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魏国有哪些合纵连横活动，为何成为中心？纵横家谋略

战国初期，魏国启用李悝进行改革，成为第一个强国，魏国强大后，首先向秦国进攻；公元前409年，魏文侯启用吴起为大将，两年内将河西地区完全占领；公元前408年，魏国又派乐羊率领大军越过赵国进攻中山国，将中山国臣服为魏国附属国家。当齐国田氏发生内讧时，魏国又派翟角联合赵国、韩国两国军队进攻齐国，韩赵魏三国联军取得大胜，迫使周威烈王承认魏赵韩三国为诸侯国。

魏国在臣服中山国，打败齐国，夺取秦国河西领土后，开始谋划向中原地区兼并土地；而此时，楚国也正在谋划向中原地区兼并土地；楚国想兼并郑国和宋国，而韩国和魏国两国也要夺取郑宋两国领土，于是韩魏赵三国联军进攻楚国，魏国夺取了楚国大梁等土地。

当魏惠王把魏国国都迁到大梁后，就开始对韩国、宋国、鲁国、卫国等国施加压力，迫使这四个国家臣服魏国。与此同时，魏国与赵国、齐国等国，为了兼并土地争夺更多利益大打出手。

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魏国为了防止赵国坐大，派大军包围赵国国都邯郸；第二年，赵国在向齐国求救的同时，迫使宋国、卫国联合出兵攻打魏国。而此时的魏国，在邯郸战胜了赵军，却在桂陵地区输给了齐军；第三年，魏国调动韩国军队打败齐宋卫三国联军，但在西部却被秦国夺去了不少领土。

魏国在和赵国、齐国讲和后，又向秦国反攻，收复了失地；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混战中，魏国先后战胜了强大赵国、齐国、秦国、成为战国时期最为强大的国家。

魏惠王在“逢泽之会”称王，标志着魏国达到了最强盛时期；与此同时，西面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东面的齐国任邹忌为“相”进行改革，秦国和齐国分别成为东西方大国；由于魏国率先称王，遭到秦国、齐国猛烈夹攻。

公元前342年，韩国遭到魏国攻击，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在马陵之战打败魏军；第二年，魏国又受到齐国、赵国、秦国三面围攻，魏国惨败。魏国经过两次惨败后，国力逐渐衰弱，面对秦国的不断进攻，魏国被迫河西郡、上郡割让给秦国。

当魏国衰弱，秦国势力强大到势不可挡的形式，各诸侯国为防止秦国一家独大，于是展开了拉拢、联盟等激烈的外交斗争，这时候“合纵”“连横”开始频频出现在战国的舞台。

战国时期，第一次发起“合纵”“连横”行动的是魏国的张仪和公孙衍，魏国先拉拢齐国，失败后，魏国转投秦国，启用秦国相张仪做魏国相。张仪担任魏国相后，就开展“连横”活动，想借用秦国和魏国两国力量迫使其他国家臣服秦国。为了对付秦国，齐国、楚国、燕国、赵国、韩国合纵联合，反对魏国任用张仪做相国，转而支持主张“合纵”的魏国人公孙衍担任相国。

公孙衍担任相国后，魏国叛离秦国，转而与赵国、韩国、齐国、楚国等国“合纵”组成联军伐秦，但是不到一年，秦国使用连横手段，争取到了齐国和楚国；战胜了魏国、韩国、赵国三国联军。

魏国自从公孙衍合纵失败后，在战国七雄的混战中，完全失去了主动位置，此后频繁的“合纵”“连横”战争中，便成为齐国、秦国在东西对峙争霸的局面。

虽然合纵连横自古有之，但是学界普遍认为，大规模合纵连横军事外交活动，始于齐国、魏国的马陵之战，此役一战后，魏国衰落，秦国、齐国崛起，面对齐国、秦国两大强国夹击，魏惠王不得不采取合纵连横之策。那么马陵之战后，魏国纵横家有哪些外交活动呢？

《战国策》记载“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与齐王“会徐州相王。”

魏国国力衰弱面对咄咄逼人的秦国，魏惠王不得不采取对中原诸国友好政策，尊齐威王为王以牵制秦国；齐王相王结盟受到了楚国、赵国等强烈抵制，害怕出现又一超级大国，赵国派兵围攻魏国黄城，同时修筑长城防止齐国、魏国两国进攻；同时楚国楚威王也亲率大军在徐州地区大败齐军；楚国虽然打败了齐军，但忌惮于“齐魏联盟”不敢深入恋战，徐州之战不了了之。

公元前330年，秦国对魏国进行持续打击，魏国将龙贾被秦国生擒，其西部主力被秦国摧毁，河西郡和上郡被秦国攻取，从此魏国在西部地区失去防卫能力。在秦国强大军事压力下，魏国队秦国展开了军事外交活动。

《史记》记载“魏襄王六年与秦会应，魏伐楚，败之陉山”

正当魏国被秦国大举进攻，防守主力部队损失殆尽，西部大片国土沦陷时，在南部地区，魏国却趁楚国国丧之时，攻打楚国；这不得不让人联想起魏国主张“绝秦于楚”战略构想以及张仪“劲魏”思想主张有关。

但是，很快魏国就对秦国食言了，魏国拒绝献地的承诺后，秦王私下密谋楚王，想联合楚国攻打魏国，并以此为要挟，获得了魏国上洛地区土地。

魏国的合纵连横策略有相当一部分是张仪开展的，张仪在任秦相之前曾帮助魏国攻楚，当秦国围困蒲阳后，张仪随即对魏国展开军事外交活动，以秦公子作为魏国质子为抵押，让秦国获得了魏国上郡的十五座城池，紧接着就发生了秦国与韩、魏相王事件。

由此我们联想到，齐魏会徐州相王，原本希望在军事上建立合作关系，但“以楚毁齐”的战略构想以及徐州之役的发生，使得这一本不牢靠的军事外交关系逐渐瓦解，而此时又进行了，秦国与韩、魏相王活动，这不仅让人联想这一切都是张仪连横策略重要部分。

当张仪推行“欲以魏合秦、韩而攻齐、楚”连横策略时，公孙衍与其意见相左，公孙衍试图通过军事外交加强与齐国、楚国的联系以抗秦国，由此发动了“五国相王”合纵抗秦，而此时张仪也为连横四处活动，以瓦解“五国相王”，当楚国在襄陵之役打败魏国后，让列国军事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魏国败给楚国后，魏惠王听信张仪连横策略，任用张仪为魏国相。

《战国策》记载“仪兼相秦、魏，则公亦必并相楚、韩也”

张仪兼任秦国、魏国两国相位，试图在外交上巩固秦国与魏国、韩国之间的关系，但此举却遭到了魏国内部的反对，由此引发了秦国、魏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张仪作为魏相推行联合政策，也遭到齐国、楚国等大国抵制，这两个国家要联合起来攻打魏国，秦楚二王经魏国人雍沮劝说后，怕落入张仪与秦国共同设计的“圈套”，于是放弃了攻打魏国计划，从而避免了一场难以预知的战争。

而此时，齐国与燕国、赵国等国密谋相约以排斥魏国，而公孙衍为了获取魏王的信任，亲自到齐国见齐王，破坏齐国与燕、赵、楚之间的信任，使齐国密谋计划*，这次公孙衍为魏国立了大功。

而此时，张仪由于推行的“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军事外交受挫，失去了魏王的信任。此后不久，公孙衍代替张仪为魏国相，张仪的连横政策彻底失败，取而代之的是公孙衍的五国合纵政策。

公元前314年，秦国在岸门之战打败韩国，韩国被迫以太子为质，与秦国求和，此时秦国大举进攻魏国，取得魏国焦、曲沃之地后，张仪再度推行连横政策，魏国被迫与秦国求和，在这种形势下秦国与韩国、魏国连横，与齐国、楚国形成对峙局面。

此后，秦国与魏国、韩国军事合作不断加强，同时张仪推行连横外交，极力破坏齐国、楚国联盟，成功使楚国与齐国绝交，秦韩魏与齐楚之间的军事对峙，随着张仪连横成功而被打破。

《史记》记载“秦欲伐齐，齐楚从亲，张仪往相楚。楚怀王闻张仪来，虚上舍而自馆之。遂取丹阳、汉中之地”

由此可知，张仪以欺骗的手段诱使楚国、齐国绝交；但当齐、楚绝交后，秦国立即食言，让魏国出面主持秦、楚和谈，和谈失败后，秦、楚两国在丹阳激战，由于在战争中齐国、韩国都帮助秦国，致使楚国士兵被斩首八万，汉中战略之地也被秦国所得。而此时，魏国却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为秦国做了嫁衣。

当张仪使用连横计，组成韩魏秦三国联盟与齐、楚混战局面的同时，齐国、宋国却在攻打魏国煮枣地区，楚军攻打韩国雍氏和秦国商於地区；秦国三路出击对抗齐国、楚国，在这种形势下为解决不利局面，张仪连横策略瓦解齐楚联盟，使得秦军受益。

当秦惠王去世后，秦武王将张仪逐出秦国后，之前的韩魏秦联盟很快瓦解，而楚国积极调整对外关系要挟魏国对抗秦国，魏国此时又倾向于楚国。

秦昭王时期，当秦国、魏国两国交兵时，韩国保持中立；而此时又发生了秦军和楚军合围魏国皮氏，皮氏之役本来是秦国、楚国联合攻打魏国，然而经过纵横家的游说，秦楚联盟破裂，秦国反而联合魏国攻打楚国。

秦昭王时期，秦国国力逐渐强大，加快兼并六国的步伐，秦国现实联合韩国、魏国、齐国一起进攻楚国，垂沙之战楚军大败，丧失元气；秦国又惦记上了曾经是自己盟友的韩国、魏国土地，韩、魏为自保与东周合纵组成联军，然而东阙之战，韩魏联军被白起斩首二十四万，韩魏两国精锐损失殆尽被迫割地求和。

伊阙之战后，在秦国持续打击下，魏国从此一蹶不振，而此时赵国在赵武灵王带领下迅速崛起，很快地打破了齐、秦两大强国对立的局面，形成秦、赵两强鼎立局面；但秦国在长平之战斩*赵国四十多万将士后，赵国惨败，山东六国再也无力阻挡秦国兼并统一的步伐，这也意味着合纵连横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战国时期，魏国为何有如此多合纵连横活动，成为中原地区合纵连横中心呢？

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魏国处于中原腹部地区，是七雄争霸时乃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矛盾长期交织在一起，使得魏国成为矛盾聚集中心。

魏国在早期强大时，东征西伐得罪了周边大国，经过一系列战略失败，深受打击后，魏国国力逐渐衰弱，特别是战国中后期，魏国为了能生存只能主动合纵连横依附强国而生，魏国也因此成为合纵连横中心。

此外，魏国地区特殊的地缘环境，形成了特殊的文化氛围，这里既有游牧文化，南方吴楚文化，东部的齐鲁文化，各种文化交织在一起使得魏国的社会风气和魏国纵横家很少受到传统道德思想的束缚，他们更加注重实际，以更加务实开放的态度来处理事务。

笔者认为，魏国合纵连横活动受到影响最大因素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儒家“仁义”，道家“无为”，法家“深耕”，墨家“兼爱”，兵家“慎战”主义影响，但最终都被追逐利益的“纵横家”谋略主义所占上风。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些主义：

“仁义”是儒家邦交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认为国与国之间应该遵守“仁、义、礼、信”等伦理道德原则。

《孟子》记载，对于邦国关系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而“仁义”则是“天下顺之”的法宝。

孟子思想，要想天下顺之，必须以“仁义”治之，正所谓“仁人者天无敌于天下”；在孟子看来，只要遵循“仁义”的原则，拥有应变能力，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可以做到和睦相处。孟子曾向齐宣王展示两种邦交方式，大国以“仁”对待小国来换取小国百姓对大国的尊重与敬仰，从而使两国关系和谐友好，能够实现双赢；反之，小国要想长久生存下去，唯有审时度势，以“智”取与大国相处。

孔子提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邦交理念，孟子继承了这个理念，孟子认为人性是本善的，因此孟子极为反对霸道，主张推行王道，“王道”和“霸道”只有一字之差，但霸道主张“以力服人”而“王道”是“以德服人”，其效果有天壤之别，基于此种理念，孟子在军事上是典型的保守防御型，提倡推行仁义，“保四海”“域民”“固国”“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像文王这样仁义之师必将受百姓欢迎。

荀子是儒家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的观点与孟子“人性本善”不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他主张国家之间要靠礼法来约束。

《荀子集解》荀子认为“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

荀子认为，强国对待弱国时，不恃强凌弱；荀子不主张一味地用武力征服，一旦用兵可能对自己造成损耗，俗话说*敌一千自损八百，就是这个道理，荀子认为征服天下的关键靠仁、义、威的王道而非用兵，用兵的关键在于民心。

道家无为主义，战国时期道家主要继承人是庄子，他批判以仁义为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庄子认为“仁义”之道并不符合人的本性，儒家提倡的只是以功利为目的“假仁假义”，儒家的仁义只是对于胜者而言。

《庄子集注》记载“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

庄子主张“无为”而治，凡事顺其自然，也就是顺应民意，他认为最理想的诸侯国邦交状态就是国家互不往来，互不侵犯。

墨子所创立的墨家与儒家在战国时期并列为“世之显学”，墨子身处乱世迫切希望一个和平安稳的生活环境，墨子外交和邦交的目标就是结束乱世。墨子认为乱世形成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一是“不相爱”，诸侯国只爱自己的国家，不爱他国，因此为了本国的利益而攻击他国；因此墨子提出要天下“兼相爱”，若天下都兼相爱，则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和平共处，家与家之间不相乱，也没有了盗贼，君臣父子都能守君臣之道和孝道，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大治。墨子认为国与国的邦交原则，就是平等互爱，不管是天下之人还是天下之国家都是平等，要一视同仁。

《墨子校注》记载“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

墨子认为，邦国之间要“不相攻”大国不欺负小国，出大家不乱小家，在邦国交往中要做到互惠互利，既要保护自身利益，又不能损害他国利益，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做到互惠双赢。

此外，墨子的非攻思想并不是反对所有的战争，他只是反对不义之战；墨子所说的“非攻”是一种积极军事防御态度，他反对因私利而进攻他国，却提倡防守他国进攻。若是不义之战，当小国、弱国受到攻击的时候，其它诸侯国有义务伸出援手。若是利国家、利百姓、利万民的正义战争，墨子还是支持的。

法家主张以“力”支撑外交，以战去战，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生活在战国乱世的法家奠基人商鞅，他深知诸侯国之间关系基本特征就是“战”，因此商鞅外要义就是“耕战”。“耕”就是提升国力，一个国家对外关系如何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综合国力决定，弱国无外交。在外交战略中，商鞅重视“战”，认为战争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强者生存，弱者淘汰是其万古不变的规律。

商鞅认为“战”还可以在外交中获取实际利益，保障国家生存权力，也是提高国家地位最直接最有效手段；他还认为，战争可能会造成生灵涂炭，缺也是一条通向和平统一之路。另一个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其外交思想内涵更为丰富。韩非子提出“人性好利”的观点，人皆因利而聚。

《韩非子集注》记载“彼民之所以为我用，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

韩非子认为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益的争夺，他提倡在战争中以武力取胜，然而武力的胜利必须靠强大的国力为后盾，因此韩非子重视国家实力建设，只有富国强兵，国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但是韩非子并非主张穷兵黩武。

在外交战略具体实践中，韩非子认为善用权术计谋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权术主要表现在扶植亲信之术，挑拨离间之术，韬光养晦之术，以势制敌之术等等，国家根据大小强弱选取不同的权术之计。

战国时期兵家最杰出代表人物是孙膑，在他看来，在动荡下的社会战争是无奈之举。战争是影响国家存亡的大事，也是统一的必然选择。尽管强国通过战争能得到诸多好处，但孙膑并不主张穷兵黩武，在国家外交中主张以协调为主，不轻言战，要慎战避战。

张仪、苏秦是战国时期最杰出的纵横家代表，两人相互对立的连横和合纵外交策略对战国局势造成极大影响，司马迁曾感慨，此两人真倾危之士也。

《淮南子》记载“张仪、苏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从衡之事，倾覆之谋，浊乱天下，挠滑诸侯，或从或横，或合纵弱，或辅富强。”

张仪主张以连横之术统一六国，苏秦主张合纵形成均势，两人在外交战略上虽然是针锋相对，但是在思想的大体上却不谋而合。他俩都反仁义，尚功利，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们认为各诸侯国要想在乱世纷争的战国有立足之地，不能光行仁义忠信之道。

纵横家认为人性本恶，正是由于对趋利避害人性的深度认识，纵横家在外交过程中使用的手段，就是利用人贪利诈伪的本性来达到目的。纵横家极其重视谋略之术，他们认为谋略是事关外交成败的关键，也事关国家人民的安危。苏秦、张仪等纵横家一方面承认战争的必要性，一方面并不推崇战争，他们认为“战攻非所先”，如果谋略得当，完全可以不借助武力就能达到目的。

纵横家张仪、苏秦还继承了鬼谷子关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思想，外交的成功离不开背后强大综合实力的支撑，国家综合实力，不仅仅包括军事实力，还包括国土面积、战略纵深、粮食储备、政治制度、统治者策略等等。正是苏秦、张仪精确地分析出了国家实力的优劣，他们才能在战国纵横捭阖中游刃有余。

综述所述，笔者认为，战国时期无论是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法家的深耕、纵横家的谋略、还是兵家的“慎战”，他们的外交观点不一，对伦理道德、战争看法不一，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建立一个大一统和谐安定社会。

但是，纵横家唯利是图的思想倾向，在魏国多个时期都占了上风，为了追逐名利而不择手段，他们与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向悖，他们身处战国乱世，其权谋诈术更多是处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无论做什么决策都是本着利益至上的原则，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乱世中，魏国只不过是纵横家手中一颗棋子罢了。

参考文献：《史记》、《战国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