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记》第一章（风云纪）

（长篇小说）

《风云记》前篇

第一章

三圣爷当年北洋大学毕业，领了一笔奖学金，他寄回到咱们村里，就让你爷拿着这些银元，挨个给村里的每家送。

你爷说，每人一块银元，家家有份。

轮到咱家的时候，你爷多给了咱家一块，俺爹就说，斌之兄弟，你多给了一块。你爷说，恁孩子多，劳力又少，多给一块。当时我已经有十来岁，对这件事儿，印象特别深刻。

三圣爷和斌之叔，给咱村没少做大事。他们都是多好的人啊。俺叔在街上见了我，一把抓住就弹我的脑蹦儿，他在嘴里哈着气，可弹到眉头上，就轻轻的一点，没啥感觉。俺和俺叔的关系忒好，他不舍得打我。

——明楼叔说着，脸面还是那样皴黑。在我眼里，他这个人已经形销骨瘦，不似当年那么健硕高大，只有那份精明的劲头儿，还藏在骨子里和头脑中。他对我讲的话，我不会感动的，但也不置可否。因为祖上几辈人的乐善好施，又智慧威武，我已经听闻得太多了，不会再大惊小怪。

我这次陪着母亲回乡，已经五六天了，是住在县城边的舅家，没有到自己的村里来。今天我一个人回到生门庄，是为了给爷奶上坟，另外再办一件事情。

昨天上午，我从县城坐车过来，直接住进了三奶家。我来的时候，在北厍镇下的车，这中巴车已经不是前些年私人的车了，可能路权和经营权又被收回到县里的客运公司。总之它规范化了一些，但这些和我无关。

我多少年才回一次老家，才坐那么几回车，所以和我无关。

我从县里到北厍镇，一路上走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无论是村庄还是街道甚至是田野，都有了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确切地说，这是一种陌生感，因为它们所包含的我所熟悉的成分，已经越来越少了。

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发展变化，它让我头脑里陈旧的元素在慢慢地缺失消散。直到有一天，我的故乡最终变成一个概念，一个名字，而实际上整个面貌，已经面目全非。

比如北厍镇，许多人家都盖了两层或者三层的楼房，红砖红瓦，而且还是那种机制的平板大瓦，但这在我上几次回来的时候就有了，只是未曾这么普及，但是现在几乎成了“新农村”建设的标志。不但是镇子上，一路所见，各处村庄几乎都是如此。

那种陈旧的小黑屋，虽然仍旧存在一些，没有完全在各个村庄绝迹，但大多数都算无人居住的空房，要么是移民去了城里，要么是鳏寡孤独者，生活无力，后来人去屋空。

临街的房子，都顺应了“新农村”建设的形势，由村镇拨出专款，进行了粉饰和改建，尤其是围墙都雕砌砖花粉饰。生门庄也是如此，我只记住了当年的这个十字街，两旁的房屋基本上都是新的了，我已认不到了民哥的家，也记不得二大爷的屋址了。

二大爷的亲哥，重喜大爷的家还记得，上几次来时，看见他的儿子大栋，已在原址上起了一座两层楼。当时大栋还在家，引出老婆孩子一大窝儿，见了我说起许多往事。后来我两次回来，再没有去过他的家，这次回来我看见院门上落了锁，一问街上小商店里的怀哥才知道，这家伙领了老婆孩子搬西安去了。

我这才突然想起，确有此事，已经好几年前的消息了，说是大栋住开封了。我还怪他挺有本事的，我当年还真没有看出来。

大栋可以说，是我从西北的宁夏银川，跟随爷奶回归农村老家时，遇见的最好的朋友加兄弟了。

因为我们算是本家，两家的院子又连在一起，自然是形影不离的好兄弟。他比我年长一岁，又性情善良顽劣，我初来乍到，他教了我许多农村的生活知识。但是他天生不爱学习，甚至留了一级。没过几年，我的心性收拢，开始向学，我们之间就无形中拉开了距离。再后来他就跑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找他亲爹去了。

就是说大栋不是重喜大爷的亲儿子，喜大爷和喜大娘没有生育，要了他新疆三弟的一个儿子。但是我在老家的时候，看见喜大爷和喜大娘，把大栋当成亲生的一般，该骂时骂、该打时打，可是到了吃饭的时候，喜大娘就站在栅栏门口喊，“大栋，大栋，吃饭啦，你个龟孙又跑哪儿去了。”

后来我高三下学期回银川，再没有见到大栋回来。

只是后来才听说，大栋还是回来了。重喜大娘看见了他，没过几年就去世了。大栋就陪着喜大爷一直到后来，自己也娶了妻、生了子，把喜大爷福福美美地养老送终。

我可能在1985年从故乡走掉之后，一直到现在的2019年的秋天，三十四年间回了五六次的老家，断断续续的回归，大都是隔上几年一次。因为岁月荏苒，时光倥偬，不知不觉间，就是三秋已过，万物黄老。

这样看来，即使再长寿的人，生命也是既短暂又匆忽的。万事万物，自然同理，皆是如此。所以珍惜时光就是珍惜生命，绝不是谬言。

我记得有几年回来的有些频繁，原因是我在北厍镇上，找了一个对象，此人就是石小岚。她即是我的初恋又不是我的初恋，我们分开了两年，最后又结合在一起，但是生活了两年后，我们又分开了。

石小岚现在在郑州，养着一个儿子，本人也没有再结婚。究竟生活的好坏，我已不清楚。但那儿子不是我的儿子，是在和我分手之后，在县城里又和别人结婚生的孩子。

我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不曾生养。其实这也是年代的不幸，因为凭我现在的学识，肯定能培养出来一个对民族有大益的人。因为我的眼光，是能够在半生被遮盖的失败中，找到失败的原因。我现在第三任妻子，已经不能生养，因为她已绝经。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在银川，已经结婚生子；一个毕业于清华，留在了北京。

这两个继子，各有各的生活，几乎和我这个继父，没有太多的感情往来。大儿子的孩子，已经四个月了，看那小家伙的形状，已有了虎生虎气的精气神儿，但是我知道，他们绝不会让我来培养。

尽管我已经退休，赋闲在楼上。

现任的妻子，对我很好。若不是困扰于金钱，会对我更好。但是她现在却很愁苦，因为她已过了退休的年龄，却没有交够十五年社保。十多年前，她来自宁夏永宁县的农村，但当时频繁地各处打工，没有重视社保的事情。

做过我妻子的前后的三个女人，用普通人的标准来衡量，其实都挺好的。她们身上的优点与缺点大同小异。原因是当时的我不好，一是年轻气盛，情感过于纯粹；二是下岗失业，经济过于困顿。如今梦魇已过，相信第三任妻子，会交互执手，白头偕老。

今年的九月份，我伴随母亲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正是秋意渐浓未浓的时光。中原大地的秋粮尚未成熟。田野里是无限斑斓的色彩，这和笼罩着它的天空的情调一致。

秋虫的合唱，热闹非凡。

在舅家的村落里，一下待了四五天，到了农历的中元节前，才赶到自己老家的村子生门庄，来给爷奶上坟。

昨天并没有买烧纸和祭品，晚两天再买。中元节在后天。

昨天快中午的时候，我才在北厍镇下车。大致浏览了一下街面，好像是比过去宽阔了一些，但也有可能仍是原样。

在十字街口，原先卖烧饼和牛肉的街角，仍然是牛肉和烧饼两个摊子。我奔走过去，用河南方言和他们说话，买了六个烧饼和一斤牛肉。本想夹上个牛肉烧饼在路上吃，但想想又算了，怕遇见熟人不好意思。

然后我折返回去，在北街上买了青菜和水果。走到南街的时候，往东的街面上望了几眼，那里有个胡同就是石小岚的娘家。原先很亲切的地方，现在不敢多看，怕引起心里的难受与不适。

其实那个院落，现在可能已空落下来。据我听说到的，她的父亲前些年已经死了，她的母亲现在县里某小区住着，而且是一个人住着。她的姐和姐夫，在郑州买了房子，从县里搬到大城市了。她的弟弟石三俊也不在县城里了，去了山东，在潍坊经商，但不知在做什么买卖。

如果非要猜测的话，肯定是防腐、卫生材料、起重机械和厨师，四个选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本县的四大支柱产业，在全国都出了名的，许多人都凭着这四大产业起家，并且发了大财。

石小岚的姐夫，就是凭借防腐产业挣到了钱，才辞去了实验小学教导主任的工作，在郑州买了房子，不回来了。可能石三俊也是如此，他离了旧婚，娶了新欢，并迁移到山东去了。

我几乎所有的发了大财的同学，甚至身价几亿的，莫不与此有关。本来蒲邑县虽占据华北大平原最中心的位置，南来北往，四通八达，但是该县没有特别的物产，也没有石油、黄金和白银。只是历史上有点“厨乡”的美名。但是现在忽然变得全国名气大增，就凭借的近二三十年发展起来的新型产业，和该县穷则思变，变则易强的理念。

现在的蒲邑县，被人自豪地称为内地的“小香港”，物华天宝，能人辈出。至于县城扩大了多少倍，又盖了多少楼房，倒在其次。现在的中国，城乡都在巨变，到哪儿都是如此。

三奶家的位置，临着爷奶和我生活过的老屋旧址，不过那老屋已经转卖别人，我们搬到西街口去了，三奶家仍在原处。只不过三爷死后，那院落又重新翻盖了一次。虽然盖的不是楼屋，但那气派跟两层楼，是不差上下的。唯一留下的一点儿旧迹，就是西南角的墙与鸡圈，仍是原模原样的。当然还有鸡圈里的两棵树，也是三爷在时亲手种下的老树。

那两棵老树，一棵便是石榴，一棵则是枣树。

石榴也是平常的石榴，不大不小的果子，不酸不甜，没什么名贵可言。但是那棵枣树，却是奇了，结的全是“葫芦枣”。除了没有葫芦那么大，却各个都是葫芦形状。这在别处是没有的，可能是三爷健在时，从新疆带来品种。

三爷从新疆带来的，在当时有四样东西:一是火鸡，二是无花果，三是长绒棉，四是攮，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字，但它是一个挖土的工具，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带提手旁的字。

但是这几样东西，除了无花果之外，其它的都不曾传开。

长绒棉因光照不足，结的棉桃儿不能爆开；火鸡只有我们两家养过几年；攮让做铁匠活儿的亲戚依照图纸打了出来，却只有三爷使用；无花果倒是传播得很广，但不实用，只图观赏，因为结的果实又小又不好吃。

但是三爷的头脑，就是这样活泛，整天琢磨和农业有关的事情，这并没有脱离他的老本行。他是农艺师，上过石河子或别的什么农垦学院。至于是不是保送去的，我不知道。

三爷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师的一个连长。他当年是半路上跟随彭德怀的部队走的，新疆解放后就留在了那里。

其实我的家族还有几个人，也留在了新疆。并不是只有新疆是个好地方，而是他们都有着某种关联。现在我们家族在新疆的亲戚，还有五姨一家人和我二姑奶的三闺女。已经离开新疆的，有大姑爷师青山、二姑奶的四闺女一家人。四姑父是上海人，他在部队复员后，先搬到了河南平顶山市，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另外大姑爷师青山的大孙子和二孙子，也曾参军到了新疆，后来复员都回到了河南。一个在郑州，一个在濮阳。

三爷是个“宁静致远”的淡泊之人，一生无所作为，但是他看破红尘的心境很高。平时沉默寡言，但是论道起来，又滔滔不绝，独抒己见。当年见他，他的脸盘又小又圆，又黑又瘦，但很俊俏的眼睛，又黑又亮。我爷说，他在兵团的地里种瓜。

我小时候就见过他，他去过银川。我的印象中，记得他护送我的原先的三奶去山东青岛，因为我的那个三奶得了糖尿病，已无法救治，要去病死到青岛的娘家。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头一次听说了糖尿病。现在我的母亲是糖尿病，我的二弟是糖尿病，虽然我不承认自己是糖尿病，但我血糖也很高，控制不控制都在6.5左右。如果晚餐吃了肉、喝了酒，或者吃多了水果，往往就上到7.0了。但是我不在乎，可能是我思维的层面里存在着盲区。我尽管在如今的生活里，常常表现的很卓越，但我也确实有很多盲区的，甚至是不愿意自我改变的盲区。

当年三爷是农垦师的连长，三奶则是农垦师的指导员。

他们在我家里住了一个月才走，并且在银川的附属医院看的病，稍微有点儿好转，才继续走路。

但是我不喜欢他们的孩子，那个男孩儿比我大两岁，特别的娇生惯养，秉性顽劣。他总是动不动就欺负我，可我又打不过他。加上他的姐姐时刻护着他，让我对那两个入侵我家的人恨得咬牙切齿，却平常没有丝毫的办法。

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盼着他们早点走，不要老待在我家。但这个娃儿，也不是三爷的亲生骨肉，三爷就如同现在的我一样，半生没有生养。这个叫“勇”的孩子，是他们战友的娃娃。而三爷的闺女，那个“勇”的姐，其实就是二姑奶的三闺女。

我小的时候，我的奶奶有一种说法，说河南老家的二姑奶，生活穷困，二姑爷又是个潦倒的人，生活无以为继，偏又生养了四个闺女。

我的爷爷就和他的兄弟姐妹合计，最后四个闺女，给了北京两个，给了新疆一个，留在河南一个。她们就是北京五姑奶的老大和老二；新疆三爷跟前的老三和河南二姑奶自己身边的老四。老四叫“天红”。令人感叹的是，这四个人后来的命运，竟会截然不同。

那个叫“勇”的男孩儿，后来死掉了。长了很大才死掉的，在上学的路上，出了车祸，被农垦师的大拖拉机压死了。可见状况很惨，家族里的人，都不愿再提起。在这之前，他的养母三奶回到青岛就死了。

这是我见过了活人后又死掉的，家族里的第一个人；那“勇”是第二个。都出自三爷家里，可见三爷的命运多舛。

后来我的爷爷生文武，担心他的兄弟在新疆的日子过得艰难清苦，就托人在老家又给他找了一个，那个人就是现在的三奶。

当时三奶在北厍镇上的机修厂工作，人看上去精明强干，但就是有些三角眼儿。据说有三角眼儿的人，无论男女，心肠都有些坚硬。她有个女儿叫小云，另外身边还带着一个姐的孩子，那女孩比小云大个一两岁，当时三爷还没有离休，新三奶就带着两个孩子，投奔新疆去了。

又过几年，我爷仍是为三爷担心，认为新疆离内地太远，就去信要让三爷回来。三爷听了他哥哥的话，离休之后就带着全家回到了生门庄。村里给了宅基地，房屋就盖在我们老屋的南边。那地方也相当不错，是庄子的路口。

这路口原来是村里堰岗的豁口，而堰岗是避洪水用的，每个村子都有，要么是像寨墙一样把村子围成一圈，要么是在村边堆成一个方圆几亩大的方台。反正作用和目的都一样，就是防洪水。我的老家和银川一样，在东边不远处，就有黄河经过。但和银川不同的是，老家的黄河两岸都有黄河大堤，而且大堤上可以走汽车，银川的黄河没有大堤。

我和爷奶在1976年初回老家的时候，那辆破旧的长途汽车，就是从县里出发，沿着蜿蜒雄壮的黄河大堤来到东堤镇的。

我们下了车，我就感觉这大堤好高好大好长呀，但是我没有看见黄河，大堤里面也是村庄，一村挨着一村，都被绿树遮盖得严严实实，这种景象在堤外面也是。它让我感到中原大地真的好博大精深，物野苍茫。当时有两个人，拉着架子车，在堤上等着接我们。他就是重喜大爷和二叔。

今天陪着我走街串巷的人，就是当年的二叔。他人不高，身体很敦实，脸色是黑黑的。但当年不是这样，当年是个二十多岁的壮小伙，现在已经六十多了。也不再像当年那样干练英俊，而是满脸布满了岁月的肮脏与沧桑。

我和二叔的关系是很铁的，现在每次回来，只要被他看见或者听到，他就会过来看我，看我有什么需要他的地方，就会义不容辞地帮忙，从不偷奸耍滑。

我如果带的钱多了，就会给他二三百；如果钱不够用，也就不给他了，仅买盒烟什么的。像今天我让他领着我，去看望村里的父老，就给他买了两盒高级一点儿的烟。

我知道他生活得很难，父母已经早就不在了，四个兄弟死了两个，而且除了四叔娶上了媳妇，他们哥仨一辈子都没碰过女人。这是当年七八十年代里，中国农村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每个村庄里都有那么几个甚至十几个打光棍的年轻人。他们一生的愁苦，被埋没在时代的浪潮里面，没有谁能够真正领悟到和明白过来。

生门庄在七八十年代，就有了劳务输出，往往在过完每年的正月十五，就会有邯郸、鹤壁甚至北京的大卡车开过来，把村里的壮小伙装满拉走，去这些地方砌砖抹灰，也就是搞建筑。其中就有这个二叔，他还是个大工呢。然后这些人一整年才能回来，腰包里就有了可算是当年巨款的两三千块钱。全庄的人都因此喜气洋洋，欢度新春佳节。

但是二叔最终没有娶上媳妇，一是怪家里真的穷，二是怪人太老实，三是怪弟兄排行多，四是怪家庭成分高，五是怪没钱盖新房。所以结果不言而喻，终生未娶。后来，二叔家的老大和老三，皆壮年郁然而终，现在仅有老四过成了一家子人，有儿有女，也前些年盖了楼房。二叔住在父母留下的老院，一个人悄无声息。

后来农村的光棍才少了起来，主要原因是农村与六七十年代相比，有了天壤之别，基本上不愁吃穿了。另外农村人从大到小，思想开始活泛起来，经商的经商，打工的打工，都开始无论能力大小的抓钱。

只是像二叔这样孤单的，越来越老，已没有什么挣钱的门路了，顶多就是边种地边在村里帮个闲工，尤其是红白喜事方面。

三奶也是一个人在家住，厨房里尽是苍蝇，院子里尽是鸡屎。看她现在的形状，又黑又瘦又小，再不是泼泼辣辣的中年妇女，而是风烛残年的枯朽老太了。在我对她昨夜的观察中，她一辈子的那份奸诈和狡黠仍在，至少是没有完全残褪与消失。

她的语句，已是“半语”，已经几乎说不上来话，但是仍然经过了脑子，在算计着“遣词造句”。据她大女儿小云讲，她已经有轻度的脑梗，但仍然不忘算计她的生活和算计她周边的人。

她和小云的关系一直不好，小云老是对我讲述她做过的事情和说过的话儿。所以我对三奶的了解，基本上已经够多的了。

其实我用不着“招惹”她，我每次来生门庄，就是办点事儿，然后办完就走，只不过在此借宿一下而已。我当年在生门庄的时候，基本上不和三奶打交道。最多说上几句话，但是爷奶老了以后，我无家可归，就只能在此借宿了。所以每次也争取和三奶活络些。我俩在面子上，双方倒也能过得去。

当年她好着的时候，也不明着说我，而是在我走后，故意在庄子里散播和曲解我的原话。好在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明白她这个人，加上她的辈分高，人缘又不好，大家都避让着她。

我这次吃了她的石榴和葫芦枣，也不计较她心里隐藏的感受，她也没表情地看着我。我还把几个石榴兜给开车送我回来的同学。他们是韩琪春和佘相如。

这两个家伙，我这两次回生门庄来，都第一时间约了他们，他们都是我初中的同学。韩琪春在镇政府工作，应该是个助理或专干什么的；佘相如也不是司马相如或者蔺相如，他没有考大学，而是因家贫早早就退学回家种地了。他俩都是我初中的同学，其中佘相如没有毕业。

说到这两个人，不得不说起我这次回来，要办的另一件事，就是要给漏雨的老屋，装一个彩钢屋顶。

用彩钢包房顶，我前几天在舅家的村子里，看到别人家的了，觉得挺好，向舅问了价钱和实用性等问题，才对母亲说了，也要给老屋罩上一个。不就是两三千块钱嘛，能解决今后十年的问题。再说这次回来，母亲和我身上带的钱，已经足够。

所以我跑回生门庄，要忙的就是这件事情。

昨天下午喝的酒，我和韩、佘二人，又叫上了村部的红旗叔，在北厍镇最大的饭店里，开了一桌。佘相如还给我特意带来一瓶冷冻的蝉蛹，也就是我们这里土话所说的“鸡了猴儿”。这玩意儿我当年吃的第一个，是喜大爷家的大栋给我抓的，我俩把它放在窗纱上，让它蜕壳之后，在灶火里烧着吃了。当时没有放盐，觉得没有怎么香，只是品尝了一条味道新奇的虫子而已。

那年秋天，我和爷奶回来，是十月份了，鸡了猴儿已经绝迹，只有树上还有些脱壳的，在大声的鸣叫。也抓到了两只，仔细地看了，这种黑色的坚硬如天牛的昆虫，满足了当年一个从西北到来的孩子那份好奇心。

后来，就是第二年，当它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地道战”的时候，被奶奶在锅里煎炸了许多，撒上了一点儿盐，吃到嘴里才嚼出了无限的芳香。知道了这种东西，在许多地方不可多得。

那时候没有冰箱，吃过也就吃过了，季节轮换，没有了也就没有了，不会再去想它。不想这次冷不丁地又遇见了，只是都是“猴儿”，没有蜕壳。叫饭店里油炸了，又享了几口福。只是已经没有小时候的那种独特滋味了。

吃了饭，我买了单。然后同去那家北厍镇南端的彩钢作坊。问清了情况后，我付了五百定金。然后那主事的小伙子骑了电动车，随我们同来生门庄。

看了房子，决定明天动工。我再一次强调要保证质量，不能偷工减料，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只要做得好，一分钱不会少。

本来想让佘相如做监工，因为他常年在村里的建筑队盖房子，他说他可以收工后来看看。同时两个人都说，不要紧的，这东西做成啥样都是知道的。我一想也对，就说最后丈量面积的时候，我再叫他。

这都是昨天的事儿了，今天上午他们已经忙活起来。但没想到的是，我上午在三奶家的时候，三奶竟悄悄地跑了过来。

我接到了那小老板的电话，说让我过去看一下。我就匆匆地吃了昨天的一个烧饼，走了过去。老远就看见三奶坐在街对面。我走到她跟前，发现她的脸面很不好看。

我说，“三奶，你不回去吃饭，坐这儿干啥呢？”她嘟囔了一句，“我想饿死呢”。我突然情绪就不好起来，便不再理她。去问屋顶上的师傅，那小伙子说，“你家的老人不让我们从她的豆地过。”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这院子里还有三奶种的豆子。那毛豆已经快长熟了，可以拔出一条路来。毛豆也不浪费，可以煮着吃。

我就返回来对三奶说，“拔几棵豆秧吧，咱们回去煮着吃。”

三奶愤愤地说，“我吃不起”。

我这才清醒过来，这个女人一辈子都是很私很恶的，从来没有真正善良过。我就不再理她，和工人商量从屋檐下的空地上经过，或者从后面的人家院子里上房。那些工人说，搭龙骨可以，铺彩钢后面的也可以，但前面的必须要从前面上彩钢板。

我就把那个领头的小伙子，悄悄地叫到后面，然后对他说，“你去和她商量，答应给她一百块钱，这钱我来出。”小老板就走过去，说了这个意思，但在后院我就听见三奶喊，“你给个金山银山都不行，我有得是钱，我不缺钱，你就是不能踩我的豆。”

这是我的老屋我的家，不是你的，你没有资格干涉我对老屋的修缮。但是我知道，三奶已经很老，我不能刺激她发生意外。我又想了想，决定给小云打电话，让她对她妈劝说几句，结果电话通了之后，小云又对我喊叫起来。

小云说，“我不是千叮咛万嘱咐告诫过你，让你不要惹她生气，万一把她气出个好歹，你说咋办？”

“我一再强调说，她人老了，脑子糊涂了，她总认为那院子和屋，应该有她一份，你就让着她，不中哦？等哪儿天我把她接走了，你再捯饬你的屋，不中啊？”

小云的话儿，让我无法插嘴，也是一个不讲理的主儿，我气气的挂了电话。看来今天我不会再住在三奶家了。

我想了想就对那小伙子说，“那就把前屋顶先留下，等她的豆收了再说。”

“收豆一般啥时候？”

“再有半个月。”

“好！那就半个月。豆收了再弄。到时候你们也来勤看着点儿。”

“她肯定得收，这我知道，不然豆角儿就崩了。对不对？”

“那是。”

“那我现在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你把活儿做好就行。你给我开个收据，到时候我如果没走，我还会再来看的，或者叫我的同学来看。”

“那是，你就放心好了，保证把事儿干好。”

我在走出巷口的时候，没再搭理仍蜷缩坐着的三奶，只远远地看见她手里提着一袋胡辣汤，还捏着一个馒头，这才想起她或者小云说过的一句话，“订着饭呢，每天镇上有人送来。”看来城市里的外卖风尚都深入到农村了。

其实我这些年每来一次，就会多一点儿感触到农村的生活变化，包括北厍镇上盖了几幢城市才有的居民楼，那里原先是粮油仓库的位置。

还有一件事，是从韩琪春那儿听到的，就是小时候奶奶挺爱吃的，北厍镇南街的手工挂面，原先是五毛钱一捆儿，现在做成了礼品盒，六十块钱六斤，仍供不应求，名声远播。不过那挂面说来也好，成型完工时本来是一把儿整面，晒干竟能分解成无数细丝，那感觉真的像个特产。

从老屋走到十字街面上，立刻有种无家可归的感觉。我想了一下，就到三奶家拿走了我的包和水杯，出来就去找二叔。

二叔本来上午陪我串了两三家的门，但我现在决定，要把所有我来生门庄的使命，今天中下午一块做完，因为我刚才给舅和妗打过电话了，要他们今天天黑之前开三轮车来接我。我不是不可以到镇上坐班车去县里的，但县城到舅家，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再说舅和妗也听了我母亲的意思，他们也想要来看看那个彩钢的顶子。

去到二叔家，敲了很长时间的门，二叔才开门。我也不去想他是不是厌了我，反正我现在真的需要麻烦他。

我要他领着再去看几家父老，更重要的是，还要陪我去寻找爷奶的坟。

二叔可能是刚开始做饭，见我这么说，他又把锅盆放下了。随后我俩出门，去看了跟前住的相叔，我不知道他名字里是哪个“相”，但我知道爷爷在世时，他对爷爷的话听得最认真。所以我从小就对他有好感，更何况他还是邻村、我当年最要好的一个同学的亲舅。

我的这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头脑非常的聪明。他叫赵宝祯，现在在濮阳，而且我的计划当中，很快就会去一趟濮阳。

我准备先去县里，再去濮阳。这两个地方，都聚集了我大量的男女同学，而且各个事业有成，婚姻圆满，儿女龙凤。他们一大半都是考上学的，然后由农门跃进了龙门。另有一些，情况各式各样，要么是选对了郎，要么是财富爆发，要么兼而有之。总之，他们都有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脱离了土地和农村，走进了城市。而像我有着父辈人的城市底子的，并不多见。但现在他们生活得远远的比我优渥。

我现在对同学的态度，既不羡慕也不嫉恨，既不忘却也不难舍，既不防范也不留恋，平常人的平常心态，普通人的普通情怀，今生交此一回，来世不求再见，只要平等相待便好。

现在网上流行的大鱼吃小鱼或者贵贱相轻或者更直白的，“身价百万的坐一桌，千万的坐一桌，万万的坐一桌”，在我眼里非常滑稽可笑。你或者很有钱，但不一定能请动我于眼前。就这样简单，毋庸多言。

我和二叔去看八爷的时候，八爷不在家，去镇上打麻将了。当年我在生门庄的时候，就听闻他很好这手儿，还曾被公社武装部逮去过。当年他是村支书，逮他的人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但熟人也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可知八爷的牌风，有多么的嚣张盛行了。

但是在八爷的家里，我竟然吃了一惊。我遇见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在我这次回来的火车上，我的弟弟西安的老三还和我聊了很长时间。他便是八爷的哥哥四爷，因幼时瞎了一只眼，人称外号“瞎四爷”。

从银川到郑州，车经陕西渭南，我就突然想起瞎四爷来。我想知道他的情况，因为我好多年都不知道了。还是爷奶健在的时候，瞎四爷回过几趟老家。我那时还小，但我就是在那时见过他。

当时他的夫人瞎四奶为八爷家一日三餐的萝卜丝招待，闹出了传遍全村的笑话。人们纷纷模仿，敲着筷子，学着她的陕西普通话，慢经经地说，“萝卜丝儿，又是一盘萝卜丝儿”。一村欢笑，贫穷中的欢笑。

可能就是老夫人不能“随乡入俗”的原因，瞎四爷很少回来。就是离休之后，也是如此。因此我见到瞎四爷的次数并不多。

但是我对瞎四爷很有好感。他的谈吐，他的睿智，他的内心锦绣，甚至他周身散发的气场，都让我为之着迷。

要知道他是一个铁路上的处长，而且是没有什么文化，就当上了处长。他和我北京的婶娘不一样，婶娘是铁道部技术方面的专家，高级工程师，某司的处长，当年是“又白又专”的典型，曾三天三夜设计一座桥梁，受到过刘主席的两次接见。

但不要以为瞎四爷就是拍须溜马上位的，那就大错特错了，瞎四爷绝对不是高俅那样的人，他若没有岁月的苦练，过人的聪明才智，是不可能从一个铁路的临时工，进身到什么都很精通的处长的。

既然说到瞎四爷上铁路，还要从我的爷爷生文武说起。在1960年前后的时段里，庄子里的人为了讨生活，去了一帮又一帮，到甘肃天水找我的爷爷安排工作，结果都留了下来，在铁路工程队当上了临时工，其中就有瞎四爷和另一个人，在生门庄同样上位到处长的盛军叔。

但是铁路工程局的工作，当年非常的艰苦，没有大的机械开山铺路，更没有现在的铺轨机和盾构机，当时全靠人拉肩扛，用血肉之躯建设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于是村里好多人，都未等到临时工转正，全跑了回来。

独有这个瞎四爷和盛军叔两个人，没有回来，他们苦苦地坚持，终于柳暗花明，出人头地。而且两个人始终和对方叫着劲儿，从临时工一步步的上位。真可谓千锤百炼，久经考验。

所以后来庄上的人说，两个人的关系始终不好，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争风吃醋，哗众取宠，而恰恰是“争强好胜”，怕把各自肺腑间的那股“心气”泄了。

人类不甘自身的苦难，刻意追逐着世代向往的文明，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乎两个字:“精神”。这种不明言的动力，外化在人类个体身上，也是两个字“争”与“斗”。不要以为这很残酷或者庸俗，它恰恰表达的是一种信仰，一种自信，一种勇气，一种梦想，一种博爱，一种情怀，一种从容。

否则瞎四爷就不会有那种优雅的，始终带着微笑的谈吐。盛军叔，我可能小时候见过，在银川他来过我的家里，送过我一个皮球。

现在我的三弟，在西安会和他们有联系，因为三弟工作单位的前身，就是铁路勘探设计院。

这次火车路经渭南，我就向老三问起了渭南的瞎四爷。老三说，人已经不在了，去年病得很重，本打算开车去看他，结果去了南宁修地铁，没有看成。

我当时也感觉到了某种遗憾。就没再问什么，而是聊起了“泾渭分明”典故。这当然是一种闲谈，没有实在意义，寥解一下旅途的苦闷而已。随后挂断了手机，我对母亲说，“瞎四爷没了”。

母亲耳背，反问了一句，“谁没了？”

“渭南的瞎四爷，瞎四儿！”

“哦！你说瞎四叔啊，他年龄可不小了，有九十多了吧？”

“你爷都老二十多年了。当年你爷病的时候，他还来过老家看过你爷。”

可是今天见了“鬼”了，不对，是见了“佛”了。这老先生竟然就在八爷家南屋的床上卧着，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八爷的孩子领我去见他时，我一下子就惊住了。

瞎四爷没有看清我是谁，经八爷的孩子一说，他也惊讶了。没想到多少年以后，我们这些外面的人，又在老家相见。也没想到瞎四爷耳不聋、眼不花的，精神相当矍铄。脸色白白胖胖，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原先说他病着，其实不是他而是瞎四奶，人已经去了。他的儿孙可能忙或着不孝，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回来。回来也不是等死，而是在度夏，等天气凉了，就要回去了。

我问他高寿，他说八十八了，但看上去不像那个年龄的人。

四爷拉着我的手，有些不舍的样子。我知道没有什么不舍的，他的胸怀若此。唯一的不舍，就是从此一别，此生恐将再难相见。这便是对天地的造化，人生的修为。

辞别瞎四爷出来，便叫二叔回家取了铁锹，又奔商店买了烧纸冥币黄香等物，一同奔往坟地来。

田野里，玉米杆密密麻麻的，不知坟在何处。又经一个人的指点，方才找到爷奶的墓。看见坟前的新鲜纸灰，更确信了那几个北京的人，确实来过。

这倒是非常难得，要知道那些人，是没有什么故乡情缘的，甚至有些人大半生都不曾涉足故乡。

看来有些人的恩怨境界，到了晚年才能慢慢悟透并且慢慢打开的。这样也很难得。

我跪下烧了纸，燃了鞭炮，又添了坟。

回到街里，二叔就走了。我买了几盒烟，又去看老屋，把烟给工人们散了。

约莫又过了两个时辰，我的舅与妗赶到，他们看了房子，我们坐上车就走了。一路上，庄稼黄绿，村庄静然，风景怡人。有些地头，还圈建了养鸡场养鹅场，另外的是饲料加工厂。这在先前是没有过的，那时候除了庄稼就是菜园子或者是棋子般散散落落的坟。

村里村外的土路，都铺上了水泥，道路狭窄、曲折但是平坦，且有一份美感。农村真的变化得细腻且敏感。

南面的那条新荷铁路（新乡-菏泽），看不见火车，但紧临它的是条刚刚修好的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好几个月了。

我们的电动三轮车，在亲密且稠密的绿原间穿梭，就像一个活跃的三星瓢虫，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往，更不知所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