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新加坡③|找准“使自己与众不同的位置”,注定会不平凡

品读新加坡③|找准“使自己与众不同的位置”,注定会不平凡

首页战争策略奥斯曼帝国之道更新时间:2024-08-04

约翰·柯蒂斯·佩里(John Curtis Perry)在《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一书中写道,“乍看之下,一块赤道边上的丛林沼泽似乎不具备打造世界级城市的绝佳条件。在新加坡之前,热带地区还没有全球性大都市,之后也没再出现”。新加坡的确具备某种“化平庸为神奇、在绝望中育希望”的能力。《品读新加坡②|回望创业之初的艰难》描述的种种困境,非但没有难倒新加坡人,相反却为其走出特色之路提供了难得历练。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认为,深入解读、分析新加坡的特色发展之路,首先应该从剖析定位入手。新加坡生存发展方法论的几乎所有重要理念、重点考量、重大思路,都可以在其城市定位中找到源头。

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城市定位,虽然与时俱进地动态调整,但核心与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而且一直被精心呵护并坚守着,至今仍带给我们巨大启发。笔者认为,新加坡的案例可以说是“中国各个城市进行城市定位的经典教材”。新加坡城市定位的关键在于找准了“三个位置”,哲学和方法论层面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反思。

一、新加坡找准了“使自己与众不同的位置”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指出,“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即便它真的获得了独立,似乎也是注定要给那些比较强大的邻国充当附庸。但李光耀却有着不同的想法,他的愿景是新加坡这个国家(城市)不仅要生存下去,还要努力赶超别国,脱颖而出。”事实上,面对资源缺乏、面积小、人口少、四周大国较多的状况,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便反复强调一定要与众不同,这一条已成为新加坡谋划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原则。

李光耀回忆,“思量了这些问题和眼前的有限选择之后,我得出结论,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岛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非比寻常。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做出非比寻常的努力,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适应力,工作效率必须比邻国高,成本却比他们低。他们一心要绕过我们,取代我们一直扮演的区域转口和中介中心的角色。我们必须与众不同。”

怎样才能不同呢?

李光耀的答案是,在第三世界地区打造第一世界的城市,成为第一世界水平的绿洲。“他们的体制不够廉洁,我们的体制是廉洁的;他们的法制不够完善,我们坚守法律,一旦我们达成一致或做出决定,就坚决贯彻。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是有信誉的和值得信赖的: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世界级的专业人员,全英语教育,良好的水上和空中交通,良好的光缆和卫星通信,现在还有互联网。因此,这是一个与区域内其他国家都不同的地方。”

除此之外,率先成功打造清洁花园城市,使得新加坡吸引力显著优于其他东南亚城市,甚至不输给任何其他城市。

另外,有别于“小国依附周边大国或者说向周边大国讨生活”的传统发展思路,新加坡走出了“越过周边国家,以发达地区作为经济发展新腹地”的不寻常之路。李光耀说,“既然邻近国家一心要削弱跟新加坡的联系,我们就必须跟发达地区——美国、欧洲和日本挂钩,吸引它们的制造商到新加坡来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输往发达国家。我们在欧美和日本找到了我们的新腹地。现代通讯和运输使我们能够跟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国家挂钩。”谁能想得到,正是靠着这种非常打法,美国跨国公司为新加坡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基础,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新加坡竟然成为全世界范围内重要的电子产品出口地。

当然,伴随经济腾飞,新加坡的劳动力成本高企,土地资源更趋紧张,更优质的基础设施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新加坡又是怎么找到与众不同的位置呢?

李光耀认为,“我们只能提供我们有的而他们提供不了的:稳定、安全、连贯性、优越的医疗服务、孩子的教育等。”“过去建立的模式是要在第三世界地区打造第一世界城市——干净整洁、绿意盎然、有效率,以及一个环境良好、有益身心,并让每个人感觉安全有保障的社会。然而,这些优点已不足够。如今,我们也必须成为经济充满活力和多姿多彩的城市,拥有最顶级的交响乐团、音乐会、戏剧、艺术家、歌唱家和大众化的娱乐。这是跨国企业人才和高管人员向往的生活方式。”

2024年3月初,著名歌手泰勒·斯威夫特连开6场新加坡演唱会,在东南亚区域形成了排他性,甚至导致周边国家的不友好吐槽。

只有熟悉新加坡的城市定位及其方法论,才能深刻理解新加坡为什么会有如此操作思路。与众不同的追求,使得新加坡人总能做出“意料之外但又情理之中”的惊人之举。

二、新加坡找准了“能发挥自己最大价值的位置”。

新加坡深知,小国在国际体系当中并不起着至关重要或无可替代的作用。“无论世界怎么样,新加坡都得去接受它,因为它实在小得无法改变世界。”即便如此,新加坡还是认为自己有条件、有能力对世界贡献自己的价值,而且可以发挥出自己的最大价值。

在综合权衡自身条件与外部形势的基础上,新加坡认定自己的出路和位置在于“与全世界接轨、做联通世界的枢纽”,否则生存和发展空间会非常小。因此,李光耀指出,“打从新马分家那一刻起,我们就沦为被切割在外、与腹地断了纽带的港城,注定只能借着与世界各地建立广泛联系才得以生存发展。正因为与世界相通,我们才能借着二战之后席卷全球的快速增长势头取得繁荣。”

在这种定位思路的指导下,新加坡把自己建设成一个能通过贸易和投资,跟主要工业国联系起来而生存的国家(城市),同时作为在东南亚区域或更大范围内成功转口货物、供服务和传播信息的枢纽。客观地说,新加坡把联通世界枢纽的能级水平做到了全世界前列。

而且,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知识经济的大爆发,新加坡对打造世界枢纽的内涵界定也在不断丰富,它正朝着“知识经济的国际枢纽”“亚太地区的知识和技术中心”等方向大步迈进。

仔细盘点下来,我们发现新加坡联通世界枢纽的城市定位,的确是有条件基础并有较大优势的。

一是区位优势与历史传统。新加坡扼马六甲海峡咽喉,拥有世界最繁忙航道上贸易枢纽的位置,坐飞机6小时就能到达人口超过20亿的中国印度大市场,而且在殖民时代也曾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中心,无论从区位还是历史传统上都具有较好基础条件。当然,新加坡很清楚,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如果不能提供优秀的营商环境,如果不能让投资者取得成功,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新加坡为基地的。

二是新加坡选择英语作为共同语言。李光耀认为,“英语为各种族和籍贯的族群提供了一个中立的语言(避免了因语言问题引起的冲突),大家都能在公平的起跑点上学习使用它。英语让我们直接掌握西方工业国家的知识和科技。新加坡若没有继续使用英语,就无法为经济打下新的基础,并更新自己在国际和区域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商业、外交和科技的语言,没有它,新加坡今天不会有全球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和数一数二的国际银行在这里营业。”

三是新加坡积极吸纳世界优秀移民。新加坡坚信,善于从世界吸纳各种人才是发展的制胜之道,从而形成了另一大优势。在新加坡既有多元种族和谐共存的框架基础上,李光耀对此信心满满:“新加坡是个朝气勃勃、热闹非凡的商业和经济中心。我们会成为更大的现代都市,容纳着来自中国、印度、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各国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将来。”

三、新加坡找准了“契合自身实际又符合规律的位置”。

新加坡的城市定位体现出务实性,既能高度契合自身实际情况,又能够符合客观规律,从而找到自身存在的位置和发展空间。李光耀把这种特点阐述得淋漓尽致:“小国必须跟得上世界的转变,以务实和冷静的态度调整其政策和立场。我们必须跟着地球转动,而不是希望地球能围绕我们旋转。我们要有敏捷的身手,才能在变幻莫测的形势中抓住机遇或脱离险境。”

首先,新加坡清醒认识自己在世界经济秩序特别是产业发展中的位置。新加坡认为,规模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因素。由于规模有限,新加坡和其他小国能取得的成就则相对有限,因此必须清楚自己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位置。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李光耀给出的理由是,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创新和人才,这两者都与人口规模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认为,缺少庞大人口规模这个关键因素,导致新加坡很难产生哪怕一个全球制造业的冠军(世界各大企业排行榜数据显示,的确如此),因为新加坡要取得成功必须依靠外部世界。

这种结论听起来有些令人沮丧,对新加坡人来说更是如此。但是李光耀却说:“我不会因此而沮丧,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得说,这就是我们的发展潜力,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而且,鉴于我们现有的条件,只要我们务实,就能过上好日子。”

然而,新加坡并没有放弃制造业,相反却高度重视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在众多国际大都市之中,新加坡的制造业占比是比较高的。他们很清醒,高科技制造业是整个经济的基本盘,甚至是服务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即使充分意识到自身制造业发展的劣势与不足,新加坡仍一如既往、竭尽全力地吸引全球著名跨国公司在本地研发制造。同时,新加坡近年来也顺应世界创新潮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本土创新企业和初创企业。

总体而言,在发展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方面,新加坡将自己定位为“曾经是并将始终是参与者”,尽管这个参与者是力所能及、恰到好处的。带着这份难得的清醒,结合城市“联通世界枢纽”的定位,新加坡大力投资支持服务业发展。我们看到,金融业、商贸业、航运业、专业服务业、旅游业等都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了世界级的竞争力。如今的新加坡,以高达8.28万美元的人均GDP(2022年数据),印证着李光耀“只要我们务实,能够过上好日子”的论断。

其次,找准新加坡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作用的位置。新加坡对科技创新的态度和定位非常务实、清晰。如前文所述,新加坡自知,由于人才和创新规模的局限,很难成为科技创新的重大源头。但是经过审慎研判,新加坡定位自己可以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最快跟进者和传播转化者,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分享科技创新与进步的红利。

因此,李光耀说,“每当一种科技有所突破,新加坡也跟着改进,比如集装箱运、航空和空运、卫星通信和洲际光导纤维。未来50年,科技革命将带来巨大的改变。资讯科技、电脑和通信以及它们的广大用途,微生物学、基因疗法、克隆和器官复制的革命性发展,都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新加坡人必须能够快捷地采撷这些新发明为己所用,这样才有办法在传播它们的用处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通过跟外国人接触,新加坡人学得很快。”

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依靠自身的优势和条件,高效、快速地切入世界科技创新的学习传播与转化链条中,既找准了位置,也创造了独特价值。别看新加坡很小,但它却有着雄心壮志和超强行动力,可以说无愧于“知识经济的国际枢纽”“亚太地区的知识和技术中心”的定位。

比如,新加坡积极向生命科学这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领域进军。虽然算不上是世界生命科学探索领域的领头羊,新加坡依靠保存完善的医院档案以及不同种族和遗传基因库,努力为跨国公司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给研究人员和科学家提供有吸引力的生活环境与研究设施,积极推动在新加坡人口中测试新产品的条件,同时努力改进药物,使之更适用于亚洲人群特点。所有这些都使得新加坡形成了具有相当能级的研究与产业集群,硬生生跻身成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通过上述对新加坡城市定位的深入品读,我们看到了城市定位所蕴含的磅礴力量,体会到了城市定位是如何深刻影响城市发展思路的,领略了优秀的城市定位体系真的能够做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新加坡的案例值得中国所有城市的市长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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