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口中盛赞的“祖宗家法”之“祖宗”，一般是指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兄弟。与沙场上真刀真枪博得战功、最终抢来大宋江山的乃兄不同，宋太宗大体可算是“坐享其成”。不过，宋太宗晚年，在与朝廷大臣讨论政事之余、训诫诸子之际，曾经多次夸饰自己的德行、政绩，甚至早年的赫赫战功。据南宋史家李攸《宋朝事实》卷三《诏书》，宋太宗下“手诏”戒勉自己儿子陈王元僖等人，称：
朕周显德中，年十六，时江、淮未宾，从昭武皇帝南征战，军屯扬、泰等州，数与交战。朕虽年少，擐甲胄，习弓马，屡与贼军交锋，应弦而踣者甚众，行伍皆见。太祖驻兵六合，得知其事，拊髀大喜。十八，从周世宗及太祖下瓦桥关、瀛、莫等州，亦在行阵。洎太祖即位，亲讨李筠、李重进，朕留守帝京，镇抚都城，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权，岁余，授开封尹。历十六、七年，民间稼穑，君子小人真伪，无不更谙。即位以来，十三年矣，朕持俭素，外绝游田之乐，内鄙声色之娱，真实之言，故无虚饰。
此封“手诏”，也载录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端拱元年（988年）二月间，其文字稍有异同。这道手诏大意是说：在后周显德年（954-960年）中，当时江淮一带的两淮地区还在南唐控制下，我刚满十六岁，就随从昭武皇帝（即宋太祖、太宗的父亲赵弘殷，宋太祖创立宋朝后，被追尊为昭武皇帝）南下征战，屯军在扬州、泰州（今皆属江苏）一带，数与南唐军交战。我虽然年少，却身披铠甲，谙练弓马，屡与贼军悍将交锋，屡发劲箭，敌人应弦而倒者甚众，其时随行将士都曾看见。当时太祖皇帝驻兵在六合（今属江苏），闻知其事，拊髀（以手拍击大腿，以表示激动、赞赏等心情）大喜。我十八岁时，又随从周世宗及皇兄太祖攻下瓦桥关（今河北雄县）与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等地，亦在行阵激战。等到皇兄太祖即位，皇兄亲征讨击李筠、李重进的叛乱，我都留守京城开封，镇抚百姓，使上下安定。就在那一年，我蒙皇兄太祖委任兵权，过了年余，改授开封府尹。我在开封府莅任十六、七年，所以民间之稼穑疾苦，君子小人之真伪，无不熟悉。因此，自即位以来已有十三个年头了，我保持俭素，于外断绝游田之乐，于内鄙视声色之娱，此是真实之言，所以没有一丝虚饰之意。
宋太宗
揆之宋代史籍记载，宋太宗这一“手诏”中所宣说之事，可谓是真假掺杂，颇多虚构之语。其中涉及宋太宗个人品行的，这里就不多加议论了，下面仅就涉及军事方面的问题予以解说一二。
应该说明，宋太宗“手诏”所称的宋太祖即位称帝以后之事基本属实。建隆元年（960年）初，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篡夺了后周政权，赵光义就任殿前都虞候，执掌禁军兵权。四月，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拥兵叛宋，五月，宋太祖领兵亲征，赵光义任大内都点检，留守京城。是年九月，镇守扬州的节度使李重进（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叛宋，宋太祖于十月再次御驾亲征，还是让赵光义留守京城。次年七月，赵光义就任开封府尹，解除了军权。但宋太宗“手诏”中所述说的后周显德年间的诸般“战功”却是破绽累累。
首先，赵光义年轻时曾经从征淮南以及从征瓦桥关、瀛州、莫州等地之事，仅见于其自言，却未能得到其他史料的印证。又在淳化二年（991年）初，宋太宗与宰执议论后周征伐淮南往事时，执政王沔说：“后周李谷以宰相率大军招讨淮南，卒无显效。”宋太宗也应和道：“朕当时正在兵间，备见此事矣。”但这一说法，仍然只出于宋太宗的自言。而据其他史籍记载考辨，却颇能证实赵光义当年并未曾随征淮南。
《宋史·太宗纪》记载：当年赵弘殷作为后周将领，在显德年间曾领兵征战淮南，攻破州县，财物等一概不取，只是搜求古书带回来给赵光义，并一直严厉督饬他读书。所以赵光义“由是工文业，多艺能”。《东都事略·太宗纪》亦有类似记载，仅文字稍有详略之异。此外，南宋后期类书《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七更是在录赵弘殷从征淮南时，“使人购书籍得三千余卷”，此时赵匡义“年甫志学，耽翫经史”，于是赵弘殷将所获得的书籍“付焉”，并且谆谆告诫道：“惟文与武，立身之本也，尔其勉之。”
此外史籍如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记载云，当年南征淮南时搜罗大批书籍运回东京的是宋太祖赵匡胤，而不是赵弘殷：赵匡胤性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显德中，从（周）世宗平淮甸”，北归时，有人向周世宗告密：“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于是周世宗即刻派人去查证，打开所载箱箧，“唯书数千卷，无他物”。由于史载赵弘殷从征淮南仅有显德三年一次，并于攻下扬州城以后不久，即因病而来到赵匡胤镇守的滁州城养病，而后在七月中死于北归开封的半途。由此可见赵弘殷于出征淮南时购求书籍以“归遗”赵光义的记载，实出于虚构，乃抄袭赵匡胤的故事而已。不过，我们却可以由此获知当时赵匡义并未随军从征淮南。
其次，赵光义生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年），所以他“年十六”时正当后周显德元年（954年）。至显德三年赵弘殷随从周世宗初征淮南，赵光义已是十八岁了。而周世宗北征攻下下瓦桥关等地，时在显德六年中，此时赵光义已经二十一岁了。显然，这与宋太宗“手诏”中自称的年龄大不相合。
再次，史载当时赵弘殷因病离开扬州西至滁州城，与赵匡胤相会，而后赵匡胤率军去六合驻军。据《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后周军攻占扬州与赵匡胤据有滁州，皆在显德三年二月，赵弘殷抵达滁州城在稍后，而赵匡胤率兵进驻六合时在四月中。因此，赵光义如若真有随从赵弘殷出征并且“屡与贼军交锋”之事，如其所自诩的那样，则实不需要等到“太祖驻兵六合”之时方才“得知”。
与上述“手诏”中虚构早年战功不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还记载了一件事，即宋太宗赵光义晚年曾与臣下谈及：“朕往岁既克并、汾，观兵蓟北，方年少气锐，至桑干河，绝流而过，不由桥梁。往则奋锐居先，还乃勒兵殿后。”这所谓“既克并、汾，观兵蓟北”之举，实指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率大军攻灭盘踞并州（今山西太原）的北汉政权，随即驱动军马，欲乘胜一举收复被五代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京地区（即蓟北），结果却是在高梁河一战中铩羽而归。据宋人笔记野史记载，当时宋太宗自燕京（今北京）城下败退，在契丹骑兵的追击下，仅得脱身，随行物品宝器尽为契丹人所夺，从行的宫嫔也“尽陷没”。而且宋太宗甚至在激战中大腿上被射中两箭，此后年年旧伤“必发”，最后还因箭伤并发症而驾崩。但据相关记载可知，宋太宗此番北征，乃自镇州（今河北正定）出发，经定州（今属河北）、岐沟关、涿州（今属河北）抵达燕京城下。
辽代燕京城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隅，桑干河（今永定河）正经辽燕京城西南、城南绕城而过，而高梁河在今北京西直门外，正在辽燕京城北或西北一带。因此，宋太宗统军北上进逼燕京城，确实需要跨越桑干河；据史载，宋太宗兵败高梁河之日，其正“幸（燕京）城西北隅，督诸将攻城”。又《辽史·景宗纪下》载是日辽大将耶律沙等“及宋兵战于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耶律休哥传》云耶律休哥受命“将五院军往救（燕京）。遇大敌于高梁河，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击败之”。由此可证，上述宋太宗宣称的“至桑干河，绝流而过，不由桥梁。往则奋锐居先，还乃勒兵殿后”，虽然有所夸饰，却并非向壁虚构之言。当是在高梁河一战中，宋太宗亲率禁卫迎击辽军，“往则奋锐居先，还乃勒兵殿后”，这应是宋天子在激战中身受箭伤的原因。
由于宋太祖、太宗兄弟间的皇位授受存在着“斧声烛影”这一千古疑案，宋太宗的皇位获得颇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一向心气极高且又心胸颇狭的宋太宗，也就明里暗中与兄皇宋太祖进行方方面面的比较，尤其是在武功战绩方面。史称宋太祖武功高强，战绩显赫，民间甚至有“一根哨棒打下四百座军州”的传说，为此宋太宗也屡屡向臣民夸耀自己少年英豪，在父亲麾下曾建立下足以留名青史的战绩，而可与兄皇比肩。因为至宋太宗晚年，当年在后周时期参加南征北伐的战将多已过世，故宋太宗敢于虚构战功来向臣子夸示。但由于自己毕竟未曾亲历其事，一时于言谈文字之间未及细思，随意造作事实，故而留下了如上文所述的重大破绽。
对于宋太宗自我吹嘘的少年“赫赫战功”，史臣们自然是唯恭唯敬地、一笔不漏地记录在国史之中，但是在记录宋军围攻燕京（幽州）城的战役时，惜墨如金，未著一字，反而声称“上（宋太宗）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顿，转输回远，复恐契丹来救，遂诏班师。车驾夕发，命诸将整军徐还”，一派祥和气氛。这大概是因为，宋太宗北伐燕京时“至桑干河，绝流而过，不由桥梁。往则奋锐居先，还乃勒兵殿后”之豪举，只是“年少气锐”不成熟的举动，并非是身为天子所当为的，甚至宋太宗也在自吹往年战功之后表态道：“静而思之，亦可为戒！”加上高梁河之战的最终战绩过于惨烈和耻辱，史臣们实在不愿意记载以遗羞于后世。至于宋太宗自夸其在前朝显德年间的赫赫战绩，由于其虚构痕迹太过明显，史臣们大概实在不好意思加以复述，所以向来喜欢吹嘘本朝“祖宗”功德的宋朝士大夫，在其撰作的汗牛充栋的众多笔记野史之中，却未见只字片言的记载，其原因大概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