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如果说谁曾是改变过世界的中国人，那么成吉思汗将当之无愧。
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征服了人口最稠密的诸文明世界，成为了这个世纪的主人。从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到酷热难耐的印度平原，从水稻为主的越南到以麦为生匈牙利，从朝鲜半岛到巴尔干半岛。三十多个国家，超三十亿人口，在蒙古人的铁蹄下被一一征服。而创造这段历史的却是仅有100万人口的蒙古部落……
从13世纪到今天，在西方史料中，影响过整个世界的成吉思汗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却不一而同。从中世纪伊斯兰史学家眼中的恐怖之王到真主之剑，从中世纪欧洲人眼中的地狱恶魔到高贵君王，1939年出版的《草原帝国》，更加理性和客观的评价了那个时代的草原部落和成吉思汗。
1、 风雨飘摇的十三世纪游离在农耕文明之外的游牧民族，随着阿提拉与匈奴、成吉思汗与蒙古、帖木儿与金帐汗国……这些近乎传奇的名字，在历史现实的深处，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然而，相较于“古代文明中心”，他们要么没有文字作为载体，要么如曾经崛起般快速消亡，要么被所征服的文明征服，失去自己表达的能力……他们不断迁徙、相互争夺的历史，也只有在与农耕文明发生碰撞时，才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而这段草原文明，勒内˙格鲁塞凭借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底，著成《草原帝国》，从上古的石器时代到斯基泰艺术、米努辛斯克遗址，从历史黎明的时期开始，下迄公元18世纪晚期蒙古诸汗国，细节逐次展开。
勒内˙格鲁塞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以研究中亚和远东著称，对于中国历史尤为了解。在勒内的眼中，13世纪，是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在周期性博弈中最为炫目的一章。精通中国史的勒内，相比中国人看自己的历史，站在了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上，审视着草原和中国的关系。书中花费大量的笔墨来写草原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13世纪，令人闻风色变的“黄祸”如何从中国开始席卷欧亚。
唐太宗时期，中国曾是西域的主宰，曾将匈奴、突厥这样的虎狼之师驱逐到欧洲，但随着唐朝的覆灭，汉人对于北方胡人的优势已不再，最终出现了统治汉人的北方民族政权。
在游牧民族成为文明的主人之前，对于北宋的衰败，很多人会着眼与宋徽宗本人过分专注于艺术，疏于政治。而勒内的着眼点却是当时北宋的民族政策。书中提及，宋徽宗当时的民族政策恰恰犯了“以夷制夷”和“远交近攻”的政治错误。“契丹人当时已经是一支文明，温和和相当中国化的蒙古族人，已经成为了宋朝的友好邻邦。”，而此时的女真，还是一支野蛮的部族。但北宋的统治者却还存着从契丹手中收复北京和大同的幻想，竟然与野蛮人联合起来消灭阻隔在宋与偏远蛮族间的辽，使自己陷入真正的危险境地。
在看待中国历史上，勒内能够不代入情感因素，反而会将很多问题看得比国人更通透。
2、勒内眼中的成吉思汗和草原文明《草原帝国》是世界史学界公认的关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三千年历史的经典史著，它描绘了三千年来大草原上上演的一幕幕气势恢宏的历史剧，而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便是第二部——成吉思汗蒙古人。
- 1）缔造历史的成吉思汗
主流历史著作大多来自于以先进文明为代表的定居民族之手，偶然夺得政权的游牧民族似乎只是历史不经意间偏离的轨道。勒内站在游牧民族的角度上重新梳理了历史。在他的框架下，我们会发现：不受主流重视的边缘力量往往会终结主流趋势——成长于只有几个兄弟且失去部落领导权的成吉思汗最终统一了欧亚。当边缘力量集聚到临界点突然爆发带来的冲击难以承受，原有体系将被摧毁无法修复，历史不会爬行只会跳跃。
成吉思汗是蒙古帝国的缔造者，他早年历经磨难，后投靠蒙古化的突厥克烈部，之后又打败了扎木合、克烈部、乃蛮部等势力逐渐统一了整个蒙古，奠定了大蒙古帝国的基础。从成吉思汗进攻女真人开始，蒙古骑兵纵横欧亚鲜有战败以致于南俄草原上罗斯诸国不战而降乞求可汗们的宽恕和保护。
当历史的中心转移到亚洲中部的草原，曾经零散的地理大发现，却像被游牧民族迁徙的帝国所串联，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西征花剌子模、塞尔柱苏丹国和罗斯诸部后建立起来的钦察、窝阔台、伊儿和察合台四大汗国，竟然就是其后几个世纪亚洲各国的雏形。钦察汗国统治着俄罗斯，伊儿汗国被推翻后成为波斯，成吉思汗理论上的后裔帖木儿亦成为中亚霸主，若非病逝，一场堪比唐太宗和东西突厥的历史大战将再次重现。
历史就这样通过迁徙者的帝国精妙的联系在了一起。传统观念中未开化的蛮夷之地，成为了联系东西方文明的纽带。草原的历史不再以边缘的地位存在，它有了自己的价值中心，并以此铺陈草原的古今经纬。
勒内曾在序言中写道：“这三、四位伟大的亚洲游牧民（指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划破了历史之网突然逼近我们，使我们感到十分意外，这仅仅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无知罢了。”草原有着自己的逻辑，遵从着自己的规律。
- 2）席卷欧亚的“黄祸”
对于被农耕文明所鄙夷的野蛮人， 蒙古军队对外战争的血腥残忍，使几乎所有被蒙古人征服的国家，最初都曾饱受被野蛮部落征服所带来的破坏和惊恐，它给受害方造成的经济文化破坏和强烈精神创伤，足以使今天的人们在阅读相关记载时依然感到不寒而栗。而勒内对于草原的“残酷”和“野蛮”却抱有深刻地同情和理解。
当谈到蒙古人到处屠城，烧*抢掠时，勒内没有说这些人有多残暴，而是问为什么在草原上对人热情好客，正直诚实，遵纪守法，甚至屠城时不把抢到的财物归为己有的蒙古人会到处屠城？为什么蒙古的军队一边遵守着扎撒这部“荣誉和诚实的法典”，一边到处*烧抢掠、血腥屠*，将所经之处变为“受诅咒”之地时？勒内从治理的角度对于此行为背后的理性给出了答案。他用“困惑”一词来解释这种矛盾的心理和行为：“当草原居民没有经历一个过渡阶段而幸运地占有了具有都市文明的古老国家时，他们感到困惑。……作为游牧民，他们完全不懂定居民族的生活，不懂城市环境、不懂农业耕作，不懂除他们的草原故乡外的任何事情。……他们到处烧*，与其说是出于生性残忍，不如说是出于困惑。因为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处置方式。”于是，“可以看到，在蒙古首领中——或者至少是在忠实地遵守扎撒的那些人中——掠夺是一种无私利的事。”
3、外国人眼中的成吉思汗由于生活环境的严酷，游牧民族注重实际，冷静而敏锐，他们可以横扫定居人的村庄和城市，迅速取得统治权，但不久便会被当地的文明同化。一旦被农耕化，却会被草原更深处的民族击败。草原历史带着向东西方世界不断的挤压，影响着各种文明的发展。
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不断外扩的征途中，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此发生改变。
草原文明不再仅仅是游牧民族的的迁徙史，成吉思汗在外国人眼中也不仅是《史集》中描述的“恐怖之王”，《蒙古史》中来自地狱的“塔尔塔罗斯”（希腊神话中的地狱恶魔），更多的是对成吉思汗能力的肯定——“没有一个伟大的征服者不是伟大的政治家，成吉思汗的一生便是证据之一”（伏尔泰《东方和成吉思汗》），尼赫鲁也曾说“毫无疑问，成吉思汗在历史上是最伟大的军事天才和领导者，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大帝在他面前似乎都显得微不足道”，没有避讳成吉思汗的屠*和破坏，尼赫鲁认为这和之前的阿富汗人相比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在全球化加速进程的今天，随着历史视野的拓展，蒙古人因为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逐渐被认为是早期全球化的开拓者。当时代变迁，站在一个更为广角的角度看世界，终会发现，我们曾以为的历史有着另一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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