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一个“汉”字了得（二）
（接上期）再次说到楚怀王，是因为他是刘邦的“恩人”。他对几乎成为“战神”的项羽（楚国贵族）是十分“恐慌而畏惧”的，在“分兵灭秦”的“战前军事会议”上，也就“耍了点小心眼”，分给“善良仁厚”的刘邦的兵微将寡，但是进军线路几乎“畅通无阻”，分给“威重名响”的项羽的兵多将强，但是有凶猛的“拦路虎”在前进的道路上。这只“拦路虎”，就是“文武双全”的章邯（秦朝财政部长）组建的“黑衫军”，兵将全是赦免的囚徒。秦朝也信奉“五行终始说”，因为周为“火德”，秦灭六国，其实就是“灭周”，秦始皇“嘴巴好大”，一口就吃掉了“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给这两个时代“打伴”的是日益衰弱的“东周”（有《东周列国传》就是讲“春秋战国”故事），甚至反过来“朝拜诸侯”（心中不知啥滋味）。因为“水能克火”，所以，秦朝就是“水德”。“水”对应的颜色是“黑色”，所以秦朝“尚黑”，衣服裤子帽子甚至连旗帜都是“黑色”，这就是项羽进军路上的“拦路虎”（黑衫军）。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把婚丧嫁娶叫着“红白喜事”，“红喜事”就用“红色”（中国红），“白喜事”就用“白色”，而有些人不懂“民族颜色心理”，“尚白”的西式婚礼还在“大行其道”。
楚怀王“私心向刘”，还做出了一个“怀王之约”：先入关中者为王（关中王），刘邦本该“拣个大便宜”，可是将强兵广的项羽根本就“不依教”，居然设“鸿门宴”准备“举玦为号”刺*刘邦。项伯成了刘邦意外的“救命稻草”，他本是想“救张良”，张良却执意“救刘邦”（救主当然更重要），终于以“与项伯约为婚姻”达成“协议”（估计就是情急之下随口一说，根本没看到履约的记录）。当然，从鲁元公主初婚却嫁个“过婚手”（赵王张敖，二婚）来分析，或许鲁元公主之前曾嫁过人（妄说）。如从“政治婚姻”的角度考虑，鲁元公主也可以嫁个“过婚手”。
有很多史学家分析《史记》中的《鸿门宴》，都十分佩服司马迁的“现场还原能力”。因为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根本就不在现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范增举玦示意“*掉沛公”，项伯舞剑“保护沛公”，张良见势不妙“请进樊哙”，这些细节都写得真实而让人惊心动魄。我却对“屠狗出生”的樊哙的“现场演说”有点怀疑，其演说“颇具政治性和人情味”（疑是张良背后教的）。“鸿门宴”没有“*死刘邦”（借上厕所“落荒而逃”）却“气坏了范增”，对项羽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最可惜左司马“曹无伤”，居然跟项羽“暗送秋波”，刘邦从“鸿门宴”一回来就斩*了他。“鸿门宴”损失最大的是项羽，不仅“浪费了酒肉”，而且“气坏了谋臣”，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找回一点面子”就燃起了“妇人之仁”，最终“放猛虎归山”（刘邦逃走），甚至后来“连肠子都悔青了”。
赵高*了“秦二世”，刘邦进了“咸阳城”，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代表秦朝“气数已尽、天命不存”。子婴还在感激刘邦的“不*之恩”，想不到项羽心中已经“把屠刀高高举起”。“泥腿子”刘邦刚进咸阳就想“享受帝王生活”（宫室美女），张良、樊哙等劝得“苦口婆心”，甚至“红脸出汗”外带“拉衣扯袖”。当然最触动他“敏感神经”的还是“项羽的楚军”，不得不“还军壩上”。在“等待项羽”的日子里，刘邦也没闲着，“邀请”关中诸县的长老和原秦朝的地方官（没被*完的），一起“酒桌议事”，用“约法三章”贴出了“安民告示”。
项羽进了“咸阳城”，立即采取“恐怖政策”（大肆抢劫），可惜范增“没有萧何之明”（不去收图籍簿册）。不仅阬*秦军降卒，而且*死了“秦王子婴”，还高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火烧咸阳城，大火三月不绝）。接着，项羽“打个报告”向楚怀王“请示”：如何处理关中地区的“善后事宜”。楚怀王“批示”了两个字：如约（也就是刘邦为关中王），搞得项羽“点儿都不高兴”。他认为楚怀王已经“没啥利用价值”（秦灭了，“依楚反秦”的旗帜可以“倒下”了）。于是，项羽首先尊楚怀王为义帝，并将其迁居到长沙的郴县（帝都）。但是，项羽本人也不想做“关中王”，他否决了诸多本地硕儒“称王关中”的建议，还说出了一句“名垂千古”的名言：富贵了不归故乡，犹如锦衣夜行。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即今徐州市）。有人说楚人“沐猴而冠”，是不是项羽这样的心理呢？还有人说“沐猴而冠”的近义词是“衣冠禽兽”，古代仅指“愚蠢无比”，当代仅指“行同禽兽”。而在清代，“衣冠禽兽”却是指的“当官的”。因为文臣的官服上都按“品级”印有不同的“飞禽”，武将的官服上也按不同的“品级”印有不同的“走兽”。当然，“衣锦还乡”也逐渐演变成文臣武将的“人生梦想”，也还是有项羽的“功劳”。
刘备早就成了项羽的“眼中钉、肉中刺”，当然没有“好果子吃”，封为“汉王”（统辖汉中、巴蜀，建都南郑）。可以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是典型的“泄愤之作”，而刘邦对项羽的仇恨“也再升一级”，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汉中”战略位置之重要，而把它看成是“人间地狱”。至于“关中地区”，项羽则把秦朝的“三个降将”分封在这里。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项羽知道，秦人“恨死这三个人”，就让他“几爷子去弄吧”。因为关中地区是秦朝的“核心区”，关中又有了“三秦大地”的“呼号”。列土封疆的活动进行得“很火热”，封了“一大串”，想必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也有因“相互攀比”而把“好事变坏事”的，不想细说。“西楚霸王”与刘邦的“汉王之封”，强化了双方的“敌意”，成为“楚汉相争”这幕“历史大剧”的“两个男主角”。其他的“王们”，在“楚汉相争”的宏大主题下，要么各自守住“一亩三分地”，要么“相互争抢”，要么降楚、要么降汉、要么“左右摇摆”，投鞭断流、血流成河、哀鸿遍野的那些场面就不细说了。结果当然也不必说，刘邦把各个诸侯国“尽收囊中”，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垓下之围”烧灼着“霸王的心”，“四面楚歌”唱散了“楚军的心”，项羽兵败如山倒，独人独骑、自刎乌江，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时，我想起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不肯过江东”，不单是“无颜”的问题，还有不想“苟且偷生”的“隐情”在里面。西人说“俘虏是另类的英雄”。由此，我陡然升起对“乱世英豪”的崇敬之情。
有人说，刘邦有点游手好闲，不学无术，轻漫儒生，甚至把“儒生的帽子当尿壶”。有人说项羽只是勇武过人，甚至是只知道“穷兵黩武”。看过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展现了一个“成功得国”者在“华夏风云”里深深的忧虑。再读读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一个盖世英雄“无可奈何”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是“不一般的诗人”。我们还知道，项羽是“楚国贵族”，其先人都是楚国名将，对比往往“轻漫书生”的刘邦，其“重礼仪”的性格特点还要“鲜明得多”。
如果我们让刘邦检讨“轻儒”的“思想根源”，他一定会说来自“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据《刘邦传》说：秦庄襄王去世、秦王嬴政继承王位，这一年是公元前247年，刘邦在终于“呱呱坠地”（属相是蛇）。不过，其父刘执嘉（太公）“心中也并好受”，因为他在找寻“赶场”晚归的老婆（刘温），发现自己的老婆正与“金甲神人”在树林下“野合”（在古代也很普遍，孔子是老父和少母也是“野合”而生的）。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当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当政已经34年，34岁的刘邦已在“亭长”的位置上“干了10年”。亭长的职责是“负责治安缉盗”。当然，也负责在自己的辖区“查收和上缴《诗》与《书》”。据说，刘邦曾遭遇“实名举报”（民举到县），但“亭长”仍当得“稳稳当当”，说明刘邦也还是一个“干才”，是一个秦朝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恨诗书、轻儒生”的思想观念已经“深入骨髓”。从他还能写出《大风歌》来“反观”一下，他的文化修养并不低。“亭长”不是“官”而是“吏”，秦朝对“吏”有明确的“两个硬扛子”：懂法、善书。再加上“焚书坑儒”后朝廷在“禁立私学”的同时，又做出“以吏为师”的“硬性规定”，“再不喜学”的刘邦也至少会“勉强而为之”。
焚书坑儒，是两个历史事件的“合称”，也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年份”。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周代是“后世典范”）、以私学诽谤朝政（春秋有“百家争鸣”）。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让后世史学家们“伤透了脑筋”）。对私藏《诗》《书》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就“以吏为师”（明显看出秦朝“法家治国”理念）。
第二年（公元前212年），两个术士侯生和卢生，“说秦始皇的坏话”（谤议始皇帝），并“逃之夭夭”。秦始皇燃起“雷霆之怒”。派员调查，又一番“刑讯逼供”，得“犯禁者”460余人，全部坑*。有史*载为“燔诗书、坑术士”，我认为“更合情理”，也“更接近真相”。据此认为：坑*的对象，有“术”也有“士”，“术”即儒生，“士”乃方士。秦始皇希望“长生不老”，他身边的“方士”很多。徐福东渡“杳无音讯”，方士之说“见效甚微”，让秦始皇“郁闷至死”。“坑术士”的第二年（公元前211年），秦始皇死在东巡的路上，被称为“死亡之旅”。（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