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河南信阳军分区干休所。百米长的花圈靠着围墙，摆在灵堂外，从中午到晚上，仍在延伸。
除了父母两边的亲戚，张计发的四个女儿，没再通知其他人——更多人是在看到新闻后赶来的。
络绎不绝的吊唁者，涌入灵堂。长明灯的烛光，跳跃在张计发遗像上，左胸挂满了军功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摆在灵位右边，这名1947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没有机会再戴上它了。
6月15日7时30分，抗美援朝战斗英雄、电影《上甘岭》连长原型张计发病逝，享年95岁。16岁参加抗日先锋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他共打了10年仗，荣立特等功4次、一等功2次。离休后，为青少年作革命传统报告1500余场次，光聘书就有一大箱，当地不少上岁数的人，都知道这位“张连长”。
张计发逝世当晚，信阳下起大雨，此后连日都是阴雨天。
6月16日，张计发的灵堂外，花圈摆了一排。新京报记者杜寒三 摄
“你打下的江山我守着”
在一众黑衣的家属中，外孙崔和平，穿着一身醒目的军装。
17日凌晨，灵堂外。崔和平练着礼步，从这头走到那头。他是孙辈里唯一当兵的，当天出殡时，将抱着遗像，走在队伍前头。
每年回家探亲，如果崔和平穿着军装，上下打量后，张计发会满意地点点头：“嗯，小伙子，部队需要你干多久，你就在部队干多久。”这次奔丧，崔和平特意带上了军装，“看着我穿这身衣服，他会开心。”
天空泛白，离出殡时间近了，守了一夜灵的崔和平，又换上军官礼服。
“穿这身送姥爷，他配得上”，崔和平说。金黄色的装饰条，从肩上垂到前胸，两夜没有合眼，这身军绿色却衬出了精气神。他和张计发都长着又黑又浓的眉毛，人们见着他，都会说上一句，“你和姥爷真像”。
最后的时刻到了，崔和平戴着白手套，从灵堂抱出遗像。
送行者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有人举起手机拍照，有人闭眼双手合十。还有一个大叔弓着背，朝远去的灵车敬军礼。前往殡仪馆的路上，下起大雨。一长串车队，打着双闪，一眼望不到头。
信阳市殡仪馆福寿厅，张计发的遗体被鲜红的党旗覆盖，瘦削的头上，罩着一顶空军蔚蓝色的大檐帽。
家人们哭得泣不成声，崔和平却憋着眼泪，“我不能穿着姥爷喜欢的衣裳，在送他上路的时候哭，这样对不起这身军装，也对不起他。这是我作为一个军人必须要有的坚强。”他左手托着军帽，鞠躬向遗体告别：“姥爷，你放心走好，你们当年打下来的江山，我们好好给你守着。”
雨没有停，更显红山公墓松柏青翠。
张计发的墓穴里摆入了《上甘岭》连环画，一副墨镜等物品。他一生守时，离不开手表，但住院时瘦得很，表在肘关节还戴不上。本想留作纪念，三女儿张爱民还是把这块表放进了墓穴里。
“老连长，我爹在隔壁，你们可以一块儿喝酒啦”，有人跪在坟前说。
崔和平撑着一把黑伞，挺直腰杆站在一边，迎接一拨又一拨叩拜者。“这伞该由我来撑，不管是他的家还是国家，都有一个从军继承他事业的外孙帮他守着”，崔和平说。
张计发生前常说：“我要好好活着，替那些牺牲的战友，看看祖国美好江山”。说到这些，崔和平笑了，“姥爷的战友叫他去报到了，回去看一看他们。”
6月17日，信阳市殡仪馆，人们赶来送“张连长”最后一程。 新京报记者杜寒三 摄
“一个苹果”和一篮子苹果
6月17日，张计发下葬当晚，信阳当地电视台重播电影《上甘岭》。
1956年，正是这部电影的上映，使他作为志愿军某部八连连长张忠发的原型，被全国人民熟知。三年内，他都不忍看完这部影片，但在看完后又说：“战争的残酷和激烈展现得都不充分，不及十分之一。”
16岁参加抗日先锋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张计发共打了10年仗，他最难忘的仍是上甘岭战役。张计发91岁那年，侄子张二顺问起这场战役，他还止不住掉泪，此后张二顺再也问不出口，“他掉泪我心疼”。
一组数据说明了上甘岭战役的残酷：“联合国军”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山头被削低整整2米，表面岩石被炸成1米多厚的粉末；志愿军第15军45师，27个步兵连有16个连两次打光重建；最终飘扬在主峰的战旗，布满381个弹孔……
张计发曾回忆，上甘岭阵地上浓烈的硝烟夹杂着血腥味，飞机、大炮不断狂轰滥炸，整个阵地像大海里行驶的船儿一样不停地摇晃，表面阵地上根本无法站人。
1952年10月15日，张计发所在的15军45师135团7连，奉命转入坑道，在坑道里坚持了10天。层层封锁切断了粮食和水的运送，严重缺水下战士们的嘴巴裂开口子，浑身像是着了火，他们将身体和嘴巴贴在坑道壁上，用凉爽的泥石缓解身体痛苦。尿液由白变黄，又变成红色，后来是紫色的，最后排不出尿液——腥臭的尿也成了宝贵的水源，战士们端着自己的尿，谦让给战友。有的伤员紧闭着嘴，牙齿咬得嘎嘎响，有的咬掉了舌头，但为不影响战斗情绪，没有一个伤员喊痛叫苦。
10月31日傍晚，在阵地上苦战近24小时后，7连大部分战士都已牺牲，只剩下包括张计发、4名步话员、卫生员张乐、通信员邢志林和受伤战士兰发保在内的最后八人。
上级命令四连派5个战士前来支援，战士刘明生塞给张计发一个苹果。四个步话员喊哑了嗓子，遇到紧急情况喊不出话，猛抽自己的嘴巴打出血润润口，接着喊话。张计发先把苹果交给他们，但他们闻了又闻，摸了又摸，谁也没舍得咬一口。他又传给了伤病员、卫生员、通信员，苹果在8个人手中传递，转了一圈，又完整地回到张计发手里。张计发说：“同志们，我们可以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却连一个小小的苹果也消灭不掉吗？”他带头咬了一小口，苹果在8个人手里转了三圈才吃完。
在张计发长女张爱党的印象里，上世纪60年代家庭条件困难，但只要一来卖苹果的，父亲就会买上好多，分给孩子们，“那么多战友都没有吃上，现在可有苹果吃了，你们多吃。”
张计发去世后，一篮苹果，被黄白两色的菊花簇拥，搁在灵堂。
上甘岭战役结束，张计发220人的大连队，仅剩23人。2020年，张计发因病住院，护工张新丽说，每当有人探望时叫他“英雄”，94岁的张计发会收起笑脸，赶忙摆着双手：“可不敢这样说，我不是英雄，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他们才是英雄。”
接着，他会报起一个个战友的名字。
6月16日，张计发灵位前，摆着一篮子苹果。新京报记者杜寒三 摄
“军功章都是你的”
南征北战，张计发有不少军功章。他曾对妻子魏祖勤说：“军功章不是我的，都是你的。不是给你一半，是全部给你。”
1955年，29岁的张计发已是大龄青年。在妇联的动员下，19岁驻马店姑娘魏祖勤和张计发花了5元钱，置办了瓜子、花生、糖果和两个西瓜，算是结了婚。“为啥人家那么大岁数？为了国家，为了人民都有饭吃”，魏祖勤对浓眉大眼的小伙一见钟情。张计发肤色黝黑，魏祖勤皮肤白白的，他老打趣说是“黑小子找个白妮”。
魏祖勤的卧室，挂着结婚50年后补拍的婚纱照。这是她第一次穿上婚纱，花白的头发打着卷儿，捧一束红花。老头儿穿一套黑礼服，俩人贴在一起，露出灿烂的笑。
1962年，患上肝硬化的张计发，被医院判了死刑，心情愉悦的情况下，还有可能活3到5年。他挺着肝腹水的肚子像个孕妇，几家医院都治不了。
张爱党念小学的时候，张计发上她的学校作报告。望着台上挺直腰杆的父亲，张爱党知道，那是因为弓腰窝着肚子犯疼。他每次入座，屁股都贴着椅子边，裤腰则用一根细绳拴住。
魏祖勤四处寻医问药，用20颗红枣、20个莲子和20粒花生米熬制炖品，再搁点红糖，睡前让丈夫服下，一熬就是二三十年。
1966年，40岁的张计发因病离开部队，来到信阳军分区干休所生活。他将当时三个女儿的名字改为张爱党、张爱军和张爱民。1967年，小女儿出生，他取名为张爱东，热爱*之意。“他不能继续为党工作，就用这种方式来报答”，张爱党说。
失落之下，张计发把劲使到了孩子们身上。每天清晨在家吹响哨子，规定穿衣服、叠被子、洗脸、刷牙的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三个孩子在院里集合，跑步、投掷手雷模型。若是迟到，张计发就抄起小棍子打。到后来，几个孩子都不敢脱衣服睡觉。
张计发有午睡的习惯。吃完午饭来不及收拾碗筷，魏祖勤会把孩子们招呼到外头的树荫底下。母女们围成一个弧形，孩子们嬉戏打闹，魏祖勤织毛衣、纳鞋底子。待张计发睡醒了，才领孩子回去。
魏祖勤常同孩子们说：“不要惹你爸爸生气，他有病，能活一天是一天。”
在魏祖勤的调理和包容下，张计发的身子，一天天好起来。他对妻子说过，“你是张家的功劳，没有你就没有我，临死我得给你磕个头。”
6月17日凌晨3点多，85岁的魏祖勤，又一次拄着拐杖挪进灵堂。冰棺上蒙着一层黑布，看看老头穿得咋样，成了她最后一个愿望。“怕老了眼睛看不见”，早在20年前，魏祖勤就给老伴做好了寿衣。
操劳了一辈子，魏祖勤没让张计发做过一件家务，他出门兜里甚至都没装过钱。魏祖勤说：“我没啥了不起的，但没拖过他的后腿。他为革命、为祖国出力，我好像也给国家尽了一份力”。她揉着自己的膝关节，“我要完成任务了。”
6月17日，85岁的魏祖勤在家中。她说这辈子没给张计发拖过后腿。新京报记者杜寒三 摄
医院里的“张宝宝”
6月18日，张家人来来回回好几趟，才把病房里的东西搬走，“住了快3年，都成自己家了，跟搬家一样。”病床上的墙上，贴着小学生看望张计发时送的手绘画。一盒铁罐子里，堆着张计发没有吃完的糖，药苦，他爱含着甜的。
医院清洁员刘玉兰再往里探脑袋时，空荡荡的病房，只有沙发上留着一沓X光片。刘玉兰曾拍下张计发的一张照片，一张在张家人手上，一张摆在自己家里。他们唯一的交集，是刘玉兰打扫他房间时，张计发会挥手说：“你辛苦啦。”
胃癌晚期并多发转移癌、营养不良性肝硬化、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联勤保障部队第990医院信阳院区，4446号病人的最后诊断，密密麻麻列了12条。像这样的病人，生存期或许只有3到5个月。心肾内科副主任蒋德军说：“能活这么长时间，是个奇迹。”
每天早上，蒋德军见到张计发在走廊里坐着轮椅，还能走路的时候，他由闺女搀扶着，走上两圈。老人家爱唱歌，唱的最多的还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这么多年过去，不忘词也不跑调，有时整层楼都能听到。
在张计发生命的最后几年，家人们有时开玩笑，叫他“张宝宝”。
护工张新丽早年是幼儿园老师，躺在病床上的张计发，乖乖地跟她学唱儿歌。他摆出走路的姿势，假装给自己戴上军帽，敬一个军礼：“解放军真正好，穿军衣、戴军帽、扛长枪、开大炮，打得敌人嗷嗷叫”。他还会改编，“花园里花儿开，红的红，白的白，花儿好看我不摘，大家都说我真乖”，左右晃着脑袋，把最后一句唱成“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好乖乖”。
张计发也有脆弱一面。
他告诉张新丽，他想老家兄弟，想妈妈了，“我妈可辛苦，没有享到福。”16岁那年，张计发离开家乡河北赞皇，加入抗日先锋队。在他的印象里，小时候经常半夜娘还在纳鞋底；凌晨鸡叫头遍，她又下炕打水刷锅扫院子；天还没大亮，娘一准儿在磨房推豆腐，“一年到头，我娘的双眼都是红红的。”
有时一觉醒来，张计发又掉下眼泪，说梦到战友了，还是在前线，“特别想他们”。
6月15日7时18分，张计发被宣告临床死亡，他终于和老娘、战友们团聚了。
这些日子，张新丽常梦到张计发。每天六七点钟起床，张新丽拉开窗帘。若是晴天，他两只手在被子上打节拍，笑着唱：“这样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开往前线，老乡们呐听分明，这就是那坚决抗战的八路军。军民团结咱大家一条心，打走那个日本鬼子咱享太平！”病房朝东，太阳像鸭蛋黄一样，阳光洒在他的病床上。
张计发身体好的时候，驼着背弯着腰，每天在家门口的浉河边上走两圈。下葬当晚，河边依然人来人往，有人遛着狗，有人摇着蒲扇，还有人在钓鱼。他埋葬的红山，离这不远，在这条路上就能望到。
（文中崔和平为化名）
部分资料参考自《铁血丹心：张计发回忆录》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