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人生最害怕的是什么？我想是“消磨感”（豌豆先生与丧尸不得不说的30天）

文 | 祝羽捷

编辑 | 西脑包花

主播/ 夏忆，配乐/ 《从白天走到黑夜》《下个星期去英国》

几年前，我辞职去英国，读了两个学校，拍了三季系列短片，继续翻译和写作，几乎去遍了所有的展览、剧院和美术馆，甚至因为对英伦文化的探索意外被英国首相和王子接见。

回想起当初离开，不断被人问是不是另谋高就，是不是感情破裂要躲起来舔伤。其实，只不过是想实现系统学习艺术的心愿，但很少有人愿意相信，就连递交辞呈那天，主编惊讶地反问：“你做得很好吧，想做艺术我就把艺术杂志给你做，用不着辞职。”她当时已是集团的副总裁，手上可以调配的杂志好几本，连她也不相信我不是为了追求职业上升而是把读书当成志业。

前几年还很少有人告诉你，我曾从事的时尚媒体行业面临的是无时无刻的崩溃和焦虑。人们看到的是华光和体面，娱乐圈半壁江山都会出席的明星慈善夜，坐着头等舱被品牌邀请到海外参加发布会，在某个庄园里吃晚宴。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收紧小腹，都要力争完美，见的人基本上都是各个行业的翘楚，你要小心翼翼地收好自己的短识，勤奋地藏拙，既要雷厉风行又要八面玲珑、风情万种。

忙得像一个陀螺，但也像拔苗助长一样让你踮起脚尖看到一个精彩的世界。同事们常常觉得我是个另类，开会的时候也会调侃我是“文艺青年”，我在物质和文艺之间摇摆，觉得自己无比贪心，在那个时候体内长出一个新的胃，总对美好的东西吃不够，胃口太大，疏于筛选。

那样的生活不是不好，是我特别怕“消磨感”，重复性的工作、浅薄层面的竞争、流水线般的生产，这些比起缓慢的加薪和辛苦才更让人焦虑。常常从一个时尚派对出来，我小心腾挪地穿过翻着白眼又华光艳服的人群，走出会场，一身轻松，大口呼吸室外的空气，回家路上我感到失落，我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我被这种巨大的“消磨感”搞得心烦意乱，我生怕就这样浪费了其他的可能，我不想只守着眼前的三分地，渴望货真价实的生活，更想要我的心能感受到我是在怎样活着。

做杂志的那段时间，一有空我就跑到一些手艺人的工作室呆着，把永远让人焦虑的选题和截稿日期统统抛到脑后，专心致志地看一个师傅打磨一把小提琴，或者老爷子怎么妙手回春一支坏钢笔……当时的我完全需要借助外力来获得安静的能量，也在这种观察之下写了那本《万物皆有欢喜》，我对那些能够沉淀在一个专业领域深耕的人抱有敬佩。

艾略特说“不需要有一个美丽的世界去面对，而是能够去发现美丽和丑陋后面所隐藏的东西，去发现无奈，恐怖和荣耀。” 后来我想这可能是我选择了阴郁的英国，而没有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地中海国家的原因。伦敦并不是一个完全让人放松的城市，拥堵的交通，高昂的物价，加上近几年的不稳定因素，我做好了与它“死磕”的准备。

下课回家，我一边吃着面皮很厚的速冻水饺，一边扫视饭桌上摞起的账单，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算计和琐碎，摸起手机想要打给朋友，发现又欠费停机了。真正扎根到英国，它不是一个单纯地让你愉悦的国家，阴郁冷漠，处处矛盾。

这里的矛盾，有来自昔日日不落帝国的光辉和日益萧条经济带来的恐慌；还有高度重视规则的文明和繁冗体系下的低效；对自我民族的自豪甚至是傲慢和对外来New Money的谄媚等复杂情绪。

还记得我在补语言学分时的老师，一个瘦瘦高高的英国男人，鹰钩鼻，脸长得有几分像喜剧演员憨豆先生，上课总有点驼着背。他在亚洲待过几年，娶了一位印尼太太，据他说自己的太太无比贤惠，把他照顾得很好，我猜这也是西方男人青睐东方女性的原因，东方女性显然更加顺从。有次他在黑板上贴便利纸，拍了几次都掉了下来，然后不假思索地说，这个产品应该是中国制造。作为班里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我当时就绷不住了，站起来质疑他的说法。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们都是这么开玩笑的，你的反应没有必要。”那节课上到一半，我夺门而出，用这种方式对抗他的“不尊重”。

我现在还记得那个下午，突然之间陷入一种无处可去的恐慌里，在冥想室里努力让自己平静。如果这门课拿不到学分就必须得回国，而我当初几乎是放下了国内的一切，只身出来的。

回到家，我犹豫着敲开了房东太太的门。她是医院的护理人员，常常会做梳理病人情绪的工作。她拉过我的手，想镇静我的焦虑。然后告诉我说，歧视在教育界是很严重的错误，如果你写邮件到学校，这位老师一定会被学校开除的。

那天晚上，我乱哄哄地睡了。初来此地，就要和人产生这样的对抗吗？

中国人骨子里息事宁人的本能在我体内做祟。

第二天，我老大不情愿地迈入校门，因为那些话语我对学校都产生了厌恶。这位 “憨豆先生”竟主动找到我道歉了，还问我是否跟学校提起过，这多少解释了他道歉的原因。以后每当我路过，站在门外抽烟的这位先生，都会对我点头示意，看起来也是一副老派绅士的样子。时隔几年，我更愿意相信他是没有恶意的玩笑，但这是我和英国的“傲慢”第一次直接的矛盾。

学艺术一直是我想做的事，它融汇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期待打破惯常的自我思维、生活方式带来的刺激，因为它一定会让我生长出一部分新的自己。

记得我们有一个研讨课，讨论了文学和收集资料之间的一些影响，通过档案来策展。所谓档案展，就是把那些旧的物品，或者资料，通过策展的思路重新呈现。比如说简·奥斯丁的小说就可能衍生出服装展的主题，小说中的人物穿什么衣服去舞会、下午茶、会友、约会，书中对衣服细节的描述，为你的艺术策展提供了思路。

在和英国同学的接触中，我备受改观的是：我以为刻苦学习是我们的文化里的专属基因。其实不，他们也很刻苦，只是没有人把刻苦作为得到认可的借口，也从不贩卖苦情。

回想读书的整个过程，竞争还是挺厉害的，但不是明争暗斗，而是每个人都特别想做好的东西，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作业，欧洲同学都要把版面设计得特别漂亮，他们会花大量心思去完成。可你平时看到的都是他们在派对和玩乐，根本想不到吊儿郎当的疯狂男孩儿或疯狂女孩儿其实都是学霸。

毕业展大概做了半年，每周都要坐着火车去南伦敦画廊，跟工作人员和策展团队开会。因为每周都要开会，筹划需要半年，仅仅只是一个小展览，这和国内的工作节奏完全对立。但同时你能感受到他们的严谨、民主和认真，当然这有许多大环境的限定，但它对我的启发和影响仍旧深厚。

扪心自问，以前做杂志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膨胀的，总以杂志选题的眼光看待很多问题，眼光变得挑剔，忽略了工作标准之外的珍贵品质。人确实很难抵御外界给你的荣光和便利。我最忙的时候有三个助理，买咖啡之类的琐事都是别人在帮忙处理，日子久了，人真的就不接地气了。

去了英国一切从头来过，交水电费，坐交通工具，回家要不要买菜，冰箱里是不是还有牛奶面包，每天都要处理这些琐事，但我觉得人就是要进入生活的本质，才让我踏实。变成一个留学生，变成一个很普通，没有过去，什么都不是的人，那就有了重新建造自我的机会。

这两年我因为自己的兴趣，拍摄了英国文化相关的视频作品。第一季《ZHU在英伦》断断续续拍了大半年，我们像一个不专业的组织（哪有剧组可以这么拖沓，也耗不起成本），预算少得可怜，可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任劳任怨，他们在英国生活了很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往事和情愫，有自己的见解，这些都是在这里挥霍了多年青春换回来的。

第二季的拍摄紧凑了很多，却更为辛苦，我的朋友蕾拉小姐和梁文道老师，毫无怨言地配合我们。常常要凌晨四五点爬起来，开车去很远的地方，上山涉水，不停转场。因为地点和时间，跳过饭点不敢停顿；团队一遍一遍地为我们补镜头，对这个过程，我充满感激。

为了拍Dover那期，凌晨四点起床从伦敦出发，下冰冷的战壕，在向公众开放前完成这部分拍摄。为了能拍到极具英吉利海峡东大门特色的白崖，我们租船出海，又扛着机器徒步到山顶。回家的时候发现，忘记擦防晒霜的地方晒红蜕皮，可这一路上根本来不及想自己是不是好看。每次放内容出来的时候，总会有人评论长得丑了美了、胖了瘦了，比起为了几分钟内容的付出的辛勤，快乐和满足根本不出自于这些，丑不丑根本没什么关系。

这几年无数人问我，伦敦生活到底给了我什么？

这个答案是那天我突然发现不再关心自己精致与否的瞬间明白的，毕竟我曾经的职业不仅要求智商、情商，它也要求你必须有美商。当我的第一意识不再关注这些，那一刻我知道：我有了完整的头脑和独立的心。

回想英国的生活，有一些片段在脑海里不断回旋：深夜穿过混杂着酒精和尿*味的桥洞，地铁站里躺着用毯子把自己裹成僵尸的流浪汉，被骨瘦嶙峋的年轻人要过零钱，也被戴着黑色头盔的摩托车抢过手袋，在东伦敦回家的路上被黑人尾随，跟着落荒而逃的人群跑出牛津街地铁口，脑袋上空是轰隆隆作响的直升飞机，以为遇到恐怖袭击的人们，嚎啕大哭，鞋子洒落一地，有些商店竟然对我们这些想要避难的黑头发的人紧闭大门，尽管是虚惊一场，也让人们心中恐袭的阴霾难以散去。

铭记这些辛辣不光彩的时刻，也铭记着那些阳春白雪般的生活。一次次踏进国家画廊、泰特美术馆、皇家艺术研究、考陶尔德看展览，我办理了各个美术馆的年卡，预定讲座和艺术电影，结束之后会在茶室与同行人热烈探讨，那些时刻真正觉得富足。

无数孤身一人的夜晚，我走进伦敦西区的剧院，在开场前买一张低价的退票，反复看一部剧，末了跟着舞台上的演员一起掉眼泪，把白天不能释放的脆弱情绪一起发泄掉。

快乐总是转瞬即逝的，然而真正能够至死不渝的，不过是我在这段旅途中收获的一个又一个深微的道理。

简·奥斯汀当年离开家乡，住在巴斯小镇短短四年，却对自己的一生影响深刻。伦敦对我来说，断断续续也快住了跟她一样的时间，个中滋味混杂，从最初的新鲜早就转为了解、熟悉，跟它的关系也像情侣一样，会吵架、抱怨、和好、但也离不开。

就这么几年时间，我却经历了很多不平凡的时刻，脱欧投票、首相辞职、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临危授命、反脱欧的大游行、演唱会现场大爆炸、汽车撞向议会大厅、英国队再次闯入四强……

一场脱欧，两个英国。不确定性和焦虑成为这片土地的春日海啸，王子信托慈善机构YouGov委托的一项调查显示，“18%的英国年轻人认为生活不值得过。”比我早来的朋友，深耕于此，勤奋工作，遵纪守法，不敢有丝毫差池，保守党执政，启动脱欧。不少人被拒签，拿不到工作签证，只能回国，有的不甘心地上诉，递交材料，如坐针毡，谁也说不好未来会是怎样，他们纷纷摇头，一切都变了。毕业之后，不会拿到过去那种两年的实习签证，你必须迅速打包滚蛋。身边有同学早早做打算，接着申请学校或者申请创业签证。

我喜欢的加拿大歌手Cohen，25岁的时候旅居在伦敦，住在Camden Town，靠着自己祖国的文化教育处的艺术基金过活，写一些悲伤的诗歌，两年的时间总是愁容满面，最终无法忍受潮湿阴冷的天气，跑去纽约唱歌成名。

并不是每个来伦敦的人，都能如愿以偿，但曾经来生活过的人，比如我，也难以摆脱这里对自己的影响。也许未来我还会与这里耳鬓厮磨，也许这几年的经历只是成为我生命中的一小截，这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我独立，知轻重，沉住气，不知不觉中，我们总能走入另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