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定鼎之后因罕遇大型战争或足以匹敌的对手，故并未在火炮的制作或性能上追求更进一步的发展，甚至无法维持原先水平。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迫使清廷重新大量造炮。但两当事国的军力已因欧洲所兴起的工业革命而出现明显差距，清军大多数的部队仍以冷兵器为主，虽配置有红夷大炮（乃铸造时间跨越两个世纪且出品国家多元的大杂烩），但其质量则与英军差距颇大。英国先后共派出各式船舰一百零八艘，载炮共七百二十四门，海陆军的总兵力约两万人，参战船只中还可见到该国首艘锻铁外壳蒸汽战船复仇女神号，该船只有六门火炮，虽不宜主动攻击，但因其吃水深仅1.8米，且无须倚仗风力或人力，故可凭借装甲在内河高速持续航行，有效遂行侦查或运兵任务。
上图：鸦片战争中参战的英国铁壳蒸汽战船复仇女神号；下图：丁拱辰《演炮图说辑要》中的《火轮船图》《小火轮车机械图》
在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攻陷虎门要塞的战役中，有称英军竟只有五人轻伤，清军则伤亡五百人（包含壮烈殉国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遭俘一千五百人，在当天与次日虎门各炮台即共有四百六十门炮被虏获或摧毁，如以威远炮台为例，就包括一百一十一门炮：其中铁炮一百零七门，除三门英制外，余为中国炮，内含一门68磅弹炮、一门42磅弹炮以及许多32、24、12磅弹炮；另有铜炮四门，则为1627年葡萄牙人所制，包含两门长330厘米、口径约27厘米者。
威远炮台的68磅弹主炮应为清廷在鸦片战争前夕所铸，当时许多沿海据点乃以逾万斤的加农重炮为备战焦点。现存明清自制前装滑膛炮中最重者，或是扬州史可法纪念馆现藏的一门重达一万两千斤之道光二十三年复合铁炮（配弹为四十斤，约合53磅）。但清廷当时应还铸过更大的炮，此因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署漕运总督李湘棻曾奏称：
夷人船坚炮利，人与船习，运棹灵敏。内地现在水师，固难与之角胜，即赶造大船大炮，尚须督兵演驾，非一二年不能精熟。以我所短，当彼所长，虽有制胜之具，难操必胜之权。臣愚以为拒之于水，不如拒之于陆。盖夷人船上之炮，大者八千斤，多即不能受载，而我之陆路，可加倍以胜之……是以广东善后案内，铸造一万三千斤铜炮十尊，臣亲身监造，安放大黄窖、二沙尾二尊，令兵勇演放，受子重七十斤，受药四百八十两，中靶八里之外，火力所至，两岸小船，皆为倾覆。
知扼守广州城的大黄窖（西名为Tau-wang-kow或 Yellow Pagoda Fort）及二沙尾炮台，均配置有一万三千斤的铜炮，其配弹为七十斤（约合95磅），威远炮台68磅弹的直径应较此略小约12%。
道光十五年间清廷在广东虎门各炮台先后添置新铸的八千斤和六千斤大炮共五十九门，但据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报告，当其分五次逐一演放时，竟然炸碎十门，并打伤兵丁二名，经检看炸碎的铁块，发现渣滓过多，且膛内高低不平，“周身孔眼形似蜂房，并有空洞，内可贮水四碗者”。此外，也有的新炮“炮尾四围出火”“炮眼炸响”“炮眼宽深”“炮身有灌补痕迹，兼有孔眼”“炮耳坏烂”“门眼吃药过多，显系另有孔洞”，由于订约时要求承造者“保固三十年，限内炸裂，由该匠赔造”，故连同“造不如法”的四门，炉匠总共赔造了十四门。亦即，当时虎门8座炮台所安设的新旧炮位虽达二百三十四尊，但其品质往往逊于明清之际的水平，能让炮手们真正信赖者恐并不多。
鸦片战争博物馆前的道光朝大炮。炮身孔眼形似蜂房，曾于鸦片战争中使用
如若纯考虑火炮的内径，清军武器表面上较英军似乎毫不逊色，此因远洋船只受限于排水量的吨位，故通常不会装载太多加农重炮，如英军旗舰梅尔维尔号（Melville）所配置的七十四门炮中，最大者乃32磅弹加农炮，共二十八门，另有二十八门18磅弹加农炮，余为12—32磅弹的卡龙炮。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武装蒸汽船皇后号（Queen）上虽有68磅弹卡龙炮，但仅一门，该炮重不过1503千克，炮长102厘米，内径25.6厘米，用6磅火药平射的有效距离为240米，若以2度仰角发射时，则可达600米。
卡龙炮的设计是1774年由罗伯特·梅尔维尔将军向苏格兰的卡龙（Carron）公司建议的，此因英国政府的军械局办公室（Board of Ordnance Office）曾于1771年3月22日发出警告，指出卡龙公司新造的火炮因制程或材料有瑕疵而常膛炸，此新炮种于1779年开始在英国舰队中服役。其制程用了约翰·威尔金森（其家族为工业革命的重要领航者之一）于1774年所研发的钻孔车床（boring machine），这台机器可将实心铸就的炮身（材质为较好的展性铸铁和灰口铸铁）钻膛，使炮身的内径得以均匀平直，也较不易膛炸。军械局因此下令所有英国军用火炮皆必须以此法制造（原先用泥模铸造技术），但为避免垄断，在英国海军的运作之下，威尔金森的专利权于1779年被取消，但他仍然是当时主要的铸炮商之一。
19世纪初英国所使用将实心铸炮钻膛的机具，也曾在某些欧洲国家同步发展，如瑞士工程师让·马里兹亦于1713年在法国发明立式车床（vertical drilling machine），以旋转的钻头钻镟缓慢下降的垂直吊炮，但因此法既费时且不精确，故他又于1734年改良出卧式车床（horizontal boring machine），并与其子让·马里兹二世一同对法国火炮的精进做出颇多贡献。其制法是使用膛孔机将实心铸就的炮身钻膛，故内径较大，管壁较薄，且光滑平直，此技术可使炮管的游隙达炮弹直径的1/20，保证了火炮射程和射击精度的提高。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制炮用的卧式车床
鸦片战争时英国火炮的口径和炮种已逐渐标准化，弹药的品质与*伤力亦远非清军能及。此外，战船也开始大量安设新型的卡龙炮，如参战的Blenheim号和Wellesley号上，即有十二门32磅弹以及六门18磅弹的卡龙炮，另有六十二门12至32磅弹的加农炮；Conway号、Rattlesnake号及Alligator号分别配置二十门32磅弹以及六门18磅弹的卡龙炮，至于加农炮则只有两门9磅弹炮；Druid号和Blonde号上，各有十六门32磅弹卡龙炮，另有三十门加农炮，其中二十八门为18磅弹，两门为9磅弹。经笔者统计维基百科（wikipedia）所列出十八艘英国参战船舰上的武器后，发现在共六百一十一门的火炮当中，卡龙炮就占了三百零四门，数目几乎近半，其中32磅弹有二百四十门，24磅弹十门，18磅弹五十四门（规格已整编成只有三种，而24磅弹只出现于Sulphur号）。尤其在十八门或二十八门炮级的船舰上，几乎皆为卡龙炮，各仅有不到两门为加农炮；至于七十二门炮级的战舰上则以加农炮为主（一百二十四门最大的32磅弹加农炮就有一百二十二门安在此级之上），通常各只有十八门卡龙炮。
十八世纪晚期欧洲以卧式车床镟孔制炮的方法
由于卡龙炮的重量轻, 机动性好，并使用特制的滑动炮架承载，而其约500—1400米的射程，颇适合“舷炮线式齐射”战术的近距离作战需要。如道光二十年十二月钦差大臣琦善奏陈大角、沙角两炮台被英军攻占情形时，即称：
查该夷进攻之始，止用中小兵船数只，排列多炮，鱼贯而入，联环施放，力量极猛，击中后墙，即致碎裂飞散。我军势不得不竭力回击，而该夷无论受伤与否，一面暂先却退，一面易船复进，旋击旋退，旋去旋来。循环数次，其船可易，而炮台不能易，其炮则各船皆有，而我军止有台内安设之炮，不但已无可换，其势亦断不及换。且从前所铸之炮甚不精良，现就其断折者观之，其铁质内土且未净，遑问其他。故连放数次后，炮已发热，而该夷待我军兵力疲乏，炮将炸裂之时，其大号兵船蜂拥前进，逞志欲为，此其水战之情形也。
清楚呈现卡龙炮等舰炮在运用 “舷炮线式齐射”战术时的威力。
此外，当时清军重型加农炮平均每六分钟能打出一发，而英军因采用燧发机点火以及定装炮弹，故能在六分钟内打出九发，卡龙炮的射速更可达到十八发之多。亦即，卡龙炮虽因有射程较短且后坐力较大的缺陷，导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前即遭西方列强淘汰，但此一炮种的威力却远非清军所使用的加农长炮可以匹敌。
再者，英军配发给步兵用的Baker或Bruswick来复枪（皆为前装、线膛、燧发），更远非清军前装滑膛燧发枪（每分钟只能发射一次，射程亦仅约百米）可比，因Baker来复枪的射程达200米左右，每分钟内可瞄准射出二至三发。至于1838年才开始量产的Bruswick来复枪，射程更可达约300米，每分钟三至四发。
道光二十三年清廷铸成一批铁心铁体的双层火炮“耀威大将军”，此或是现存明清自制滑膛炮中最大者。透过金相检测，可发现其外膛的材质为铸铁、内膛为熟铁或低碳钢。此种“复合材料”虽可以克服单层体白口铸铁炮容易开裂、炸膛的缺陷，不过其制造技术较复杂，成本既高且过重，故量产不易。
今人孙淑云和刘鸿亮曾对中国现存十九世纪上半叶制前装滑膛铁炮进行金相检测，他们于108个样品中明显发现英军炮身里的灰口铁大大高于清军炮（以白口铁较多）。此种材质上的差异导致中英铁炮在炮膛的光滑与精确度、炮壁的厚度、内部的铸造缺陷等，均产生显著差异，从而影响到其机动性、射程、射速以及射击精度。无怪乎，鸦片战争时期英军铁炮的性能明显强于清军。
受西力的冲击，中国的有识之士亦开始仿造轮船，但却均只停留在形式上的模仿，而未能掌握最核心的蒸汽机技术。迟至1865年，清朝才下水建成第一艘小型蒸汽轮船“黄鹄”号，上海《字林西报》记该船“载重二十五吨，长五十五华尺；高压引擎，单汽筒，直径一华尺，长二尺；轮船的回转轴长十四尺，直径二又五分之二寸；锅炉长十一尺，直径二尺六寸……”，而除了“用于主轴、锅炉及汽缸配件之铁”购自外洋外，其他包括雌雄螺旋、螺丝钉、活塞、气压计等器材，均是由徐寿父子亲自监制，然此轮船并未正式投入实际使用。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四十年间所推动的自强运动中，清政府设立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 希望能“师夷长技以制夷”，才又雇请外国人来主持轮船的制造工作。
至于火器方面，清廷亦曾做过一些努力。鸦片战争中担任过副官的英国军官阿瑟·坎宁安，在其作战回忆录中记1841年镇海之战时，就称清军使用了一门9磅弹重的黄铜卡龙炮，此是模仿自海中捞获的英人船炮，惟因原炮已有部分腐蚀，故清人仿制时就误将高程螺纹与炮身铸成一体。又由于清军原以为铜炮比铁炮不易膛炸，故特别改采铜铸，然铜较不耐高温，卡龙铜炮其实并不适合连续且快速填发。此外，英国军官约翰·奥克特洛尼也指称1842年6月曾于上海看到清军安设的十六门18磅弹重的黄铜卡龙炮。也就是说，清人对卡龙炮的仿制只及于形似，而未能搔到痒处。
清军还未及跟上卡龙炮的发展步伐，该炮种在西方即已遭列强以其他新型武器取代。迨英法联军侵华时，英军于1860年8月12日的大沽口新河炮台之役，就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12磅弹（内径三寸）后装线膛的阿姆斯特朗炮（RBL 12-pounder 8 cwt Armstrong gun），此炮拜工业革命之赐，成为第一门可充分发挥后膛装填效能的火器，不仅可大幅减少填装弹药的时间，且所用椎头柱体炮弹在发射时，可透过膛线与炮管紧密贴合（因炮弹外裹有薄铅的涂层），并透过旋转所产生的陀螺仪效应来稳定弹道，故有效射程可达3100米，精准度亦较先前提高甚多，用药更几乎减半（因游隙已趋近消失）。此外，该炮的制造是以锻铁为内管，并紧密套上因炽热而膨胀的锻铁外管（其加热前的内径稍小于内管外径），再冷却收缩就可与内管坚固结成一体，经重复几次类似过程所制出的炮管，即可大幅减少膛炸。
同年的9月21日，清政府决定集中兵力保卫北京城，由僧格林沁领军，调集了约三万名步骑兵与五千多名的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进行决战。清军当时所使用的火炮不少属于文物等级，其中包括长351厘米的铜制 “无敌大将军”子母炮（曾于康熙年间的雅克萨之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结果曾经纵横中原的八旗铁骑，在Minié和Enfield两种来复枪以及重炮的火力压制下全面溃败，战死两千余人，而英法联军宣称在此役中仅五人死亡，四十六人受伤，这也是清朝军事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使用骑兵。痛定思痛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因此于咸丰十一年年底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机构“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枪炮、弹药、蒸汽机以及轮船，李鸿章也竭力主张购买或仿制洋船洋炮，揭开了自强运动的序幕。
由于清朝的武备此时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强权，故当北京陷落后，俄国也趁火打劫，于1860年11月14日强逼清廷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夺走康熙年间由“神威无敌大将军”和“威远将军”等火炮护持下所划定的大片疆土（据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发挥颇大威力的后装线膛阿姆斯特朗炮，则因炮身以及弹药的成本均过高，而在1864年被英国政府下令停造。
清军在八里桥的败战以及英军所用当时最先进的阿姆斯特朗炮
在近代火器史的发展过程中，亚洲国家的日本初与中国的情形相近，后却走出很不一样的道路。欧洲的火绳铳自大航海时代传入日本后，仅花费约30年 （1540—1570）便将其普及至该国各战场（据估计，1556年全日本便拥有超过300000挺的火绳铳），此 “步兵革命”加速了战国时代的终结。然随着德川幕府于1603年的建立，日本虽获得两百多年的和平，但宽永十八年（1641）所颁布的锁国令，也切断了引进西方新式武器的可能性，直到1854年，培里将军所率领的美国东印度舰队才打开其锁国的大门。根据笔者2004年对东京游就馆所藏日本古炮的印象，1850年前后日本所铸前装滑膛铜炮的品质，显然不在中国之下，但仍远远无法与美国战船所配置的派克森思炮（Paixhans）等火器相匹敌。如当时培里舰队中的Susquehanna号上即有六门派克森思炮，炮重7400磅，长2.84米，内径22厘米，所填装的爆炸弹重59磅。其特色是以高速平射，因炮弹附有引信，发射时会自动点燃，稍后才爆炸，故可令敌方人员伤亡惨重。先前俄国击败奥斯曼帝国的锡诺普海战（1853），即已证明爆炸弹起火燃烧的功能是木制风帆船的梦魇，英法联军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亦曾使用此炮。
在坚船利炮的武力威吓之下，日本于1858年分别与美、荷、俄、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五国通商条约”。此冲击引发了明治维新，让日本得以藩阀和资本家取代长达六百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并于“脱亚入欧”的思维下建立起一支向西方看齐的近代化军队。
游就馆所藏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所铸造的大炮
美军黑船上所配置的派克森思炮
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然其采行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却给亚洲邻国造成巨大灾难。在甲午战争的黄海海战（1894）中，日本的六艘巡洋舰即共配置了六十门英国制阿姆斯特朗12厘米口径速炮，再加上八门15厘米口径速炮，令其火力远超过北洋海军。如以在日本建造的防护型巡洋舰桥立号（Hashidate）为例，船头即安有一门32厘米口径后膛装的法国制Canet炮（可发射350千克的爆炸弹，有效距离为8000米，惟每小时顶多只可发射两发，配六十发弹药），其次则为十一门10厘米口径速炮（最大射程9000米，每分钟发射十二发，每门配一百二十发弹药），另有六门法制的6磅弹Hotchkiss速炮（最大射程6000米，每分钟可发射二十发，每门配三百发弹药），十一门3磅弹Hotchkiss速炮（最大射程2200米，每分钟可发射三十二发，每门配八百发弹药），以及四门德国制的35厘米口径Schwartzkopff鱼雷管（共配二十发鱼雷）。简言之，日舰速炮的发射速度约是北洋舰队旧后膛炮的至少五倍，以至于日本舰队每分钟所能射击炮弹的总数可达清军的六倍，加上清军的弹药制作相对粗糙，遂无法与炮多且快的日军相抗衡。
甲午战争中的清军虽亦自西方强权采购了不少武器，却因维护或操作不当而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如日军于1895年的威海卫之役曾以五艘鱼雷艇发射十一枚Schwartzkopff鱼雷，共击沉三艘清军战船，然在前一年的黄海之役，清军所发射的同型鱼雷却未能缔造任何战绩。北洋水师的覆没宣告历时三十多年的自强运动彻底失败，而欧美日这些军事强权，则仍不断以其日新月异的武器为后盾，试图介入中国的近代史，并透过1901年因八国联军侵华所签订的《辛丑条约》，让中国成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的主要炮种
从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之役至顺治元年的清人入关，辽东和京畿有长达二十五年时间是处于明清交战的最前线，各役的规模、频仍的次数与地理的集中度，可能在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均居于领先群。两阵营同样努力引进并仿制红夷大炮（即西方所谓的加农炮），中华大地的战场上自此习见此种新武器的身影。
明清两政权为寻求能压制对方的更大军事优势，还尝试发展新炮种，并分别采用了由汉人工匠所开发的铁心铜体炮管设计，铸出品质有可能在世界居领先地位的“定辽大将军”和“神威大将军”。顺治元年，多尔衮率十几万的满、蒙、汉兵，携带约百门红夷炮，其中包含三十五门“神威大将军”，入关挑战鼎革大业。这些先进火器拥有可轰垮中国一般城墙的威力，而身居主动攻击方的清军，还常可调集较多火炮以对付必须逐城布防的明军，至于清军因屡战屡胜所虏获的明炮，更扩大其在往后战役中的胜利机会。
复合金属炮虽是明清两代中国土地上技术最先进的滑膛火炮，但吊诡的是，先前却几乎在所有古代炮学专著或近代火炮史研究中缺席。惟复合金属炮管并非中国的专利，至迟在十六世纪中叶，印度和欧洲应亦已出现，只不过因其铸铁工业尚未成熟，故发展的方向异于中国。如印度古吉拉特苏丹于1537—1554年间所造之一门炮，即是在锻铁内管外浇铸铜体；1629年沉没之荷兰巴达维亚号上的小型咪灵炮，则是将铜、铁、铅、锡等金属以锻造和铸造两法混合制成。此外，荷兰也曾于十七世纪前半叶出现两种与复合金属炮相关的专利。
在欧洲各国，或因锻造的人工成本日益增高，且咪灵炮类之复合金属炮制程繁复，故在经济因素的考虑下并未持续发展。而在印度，因技术纯熟的锻铁工匠或仍较易取得，并为因应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频繁征战之需要，故于十七世纪下半叶还陆续制造许多大型的复合炮。至于明清两朝，虽在鼎革之际出现多种制法之复合金属炮（如管壁为熟铁心、生铁体者，亦有生铁心、铸铜体者，更出现三层之复合铁炮），但或因战事倥偬之际恐无暇具体评估其优越性，导致较费工费钱的复合炮未能普及。
明清间的长期对战令红夷大炮在中国的拥有与操作均日益普及，此一情形让郑成功的军队于1662年得以在台湾南部的热兰遮城逼降并赶走当时世界最强的海权国家荷兰。事实上，广南政权的水军稍早亦曾于1643年在今越南顺化外海一处名为腰海门（C?a Eo）的海湾以火炮击溃荷兰舰队，令后者欲封锁葡属亚洲贸易生命线的企图无法达成。亦即，如果鸦片战争提早到康熙朝，清廷很可能不见得对西方列强毫无招架之力。
康熙十二年三藩乱起，耶稣会士南怀仁奉旨负责铸炮，他在宫廷中原本从事治历的工作，并无冶铸的相关经验，故他很可能是参酌西书上所载之法，又因大清当时物力丰阜，故其所铸大多是制法较简便的铜炮。康熙二十年至三十年间，清廷虽曾数度铸造铁心铜炮，但均为便于行军*的百余斤小炮。清朝在底定三藩和攻克台湾明郑政权之后，即因长期处于和平状态，故不再积极制造重型火器，也不发展炮学。甚至在南怀仁《穷理学》介绍伽利略有关抛物线弹道学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间，竟然见不到任何一本讨论火炮的中文新著出现！
直到中英鸦片战争前夕，清廷始为应付此一滔天危机而重新大量制炮。南从闽粤，北迄山海关，沿海各省均积极加强军备。为求超越十七世纪的火炮，此拨新炮的焦点在追求厚重，而明末原已成熟的复合金属制法，因可增加炮管的抗膛压能力，遂再度被启用。惟因中国原本领先的冶铁技术，在入清以后一直停滞不前，甚至不进反退，相对于西方而言，造炮品质往往十分粗糙，炮管内壁通常不够匀称，铸铁品质亦欠佳，游隙值也较大。
中国自制的前装滑膛炮，虽在道光朝后期再掀高潮，然因欧洲强权的火炮技术与时俱进，即使是清军新铸成的逾万斤“耀威大将军”等复合金属重炮，仍无力面对列强的挑战。此因英国炮的铸铁品质已大幅提高，且多是先铸成实心铁管，再以机械镟出匀称的内膛，此法不仅精度较高，成本亦仅需传统模铸法的十分之一，并可让炮管更平直且承受更高膛压。
更有甚者，清军在鼎革之后两世纪所遭逢的鸦片战争中，已转变成防守方，火炮得分散布置于沿海各要塞，而英军百艘船舰所配载的七百多门炮却如同移动炮台，能快速调动更多更好（指更准确、耐操且射速更快）的加农炮与卡龙炮，并可有效集中火力击溃守台清军。明末以来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前装滑膛红夷火炮，也终于被英国的实心镟膛炮无情地逼下历史舞台，战败的耻辱也使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被划上一道道永远无法除去的伤疤，而中国与欧洲在军力上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时代也就此展开。
不同地区复合炮所出现的多样性制造模式，就常是不同技术传统中优质成分相互融通的结果。明末在接触欧洲前装滑膛铜炮的设计后，闽粤地区先与当地发达的铸铁工艺结合，成功仿制出红夷铁炮，当这些新型火器因明清间的长期对抗而出现在辽东和京畿后，又陆续与北方原有的铁心铜体技术杂交出新的炮种：“头号铁里铜发熕炮”“定辽大将军”“神威大将军”等。这些中国的复合金属炮虽曾在战场上发挥相当正面的作用，但因其制程较为烦琐，终只能于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无法形成风潮，并在清前期中国社会长达一百多年的和平状态中遭到遗忘。也就是说，其出现应较近似杂种旺势的现象。至于十七世纪荷兰和印度所制造的复合金属炮，则是结合了锻铁和铸铜两种工艺的优质基因，但亦因未能持续保持技术优势及经济效益，而于稍后遭淘汰。
现今仍有数以千计的红夷型古炮散见于全国各地，也有一些是以战利品或军事史文物的角色为世界各博物馆或个人收藏，它们沾满血泪的炮身或曾见证过一段段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文物界接下来应先全面进行普查与保护，并与相关学界及民间同好一起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勾勒出它们的“生命史”，还要努力发掘其与历史长流间的可能互动，且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全新研究环境（除了上百亿字可检索的中文古典文献外，更包含大量西文文献），以探索明清火炮之铸造技术与其他地区（不仅欧洲，还包含伊斯兰国家以及周遭的日韩与东南亚）的相互影响与比较，希冀新一代的学术工作者能从世界史的高度与视界，更好地述说中国军事史上这一段意义深远的故事。
本文节选自《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黄一农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