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22日，摩萨德特工们带着被麻醉了的艾希曼降落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在这个时候，阿根廷政府还不知道摩萨德特工在自己的国土上绑架了一个人。因为阿根廷毕竟有两千万人，一个用假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就算消失十几天也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
5月23日，本古里安在以色列议会宣布了艾希曼已经被带回以色列的消息。几个小时后，外界才知道了这件事情。
几周后，时代杂志做了一个专题，报道说艾希曼是被以色列特工从阿根廷绑架回来的。不得不说时代杂志还是有点本事的，因为以色列政府并没有透露艾希曼是从哪里被带到以色列的。
这样一来，阿根廷政府的脸上就挂不住了。6月1日，阿根廷政府召见了以色列大使，要求他对这件事做出解释。三天后，大使代表以色列政府做出了官方解释：一群犹太人志愿者们在二战后一直追踪纳粹分子的下落。他们在阿根廷找到了艾希曼，然后说服了艾希曼自愿跟他们回到以色列接受审判，并有一份艾希曼亲笔签名的声明作为证据。这些志愿者中虽然有以色列公民，但他们的行动和以色列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以色列政府直到5月23日才知道艾希曼来到了以色列境内。
这样的解释简直就是在侮辱阿根廷政府的智商。看过前面文章的读者肯定知道，以色列政府不但策划了绑架的全过程，摩萨德局长还亲自来到阿根廷坐镇指挥。
对于这样的答复，阿根廷政府当然不会接受。他们驳斥了以色列政府的荒诞回复，要求把艾希曼交还给阿根廷。
以色列政府知道自己理亏，但态度很坚决：艾希曼是不会被送回去的，他必须在以色列接受审判。
阿根廷政府很生气，但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于是就把这事搞到了联合国，随后联合国出了个决议谴责以色列的绑架行为。但这也没什么用，以色列一边道歉一边拒绝把艾希曼送回去。为了表示抗议，阿根廷政府驱逐了以色列驻阿大使。
这事一直折腾了整整两个月，直到8月3日，双方政府才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给这场外交风波画上了一个句号。至于双方在桌面下进行了多少谈判和利益交换外界就不得而知了。
与此同时，艾希曼在以色列的特别监狱里接受了为期几个月的漫长审问。记录这些审讯内容一共用了76盒录音带和3564页书面报告。
艾希曼居住在一个三米宽、四米长的单人囚室中，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囚室里的灯永远亮着，囚室外24小时坐着一名看守，防止艾希曼自*。在更外面的一道门后，有另外的人负责监视第一名看守，确保他和艾希曼之间没有任何互动。为了防止有人出于私愤在开庭前就*死艾希曼，那些有亲属在大屠*中死亡的人都不可以担任艾希曼的看守。为了防止有人给艾希曼下毒，他的一日三餐都要经过特别的检测。
艾希曼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躺在床上看书
即使在睡觉时，外面也有人在监视他，牢房里的灯也不会熄灭
看守在监视艾希曼吃饭
艾希曼每天可以在室外散步半个小时，他试着和看守聊天，但看守不会做出任何回应
让人觉得非常诡异的是，这时的艾希曼似乎并不是很担心自己会被以色列法庭判决有罪。他觉得自己只是一名奉命行事的军人，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他认为自己跟战场上那些按照长官的命令向敌人开枪的士兵没什么区别。他天真地认为，只要自己在法庭上解释清楚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角色，犹太人法官就会对他网开一面。
但是想想也知道，如果只是为了“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以色列政府怎么会不惜得罪阿根廷政府，让特工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绑架回来呢？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要利用这个案件来向全世界展示纳粹对犹太人的屠*、要向战后出生的以色列年轻人讲述本民族的历史、要为六百万死去的犹太人寻求正义的声音。这场庭审所要聚焦的重点，与其说是艾希曼个人所犯下的罪行，倒不如说是犹太民族所承受的苦难。
在这场全世界媒体聚光灯下进行的审判中，虽然站在被告席后的是艾希曼，但对于犹太人来说他无疑代表了所有的纳粹战犯。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讲，这是一起政治挂帅的案件，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它出任何的差错。
正式开庭的日子是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在这一天第一次以被告的身份出现在了世人面前。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参与了屠*几百万人的纳粹军官的模样。站在防弹玻璃后的弱小而迷茫的艾希曼和他们所想象的样子相去甚远。有人将艾希曼形容为“虚弱、苍白和寒酸”，看起来好像“一个不敢跟老板提出加薪的小会计”。
在防弹玻璃后接受审判的艾希曼，这是为了避免有人要在庭审现场*死他
艾希曼带着耳机来收听翻译
庭审现场的布置
审讯是用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希伯来语进行的。不过，三位法官全部都是在德国出生的德裔犹太人。他们有时会直接用自己的母语和艾希曼对话，有时甚至还会打断希伯来语译员，纠正他们翻译中的错误。
艾希曼在法庭上被指控犯有十五条罪行，其中包括反人类罪、战争罪等等，其中每一条都可以判处死刑。对于每一条罪行，艾希曼的回应都是“不承认自己犯有此罪”。
为艾希曼辩护的律师是由艾希曼本人指定的德国人塞尔瓦蒂乌斯，费用由以色列政府支付。这位辩护律师指出，在纳粹德国当时的法律体系中，艾希曼并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艾希曼对此似乎也十分自信，在几个月的庭审过程中，他反复强调“大屠*的责任与他无关”。
为了反驳这种论点，控方出示了大量的文件、传唤了超过一百名证人，努力向世人证明当艾希曼有机会决定某个犹太人的生死时，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确保此人能够被送进集中营。比如当某个犹太人即将获得外国国籍，从而可以合法离开德国时，艾希曼亲自指示盖世太保尽快把此人抓起来。
8月14日，为期四个月的庭审结束了。又过了四个月，在12月11日，法官向艾希曼宣读了判决：十五项罪名全部成立，死刑。
艾希曼当场表示不服，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倒霉的被卷进这桩可怕事件里的人”，纳粹德国的高层领导才应该对屠*犹太人负全责。他很快提出了上诉。但其实每个人都明白，上诉只能暂时推迟艾希曼的死期而已。
1962年5月29日，艾希曼的上诉被正式驳回。艾希曼感到既害怕又愤怒，他觉得自己被冤枉了。他觉得自己唯一的罪过只不过是服从了上级的命令而已。
作为一个将死之人，绝望中的艾希曼向以色列总统请求特赦。两天后的晚上7点，艾希曼被告知以色列总统拒绝了他的特赦请求。他会在当天午夜之前被执行死刑。
在这一天，获准来到行刑现场的有四名记者，以及负责抓捕艾希曼的特工之一阿哈罗尼（会讲德语的审讯专家）。
根据在场的人描述，艾希曼当时表现得很平静。他发现了把自己绑回以色列的阿哈罗尼之后，看着对方的眼睛说：“我希望很快就会轮到你（上绞刑架）了。”之后他要了一瓶红酒，喝了一半之后就走向了绞刑架。在行刑前，艾希曼拒绝了刽子手递给他的黑色面罩。他留下的最后的话是：“德国万岁、奥地利万岁、阿根廷万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国家。向我的妻子、家人和朋友致意。我只是服从了战争时期的法律而已。我准备好了。”
随着刽子手打开艾希曼脚下的活动门，这名前纳粹分子的身体突然掉落了下来，在空中荡来荡去。之后，他的尸体被火化成灰，撒入了地中海之中。具体的地点在以色列领海之外，因为以色列人不想让艾希曼的骨灰落在自己的国境之内。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