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出身名校，捧着一份光鲜亮丽的简历，本应该稳稳拿着中产阶级的入场券，但是却主动选择成为一个「废人」。不上班，也不回家，龟缩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连喝一口水都感觉吃力，外卖的筷子少了一根都能成为让人失望一整天的仪式……
这是一种很难被理解的生活。但是他们很少站出来说话，被人理解为「懒」「堕落」，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他们通过这种徒劳的反抗向人们证明，其实我们离一无所有只有一次错误和意外的距离。
以下是一位「蹲族」的自述。
文｜陈佳莹
编辑｜萧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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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我用一万四千块钱在广州活了九个月。
我把曾经的自己叫作蹲族。通常情况下，这指的是出身名校，身在北上广却主动选择不上班，整天呆在出租屋里，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
承认自己是一个蹲族其实挺耻辱的，这是标准的失败者形象，「你爸妈辛辛苦苦供你上学就是为了让你蹲？」「浪费社会资源，你知道有多少人上不了大学吗？」从事实层面上来看，也的确是这样，我是爸妈的孩子，享受了各种社会发展红利。
刚毕业那几年，学校打电话统计就业率，只要认识的号码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我就有打冷颤的感觉。当时的我就像是一个「罪人」，一个拖低学校就业率的小尾巴。
但更多的「战栗」要蹲久了才知道——地铁得尽量少坐，因为也许下一站的出口就会有人查身份证；出租屋也不一定能住得坦然，流动人口普查的时候，工作那栏的空白，让我没有留在这座城市的理由。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水果店里的香蕉都有准确的条码，而我的名字孤零零地存在于偌大的城市，固定标签是一片空白，而空白就意味着存在不可控的风险。
当然我也可以正大光明地活着，只是工作日我不去上学也不上班，总会引人注意。最初我会和蹲友见面，因为太少出门，穿得总会比较夸张，而且大家作息都不正常，我总是凌晨出门早上回来。有一次门卫主动问我：「下班了？」事后我才觉得有些奇怪，什么工作是女性不需要每天去做，而且是晚出早归的呢。
于是，我更想把自己隐藏起来，钻进地洞似的隐藏起来，像把身体埋在最阴暗潮湿的砖头底下，要把砖头翻过来才能看到的鼠妇一样的隐藏起来。求求这个世界不要看到我，就算是腐烂，也让我一个人腐烂。
蹲在屋里和失业不一样。如果是失业，至少可以和爸妈说不是我的错，和骂我的人说我也是受害者，不管别人会不会被我说服，我自己的脊梁是直的。但蹲是我自己选择的，我选择成为很多人嘴里的「废人」，甚至对自己是否具有价值产生怀疑。
我要怎么开口呢？对小时候吃过观音土充饥的祖父辈们，去越南打拼挣钱供我读书的父辈们说：「对不起，我可不可以不努力了？」
电影《不求上进的玉子》中，女主角坂井玉子从东京的大学毕业后返回故乡，懒散度日、百无聊赖地蹲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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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四月份入蹲之前，我在一家内容公司上班，对年轻人而言，那是一份待遇和氛围都很好的工作。大家可以叫老板全名，不需要按时上下班，每天在公司呆满8小时就算全勤。到节日，公司会发很拿得出手的礼物，现金红包、几百元的购物卡、星巴克消费券，我们甚至还一起吃过几艘寿司船。而我需要负责的不过是一周写一篇不算长的文章，偶尔参与策划。
刚上班的时候，我卡里只有三位数，没有和同事一起点过外卖。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对象靠在他宿舍的阳台做饭来填饱肚子，蔬菜很便宜，荤菜靠鸡蛋和火腿。我写出第一篇文章的那天，他给我做了便当，我躲在公司附近的便利店用微波炉「叮」暖，打开盖子看到里面是鸡蛋和茄子。我一边吃一边发誓，死活我都要留下来。
但下班后，我也没写出来，焦虑得把十只手指刚冒头的指甲都咬光，食指和中指的侧指腹上冒出一颗一颗的小水泡，我把它们摩挲出来，然后用牙齿啃掉，液体流出来，露出粉色的新鲜皮肉。是痛的，但那种痛相比于无路可走的绝望微不足道，这家公司已经是作为非应届生的我能接受的唯一出路，还能自由地写。
晚上十点，对象感受到我的焦虑，拉我去操场散步。再回到宿舍，躺在不到一米的床内侧，我用手机在备忘录里敲到凌晨，写完了一篇能够发表的文章。
试用期通过，我留在了公司。可一周掏一次内心的感受十分疲劳，我只能努着头皮转型去写别人的故事。一次，我和实习生花了全力去做一篇文章，发布那天很晚了，只剩下两个老板和我在公司，阅读量出来的那几分钟里，气氛安静得连办公室外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
后来，我的转型并没有成功，我又不想再写以前的内容，就提了离职。
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的蹲族生活。
图 / 《小偷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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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蹲的时候，我有一万四千元，那是我和对象两个人住在有时会飞进蝙蝠的房子，尽量自己做饭存下来的。
有一次黄色暴雨预警，楼下一只母猫把生病的孩子放在我们栋门口，小猫病恹恹地耷拉着头，缩成一团，一整天下来没有人管它。对象看不过去，我们把它带到医院，连续治了两周的病。
在决定要不要救它的时候，我很挣扎。小猫的存在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困窘起来，慢慢就买不起水果了，椰子汁成了庆祝专用，为了能吃上榴莲，我们跑到一个很偏远的水果市场自己拎回来。回来装冰箱的时候很开心，因为它又是满的了。
贫穷会占据人一切的注意力。任何的意外都让我神经紧张，那时候我最害怕听到又有什么东西坏了。我们去老年人多的超市买东西，去农贸市场买菜。一份钱要掰开成两份、三份、四份用。后来的几个月里，头发不剪了；偶尔点外卖，也选其中最便宜的；我的淘宝上连续好几页只有充话费的订单，不敢充100，拆开分成50、50地充进去。
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要开始精打细算地生活 图 / 《凪的新生活》
当时的广州并没有什么适合我工作的地方，想去的行业全国缩招，我也不具备靠经验进入的工作年限。长期的快速运转，那段时间我得了几乎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三叉神经痛，太阳穴那里像是安装了一个发电器，电得我半边脸都疼，风吹过都像针扎一样。
现实太让我痛苦了，我开始打游戏。银行卡里的钱越是少，我越是打游戏，只想活在游戏系统里，赢会给我成就感。直到打到得了腱鞘炎，去医院看医生，医生一句话就解决了我：「不要玩手机了。」
我想过回老家，就算我脑子不那么觉得，胃也清楚地告诉我想回家。我很想吃奶奶做的酸萝卜，在淘宝上一家家搜，十几块一罐，也不贵，但没有一家是想要的味道。
只是我是回不去的。毕业的时候把东西搬回家，邻居问：「怎么毕业了搬回来，不上班啊？」顿了几秒，爸妈没有声音。初中的时候，因为连续几次考不回第一名，在院子里大哭，爷爷求我：「你不要这么闹，你给我留一点面子。」没有去处，去哪里都是耻辱，光是想一想，都是心脏灌了铅的重。
大学的室友不是在互联网巨头公司工作，就是在外读研。我也是计划要出国的，但出国对于我家来说不是卖房或者少赚一些能解决的事情。上语言班的时候有一次放假回家，我家搬了新的住处，两个卧室没装窗帘，电视柜上都是泡面，妈妈的口红变成小小的、不到五厘米的试用装。我试过问她窗帘的事，她说：「不装你看阳光多好啊。」我确定自己眼睛里是噙着泪的，但她没有看到。
其实那一瞬间，我就放弃了留学，慢慢停了课，语言考试也不好好准备了。一切规划都推翻，像是花了大学毕业后最宝贵的一年彻彻底底地犯了一次错误，日子像刷副本一样重复又过得飞快。我从来没有和妈妈说过这些，但她能看到自己女儿毕业后把自己关在房里几乎什么都不做。唯一常做的事情是翻衣柜——因为南方天气潮湿冒出霉斑，一层层的灰色孢子长在衣服上面，我一件件拎出来抖。
久了，她骂我：「你就是一条米虫。」我一气之下，只带了几千块钱从家里溜出来，没钱租房，就投奔在广州的对象；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可我只能开始参加社会招聘，就像走上一条要一步迈上山巅的路。很久一段时间，我的妈妈没有再打电话给我，我知道她只是对我失望而已。
我好像总是擅长让人失望。
失望的人也包括自己。我不明白很多人都能做到的事情，为什么我偏偏不行。尽管想要破壳，像胚胎那样，有哪怕是每一寸都痛，也要钻出土壤来的决心，但不知道要怎么努力。想过做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可又总有一些奇怪的坚持。
2017 年我在日记里写：「我在海平面以下步行，生活之海，汪洋无边，偶发暗流，一无所有。」
4
有时候，我会觉得蹲的状态就像是掉入一个满是粘液的茧，想挣扎，挪动一只手粘液又马上会把人重新包裹住。只剩下三千多块钱的时候，我差点因为不舍得买快一百一张的车票而放弃了一次在深圳的面试机会。对象坚持让我去，但我看到极度整齐的工位，没有一点脏污的地毯，听到HR对于未来的规划，马上吓得回了广州。
那时的我没有未来，只活在当下一秒，「视力」变得很差。去高铁站的时候，我们路过一家卖荔枝的水果摊，对象「懂事」地说不想吃。平时偶尔点外卖的时候，他说自己喜欢吃最便宜的豆角饭，当时的我已经焦头烂额到没有办法去听这些话后面的意思了。后来我们自己做饭，他买的米从来都是我喜欢吃的，而我都没想过问问他喜欢吃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叠被子、洗衣服，主动洗碗，但是后来，家务会让我想起，要买洗衣液、洗洁精、牙膏和卫生纸，我开始逐渐与现实生活脱节。因为蹲着极度没有安全感，每天到点我都会问他为什么还没有回来。我们经常吵架，那是一种极度压抑的气氛，压抑到有一天他明明已经下课了，但在外面转了一圈才回到出租屋里来。
刚蹲的时候，我还能告诉自己只是休息一段时间，有机会就去找一个轻松些的、更能被家人认同的工作。
图 / 《不求上进的玉子》
我曾经去朋友的互联网公司「帮忙」，一个月有1500块钱的收入。公司的二把手是他的女朋友，还在读书。一份我很满意的PPT加班做到晚上，但她一口气提出28个问题，有些地方完全没有理由。
很多时候越是贴近「正常」的工作越是只需要一个执行者，你得当好一颗螺丝钉。激烈的竞争不分你我地裹挟着所有人，大家都想往潮头去，整个河流涌动得很快，没有办法停下来，没有时间跌倒。
这个社会是有可以被称为干流的轨道的，考上名校，找一个好单位，找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买房，生子，拼教育，回到原点。只有从来都站在潮头的人才能做到轻而易举，才能说「人生其实没有那么难」。稍微想停下来，而手上没有什么筹码的人，很容易会成为蹲族。
被提出28个问题后，我选择从朋友的互联网公司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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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对象牵着手在巷子里散步，广州的九重葛正凑在一起，一片片的玫红，开得特别好。但我好像一下子看到了几十年后的样子，一个配得上幸福的中年女人，可有些东西死掉了。
于是我在心里默默放弃掉了一些东西，同时也得到了一点东西。在深圳的那次逃离后，我凭借着那么一点不甘心，买了一张20多个小时的上铺票去了北京，晚上风吹过铁皮发出嗡嗡的声音，对床的中年男人在电话里求人宽限几天再还钱。盘算下来，那时候我的卡里也只有两千块——这是对象的一个项目刚刚挣到的，他让我全部用来租房。
第一顿饭是大学班长请我吃的，那是我记不清楚多久以来第一次吃超过100块的东西。之后的一周，我每天只吃馒头或者不吃饭。室友是雄安新区的女生，收入不高却很少愁钱，家里有一栋带喷泉的宅子，经常回家还能收到爸爸送的花，我羡慕她的烦恼多关于外貌和感情，那对我来说是轻盈的。
我试图找一个平衡点，既不需要把自己当柴火烧，也不需要彻底地放弃这个社会。已经掉下去过两次了，一次比一次更难爬上来，我知道痛苦能够到什么程度，再也不想重蹈覆辙。我的年龄在变大，父母的年龄也在变大，我会累了。
我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安全网。在来北京的第 100 天，走在路上我收到了分手的通知，几百字的长文，他用最轻的口吻和我说这件事情，里面有几句是，「我也一直很担心，这样对你会太残忍，我希望在过去有我陪伴的日子里，你能逐渐完整，最终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上活下去。」我知道，这并不是来北京之后的结果，是对一个人持续失望后的放弃。
那一秒是漫长的，路上的车和人都可以静止，我觉得自己的胸腔像一块玻璃，被反复地掰碎。哪怕身上的标签再多，拥有再多能够好好生活的筹码，好像离「三和大神」也没有那么远的距离。
最近的我才能看到之前的无力。当时我所讨厌的那些像是一种疾病，我可以选择埋怨它，甚至选择用毁掉自己的方式去反抗它，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可恨的，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可以被原谅的，但对于我自己而言，无论对错，我都已经失去了很多。
如果那时候我彻底孤身一人呢？如果我不是来自一个不错的学校？如果我比想象中的更脆弱？……那个监牢会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以至于磨损掉人最后的一点希望。现实里，有很多人活在这些「如果」里面，蹲族是极力想要隐藏自己的一群人，几乎不会被发现。
曾经在干道上追了那么久，他们有了一个短暂的喘息。但再绝望的人都值得拥有被重新捞起来的机会，都得有那么一根救命稻草。而我，一直都很想和他说一声对不起，我做得不好，但我有在努力。
图 / 《不求上进的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