥盐商常家“义兴珍”为例，第四代掌柜马朝贵精明能干，在他任上，“义兴珍”先后在四川增设支号二十多处，全盛时期拥有三百万两资本以及八百余名店员，马朝贵返渭述职时，财东常生春亲至渭南河岸牵马相迎，一路锣鼓喧天，人声鼎沸。
向慈禧献宝的女富豪吴周氏
1900年庚子拳乱，八国联军直捣黄龙，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奔往西安府“西狩”。虽名为逃亡，慈禧奢靡之势却不减分毫，民众负荷颇重，怨声载道。精明的商人却抓住直达天听的机会开拓商机，成就了陕商在传统时代的最后一次辉煌。其中佼佼者，莫过于被慈禧封为一品夫人的“安吴寡妇”吴周氏。
在宣统三年（1911年）编撰的《泾阳县志》中，这位被收录在“贤孝”列传中的女子身世颇为坎坷，她幼年失怙，后被周家收为养女，靠兄嫂拉扯长大。周家曾为富甲一方的大户，祖上周梅村是清嘉庆年间的富商巨贾，和其他陕商一样，在经历了数次分家与回民起义后元气大损，待周氏入门早已家道中落。依兄长之命，周氏在16岁便嫁入泾阳首屈一指的富商安吴堡吴家，为重病缠身的独生少爷吴聘冲喜。过门十日后，病入膏肓的丈夫便撒手人寰。周莹变为寡妇吴周氏，在族内领养了一名尚在襁褓的男婴为嗣，取名念昔，同时接手吴家的巨额财富，亲自经营外省的盐业市场。
四件条屏为安吴堡吴周氏居室前的石砖雕。凤凰来仪、八哥临啭，均为传统吉祥富贵图案；红荷出泥不染，金菊凭石益贞，含有富而不浊、独立守节之寓意。（泾阳陕商文化博物馆馆藏）
吴周氏不仅有生意头脑，更善于知人任事，惠及乡里，吴家堡村的上百户人家都随吴家在外做生意。由于家底雄厚，加之经营有方，吴家设在扬州的盐务总号“裕隆全”一年入账多达数百万银两。在保持传统盐业生意外，周氏将吴家持有的土地分给佃农无偿耕种，生产经济效益更高的棉花与红茶，以关中土布、泾阳茯茶和三原蓼花糖等特色土产为利器，开拓省内外市场。吴周氏不仅善于经商，多元的经营理念与完备的产业链使得吴家的生意蒸蒸日上。
光绪十一年（1885年），吴周氏认捐修缮县文庙四万两银，获封二品夫人，可谓名副其实的吴家当家。其权势地位更因庚子年间向慈禧献宝而达到顶峰。据县志记载，慈禧到达陕西时正值大荒，西安巡抚端方正为接驾短缺的银两头疼之际，吴周氏积极响应官府认捐，派念昔赴两宫行在捐巨款十万两银，给这些落难的皇亲贵胄送去了维持奢靡生活的及时雨。而民间则演绎出更为传奇的故事，说吴周氏曾得慈禧接见，并进献十二条楠木屏风作为寿礼。这一宝物颇得慈禧欢心，当下便将吴周氏认作干女儿。这一传言遭到吴周氏堂侄、著名历史学家吴宓的坚决否认，称其堂伯母从未见过慈禧，献宝认亲更是无稽之谈。无论真相如何，以积极的姿态解清廷燃眉之急的吴周氏确实深得慈禧赏识，亲自下旨诰封其为一品夫人，其子吴念昔亦由郎中赏道员并赏二品花翎。
在太后亲封的诰命夫人光环下，吴周氏地位如日中天。加之两宫西迁，西安府暂时成为清王朝行政中心，陕商近水楼台获得发展良机。据传慈禧曾将上贡的陕西“茯茶”误听为“福茶”，因颇讨口彩而大加赞赏。吴周氏精明地抓住这一契机，以“福”为名将“裕兴隆”商号的茯茶生意更进一步，将“购运焙销”的全产业链环节牢牢地把控在手中。自明清以降，陕商茶商以泾阳为中心，市场遍及俄国与西亚地区，走出了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此为继汉代丝绸之路以来的又一条国际商路。
茯茶属六大茶类中的黑茶中特色产品，为全发酵茶。一般制为砖茶销往西北、哈萨克、蒙古等游牧民族地区，以陕西泾阳为主产区。因在伏天加工，故又称伏茶。
从通达四野到寂寂无名
慈禧的回銮虽然昭示着清政权的安然无恙，但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安宁。随着各色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沿海国门洞开，精致耐用又便宜的洋货如潮水般涌入内陆，传统商人面临着致命的打击，对于靠长途贩运赚取差价的陕商来说自然更不例外。首当其冲的是与南方经济息息相关的布匹与水烟商户，几乎全军覆没。版图的另一端，俄帝国的覆灭与印度茶的竞争，将中国茶无情地逐出了国际市场，因茶而兴的山陕商人也随之风流云散。陕商云集的四川，“战火延蔓阖省……其时西商遇害者亦十之八九，遂使各歇业不前，黔省盐务势以中绝”。而集聚着大量财富的陕商本乡也由于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元气大伤。
战乱与外资入侵并不是陕商衰落的唯一因素，经营中出现的诸多内部危机早已露出端倪，不过是依赖几百年来相对稳固的政权与封闭的市场才隐而不显。早在明代后期，徽商勃兴瓜分了不少大宗物品的贸易份额，陕商也没有抓住机遇将产业推向金融业务，反而被异军突起的晋商票号抢占先机，因此只能将视野局限于西部一隅，继续长途贩运的掮客生意。在开拓者褴褛筚路地开创商业帝国后，巨额的财富并未变为资本再投入，一些被铸为巨型银锭埋进自家田里，一些窖藏在地下室。据清光绪年间的记载，咸阳三原富商赵家的银子太多搬不动，只能埋在乔家的地里；汉中盐商王家埋银数量太大，导致暴雨后院中到处都是裸露在外的银两。
“三水唐家”堪称“秦商巨贾”，图为陕西咸阳旬邑唐家大院。（图片来源于网络）
除了原始的藏银手段外，更多的财富则被返乡地主们变为官位、豪宅、田地与善款，动辄以千金鬻爵，万亩购田，招佃户千家，借此获取身份地位、征收佃租，从事炫耀性消费。当时就有人评价关中商贾“多不量力，竞争事奢侈，外似富而内无深藏”。陕人素来以乐善好施为美，久之竟成攀比之风，严重者甚至尽散家财。巨额善款所结下的善缘也未能在变革的时代中置换为商业上的福报，那些以联络同乡为名修建的极尽奢华的山陕会馆也成为奢侈的装饰品，彼时曾起到维护身份系统的“财东乡居”制度也成为阻碍信息流通和制定决策的障碍。陕商们很快发现，久疏商场早已使他们习惯于地主农民的生活，而祖辈所积累下来的经商智慧在这个剧烈转型的时代中也竟毫无用武之地。当经济命脉掌握在外敌手中时，曾经遍及大江南北的陕商们如同长安一般，成为繁华落尽后的盛世符号。
参考文献：
（清）刘懋恭：《泾阳县志》，宣统三年（1911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
杨居让：《不得不说的安吴寡妇周莹》，《唐都学刊》，2010年9月，第26卷第5期。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杜君立：《明清时期的陕商：“无西不成商”》，中国商报，2016年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