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早期的一食堂
我小时候没看过什么世界名著，老师和家长只允许看烈火金刚、红岩等革命小说，外国书只有苏联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我看了好几遍，1952年版的和61版的都看过。我还保存过一部52年版《钢铁》一书，一大厚本竖版繁体字，很旧，纸都黄了，但是全本一页也不缺。90年代后竟被家里人背着我悄悄给扔垃圾箱了，嫌它太旧、太破！我无可奈何。2000年以后我又拣了一本现代版的，结果又被扔了！但是我喜欢看这本书，看得都快背下来了，对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都很熟悉。
我感觉水运教学大楼很像《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里面的苏联式建筑，斯大林时期的，高大、讲究、死板、庄严又不失华丽。而我觉得我们的一食堂，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破房子。
在1910年代，保尔的哥哥在铁路的车辆厂当钳工，保尔在火车站的食堂烧茶炉，洗盘子。我认为十月革命前保哥哥那个车间，或者保尔洗盘子的车站食堂，一定是我们水运一食堂那个样子。它老旧、高大、宽敞，破落，有破旧的木门窗，屋顶上的木梁因为岁月的侵蚀已经变成了暗栗色，水门汀地面油腻光亮，室内灰暗，教堂似的庄严。水泥你就说水泥吧，为什么要说水门汀呢？书里就是那样写的，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在我小时候的心目中，水门汀应该是一种有些发黑的细腻的水泥，当然这是不对的。是译者在…我也说不好。所以我们的水运一食堂，改造前的，我觉得也可以叫它十九世纪俄国车间或者保尔年代的大食堂。给旧俄国的小贩、农民、妓女及一些乘坐火车的小手工业者流浪小市民提供粗陋饮食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应该烟雾缭绕，人声嘈杂，秩序混乱，夹杂着一些乞丐和小偷。当然一食堂不是，学生们总体上是礼貌、文明、讲秩序的。
这是对早期的一食堂大致的印象。
保尔在车站食堂
水运食堂这一章很难写。
我打了好多的电话，某些关键点每个人的描述都不同。
有人说嗐，你就大概写一写，不清楚的地方略过去算了。可是我们学理工的人都有点叫真儿（较真儿、校真儿、嚼真儿？）。我想还原一个水运学院在1970年代的，特别真实的场面，仿佛身临其境，使我们大家有一种回到过去的空间感，现场感。但是以我的能力又达不到。
没办法，从我们进校到毕业，学校食堂发展得太快了。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刺激性较大的信息记得就牢固、准确一些。比如痛苦的经历，就比快乐的体验记得更清楚。但同一件事发生的时候，事件的各个侧面对每个人的刺激是不一样的，这与每个人所处的角度、社会背景、自身特点和过去经历等等诸多因素有关，所以对一件事每个人的记忆重点不同，经过了几十年岁月的打磨，在回忆过程中就产生了混乱。
当然我们可以从众多搜集的信息中加以比较、判断，去伪存真。但当年的事儿我都忘了，我无法判断，你们自己去评判吧，谁对谁错。
我们刚进校时，一食堂在我的印象中就是那个样子。像十九世纪俄国工厂的老旧车间或火车站的吃饭大棚，宽敞高大，长方形的，便于学生排队。食堂最里面横放着几张打饭的长条桌子，在空荡荡的大厅里面，它只占房间很小的一个角落或者位置。但对我们每一个个体而言，它又是很实在的，几张桌子简单地横着一排，像达芬奇油画最后的晚餐，柜台一样把炊事员和学生们隔开。桌上有两个大盆。黑绿色的炒青菜，由于缺油但不少盐，有人说像牢饭，满满地盛在两个大盆里。不是像脸盆而是洗澡盆，一个人伸开胳膊可以费力地搬起来那种，仿佛牛圈、马棚或者家禽的饲养场用来装饲料的。
旁边是摞起来的小圆盆，同样搪瓷的，难看的粉色，里面盛着满满一盆蒸好的糙米饭，每盆一斤六两。它们在米饭上面叠着罗汉，杂技演员那样摞得很高。打饭的时候炊事员拿过一盆，用手中的竹板先把盆里的米饭划成四块，再挑起来放到学生饭盆里。有人说，哎，蒸米饭不是用那种长方形白铁皮的大方盒吗，可以划出许多方格的那种？那是后来了，学校改进了蒸箱以后才采用的。
食堂大厅门口有一个水池，水泥池上面有两个水龙头，洗碗用的。水池的角落里有一个洗菜的小塑料筐，同学们吃完饭洗碗时，碗里面有饭菜的残渣。先接点水涮一涮，倒在那个小塑料筐里，就可以过滤掉水中的残渣。早先在我们三线工厂的大食堂（那当然是像大礼堂一样很现代化的），水池里就缺少这样一个小筐，所以下水常常堵塞。到武汉后，感觉这个小筐很实用。
水池的对面一侧或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碗柜，一人多高的，从上到下由许多格子组成，我们可以把自己饭盆放在里面不用带回宿舍。
对于这个碗柜也存在相当的争论。
开始的时候多数人不承认它的存在。我给陈宏光打电话时，陈宏光十分肯定地说：“那里确实有个碗柜，后来我们老丢勺子，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水运小报上，还给了我5毛钱的稿费呢。”
呵呵，陈宏光的5毛钱在那时对我们学生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后来我面对那些否定碗柜的人，只要一提起丢勺子，他们都恍然大悟，哦哦，确实有那样一个碗柜！
有人说它是盖好二食堂时才有的，也有人说它是从一进校时就在那个保尔食堂里存在着，我采信了第二种说法。因为我记得我们刚进校，与工农兵学员在一起吃食堂，我们的餐具放在碗柜里面是很安全的，从不丢东西。后来，又是七八级七九级进校、工农兵学员毕业以后，我们才开始丢勺子，有人乱拿，甚至还有丢碗的。好多人后来就只好把勺子带走，甚至不敢把饭盆放在那里了。
原始一食堂是社会主义大食堂。
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食堂，平均主义大锅饭。每月交14元左右的饭费吃包伙。不管你男生女生，高矮胖瘦，年龄大小，一律每人一坨饭一勺青菜，有关部门像一个死板的法官；它不管你是吃撑了还是根本没吃饱，都给的同样多。这是规定，有计划按比例的，像宪法一样，人人平等。里面仿佛又隐含着不公平，有人吃不了倒掉，有人吃不饱。（那时的宪法也很随意，工业有鞍钢宪法，农业有八字宪法，谁也不知道宪法两个字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们食堂的宪法就是每顿饭一块米饭一勺青菜。）
饭票按月交钱发下来，A4纸大小，仿佛是绿色的，（还有粉色和黄色吗？）像草纸似的劣质粗糙，不是为了节省纸钱而是容易撕。上面棋盘一样有30个方格子，方格内有日期和早午晚餐的字样，例如上面印着：水运食堂餐卷、下面是：5月11日、星期三，再印上：早、午或晚，是用油印机印刷的。打饭时必须按标注的时间把一块小方格撕下来，像一张邮票大小，交到食堂。
餐券必须按期按顿使用、过期作废，但周六晚餐和周日的可以退。这一是因为武汉的同学周日一般回家休息，二是许多同学在周日也要外出，到汉口等繁华的地段逛逛街或者走亲戚。
不管是工农兵学员的一千人还是后来的两千人，打饭的时候都只排一队。炊事员的前台是4个人，1个人收饭票，两个人盛饭，1个人盛菜，挺忙的。
于是在开饭的时间，当我们进入保尔大食堂的时候，总看到大厅里学生排着长长的队伍，是一竖排（永远只有一排），有时挺长的。在遥远的前方，四个炊事员在长条桌前站成一横排。他们好象有点傲慢，就好像那饭票不是我们买的，那饭菜只是他们恩赐给我们的，他们像上帝一样，赐给我们饮食、圣餐。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服务行业的态度都是那样。好在恩赐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没什么选择，只有一个菜，机械地重复简单的动作，或者往饭盆里扔一块米饭，或者扣进去一勺菜，熟能生巧。
有一次班里派我去食堂帮厨，发放饭菜。我的工作只是帮助打米饭。这很好理解，因为收饭票和打菜的工作都存在作弊的可能性，弄不好会造成很小的贪污或者腐败。我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先交餐券，造成发米饭的两个人一前一后，容易造成排在前面的炊事员面前拥挤着好几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排在后面的那个炊事员却站在那里闲着。那天我是扮演在前面那个炊事员或“堂倌”的角色，站在我旁边的是陈宏光。我只要看到陈宏光那边人少了，就催促眼前的学生“到前面去”，同时招呼后面的学生往前。这甚至造成了部分同学的不满，他想，我都走到你跟前了，为什么你给后面人的盛饭？他不习惯，因为以往食堂的炊事员都不是这样的，他们就站在那里等着。
打饭的学生不知道我以前是三线工厂流水线上的熟练工人，每天要生产并测量出成千精密套圈，手脚动作不快根本完不成。那天饭堂里面学生接受“圣餐”的队伍长度缩短了很多，顶多也就有平常的三分之一，甚至基本上没怎么排队。打饭完成后工作人员要清点餐券，数一数今天收了多少张。他们惊讶地小声说：“今天打饭的人比每天还多！”我听见了。
食堂基本上是什么菜大量上市吃什么菜。每天的食谱与前一天是相同的，四两米饭，一勺青菜。冬季大部分时间是紫菜苔或青菜，到春天是青菜（上海青）为主。冬天的炒菜苔给我们印象太深了，因此在夏天我们吃什么青菜，很多人就记不太清楚了。陈宏光说：夏天我们吃苞菜（元白菜）。
“武汉人的观念是天越热越吃辣的，败火。偏偏那时我得了咽喉炎，不光吃辣的嗓子受不了，还发烧。”陈宏光在电话里跟我说。“夏天的时候每天都是辣椒炒元白菜，搞得我只能勉强吃一点，有时剩下三分之二的菜都倒了。”
每天一个样，大家就吃腻了；又没什么油水，有人就吃不饱。冬天炒菜苔给大家的印象尤其深刻。因为要做那么多人的饭菜，保尔食堂的菜苔可能根本不摘。一勺菜打到碗里，老梗硬得扎嘴，嫩的稍微嚼一下就可以了，常常吐出像柴草一样的嚼不烂的菜渣。
有一天我和汪赛克、刘平、杨立勋一块去食堂，由于我们去得比较晚，打饭的时候人已经不多了，我们四个人打完饭坐在桌边吃起来（还有桌子？）。由于已经没人打饭了，只剩了一个炊事员站在那里，为个别晚到的学生服务，盛饭、盛菜和收餐券一人搞定。
不一会儿汪赛克最先把菜吃完了，那天不知他哪来的勇气，看到炊事员站在那里无所事事，竟然从桌边站起来，从容地走到赐菜的炊事员面前，伸出自己的饭碗示意再要点儿。他自己也没想到，那个上帝炊事员抡起大勺又给他盛了一碗。
这个出人意料的收获令汪赛克喜出望外，我们看出他简直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迅速地回过头，带着憋不住的满脸笑意重新回到我们身边。哈哈哈哈，到了桌边他终于可以仰天大笑了，我们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是真的，怎么回事呢。
刘平看到也忍不住了，他也迅速站起来，走到那个黑黑胖胖的炊事员前面伸碗要菜。那个圣人又面无表情地在大盆里盛了一勺，哐地扣到他碗里。我和杨立勋目瞪口呆，但是我俩胆小，竟然没敢上前跟着去要菜。不过我们当时认为，我们再上去，那个炊事员也不会再给了，因为学生那么多，给不过来。或许那天的菜恰巧有些富余。
就是因为多吃到一勺青菜，当时汪赛克和刘平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们羡慕死了。
这反映了当时我们食品的匮乏。（回忆这件事也使我相信保尔食堂当时是有学生用餐的餐桌的。这是另一个话题，在这一点上仍有争议）。
是不是因为饭菜太差我不知道，我们班有人得了肝炎。肖运华是农村人。运动员似的，长得又高又壮。所以每顿饭一勺青菜伴（拌）四两糙米饭，他就吃不饱。他说我原来好好的，后来小便不知怎么变黄了，也没其它的反应，到校医务室一化验，转氨酶很高，确诊为肝炎。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很快就好了。
那时也没人追究是怎么回事，但现在我认为他的病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吧。我们这些大城市来的学生，暑假回校的时候都从家里带些营养品，奶粉、麦乳精一类的，上完晚自习补充一下。过了寒假，我们还带些家里的炸酱，或者肉松。肖运华家是湖北农村的，靠每月14元的助学金吃饭，家人为我们种出了蔬菜，自己却因为家里困难，没钱吃好一点。
我们每周有一顿加餐，固定周三中午是加餐日（也有人说是周六中午），那一顿食堂的菜肴由青菜变成肥肉片炒干子（豆腐干）。
有人揭发（为朝阳群众保密，我不说他的姓名），在那一天班里跑得最快的是陆竑。周三中午还没下课呢，他就跃跃欲试了。下课铃声响起，他头一个冲出教室，飞快地下楼，头也不回地夹着课本兴冲冲跑向食堂。为什么呢，太渴望了，在那一天，早一分钟吃上加餐，都是奖励。
他是我们班里年龄最小的同学之一，个子又高，又正是十七、八岁长身体的时候。
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里面有一段镜头是瓦西里为苏维埃政府运来一车粮食，自己却饿晕了。
当年我们的社会也面临供应短缺的困难。饭菜质量差表面上看是学校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我们上大学时正处在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的年代，很多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样，不是他们不给我们面包和牛奶，是面包没有，牛奶也没有。
那是一个时代。
我们进校的时候75级和76级工农兵学员还在，是的，以前的工农兵学员是一直在那样的伙食条件下从入学吃到毕业的。我们还不知道文革前的大学生，甚至三年困难时期的大学生，他们是在什么样的伙食条件下完成大学的学业的。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在实行配给制，肉票、油票、是有限制的，就那么多。粮票除了定量，在北方还有品种的规定。甚至在我们的首都，皇城脚下，粮食定量中也只有25%的大米，40%的面粉，其余的是粗粮，即玉米粉（棒子面），间或有小米或红薯。所以我到武汉来上学，每餐能吃到糙米饭已经很知足了。
粮店都是国营的，我们学校的食堂也是行政单位，炊事员是国营职工，没有奖优罚劣，管得死死的。我们国家那时的管理体制还是脱胎于苏联的模式，计划经济。行政官僚的管理方式和制度上的缺陷，可能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不足，工人农民收入不高，服务质量差，国家面临许多困难，不能怪学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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