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期以后，政治衰败加剧，国家建构的核心支柱———政治整合逐渐坍塌。
至东汉末年时，原本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在接二连三的起义、叛乱和内战中彻底崩解。
在各大政治军事势力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曹操、刘备和孙权三家逐渐脱颖而出，最终形成魏统中原、汉据巴蜀、吴领江东的三足鼎立之势。
以重建统一国家为目标的魏、蜀、吴三国在展开军事竞争的同时，也开启了在国家建构领域中统一之举。
作为国家建构的支柱，政治整合在空间上具有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
所谓横向维度的政治整合即统治者/执政促进中央层面政治精英的团结，防止精英之间陷入内斗，进而维护政治稳定，形成具有向心力的精英网络。
诸葛亮在国家建构方面的举措首先见于其通过制度设计推动横向层面的政治整合。
即以丞相开府统领全国军政大权，实现其在《出师表》中所提“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目标。
在此，“宫”指的是内廷、禁中，用来指代以君主为核心的中朝/内朝，而“府”则为三公之府，即两汉以来三公领导的外朝/中央政府，在蜀汉语境之中特指诸葛亮领导的丞相府。
诸葛亮为何要推动“宫府一体”的制度建设?
这就要从西汉中期以降形成的政治现象说起。
西汉中期以来，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后，君主一方面出于对开国以来外朝以丞相为首的三公权力过重的忌惮。
另一方面又不便直接统领外朝事务，便愈发倚重内廷的尚书、中常侍等职，中朝官由此坐大。
开始分割外朝三公的宰相权力，以致“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王莽篡汉。
其后，东汉光武帝虽然实现了汉朝中兴，但对西汉形成的这种政治安排因之不改，“内廷权重、外朝权轻”的制度也由此定型。
然而自汉安帝以来，因君主相继早亡，而即位的新君又多年幼，大权开始在太后(外戚)和宦官之间来回易手。
这就导致了外戚、宦官与士人等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倾轧，加深了内廷和外朝之间的矛盾，以致一时间朝廷内外党派林立，政出多门，光武中兴塑造的政治秩序就此腐化，而这种政治衰败的乱象到了桓帝、灵帝在位期间更是愈演愈烈。
宦官不仅掌控了内朝/宫中事务，腐化政治，更是干涉地方用人选举，祸害一方，致使举国上下“正直废放，邪枉炽结”。
而士人等清流群体对此则愤懑不平，于是联合外戚反对宦官执政。
桓帝一朝，尚书朱穆上疏切陈宦官祸国。
由此可见，当时以朱穆为代表的朝中正直官员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希望统治者加以遏制。
然而这种流弊非但没有被遏止，反而将宦官与外戚、士人之间的斗争推向了白热化，以致先后引起了两次党锢之祸。
最终这种激烈的权力斗争以凉州军阀董卓入主洛阳而告终，东汉的国家权威也由此走向崩解。
因此，在乱世中如何建立权威、推动政治整合进而形成政治秩序成为各大政治势力亟须解决的首要难题。
作为蜀汉政权的创立者，刘备虽然在即位后即“置百官，立宗庙，袷祭高皇帝以下”，但是己身长年戎马倥偬，立国甫定又兴兵伐吴，于夷陵大败后不久即“中道崩殂”。
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建设上并没有取得多少突破性的进展，因此在巴蜀之地建立乃至巩固一个有效的政治权威仍然是尚待解决的难题。
刘备率军出征时，蜀中政务全由诸葛亮处置。
刘备殂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诸葛亮充分吸取了前朝因政治分裂而覆亡的教训，强化政治整合，一改前朝宫府分离的二元体制，重新建立了“宫府一体”的制度。
制度在建立后，其自身并不会自动运作，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便开始发挥作用。
在这层意义上，如何推动“宫府一体”制度的有效运转，完成政治整合，实现士人的政治追求，选人用人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正所谓“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
诸葛亮以丞相府总理全国政务，在人才选拔上格外重视从儒家推崇的士人政治的追求予以考察。
他强调“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诸葛亮举贤不避亲仇，所选拔重用之人皆为“贞良死节之臣”。
这就与东汉中后期宦官专权，腐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选举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西土人士无不服诸葛亮“能尽人之器用也”。
陈震、杨洪、向朗、张裔、蒋琬、费祎、董允、郭攸之等忠良之士虽在刘备创业之时已被挑选任职，但得到重用均是在诸葛亮执政时期。
诸葛亮在率军出征时，就经常以向朗、张裔、蒋琬等主管相府事务，治理益州，使得“足食足兵以相供给”。
同时，以郭攸之、董允为侍中，取代自东汉以来由宦官出任的中常侍、小黄门瑏瑠等职，以负责宫中事务。
后来，诸葛亮又使董允兼虎贲中郎将，以向朗为中部督，统领宿卫亲兵。
董允等人“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瑏瑡，在匡正后主的同时抑制后主身边的小人祸乱朝纲，故其在世时，在后主亲政时期操弄权柄的宦官黄皓，其职位只是黄门丞。
正是如此，诸葛亮领兵在外，朝廷内外相安无事，“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兴流言”瑏瑢。
如果说选拔士人推动“宫府一体”制度有效运转的本意当为实现政治整合，那么诸葛亮对政治整合的维护还可从对彭羕、李严的打击中窥见一斑。
作为在刘备领益州牧时即辟任为治中从事的人物，彭羕恃才傲物，在遭到贬斥后试图暗中勾结马超另立权力中心;
而李严与诸葛亮同受托孤大任，以尚书令副丞相，位高权重，但其也试图另立权力中心，先是欲“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不果后又在诸葛亮率军北伐时掣肘后勤。
彭羕、李严的做法不仅是破坏“宫府一体”制度的行为，也是对士人政治的倒退，为诸葛亮所不能容忍，因而受到了严厉打击。
但需要强调的是，诸葛亮采取的这些措施并非出自个人对权力的野心与觊觎，而是打击政治分裂、维护政治整合的举措。
诸葛亮创制的“宫府一体”制度完成了刘备未竟的国家建构事业，在一时间内维系了蜀汉内部的政治稳定，在此基础上选用贞良之士，使得君臣和睦，优劣得所。
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东汉中期以后形成的政治流弊，部分实现了当时士人在政治上的追求。
尽管诸葛亮后来病逝，但嗣后辅政的蒋琬、费祎二人延续了诸葛亮制定的政策方针不改，因而也创造了“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的安定局面。
然而到后主亲政时，其开始任用东宫旧臣，破坏了维系蜀汉立国的“宫府一体”制度，侍中陈袛与宦官黄皓由是“互相表里”。
陈袛死后，黄皓更是升任中常侍、奉车都尉，专权擅政，甚至和右大将军阎宇密谋废姜维大将军一职取而代之，导致领兵在外的姜维饱受猜忌，最终不得已请求出镇沓中自保。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蜀汉的覆亡离不开后主亲政后对“诸葛之成规”(“宫府一体”制度)的破坏。
与魏、吴相比，诸葛亮治蜀一改东汉中期以来的政治流弊。
一方面形成了“宫府一体”的有效政治整合，实现了桓灵以来士人政治的追求;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国家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
从而增强了国家力量，一时间塑造了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的理想类型。
这样的大智慧，不得不令人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