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三丰
2018年胡润百富榜近期出炉,山东有近4000个家庭的财富过亿。
但随之而来的还有这些富豪们的财富缩水、落榜,乃至消失,曾经的一代山东造富神话伴随产业衰落而淡出中国经济与财富前台。
更让人担忧的是,20年时间,山东的企业家经济几乎与货币红利、土地红利,以及科技红利擦肩而过,自身也未能诞生新兴战略产业。
那么,一个一亿人口的地方经济,一个面临转型发展之困的富豪群体,他们该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三驾马车”,共度时艰?
山东近日出台的“民营经济35条”,正在跳出产业振兴的传统路径,以一个全新的营商环境,试图给出答案。
4000个亿万富豪,4000种冷暖自知最近,由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8中国企业家家族传承白皮书》出炉,中国亿万资产企业家家庭数量持续增长,中国大陆拥有亿万人民币资产的家庭数量达到11万,山东拥有亿万资产的家庭数量达到3980户,千万资产规模的家庭有5.61万户。
然而,通过横向比对,这份榜单却并不足以让人高兴。甚至,每个山东富豪,都在登上富豪榜的同时,搏*于财富保卫战之中。
胡润研究院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超越广东成为拥有最多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的地区,比上年增加3.1万户,达到29.4万户;广东第二达到29.1万户、上海第三达到25.4万户;香港第四达到22.3万户;浙江第五达到19.6万户。
相比之下,山东仅有5.61万户,仅为第五名浙江省的四分之一。而2017年各省GDP排名中,山东却超过上海、浙江,高居第三。
从近几年的富豪上榜人数看,进入百强山东富豪也喜忧参半。
2016年的胡润百富榜,山东上榜企业家人数为107位。2018年却锐减到了94人。其中,能够入围百强的人数,逐年减少,且名次不断下降。2018年,入围百强榜单的山东富豪仅有三人,是最近几年来最少的。张士平家族在榜单中排名第26位,下降了3个名次;中融新大的王清涛位列富豪榜第31名,较去年下滑了3位;南山集团的宋作文家族排名95位,下降14个名次。
同时,天业集团的曾昭秦、山东晨曦集团的邵仲毅则遭遇“滑铁卢”,*、清算、*之后,退出了富豪榜单。
潍坊歌尔声学的姜滨、胡双美夫妇曾是山东富豪榜中少有的以高新技术立身的家族,如今他们的财富也较之巅峰时跌去近半。
济南迪德能源的张明珠,青岛恒顺众昇的贾全臣、贾晓钰父子,东软载波的崔健;汉缆股份的张思夏,伟隆股份的范庆伟、范玉隆父子,烟台兴民智通的王志成,威龙股份的王珍海;正海的秘波海,民和股份的孙希民、孙宪法父子,恒邦王信恩,他们或因债务、股权,或经营困境,或官司缠身,悄然从富豪榜当中消失。
而每一位山东富豪在财富榜单中消失,都意味着一个平均历史在20-30年左右的地方龙头企业倒下,随之而来的是数以十万计的地方产业工人,走到了工人生涯的尽头。
山东能绕过“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停滞”吗?在改革开放之前,或者初期,如果能当上工人是很令人羡慕的。
从全球范围看,在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中,至少有两次,“工人”一词是整个社会群体中的中坚阶层,而在以私营经济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办厂开矿,又无疑是产业经济的中流砥柱。
胡润称,在山东,传统行业依旧是老牌“创富”领域,包括纺织、铝业、煤焦、轮胎、造纸、石油加工等行业。
然而如今,债务、股权、继承人,甚至污染问题就能轻松压垮这些中坚产业,让山东的亿万富豪,地方经济“诸侯”们英雄苦短。
我们总结说,山东是传产业占比高达70%的大象经济体,如今绝大多数经济体到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它是经济成长过程中上升与衰退交替出现的一种长达几十年的周期性波动,他告知人们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产业的勃兴与衰亡,正如自然界的新陈代谢,是有一定周期的。
人们不知道欧美、日韩的百年企业如何炼成。比如IBM的几次转型,三菱与三星的全产业链布局。
从富豪的产业意识,到时代嗅觉,走在旧产业周期末端的山东企业家们,无疑都落后了。
时间回到1978年,那时正是山东富豪们起家,并走向造富山东模式的开始。
那时,中国重化工产业严重不足,投资先进的生产设备、工业设备,重化工设备,便可以很快地增加地方GDP。但40年之后,随着各行各业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完成,重化工业的中低端市场饱和了。在这个时候再增加资本投入没有用了,因为它的收益等于0了。
从2012年开始,传统产业的工业品出厂绝对价格在不断地下降,产能过剩,山东依靠传统产业的造富神话已经开始瓦解。
然而,工业时代,传统行业带来的不止是稳定的利润、经济支撑,还有充足的就业保障。这正如70年代以前的美国,重工业为美国经济带来了新增就业岗位2400万个!
但接下来,一旦“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停滞”,传统产业就从地方经济的造血者变为吸血者,成千上万产业工人的劳动价值要么归零,要么不得不“反哺”落后的工业。
其实,山东面临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经济的缩影。但在近20年中,政策红利、货币红利、土地红利以及科技红利的不断出现,国内各省新旧动能转换或多或少地争取到了时间。
即使中国没能诞生足以领跑全球的战略新兴产业,但中国至少在房地产领域诞生了万科、碧桂园、龙湖;在金融领域出现了平安、华夏、安邦,科技领域则诞生了BAT,并制造了如滴滴、摩拜、美团、拼多多、顺丰、头条等一批科技财富“独角兽”;甚至在2017年,直播、电竞都成为风口,在中国创造了一批亿万富豪。遗憾的是,上述红利都与山东的产业转型“完美”地错过。
于是,“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停滞”的负效应出现了,首富缩水,几百万产业工人劳动贬值,几千万地方财税贡献者为“大象经济”承压,社会财富分配面临着“零和博弈”,就业与养老缺口凸显。
这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旦社会经济的投资收益等于0的时候,中等收入陷阱就来了。
山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三驾马车”我们似乎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山东富豪群体们的企业家价值,与社会风向标意义。
他们的财富中有65%来自于企业,他们不是炒房者、不是操盘手,更不是估值千亿产业的偶像,而是“负重前行”的“工头”。
民营经济贡献了山东全省50%以上的GDP,60%以上的投资,70%以上的税收,占市场主体的90%以上。
当今天处于“大象转身”中的山东经济开始投向新一代战略新兴产业时,笔者却更希望社会关注以下三件事,这对于更多中等收入阶层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更有价值。
其一,是山东企业家经济的壮大。
所谓企业家经济,就是遍地开花的民营经济,只不过企业家是民营经济中的一批杰出代表。
那么如何发展企业家经济呢?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2018胡润百富榜》如果按企业所在地分类,烟台的富豪同样遭遇产业转型的阵痛,但依然在全省中为数最多,而受到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最大的济南,富豪的人数,却是“归零”。
而山东首富张士平,却更诞生于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引导边缘的鲁北地区。
这意味着什么?山东首富们积累财富的时间,并非山东的产业政策、交通带动等外部效应最为明显的时候。聚焦的烟台,这里是外界经济因素干扰最少的地区,却反而诞生了山东最大的企业家群体,财富群体。
这一现象值得思考,也就是说,我们该以什么方式发展企业家经济,当他们遇到困境时,我们又该如何帮它?
玻璃大王曹德曾表示,要自己救自己。
要意识到,中国的企业家是中国精英人群的一分子,而在这1亿多的精英人群后面是12亿打工的人。如果要求国家来救这部分精英人群,谁来救精英人群后面十多亿人?
没错。无法自救的企业应该交给市场,即使它能带来庞大的就业与经济体量。只要营商环境是好的,新的企业家经济必然会诞生。
这是我想接下去说的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在过去20年时间中,山东屡次错过产业发展红利,没能发展出活跃而富于创新精神的经济体?
笔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创新。创新不属于高科技企业,而是中科技企业,低科技企业,甚至没有科技参与的企业,都可以产生创新,带来新的工作岗位。
德鲁克用1980年代美国的数字说明,创新型企业3/4来自传统行业,只有1/4是来自科技行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不是互联网、我不是大数据,我不懂人工智能就不能创新。错了,你是卖葱的卖蒜的,你是炸油条的、开饭馆的,你是做鞋的、做衣服的都可以创新。
今天,从国家到地方,正开始大规模扶持民营经济。作为“首富经济”也在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山东,我们既不能以产业代替产权,让企业家变成产业政策执行的“人偶”,也不能为濒死的“大象”输送过多的社会财富,以至于让企业家经济失去自净与创新能力。
那么,当我们认同昔日的山东企业家经济带来过地区经济的支柱与繁荣时,今天我们势必要为潜在的企业家经济多开几扇门,多修几条路,让开放的市场机遇与本土的经济优势能够结合起来,如植根外贸加工的青岛中小产业集群,如互联网 商业下的菏泽淘宝村。
而未来20、30年中,地区经济,乃至国家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必定是资本形成的问题,即创造并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产业所积累的资本,这也将是我们判断山东能否走出财富与产业低谷的一个风向标。
最后一个问题,在于产业与民生。
当初,植根于传统产业中的山东企业家,值得钦佩,因为他们带动了更多的就业,做大了地方中等收入阶层手里的蛋糕。
今天,有人说山东的传统产业太多,并且这都是“旧动能”。但这仍有一定的误区。
与新兴,特别是新技术产业相比,传统产业带来的就业与社会稳定性更高。
美国的发展证明,科技企业所带来的新增就业岗位根本无法超越损失传统产业所丧失的就业机会。而单纯发展服务业,其实只是一个幌子,它必须建立于强大的一产与二产之上,否则社会财富无法支撑大量人口从事服务业劳动,单纯强调金融、证券等服务业发展,更可能带来资本内循环,而导致经济空转。看看特朗普上台后的两年强调什么,你就明白了。
但这并不是说山东的传统企业就有理由以此“绑架”政府,继续走老路,因为低端制造业的低利润、低收入不可能创造出稳定的中产阶层,看看山东平均薪酬与发达省市的差距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
从这三个角度看,山东的传统产业并非一无是处,企业家经济并非走到尽头,但也万万不可孤立无援,僵化生长。
可喜的是,在近期,一场推动山东民营经济发展的“35”条正式出炉,与之对应的还有解放民企、解放楼市的山东房屋租赁新政,以及刘家义*给全省民营企业家吃的一颗“定心丸”。
可以预见,良好的营商环境将会为山东首富们带来休养生息的良机,也会以此诞生新的企业家经济,带动更多普通家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今天,当产业振兴政策的余热未消,政策制定者与经济学家已开始反思它的效益与质量,并总结扬弃那些真正以产业为王的地方经济体近20年时间的发展经验。
山东就是这样,它有勇气将产业做到极致,并足以形成兴衰周期漫长的“大象经济体”,只不过,今天“老象”走到暮年,而“小象”仍在起步。
然而,山东有民营经济市场主体830.7万户。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50%以上的GDP,60%以上的投资,70%以上的税收,占市场主体的90%以上。因此,山东的“小象”有强大的“基数”保证,只要辅以生长环境,便很可能诞生一只,或几只产业“大象”。
此刻,山东的顶层政策设计者发布了“民营经济35条”,为“小象”在资金、土地、人才、税收等方面营造了一个“温室”,让处于经济转型与贸易危机中的山东民营经济,重新体会到改革开放之初万象更新,百舸争流的民营经济大发展环境。
至于山东的前任首富们,以及继任首富们,将选择何种产业“立身”并带来新的造富神话?
答案索性交予市场,而非人为锚向的产业政策与资金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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