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来看，对风雨飘摇的罗马帝国落井下石的基督教会似乎金蝉脱壳得逞，在罗马帝国与蛮族的斗争中全身而退。但她成了新的帝国，她顶下了罗马的名号，她就会惹来强劲的敌人，也会继承帝国的死穴。
她的日子并不好过。一方面，基督教会陷入了与世俗政权无休无止的灵肉交战；另一方面，基督教会继承了罗马帝国这座通天塔的顶端和底座之间首尾难顾的死穴。基督教会面临的一个永久性难题是帝国的灵魂和肉体再也找不到彼此。
如果说帝国时代的基督教会和罗马帝国之间有婚姻的话，确实也不怎么幸福，可以看成一个家庭暴力不断的悲哀婚姻。但
无论如何，双方在普遍性和唯一性这两个核心品质上是非常般配的。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君士坦丁和优西比乌、狄奥多西和安布罗斯之间充满真诚和善意的通力合作。离
了，还真就找不到一样般配的了。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不能拥有硬壳的基督教会一直在寻找合格的硬壳来和自己搭档，但很可惜，她再也没有找到过。
起先，东罗马帝国依然强势存在，但对西方来说，东罗马既疏远又无能。经济上、文化上的重大差距让西方和东方渐行渐远。
查士丁尼和贝利萨留收复西方的壮举失败之后东罗马就彻底放弃了向西战略，政治上、军事上，西方真的被扔给了日耳曼人，自生自灭。东罗马对西方确实是有心无力，主动卸下了一家之主的重担。以教皇为首的西方自然也知道不能再指望东罗马了。
但东罗马偏偏顶着罗马正统的头衔，君士坦丁留下的帝国正统是在君士坦丁堡。于是，东罗马拥有传统未曾中断的普遍性和唯一性，始终压制着基督教会的普遍性和唯一性。基督教会一直在暗地里悄悄推进正统的转移，这件大事终于在查理曼大帝出现后大白于天下。
公元800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查理曼成为罗马皇帝和奥古斯都。这意味着西方有了普遍且唯一的基督教会和普遍且唯一的帝国的新结合，日耳曼人正式成为西方合法的新主人。
查理曼敏锐地意识到，教皇把他推向了基督教会和拜占庭之间正统地位争夺战的最前沿。查理曼迎娶拜占庭女皇伊琳娜的计划因为拜占庭宫廷的诡异变局作罢，东西重新合并的美梦彻底破碎。拜占庭发动的破坏圣像运动最终导致双方从疏远、争夺走向决裂。
公元1054年，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决裂，从此以后，西方拉丁教会叫“大公教会”，东方希腊教会叫“东正教会”。西方的普遍性和唯一性与拜占庭再无瓜葛。
即便成功地扶立日耳曼人取代拜占庭，基督教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仍然是麻烦不断。查理曼固然暂时结束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混乱，但强势皇帝的到来意味着基督教会被世俗政权控制的危险随之到来。
查理曼和他的子子孙孙顺利地把基督教会变成了世俗政权的统治分支机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都成了皇帝和国王们操控的封建领主。正是在这种世俗化、政治化、封建化的失控局面下，基督教会底层出现了纯洁教会的克吕尼运动。
终于，教会顶层为改革派掌握，格里高利七世发动教皇革命，为了教会自由、教会独立、教会纯洁向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宣战。
压制了皇帝和国王的教皇们确实接近一统天下，权势熏天的英诺森三世操控了神圣罗马皇帝的选举；支持男爵们围困约翰王，于是英国有了《大宪章》（1215年）；发动十字军对付世俗政权；把阿拉贡、西西里、匈牙利都变成了教皇领地。
但基督教会也离自己精神共同体的本质、原则、初心越来越远。她强烈、急速、坚决的政治化确实让她在世俗政治当中鹤立鸡群，甚至成为各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榜样，但她付出了自己的灵魂作为代价。她成了但丁、马基雅维利、路德和所有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时代有识之士心目中的魔鬼，成了他们认定的一切罪恶和混乱的根源。
千年的中世纪政治史就是基督教会寻找新搭档却始终不如意的失败史。东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都不如她的意，英吉利、法兰西、西班牙都只是局部、特殊、相对，根本没有资格和她的整全、普遍、绝对相匹配。
作为新帝国的基督教会，拥有帝国在精神上的普遍性和唯一性，却找不到政治上拥有普遍性和唯一性的政权达成亲密的联合。一方面，英吉利、法兰西、西班牙再强大，它们都离硕大的罗马距离太远，它们没有资格顶下罗马的名号。
另一方面，无论是重现家庭暴力的查理曼帝国，还是意图重现家庭暴力的神圣罗马帝国，都重现了基督教会在罗马帝国晚期遭遇的困境。
她奋力反抗，大获全胜，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它们。于是，她开始意气风发地自建硬壳，她要独自撑起整个西方，她要独自占据罗马的正统，再现罗马的辉煌，她需要权力，她最需要的就是权力。当然，她也就被权力腐蚀，腐蚀得最为严重。
最终，等待作为权力机构的基督教会的，是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普遍且唯一的基督教会彻底瓦解，罗马从此真的成了游魂。作为统一精神结构的基督教会被宗教改革摧毁了，各自独立的世俗权力被主权国家的格局固定下来。
罗马大公教会所代表的精神统一的追求被放弃了，她尝试过的政权统一的追求也没有人再惦记了。凡是敢惦记的，都输得很惨，比如查理五世、拿破仑、希特勒。从基督教会挑选硬壳的失败史进入基督教会的内部基本结构，我们很容易发现她的失败是理所当然，因为她继承了罗马帝国这座通天塔的死穴。
上帝是公平的，虽然奥古斯丁让基督教会痛快地离开罗马帝国，从神学上切割得很干净，也带走了罗马帝国最有价值的资产，不过，基督教会也带上了帝国在结构上的内在缺陷。帝国存在着自身的结构性冲突，基督教会成了帝国，也无法摆脱和克服这种冲突，最后会像罗马帝国一样因为这种冲突分崩离析。
“巅峰”和“专制”两节都仔细谈过帝国的力学结构是通天塔。通天塔成为帝国的象征，并不只是因为它的高大威猛和帝国的霸气外露给人的感觉很相似、相近、相合，就像帝国大厦象征着美帝国，更重要的是它们内在结构的一致性。
只要造通天塔，就会遇到力学结构的约束。一方面，塔要盖得高；另一方面，塔的基座要够宽。从长远来看，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塔越是要盖得高，就需要基座越是宽，越是扎实；同时，基座越是宽，也要求塔变得越高，高度不够了，纵向的力量流动就容易被横向的力量流动取代，塔就倒了。
欣欣向荣的帝国一方面是海量人口和资源的顺利汇入，另一方面是等级秩序的合理打造，二者相互促进。罗马在共和时代就启动了造塔工程，共和被帝国取代只不过是使顶层适应整个帝国结构的调试，格拉古兄弟、马略、苏拉、恺撒、屋大维一步步完成了调试的过程。
基督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她从民间崛起，创始人耶稣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犹太教乡村小牧师，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的时候只有3000兄弟，并不比耶稣强多少。耶稣去世之后的300年，基督教的信徒不断增加，到了君士坦丁时代，帝国高层都开始信耶稣了。
君士坦丁时代的基督教会，基座已经够大，但依然有限，更重要的是她在高度上还不如汉尼拔和西庇阿时代的罗马共和，因为她的组织在纵向维度根本就没有统一性。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运用皇帝权威召开尼西亚公会，基督教会才知道，原来教会里面的高层政治是可以这么*。到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前的公元445年，利奥一世获得主教中的首席地位，后世熟悉的教皇制才初见雏形。
一直到公元1075年格里高利七世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发出挑战，启动教皇革命，教会帝国的顶层结构才系统地建立起来。从建造教会通天塔的角度，我们可以把格里高利七世看成教会帝国的恺撒。此时作为帝国的基督教会才真正成为一座高塔。
在帝国这座高塔里，宽度意味着海量人民的支持和服从，高度意味着拱顶石的坚固和威严。它们其实很难兼顾。为什么？
高塔的反面是广场，就像帝国的反面是城邦。像罗马共和曾经经历的那样，没有高度，就没有能力处理海量的资源，没有能力把海量的人民化为高塔的基座，资源和人口的汇入就很可能变成滔天洪水把城邦冲毁。
长大，就必然遭遇长大的麻烦。造塔工程一旦启动，自然而然就想造得越高越好。但是，塔造得太高，会被基座抛弃。皇帝高高在上，神秘莫测，自然会用恐惧去取代爱戴来对待百姓。对于君主，“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皆备；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
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面对亿万民众，君主不可能再像共和领袖那样与他们熟人相交，恐惧是保证他们服从的安全之法。但问题是，从充满恐惧的愚民身上得到的支持和服从是非常脆弱的。高塔的拱顶石会很自然地陷入为了自身安全把基座故意变得劣质化的死胡同。
对基督教会而言，教皇制的形成让她自己真的成了帝国。她也就惹上了顶端和基座首尾难顾的死穴。在罗马，这个死穴由共和传统和专制传统构成，由西塞罗和戴克里先代表，屋大维夹在中间勉为其难。在基督教会，这个死穴由使徒传统和教皇传统构成，由耶稣和彼得代表，没有人可以夹在中间，没有人可以勉为其难。
耶稣是草根出身，他创立的基督教就是草根的宗教、弱者的宗教、底层的宗教，广大信徒在他的召唤之下过上了平等的团契生活，相亲相爱，无须私人财产和等级权力。基督教内部的平等性和民主性来自耶稣本人。彼得是耶稣的第一使徒，耶稣亲自把掌管教会的权力交给了他，他是基督教会的首任教皇。
在基督教会之内兴建高塔的历代教皇和他们的支持者，都把彼得奉为教皇圣座上的第一人。他们甚至把耶稣打扮成“万王之王”，教皇不仅是彼得的继承人，更是耶稣的代理人，甚至是上帝的代理人。
在基督教内部，克吕尼运动之类的草根宗教运动从未停歇，它既可以通过本笃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的形式组织起来，也可以直接成为反建制、反教皇、反罗马的宗教运动。使徒传统和教皇传统构成了基督教会内部的二元结构，像二龙戏珠一样推动着她的前进。
基督教会内部反反复复出现朴素的群众运动和威严的政治建构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推动了教会帝国的演化，强化基座和强化高度之间不断地你追我赶，整个教会帝国就变得更强大了。不过，上帝不允许通天塔存在，强大的帝国迟早会因为顶层和基座无法兼顾而坍塌，连上帝自己的教会也不例外。
我在一次奇妙的机缘当中想清楚了基督教会内部的二元结构。当我走进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被它的各种宏伟、富丽、威严、奢华震撼了，目瞪口呆，失语良久。
当我快要走到贝尔尼尼为教皇铸造的绝世青铜华盖的时候，我对身边的施展说：“当年路德来罗马出差之后痛下决心反对教会，发动宗教改革，要是我，也这么干。”宗教改革导致统一的罗马大公教会分裂为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教会帝国坍塌了。
但基督教会的演化并没有终结，代表教皇传统的天主教会和代表使徒传统的新教教会仍然在相互交缠之中自我完善，寻找上帝的路不止一条。不过，无论是哪一条路，经过了极端残酷的宗教战争的惨痛教训，都不能再和政治有直接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