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东北据为己有，日本人动了哪些小心思？

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很多人总会下意识地认为，“东北丢掉的太容易了”。但现实情况是，为了将东北据为己有，日本人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布局。

那么问题来了，为了实现自己的狼子野心，日本人都动了哪些小心思？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继位大典”上的溥仪

1853年，“黑船事件”爆发。次年3月，美日两国在横滨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不久，英国、沙俄、荷兰等西方列强，纷纷向日本提出了通商要求。不得已，日本只能“硬着头皮”与之签定“亲善条约”。

坦诚说，日本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彻底轰塌了封闭已久的国门，更让日本面临着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危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德川幕府成为了日本社会口诛笔伐的目标。

日本开国后，抵达横滨的各国商船

1）明治时代的“东北野望”

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太子睦仁亲王即位。11月8日，睦仁下达讨幕密敕。9日，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次年1月，他发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幕府政治宣告垮台。

从该年4月开始，睦仁相继颁布了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与《政体书》，并改元“明治”。至此，“明治维新”全面开启。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皇室

与此同时，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明治政府的面前——“新国家”的价值取向，究竟应是东方还是西方？

在这一时期，日本政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即“日清协力”主张和“征韩论”。并且，在维新开启之初，“日清协力”一度占据着舆论上风。

不过，伴随着日本与欧美列强交流的深入，以岩仓具视（1825一1883）为首的政界要人们逐渐意识到，“日清两国再怎么协力，也无法与之相抗衡”。

权衡利弊后，日本政府于1871年单方面撕毁了与清政府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全面推行“脱亚入欧”战略（拓展阅读：）。

岩仓具视（1825一1883）

为了尽快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身为“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1828—1877），提出了“失之于欧美之物，取偿于朝鲜、满洲（东北）之地”的“扩张理论”。

由此可见，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人就已经对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的东北地区，动起了歪心思。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朝遭遇了近乎毁灭性的惨败。

1895年4月，双方签订《马关条约》。在条约中，日本就设置了“（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的条款。只不过，在俄、法、德三国的干涉下，辽东半岛被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的价格“赎买”了回来。

可即便如此，日本一直都没有“放弃东北”（拓展阅读：）。

《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2）日俄战争后的“满蒙布局”

三国干涉还辽后，沙俄势力进入东北，日俄矛盾日渐激化。进入20世纪后，日本进一步加速了针对满蒙地区的“布局”。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5月，日军攻占大连金州。9月，日军在金州设立了关东守备军司令部与军政署，开启了针对金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带有“军政合一”性质的殖民统治（拓展阅读：）。

1905年9月，日俄两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战败的沙俄方面，不得不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与此同时，从长春到沈阳之间长达885公里的南满铁路的两侧地带，即“满铁附属地”的治外法权，也被日本据为己有。

日本老地图中的“关东州”

在1907—1916年的十年间，日本陆续将所谓的“南满地区”，即东北地区的南部与内蒙古的部分地区，纳入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这一期间，当地的守旧满蒙王公们，在日本方面的撺掇和蛊惑下，先后在1912年与1916年炮制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但均以失败告终（拓展阅读：）。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维护“日英同盟”为由，全面加速了侵华进程。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同年5月，两国在北京签订了"二十一条"的修正案——《中日民四条约》。

值得“庆幸”的是，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以及欧美列强的干涉下，“民四条约”并未真正落实。对于日本而言，除旅大租借地以及南满、安奉两铁路归还期限延长外，“对于其在华地位并无实质帮助”。

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战结束后的日本，综合国力已经有了更深层次的提升；至于同一时期的中国，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五四运动”老照片

一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日本，意欲“全面接手”包括山东在内的所有德国“在华属地”。但是在欧美列强的干涉下，日本人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原本一直奉行“对美协调”外交战略的原敬（1856—1921）内阁决定，“改变过往所推行的大陆政策”（拓展阅读：）。

1）什么是“第一次东方会议”？

1921年5月，原敬内阁召集了时任朝鲜总督斋藤实、关东军司令官河合操、青岛军司令官由比光卫、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以及奉天总领事赤正助等军政界要人，召开了“第一次东方会议”。

5月17日，会议就“（日本）在满蒙地区，扶植我方势力”这一问题，通过了题为《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的文件。

该文件认为，“对于张作霖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树立其牢固势力，帝国应直接、间接地予以援助；但对其向中央政界扩展势力，不采取援助的态度”。

由此可见，日本在这一时期推行的所谓“满蒙策略”，就是“扶植张作霖，实现间接统治”。

原敬（左）和青年时代的张作霖（右）

2）什么是“第二次东方会议”？

进入20年代后期，原本蒸蒸日上的日本经济，正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为了寻找新的能源与原材料供应基地，他们再一次将目光瞄向了“满蒙地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对过往推行的“满蒙政策”进行了适度调整。

1927年4月，曾在原敬内阁担任陆相并参加了“第一次东方会议”的陆军大将田中义一（1864—1929）就任首相。6月27日，他召集外务省、军部、朝鲜总督府、关东厅、驻华公使及总领事的多位军政要员，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

田中义一（1864—1929）

实际上，早在会议正式召开之前的6月初，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1867—1933）就提前拟定好了题为《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的文件，并提出了“必须以扶植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别区的实力派，作为对华政策的根本”的“建议”。

在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与磋商后，会议最终达成了《对华政策纲领》。

“纲领”不仅确定了“将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总方针，还基于“东三省政局的安定”的考量，决定对“尊重我在满蒙的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区的政局稳定者”，“予以适当支持”。

这就意味着，新的“满蒙政策”从“扶持张作霖”调整为“扶植亲日傀儡，推行间接统治”。

在日本军政大员们看来，一旦奉系军阀内部不予配合或者对日持消极态度，他们会“重新选择代理人”甚至不惜主动挑起武装冲突。

第二次东方会议”现场

3）“满蒙阴谋”的“意外流产”

截至1928年5月下旬，北伐军已逼近京津地区。6月2日，时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1875一1928）不得不发出“出关通电”，宣布返回东北。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尽快满足“（日本）在满蒙地区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蛮横要求，但被张作霖严词拒绝。

恼羞成怒的日本政府决定，直接“干掉”张作霖。他们在距沈阳一公里半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桥洞下，放置了三十袋炸药，做好了“炸车”的准备。

6月4日凌晨，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了炸药电钮，张作霖被炸身亡——这便是“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主题明信片

皇姑屯事件后不久，关东军相继制造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与沈阳炸弹案，企图引起混乱。

6月16日，1万8千余名关东军士兵居然唱着“南满是我们家乡”的歌曲，在沈阳城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日本人的“东北野望”，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在了世人面前。

为了防止日本政府“趁火打劫”，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密不发丧。由于日本领事馆不知道张作霖是否毙命，因此关东军一直未敢贸然行动。

直至张学良潜回沈阳后，奉天当局才在6月21日正式公布了张作霖的死讯。

张作霖

很快，张学良（1901—2001）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拓展阅读：）。但令日本人没想到的是，他在7月1日率先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绝不妨碍统一电》。

针对这一“紧急状况”，参谋本部第二部在8月制订了《应付满洲局势突然变化的措施》。“措施”中指出：

“如果张学良不听劝告，日本自然要对满洲采取自卫措施”，“要在幕后操纵东三省的旧派分子，驱逐张学良、杨宇霆等新派，重新树立符合我方新政策的亲日政权，并以此为对手，采取积极措施”。

显然，日本人的“算盘”再一次落空了。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至此，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版图的统一”。

这就意味着，“应付满洲局势的措施”尚未付诸实施，就宣告*了。

因为皇姑屯事件与“改旗易帜”，田中义一迅速失去了裕仁天皇的信任。1929年7月，四面楚歌的他黯然下课，并在两个月后一命呜呼了。

“改旗易帜”后的奉天（沈阳）

需要指出的是，身为“九一八事变”总策划人之一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1889—1949），早在1929年就制定了“关东军占领与统治满蒙地区”的实施方案。

1928年10月，石原莞尔就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一职。他在抵达东北后，先后撰写了《战争史大观》、《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在于解决满蒙问题案》、《从军事上看日美战争》、《满蒙问题之我见》等文章，进而构建出了所谓的“石原构想”。

石原认为：“人类文明分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挥其特长，不断进步。时至今日，这两大文明已形成互相对峙的局面。发展到一定时期，将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从而创造最高的文明”。

对于这场“人类最后的大战争”，他认为“这是一场以日美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大战”；至于“满蒙地区”，是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基地。

在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合照中，石原莞尔占据着c位

1）石原莞尔的“东北野望”

为了完善自己的“东北野望”，石原莞尔在1927年7月至1931年7月间，先后组织了4次“参谋旅行”。

他不仅秘密潜入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锦州等东北重镇进行侦查，还就攻城、防御战术乃至武装占领后的统治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和研究。

1929年7月，他在满洲里详细阐述了亲自拟定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内容主要有两点：

1. 日本在占据东北之后，在长春或哈尔滨建立一个具有军政合一性质的“总督府”，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总督一职；
2. 在经济领域，日本人主要从事“大型企业和脑力劳动方面的事业”，中国人主要从事“小商业劳动”，朝鲜人主要负责“开垦水田”。

“参谋旅行”中的关东军军官

抵达长春后，石原莞尔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1885—1948）等人一起，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的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

1929年12月，该方案制定并印制完成，最终以关东军主任参谋佐久间亮三的名义，递交给了关东军司令部。

据说，时任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1881—1945）在接到该报告书后，一页都没翻就直接签了字，并直言“这玩意儿以后能派上用场就好了！”对此，石原信心满满地表示，“两年以后准能用得上。”

这份《对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将“攻占东北”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预计半年到一年，目标是将满蒙部分地区置于军政之下；
• 第二阶段，预计一年至两年，目标是占领全部满蒙地区，并将之置于军政之下；
• 第三阶段，即满蒙全部地区的局势，大体进入稳定的时期。

长达四年的“参谋旅行”，使得石原莞尔“吞并东北”的野心变得日趋膨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1931年1月开始，关东军司令部的全体参谋以及调查班的职员们，都会在每周六召开专题会议，对《对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进行细节上的“优化”。

同年3月，石原莞尔在“满蒙间题处理方案”中，特意强调了“制造事件的谋略”。4月，他正式草拟了“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5月，他发表了“满蒙间题之我见”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武装吞并东北”的详细方案。

一言概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为首的关东军参谋们，已经就“满蒙问题”做了相当多的功课。

石原莞尔

2）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意见分歧”

在关东军“紧密筹备”的同时，位于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也一直就“满蒙问题”进行着系统研讨。

1930年底，参谋本部拟制了旨在“解决满蒙问题”的《1931年度形势判断》。

1931年，参谋本部就“满蒙问题”提出了“三步走战略”：

• 第一个阶段，树立国民政府主权之下的亲日政权；
• 第二个阶段，建立满蒙独立国家；
• 第三个阶段，占领满蒙全境。

同年4月，第二次若槻礼次郎（1866—1949）内阁成立。不久，新任陆相南次郎委派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筹建“国策研究会”，负责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6月19日，研究会将拟订好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交给了返回东京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

若槻礼次郎内阁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方案与石原莞尔等人的计划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关东军主张首先占领“满蒙地区”，参谋本部则将“占领满蒙”放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另外，参谋本部尽管认可“武装占领东北”的举措，但要求“必须有一年的军事准备和内外舆论的准备时间”。

对于参谋本部提出的方案，石原莞尔表达了强烈的否定态度。他认为，“当前的国际形势对日本极为有利”，“一年的准备时间”太长了，并给出了以下几个支撑“速战速决”论点的理由：

首先，苏联正忙于执行第一个5年计划，恢复国民经济；其次，美国正在陷于经济危机之中，海军力量也存在不足；第三，蒋介石正在“剿共”，东北军的主力在华北，东北守备空虚；第四，国际联盟根本没有什么干涉的实力。

日本关东军

最终，石原莞尔决定“下克上”。他要求关东军“以歼灭战，速战速决”，迅速占领沈阳。

具体而言，关东军先一举夺下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再占领兵工厂和飞机场，使至得不到武器、弹药的供给，失去反击的能力，最终不战自溃。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固然在“如何占领东北”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武装占领东北”一直都是双方的共识。

实际上，东北军的实力不容小觑

3）“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满蒙对策”

9月18日夜，关东军以“不妨碍列车通行的份量，骑兵使用的小型炸药”为由，炸毁了柳条湖铁路。至此，“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9月19日，一直在朝鲜待命的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进驻东北。在11月至12月间，混成第四旅团、混成第八旅团、混成第三十八旅团与朝鲜军第二十师团，先后进驻东北境内（拓展阅读：）。

老照片中的关东军

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与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1901—1945），就“满蒙的后续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最终，双方决定各退一步，商定在第二个阶段“建立满蒙独立国家”。

9月22日，关东军一致通过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正式确立了“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帝为元首的政权”的方针。

具体而言，“新政权”的国防、外交、交通、通信由日本掌管；国防及外交费用由“新政权”负担；维持地方治安，主要起用与关东军有联系的中国人员。

浓烟滚滚的北大营

10月1日，关东军任命曾在满铁任职的松木侠为国际法顾问，筹划具体的“建国事宜”。

根据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的指示，松木侠在10月21日拟订完成了《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案》，提出了“建设满蒙独立国，使其完全脱离中国的行政统治”的“建国方案”。

10月24日，石原莞尔亲自起草完成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建立与中国本土绝缘的、表面由中国人统治而我方掌握实权的、以东北四省及内蒙古为领土的独立新满蒙国家”的“建国规划”。

与此同时，受关东军的派遣，特务土肥原贤二（1883—1948）携带数目不菲的“谋略费”抵达天津。11月，他将一直寓居于此的溥仪（1906—1967）运送到了东北。不久，“皇后”婉容也顺利抵达了东北。

由此可见，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出任“新的国家元首”，成为了关东军内部的广泛共识。

溥仪（1906—1967）

需要指出的是，关东军策划的“武装占领沈阳”的军事行动，并未取得日本政界与军部的广泛认可，不少军政人士表达了质疑甚至是反对意见。

不过，伴随着若槻内阁在12月份的总辞职，关东军内部迅速达成了“解决满蒙问题会出现转机”的共识。

12月13日，犬养毅（1855—1932）内阁上台。23日，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共同拟定了《时局处理纲要案》。在“满蒙问题”上，“纲要”指出：

“使满蒙在本质上形成与中国政府分离的帝国保护国状态，并要使其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运输等各种关系上，体现出作为帝国永远存在的重要要素的性能、在满蒙的中央、地方政权中，使日本人以顾问等形式介入。”

位居c位者，便是犬养毅

1932年1月6日，日本外务、陆、海军三省在陆军方案的基础上，共同敲定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

简单地说，“要纲”在基本照搬《时局处理纲要案》的同时，制定了“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满蒙问题时，要采取尽量拖延之策”的外交策略。

1月11日，裕仁天皇破格召见了板垣征四郎。13日，板垣回到奉天（沈阳）后，带回了天皇发布的“敕语”与《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原件。

在裕仁天皇的“敕语”中，他对关东军所做出的“努力”，“深嘉奖其忠烈”，并希望“尔（关东军）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

至此，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以及中央（参谋本部）和地方（关东军）之间的分歧，已经全部烟消云散了。

板垣征四郎（1885—1948），甲级战犯，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1932年2月16日，以张景惠、熙洽等为首的东北“头面人物”，在沈阳召开了所谓的“东北政务会议”。18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并发布了所谓《独立宣言》。

2月23日，板垣征四郎前往抚顺与溥仪进行了会面，并告知对方将出任“满洲国”的“执政”。29日，“全满建国促进运动大会”通过决议，选出代表“敦请”溥仪出任执政。

与此同时，关东军连续召开了十次“建国幕僚会议”，对“满洲建国”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几乎所有问题，均给出了“指导意见”。

2月16日，关东军纠集熙洽（左三）、张景惠（左四）等人，在沈阳召开“建国会议

1）“满洲国”的“建国历程”

3月1日，张景惠发表“建国”宣言。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执政”。10日，溥仪特意致函关东军司令本庄繁（1876—1945），请求日本给予“满洲国”“援助指导”。

这封被称为“日满密约”的信函，内容要点如下：

• 国防、治安委诸日本，而伪满洲国负担其经费；
• 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委诸日本或其指定机关；
• 竭力援助日本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
• 参议府的参议及其他中央及地方官署之官吏任用日本人。

在致函结尾，溥仪如是说道，“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述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5月12日，本庄繁做出了“我方对此无异议”的答复。至此，“满洲建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2月29日，“全满促进建国运动大会”的代表亲赴关东军司令部，“恳请”关东军“协助建国”

需要指出的是，在犬养毅任职期间（1931年12月—1932年5月），日本国内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已经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鉴于其一再削减军费以及对“满洲建国”模棱两可的态度，犬养毅在军人阶层的口碑一直都不怎么样。

1932年5月15日，海军激进军人山岸宏、三上卓等人，经密谋后闪电袭击了首相官邸，犬养毅本人被他们乱枪打死——这便是日本史上的“五一五事件”。

学界普遍认为，犬养毅之死，意味着近代日本的政党政治宣告彻底瓦解。与此同时，“满洲建国”被正式提上了日本的官方议程。

报道“五一五事件”的大阪朝日新闻

2）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

面对虎视眈眈的军人阶层，元老西园寺公望（1849—1940）只能举荐海军大将、曾担任过朝鲜总督的斋藤实（1858—1936）出任新首相。

5月26日，斋藤内阁宣告成立。客观地说，新内阁是一个以军部、官僚、政党各派势力均衡参与的“举国一致内阁”。

遗憾的是，伴随着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的泛滥，“政党逐渐远离政权，军部对政治的发言权却一直加强了起来”。其结果就是，“混合内阁”很快便沦为了“法西斯亲军内阁”。

印有“举国一致内阁”字样的宣传板

摆在斋藤内阁的第一个外交难题，就是政府“要不要承认满洲国”。

最终，内阁决定将这一棘手的任务，交给了曾担任过满铁总裁的新任外相内田康哉（1865—1936）。

对于“满洲建国”一事，内田康哉的态度极为强硬。他在8月25日召开的帝国议会上，他就信誓旦旦地表示：

“为了解决满蒙问题，日本举国一致，即使国家化为焦土，也决心贯彻这个主张，对此必须说已拥有寸步不让的决心”。

内田康哉（1865—1936）

在“焦土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加速了“承认满洲国”的进程。

9月13日，在裕仁天皇亲临、全体内阁成员出席的情况下，作为天皇最高咨询机关的枢密院，仅以1小时35分钟的时间，就签署通过了《日满议定书》（拓展阅读：）

9月15日，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以“日本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在长春与“满洲国”的“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了《日满议定书》。

至此，以“日满密约”为首的曾经签署的各项协定，得到了“正式确认”。9月18日，日本政府发表官方声明，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图为溥仪（中坐者）就任伪“执政”时的情形，他的右手边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3）日本与国联的“正式决裂”

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公开“承认满洲国”的举动，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

对于“满洲国”的“国家性质”，国联在发表于同年10月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就指出：

“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一直是日本之工具而已”（拓展阅读：）。

李顿勋爵和中国驻联大代表顾维钧

在坚定推行“焦土外交”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与国际社会彻底走向了决裂。

11月21日，日本外务省发表了长篇意见书，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的内容进行了全盘驳斥。

1933年2月17日，国联“十九国委员会”通过《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重申了“南京国民政府在东北的主权”和“不承认满洲国”的观点。

但值得玩味的是，报告书不仅将“中国抵制日货运动”视为“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还给出了“中日两国都从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东北由西方各国共管”的解决方案。

由此可见，报告书充分暴露了西方国家对日本侵略东北的绥靖态度。

李顿调查团

对于这份报告书，日本政府表达了强烈抗议。2月20日，日本内阁迅速通过了《对于国际联盟的方针》。

该“方针”明确要求：“如果国联大会通过该报告书，帝国政府决定退出国联；在表决该报告书时，本代表要投反对票”。

2月24日，国际联盟以42票赞成、1票（日本）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日本代表松冈洋右（1880—1946）在发表了反对宣言后，直接退出会场。

3月27日，日本政府率先发表了“退出国联”的通告。与此同时，裕仁天皇也发表了“退出国联”的诏书。

这就意味着，《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至于东北三省，彻底沦为了日本的新一个殖民地（拓展阅读：）。

正在开会的国际联盟

时光荏苒，进入1945年8月，在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7）元帅指挥下，远东战役正式打响（拓展阅读：）。

8月30日，黑龙江省东宁，伴随着最后一颗炮弹的爆炸，一切都归于沉寂。

这一天，关东军第一国境守备队司令官鬼武五一少将和残存于此的901名日军，走出胜洪山要塞，向苏军投降。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此时，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8月15日，已经过去了整整15天。

这片黑土地，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进程中沦陷时间最长，但也是抵抗时间最长的地区。

在漫长的14年中，不屈不挠的东北人民，一直和关东军一直在殊死奋战，坚持着一场不平衡的战争。最终，我们获得了胜利（拓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