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再说皇太极反间计
自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兵临燕京，至二十七日从左安门退却，八天内与明军凡三战，其中与袁崇焕军两度交锋，皆不能胜。加上天启六、七年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接连兵败宁锦，关宁兵已令金军望而生畏，袁崇焕实为皇太极心头大患。
仔细分析形势即不难发现，与金军入关之初势如破竹相比，此时形势已开始朝着有利于明军的方向变化。皇太极顿兵坚城之下，既无能力攻城，*亦不能取胜。据《清太宗实录》，皇太极从左安门“还营”，至十二月初一日辛亥，“大兵西趋良乡”，数日间未见军事行动。十数万金军蒙古兵不会露暴于野，当是重新退入南海子。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周围凡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丈，乃养育禽兽、种植蔬果之所。中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时不竭，一望弥漫”。正是隐蔽休整之处。《国榷》十一月二十七日戊申：“袁崇焕遣向导任守忠以五百人持炮潜攻建虏于南海子，建人稍遁。”估计袁军也不熟悉南海子地形，以此试探，金军“稍遁”，即避入海子深处。此时明各路援军集于京郊，稍假时日，不难重振旗鼓，掘壕堑，立严寨，且有袁崇焕及关宁兵作中坚，对皇太极大军形成合围之势，使其成瓮中之鳖。尽管畿南地区暂时空虚，金军可左冲右突，但能横行几时？崇祯若能明察敌我消长之势，寄予袁崇焕以全权，严令责成诸军听命，完全可能就歼金军于内地，至少亦必重创之而作鸟兽散。果尔，明清之际的历史则将是另一种进程。
但崇祯却自毁长城！十二月初一日，即皇太极从南海子南窜之日，崇祯借口商议军饷传令袁崇焕入城，于平台召对时将崇焕逮捕入狱。事发突然，群臣震恐而莫知所由。后人则归结于皇太极的反间计。
皇太极施展反间计，《清实录》卷5备载其事：十一月二十七日戊申，即左安门金军败退之当日，随军汉人谋事“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二十九日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一似崇祯为皇太极反间计所中，而金军则因此免于被歼，重新找到了生路。《满文老档》二十七日不载，仅二十九日与《清实录》同。《老档》在先，《清实录》后修，或加以润饰，将一日事分作两日，以见其详且实。晚出清修诸书，如《明史·袁崇焕传》、《清史列传》、《八旗通志》各传，以及魏源《圣武记》、《清史稿》诸纪传，皆未显示另有史源，实则俱遵从《清实录》，不足为征。一言以蔽之，由《老档》脱胎而出的《清实录》反间计，为后世唯一之史源。
此计颇类说部稗史，与《清实录》所载天聪五年金军围困大凌河垂成之际、皇太极却与祖大寿结盟而释之如出一辙，皆《三国演义》之新版，一仿“蒋干盗书”，一仿“七擒孟获”，皆收奇效：祖大寿虽于困窘中顺水推舟，借机脱身，日后归顺大清，则再无反覆；北京城下的反间计，皇太极于穷极之余，利用宦官，切准崇祯心病，竟能立竿见影，借崇祯之手剪除大患。
关于反间计，明朝方面则全无记载，是以其真伪细节无可确考。然而《崇祯长编》有一条不甚相关的史料，如若不假，倒是一有力的反证。十二月十四日甲子，皇太极大军北返至南海子：
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云云。次日，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桂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著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年袁崇焕*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闻毛文龙掣（撤）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
《满文老档》、《清实录》俱不载此事，明朝史料又不见反间计，故未敢断定此杨春、王成德是否即《清实录》中传递反间计之二太监？金军于北返之际，令杨、王二人向明朝投递书信，旨在议和而漫天要价，却不曾提及反间计。书中所言兴兵之由，实因恼怒袁崇焕*了金国之人，则与反间计完全相反。十天前发生的袁崇焕系狱、关宁兵东溃，皇太极是否得知，史料无征。但至少说明皇太极并不知晓袁崇焕何以获罪。果真此前有反间计且已得逞，皇太极心头大患已除，此书岂不等于为崇焕开脱？实情必不自相矛盾如是之甚也。我怀疑此事即反间计所本之原始情节。
而根据金军随后的动向来看，可以肯定皇太极没有预计到能令崇祯入其彀中。道理很明显，若果施行反间计，金军就不会在崇祯逮系袁崇焕两日内，以至于等不及祖大寿率军东奔，即南窜良乡、固安，且迟至半月之后的十二月十六日夜方北返京城之南永定门；而显然应在京城之下驻扎不去，以坚崇祯之疑，至少也应在南海子静观其变。一旦关宁兵东奔即紧蹑其后，将其歼灭，并乘机逸出关外，岂不省却日后许多劳苦？可惜《清实录》虽挂出反间计的剧目，却没顾上给皇太极设计上演与反间计相应的剧情。
然而崇祯的动作确实出乎意料之外，似与《清实录》所谓皇太极反间计相吻合。《国榷》卷90，十二月初一日辛亥，先述崇祯命太监加强戒备：“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宫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继述逮崇焕事：“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于平台。崇焕方遣副总兵张弘谟等蹑敌，闻召议饷，入见。上问以*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并不能对。命下锦衣狱。赐桂等馔，随遣太监车天祥慰谕辽东将士。命满桂总理援兵，节制诸将。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兵。”次日，宣布崇焕罪状，谕各营：“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远来入援，崇焕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言之不胜悼恨。今令总兵满桂总理关宁兵马，与祖大寿、黑云龙督率将士，同心*敌。各路援兵，俱属提调。仍同马世龙、张弘谟等设奇邀堵，一切机宜，听便宜行事。”事情如此突然，且密布太监以控制局势，与皇太极反间计恰成前因后果，后人很容易联想为皇太极的反间计发生作用。故前辈明清史专家孟森，当今权威著作，国内如蔡美彪《中国通史》，国外如《剑桥中国明代史》均承认反间计。
王戎笙主持、李洵、薛虹主编的《清代全史》第一册，则对反间计持疑。我赞成这种立场，而不完全同意其理由：“这段记载，最初见于《旧满洲档》和《满文老档》，但都显然是后来追记的，因为袁崇焕被*是在金兵退走后的第二年四月，而清人的档案记载则追写被*事在天聪三年的十二月。”按史书体例，追述以及数事并书都是允许的，故仅以此似不足推翻反间计实有其事。事实上，作者只须点明，清代官修《老档》、《实录》很有可能鉴于明崇祯突然逮系袁崇焕，原因莫明，遂杜撰反间计一说，以体现皇太极之料事如神，如此即可。
《清代全史》随后论及袁崇焕被*的理由：“根据当时的情况，袁崇焕因金兵入关，得罪下狱或被*，基本上已是肯定了的。按照明朝的制度，‘失守封疆’是不赦的重罪，更何况袁崇焕是集众怨，被攻击的人，再加上大将满桂在皇帝面前揭发他的非法议和活动”云云。除以崇焕处死在四月小误之外，将崇焕被逮与处死混为一谈，不免失之简单笼统。若依此说，则崇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初次召见崇焕时就应将其下狱，而不必等到皇太极施用反间计之后。实则明代历史上失误封疆，如嘉靖、万历朝，或归罪本兵，而于大帅则少有获死罪者，杨镐、王化贞迟至崇祯朝方处死，熊廷弼之死别有原因，此不赘。况且金军入关在蓟，崇焕受命督师，虽“总督蓟辽登莱天津军务”，驻关门，而其时另有蓟辽总督，蓟镇非崇焕防区；其后总督暂缺，却未明确由崇焕兼领。故或罪或否，非无辩解之余地。至于袁崇焕与金国所谓“议和”，则自万历以来有成例，且既报知朝廷，复为朝廷认可；所谓“擅*”毛文龙，事后亦得到崇祯首肯。若无其他原因，皆可不必构成罪名。袁崇焕被逮在十二月初一日，处死却迟至次年八月，九个月中牵扯到复杂的朝廷党争，最终是取决于崇祯个人意志，还是政治的主要导向，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退而言之，即使如一些著作认定崇祯逮捕袁崇焕是中计，也并不等于说处死袁崇焕也是中计，而应另有更深层的原因。
试看崇祯因金军兵临北京追究群臣，于逮崇焕之前，以侦探不明、城工未竣下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于狱；战事尚未结束，又以失机逮总督刘策、总兵张士显；其后大学士钱龙锡下狱几死，前后大员逮系论死者数十员。如此*戮过甚，人们似有理由推测，纵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袁崇焕也难逃一死。
但凡事不可一概而论。崇祯最初歆动于袁崇焕“五年复辽”，因而寄予厚望。迨皇太极从蓟镇破关，崇祯虽不无怨怼，然而心中有数，责任不在崇焕，故有明旨：“卿治兵关外，日夕拮据，而已分兵戍蓟，早见周防。关内疏虞，责有分任。”对于崇焕率兵入京宿卫，崇祯也慰谕有加：“既统兵前来，其一意调度，务收全胜，不必引咎。”次日，“赐袁崇焕、祖大寿、大将”。皆其理性之体现。以现有史料，我们对崇焕突然下狱只能作如下推测：崇祯积怨于胸的是崇焕未能遵旨在蓟门堵截金军，令北京直接处于金军兵锋威胁之下。而随后金军、崇焕军同时至京，又有崇焕“勾虏”逼京、要挟和议之风传，又难免启崇祯之疑，即谈迁所谓“都人竞谓崇焕召敌，上不能无心动”。而当时真正影响崇祯决策的，除一二大臣之外，就只有太监。崇焕广渠门、左安门两战获胜，然城门紧闭，内外隔绝，崇祯未必能及时明白真相。十一月二十三日召见崇焕、满桂，崇祯感受如何，《国榷》云崇祯对崇焕“慰谕久之”，但又两次拒绝崇焕要求如满桂军例允许关宁兵入城休息，足见疑心未去。数日后金军仍倘佯于京城周围，迟迟不退。崇祯年未及冠，易于冲动，急切之下惑于流言，勾起旧账，莽撞行事，是完全可能的。
就上引《国榷》十二月初一、初二两日所记，崇祯面质崇焕者，“以*毛文龙，今逗留何也”；次日宣谕各营者，“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崇焕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最初公布的崇焕罪状，仅此而已，与日后罗织者不同，应可信为崇祯逮捕袁崇焕之真实动机。但其中并无反间计所谓与金国有“密约”。若崇焕果有此密谋，哪怕是谣传，崇祯有何拿不出手，当面严质？尤其是初一日逮系之时，惟有数人在场，崇祯完全没有担心泄密的理由；而且必定将祖大寿同时逮系，与崇焕对鞫，而绝不会让其返回军中。直至初六日给通州孙承宗的敕谕，亦未提及反间计所谓“密约”。
若以谈迁无所闻，故纪事简略，大学士钱龙锡为逮系崇焕在场者之一，半月之后为自己辩诬，止云：“此番由崇焕轻信束不的，致纠连深入。皇上焦心忧思，夙夜靡有宁息。臣等岂真木石犬马，不悟崇焕之有罪，而尚敢护庇之？止缘外有强敌，内无劲兵，且藉关宁兵马，事平之后，论崇焕之罪耳。此四日在阁中所佥议者，臣资在第三，何能专主？”然所谓崇焕之罪：“自闻警之初，举朝言是束不的者十八而九。”“当崇焕请入罗城，请给席布。以至敕拿之日，皇上费几许踌躇，玉色为焦，臣等亦相顾迟回。”“身任督师，不能立功则罪之。”可以断言，崇祯逮系崇焕时，所以愤怒者在崇焕轻信苏布地，导致金军深入京畿盘桓不去。
与此相联系的，即金军不退，是因崇焕欲借此以成款局，明金订立城下之盟的谣传。此与反间计最为接近，但这种荒唐事几无可信度。诚如程本直《漩声》所言：“崇焕之愚，不至此也。城下之盟，列国事也。否则，亦宋真宗事也。今中国何如国？而皇上何如主也？无论要以求盟必不得，即要之而盟得也，款成也，敌退也，崇焕将安归也？果若是也，崇焕知为敌谋，而不知为己谋也，愚不至此也。”质言之，崇焕若邀敌进犯以挟盟，非但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万恶不赦。既欲如此，又何必在北京城下与金军连番苦斗？即使崇祯在焦虑之中迷失理性，惑于流言而疑心骤起；即使逮系袁崇焕时阁臣成基命再三请求崇祯慎重其事，就是针对崇祯这种怀疑，但也没有证据说明崇祯产生猜疑是因皇太极的反间计而起。至少，在逮系袁崇焕时，崇祯并没有出具反间计所云勾结金国入犯的密谋。否则，随即就应有一系列相应的追查，两位传话的太监也应下狱鞫问，非论功即论死，而不可能全无反映。
攻讦崇焕最力以至不择手段捕捉风闻之高捷，于崇焕逮系后数日发难，其疏言中亦只能云：“夫崇焕口任边事，而心不尔也。其遣弟通好，远在数年之前；其斩将剪忌（谓*毛文龙），近在数月之内。唯别一机关，故另一作用。今日之事，岂无故而致此哉？皇上第博采道路之公论，细审前后之情形，而崇焕罪案自定，臣更不必饶舌。”此言之阴险，即在引诱崇祯以坚定上述怀疑。若果闻知有反间计之密谋，高捷必视为证据，尚须闪烁其词，泛论牵引于数月数年前之事，而请崇祯“博采”、“细审”乎？十三天之后，吏部尚书王永光等疏言：“皇上逮问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督师袁崇焕于狱，雷霆叠震，百僚悚惕，此皇上之大机权也。”反间计与王洽、张凤翔无涉，永光等必不以三人被逮同归于崇祯之“大机权”。
若崇焕与金国稍有嫌疑，其冤家对头如余大成所言之温体仁、梁廷栋，必大做文章，而最为崇祯信任的周延儒及其他人日后也决不敢疏救崇焕。而最重要的是，当事人祖大寿疏奏具在，程本直《白冤疏》、《漩声》，余大成《剖肝录》，于崇焕生前死后为其讼冤不遗余力，而皆不曾提及皇太极反间计。若果有些许蛛丝马迹，祖、程、余等人断无不予申辩之理。袁崇焕“密约”皇太极并配合金军至京，何等紧迫危险之事！若以崇祯听信从敌营释放的太监之词，独自反复煎熬于信疑之间，而不与任何大臣商量，有是理乎？梁任公《袁督师传》不取反间计之说，乃其卓识。崇祯内心的怀疑与皇太极的反间计，毕竟是两回事。
在用历史人物的思想或心理来判断史实时，必须审察其主观动机的来源及形成，并将其与客观事实严格区别开来。我们无法找到《老档》、《清实录》作伪的铁证，而只能通过辨析来质疑反间计难以取信，这是治史者的缺憾，也是对待史料的基本态度。至于计六奇、张岱等人关于袁崇焕的记载，乃至快意恩仇，几无一处可信，可不置辩。若有人据以谈奇说怪，则不属于史学讨论的任务。
还应指出的是，崇祯的一时冲动，并不意味日后崇祯不可能冷静下来，付诸理性思维，甚至于幡然悔悟。事实上，崇祯逮系崇焕后不久即令其于狱中致书大寿，以挽救关宁兵于狂澜既倒，即已懂得崇焕的份量，则未必不存在以此为转环的可能性。余大成《剖肝录》记载：“上初甚疑焕，及闻所复地方皆辽兵之力，复欲用焕于辽。又有‘守辽非蛮子不可’之语，颇闻外庭。”另，兵科给事中钱家修《白冤疏》载其疏救崇焕：“奉旨批：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此疏为原抱奇而发，当在崇祯三年正月。若此两段史料无可怀疑，则崇祯逮系崇焕时是否有必*之心，就应引起人们慎重考虑。一个看似荒诞的偶然事件，不论是所谓皇太极反间计，还是朝野谣传、宫内左右谗言，若能引起巨大波澜，乃至于改变历史走向，一定是当时的政治社会条件和氛围存在着发酵机制，以及引导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内在趋势。这才是历史研究者所当思考的，而不必停步于史料无征的细节，或作徒劳无益的揣测。限于篇幅体例，本文不作深究，仅稍述及崇焕与关宁兵之关系以及这一事件所带来的恶果。
2.关宁兵东溃与重整
主帅被逮，几乎出于所有人预料，其直接后果就是招致宁远兵东溃。《国榷》卷90，以东溃在十二月初四日甲寅：“辽兵素感袁崇焕，满桂与祖大寿又互相疑。大寿辄率兵归宁远，远近大骇。”《孙承宗行状》、《明史·孙承宗传》并系于初四日。而据兵部职方郎中余大成《剖肝录》，当在初三日（见下）。据祖大寿疏，则在初三日夜：“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即上引初二日壬子谕各营），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拼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孙承宗初五日的奏疏，亦证明事发在初三日：“本月初三日，通州城守者瞭见辽兵三五成群纷纷东下，臣即令人招抚，而鸟兽窜矣。又，初四日午时，侦探人自西回，始知祖大寿率全军东溃。臣闻之，急以手字慰谕大寿，又传一檄以抚三军，令游击石柱国飞骑追之，而仅及其尾，弓刀相向。柱国坦然不惊，极力（慰）谕。诸军校亦多垂涕，但曰：‘主将既戮，又将以大炮尽歼我军，故不得已至此。’柱国又前追，而大寿已远矣。”关宁兵东溃，实激于统帅袁崇焕被逮，然而孙承宗却归咎于祖大寿：“臣自得此军之溃，今因祖大寿危疑既甚，又以极贵不能复受同侪节制，故乘三军惊疑，以城上炮击洗军之说，诱全军尽溃，陷人以自护，非诸将卒尽有叛心。”
两日之后，孙承宗再遣人追及关宁兵，从大寿的回应中，大约摸出一点头绪，故于初七日再疏转述祖大寿诉言：“径往东走，拦阻不住。众兵齐口说称：‘应援京师，连战大捷，指望厚赏。谁想城上之人声声口口骂辽将辽兵都是奸细，故意丢砖打死辽兵三名，城内出来选锋砍死辽兵六名，彰义门将放拨的辽兵做奸细拿去*了。阵亡者死而无棺，生者劳而无功，败者升官，胜者误罪，立功何用？’臣同副将何可纲、张弘谟等多方劝谕不从，臣等情愿回京待罪。众兵强挟，浑身是口，难以自文。”《国榷》同日节录承宗此疏，并附以：“上从之。大寿抵山海关，宣圣谕，吏卒乃安。因令堵截建虏归路。自是大寿称疾，不复视事矣。”至此实情大明。关宁兵一直被视为勾引金军之奸细，为此忍辱负重，劳苦功高却未及时赏赐，本已积怨甚深。宣谕各营逮捕袁崇焕，关宁兵完全不能接受，次日即哗变东奔宁锦。凡此，皆由崇祯所激。于是朝野震恐，谣言纷起。《孙承宗行状》：“上逮崇焕下诏狱，大寿与中军何可纲等率所部万五千人东溃。人言大寿且与奴合关宁十万众反戈内向，祸在漏刻；又言大寿据关城，则自此以东数十城中断，将割以自王。而师之溃也，其势如崩山决河。”
关于朝廷应对，《国榷》十二月初四日：“初，召逮崇焕时，大学士成基命睨大寿心悸状，因顿首请慎重者再，敌在城下，非他时比。”《明史》251《成基命传》综述其事：“袁崇焕、祖大寿入卫，帝召见平台，执崇焕属吏，大寿在旁股栗。基命独叩头请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复叩头曰：‘敌在城下，非他时比。’帝终不省。大寿至军，即拥众东溃。帝忧之甚。基命曰：‘令崇焕作手札招之，当归命也。’时兵事孔棘，基命数建白，皆允行。”《国榷》系基命建白事于初六日丙辰，“又条上规画。上俱从之”。大约崇祯已感觉不妙，一时惶惶不知所出，惟基命之言是听，但不肯认错。《国榷》同日，传谕通州之孙承宗：“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又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祖大寿、何可纲、张弘谟等，血战勇敢可嘉。前在平台面谕，已明令机有别乘，军有妙用。今乃轻信讹言，仓皇惊扰。亟宜憬省自效，或邀贼归路，或直捣巢穴，但奋勇图功，事平论叙。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又卿旧日部曲。可速遣官宣布朕意，仍星驰抵关，便宜安辑。”《孙承宗行状》录此谕文字略同，之前有“遂命公移镇关门”，则承宗由通州赴关门在初六日。谕中不再是“言之不甚悼恨”，而是“功罪难掩，暂解事权听勘”一语，即崇祯得知关宁兵东溃，隐约发觉逮系崇焕铸成大错，亟需安抚关宁兵祖大寿等人之措辞。
成基命从中斡旋，奏请以袁崇焕手札招大寿事，钱谦益《孙承宗行状》及《有学集》卷34《成基命神道碑》俱不载。《行状》详载承宗之处置，大体出自承宗奏疏。《行状》继云：“公惧大寿之果与奴合也，大书榜示军前：‘东奴久薄近郊，急调祖大寿兵往遵化捣巢，遏虏归路，用以疑虏。’传檄谕大寿及诸将曰：‘今日东兵（即指关宁兵）西还，必无一毫罪戾。’又密札谕大寿，教以急上疏自列，束兵*贼以报浩荡之恩，以赎督师（崇焕）之罪，而仍许代为别白。大寿得帖子大哭，诸将亦哭，乃具如公指还报”云云。似安关宁兵于反侧，一出于承宗只手回天。而据崇焕军中职方郎中余大成《剖肝录》，实另有隐情，移录于下：
焕自蓟趋京，两日夜行三百里，所部马兵才九千人。广渠门一战，挫之，意俟步兵至，方合力逐北。而初一日之命下矣。
诸廷臣持焕者十之三，而心悯其冤者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惮于（温）体仁与（梁成）栋，未敢救。石衲（当为余大成号）时任职方，独发愤对众曰：“奈何使功高劳苦之臣，蒙不白之冤乎！”栋曰：“此上意也。”石衲曰：“焕非惟无罪，实有大功。今日围城中，舍此谁堪御敌者？朝廷置兵部官何用？使功罪倒衡若此，公宜率合部争之。”栋曰：“人皆言焕畜逆。”衲曰：“兵由蓟入，焕自辽来，闻报入援，誓死力战，不知所逆何事？所畜何谋也？”（中略）栋时声色俱厉，（中略）不怿而退。
次日初二，衲又往见栋，曰：“敌势甚炽，辽兵无主，不败即溃耳。莫若出崇焕，以系军心，责之驱逐出境自赎。既可以夺深入者之魄，又可以存辽左之兵。公为国大臣，当从国家起见，万无从嫌隙起见也。”栋曰：“辽兵有祖大寿在，岂遂溃哉？”石衲曰：“乌有巢倾鸟覆而雏能独存者乎？大寿武人，决不从廷尉望山头矣。”栋时以其语闻之朝房。辅臣周延儒问曰：“公虑祖大寿反耶？”石衲曰：“然。”儒曰：“迟速？”石衲曰：“不出三日。”儒曰：“何也？”石衲曰：“焕始就狱，寿初意其必释。今日则庶几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则知上意真不可回，而廷议果欲*焕矣。寿与焕功罪惟均者也。焕执，而寿能已耶？不反何待？”儒点头曰：“奈何？”体仁曰：“不然！寿若与焕谋，即合敌耳；否则，必*敌。反将安之？”
次日，栋见石衲于朝房，曰：“寿幸未反。”石衲曰：“言而不中，国家之福也。”是日，寿果率所部逃出关外。报入，栋惧甚，至石衲私寓，曰：“寿反矣！如之何？公能先事逆料，真神人也！”栋去。客曰：“大司马心折公矣。”石衲曰：“是欲贻构我耳。”
初四早，栋以寿反奏，且言：“臣司官余大成能先见，乞召问之。”蒙上召对，因奏曰：“寿非敢背反朝廷也，特因崇焕而惧罪耳。欲召寿还，非得崇焕手书不可。”上因让栋曰：“尔部运筹何事？动辄张皇。事有可行，宜急图无缓。”栋就出焕，石衲曰：“不可！旨意未明，狱中何地，而冒昧行之也？”延儒曰：“若何？”石衲曰：“须再请明旨方可。”乃复入奏。上遣大珰出谕曰：“事急矣，当行即行，尚待什么旨！”石衲曰：“此即明旨矣。公等见督师，善言之。”
时阁部九卿皆往狱所道意，焕曰：“寿所以听焕者，督师也。今罪人耳，岂尚能得之于寿哉？”众人开譬百端，终不可，且言：“未奉明诏，不敢以缧臣与国事。”石衲因大言谓崇焕曰：“公孤忠请组，只手擎辽生死，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义而谅公之心。臣子之义，生*惟君。苟利于国，不惜发肤。且死于敌与死于法，孰得耶？明旨虽未及公，业已示意，公其图焉。”焕曰：“公言是也！”因手草蜡书，语极诚恳。至则寿去锦州一日矣。驰骑追及，及遥道来意。军有教放箭者，骑云：“奉督师命来，非追兵也。”寿命立马待之。骑出书，寿下马捧泣，一军尽哭，然殊未有还意。寿母在军中，时年八十余矣，问众何为，寿告以故。母曰：“所以致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军中皆踊跃，即日回兵，收复永平、遵化一带地方。
袁崇焕被逮与关宁兵东溃之关系为余大成目睹亲历，与其他史料皆能印证；崇焕出手书安抚祖大寿，大成始终参与其事，最为真实，无可假造。大成所述诸臣，梁廷栋、周延儒、温体仁，皆崇祯特加青睐者，亦逮系崇焕在场之见证人。面对大成质问，无一提到反间计密约，故大成未就此申辩。唯廷栋含糊其辞云“蓄逆”，为大成所驳，自知无能成立。而尤可注意者：大成既有欲挽回关宁兵，则莫如出崇焕于狱之言；辽东东溃之次日初四，大成偕廷栋入奏崇祯，说明大寿“特因崇焕而惧罪”；崇祯急不可待，命如大成所言，且斥廷栋处事迟缓，则崇祯态度已有所松动。明朝国运系于辽东，辽东安危系于崇焕，即谓崇焕国之柱石，不为过也。崇祯并不糊涂，此理焉有不明。命崇焕作书祖大寿虽一时权宜，若朝廷诸大老善加引导，未必不能令崇祯转环，令崇焕得以重生。不幸明朝病入膏肓，政治暗昧，崇焕一案未明，旋又叠加与大学士钱龙锡内外勾结一案，案情愈重，是非愈难明。落井下石者固不乏人，而朝廷诸正人君子，莫不亟欲为钱龙锡洗白而加罪于崇焕，崇焕终至惨死。
《剖肝录》作于崇祯八年之后，有些细节或欠准确。如周延儒时为礼部侍郎，入阁尚待半月后。温体仁虽蒙崇祯器重，然其时恩遇未渥，未必能压制众臣，其料辽兵不反，慑于崇祯雷霆之威耳。又如祖大寿“即日回兵”，亦与实情不符。崇焕“手草蜡书”固其亲见，而“驰骑追及”大寿，则必非目睹，与孙承宗疏言时间未合。孙承宗疏言：“臣于本月十四日抵关，即命原任总兵朱梅面谕祖大寿等，宣布主恩，勉以报答。适兵部差人赍至袁崇焕手字，即令赉去。而祖大寿称兵马远回疲苦，暂令攒槽喂养，休息数日，方可调发，一面先将各步营兵丁随挑随发……臣谓大寿等情词恭顺，自可勉建后效，不惟身谢前愆，并可以为崇焕赎过之地。”兵部差人赍至崇焕手字至承宗所，在承宗至关门之日，似与大成所云不符。《行状》“上忧东兵甚，令兵部从狱中出袁崇焕手书，慰止东镇将士”，当是从承宗奏疏。《行状》又云：天启二年广宁失守，大寿“顾盼未有所属。公抚而用之。再犯法，当斩，俾袁崇焕力请而后贳之。大寿以是严惮公，而感崇焕次骨。”故安抚关宁兵非崇焕、承宗不可。至于黄宗羲云关宁兵在京城下闻崇焕被逮而反，故兵部不得已出崇焕手书以止乱，以至成为崇焕致死之由，则去真相愈远。
承宗于崇祯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关门，祖大寿称“兵马远回疲苦”未肯谒见，显然不为承宗至关慰谕所动。绝非如钱谦益所云“督师之系也，部帅祖大寿鹯恐扬去，上手诏枢辅止之。公（申用懋）据案草檄，大寿感泣旋师”之易易也。据大寿疏：东奔至玉田时，已接承宗、刘策、方大任之书，“谕臣期复遵化，在诸将莫不慨然。而众军齐言：‘京师城门口大战堵截，人所共见，反将督师拿问，有功者不蒙升赏，阵亡者曝露无棺，带伤者*冰地，立功何用？即复遵化，皇上那得知道我们的功劳？既说辽人是奸细，今且回去，让他们厮*。’拥臣东行。此差官所目击者。”将领尚在犹豫，而大军士卒积怨难消，决意返回辽东，一发不可止。“及到山海关，阁部孙承宗差总兵官马世龙赍捧圣谕将到，传令扎营于教军场迎接，众兵眼望家乡，齐拥出关。”足见此时崇祯圣谕已无威信可言。稍后，“臣即止于关外欢喜岭，同所统官旗人等听宣读毕，皆痛哭流涕，举手加额。臣因众军感泣，谕之曰：‘辽兵素受国恩，颇称忠勇。今又蒙朝廷特恩宽宥，若不建功，何以生为？’众军闻言，又复泣下，务立奇功，仰答圣恩于万一矣。”似经大寿晓之以大义，动之以利害，军心即定。须知此疏乃上于承宗至关门十日之后，大寿已拿定主意听命朝廷之后的第一次表态，故于军将吏卒之真实情绪必多掩饰。
大寿虽感激崇焕，且慑于母亲义正词严，实则挽回宁锦大军人心殊为不易。次年正月初三，大寿方与承宗面晤。“自正月初三日，辽东总兵官祖大寿带领马步官兵三万有余入关。次日，犒赏众军，传谕：‘本标俱为辽产，务加意守关。凡夺回车辆财物，尽给本人，且加赉十金，以酬死力。若山海失守，家亡妻子为掳矣。’众俱慷慨听命。”知大寿所以说动全军者，非如前袁崇焕督师时报效朝廷，捍卫疆圉，而实为本土意识，人自为战，乃真所谓“以辽人守辽土”。宁锦军演变为祖氏私兵，此乃一大关键。日后驱逐金军，收复畿北四城，多仗祖大寿军。然设非崇焕以书感之在先，继而承宗抚御得法，欲其一月之间，复整营伍，反旆入关，岂可得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