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吕库古改革的评价，我们不能跳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孤立地看待。这项改革在历史上的意义，首先应当还原历史细节，然后再从整体去评价。我们得看看吕库古当时面临的困境，才能理解他的选择，进而才能对吕库古的历史地位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第一个问题：斯巴达究竟面临什么困境呢？
答案是：人口结构的难题。
如果你看了过去几篇关于斯巴达的文章。请问你觉得这个国家对外会是个怎样的嘴脸？是穷凶极恶还是文质彬彬？是东北大老虎还是江南小绵羊？
你估计会喷我，这还用得着问吗？一定是前者啊，这个问题不是侮辱智商吗？
你猜错了！
斯巴达对外相当保守！有时甚至到了爱好和平的地步！
你说啥？斯巴达、军国主义、霸权国家，这些元素合在一起，会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瞎扯淡吧！
军国主义国家不应该像法西斯日本、或者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一样，穷兵黩武，穷凶极恶吗？
要说穷兵黩武，这倒没错，但要说这帮糙汉穷凶极恶，真是冤枉了这帮山炮！
这就要说到斯巴达面临的特殊的困境，说白了叫做：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我们应该还记得，斯巴达走到今天，是通过两次美塞尼亚战争获取了大量的财富才做到的。斯巴达人把征服地方的人都变成了农奴——黑劳士。但是虽然斯巴达做了统治阶层，人口数量却很少，黑劳士虽然战败，人数反而是斯巴达人的7倍。那问题就来了，你征服了黑劳士才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怎么管好这些农奴才是关键。“管好”的标准很简单：让这帮人多干活、少惹事。
但是，你的国家运作是建立在凶残压榨农奴的基础上开展的。等于说你斯巴达有限公司的商业模式光干活，没工资。这必然招来底下员工的剧烈反抗。而反抗爆发的典型，就是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斯巴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把这次起义给镇压了下去，但是，所有人都明白，这只是开始，既然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斯巴达就必须做点什么来预防未来一定会发生的叛乱，但是不管做什么，首要的一点是：不能动摇斯巴达的领导地位，不然就没意义了。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斯巴达人数不足的劣势就显露出来了。
农奴的人数是主子的7倍，你如果采用温和的政策，俗称拿着“胡萝卜”去拉拢这帮黑劳士，第一是花销巨大，斯巴达人的利益必然受损；第二是怀柔政策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化解未来的风险。黑劳士胡萝卜吃得再多，始终还是被压迫的人，谁愿意天天被人踩在脚下呢？这帮人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就一定会有响应的人，由于黑劳士的人口基数实在太大，哪怕响应造反的人只占全部黑劳士的一小部分，就已经能让斯巴达人喝一壶的了。因此，放弃高压政策不一定可以带来想要的和谐。那么，安全感最好的来源是什么呢？
握紧枪杆子！
（斯巴达重装步兵）
第二个问题：握紧枪杆子也不一定要选择军国主义啊，斯巴达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极端路线呢？
答案是：统治智慧不够。
说白了就是，斯巴达人的想象力不够。
他们脑子里除了刀枪棍棒，就想不出还有其他的方式方法能够做到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像斯巴达这种情况，你有没有一种眼熟的感觉，好像我们中国曾经也有王朝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是大清。
大清入关的时候，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人数加一块也就十万人，再加上家眷和奴仆，皇太极坐上紫禁城皇帝宝座的时候，满洲的人员撑死了也就60万上下打滚。而当时中原人口乌泱乌泱的，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这些满鞑子淹死，那为何大清就能够统治了这么大片的领土268年，而斯巴达统治这么个小小城邦都这么费劲呢？
秘密就在于：统治手段多样性。
大家如果看清宫剧（注意，不是宫斗剧），会发现，清朝皇帝的后宫，皇后或者高级嫔妃有很多都是蒙古人，最有名的就是孝庄皇太后。可这是为啥呢？是因为满族统治中原，必须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才能保障自身统治的安全，满蒙联合，是大清入关前就定下的国策。入关后，皇帝化身成为蒙古人共同的大可汗，通过婚姻可以最大程度联合蒙古人；对于藏族，则是利用宗教，许多清朝皇帝都是藏传佛教的信徒，比如雍正就是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徒。大家今天去到北京雍和宫看看，这里曾经就是喇嘛庙。大清的皇帝在藏传佛教里，还有一个身份，叫做文殊菩萨转世，而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是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的转世。那既然前世两个都是菩萨，在一条道上混过，还都在同一个办公室一起战斗过，那么到了今生，还有什么事儿不能商量着来呢？对于南疆的回民，大清皇帝运用放权的方法，给予地方土司自治权利，而且原则上不允许他们剃发，只有政绩卓著，贡献巨大的人，才恩赐剃发，生生将剃发的风俗运作成了一种奖励机制。最后对于人数最为庞大的汉族，则是严格尊奉汉人的孔孟之道，依照天地君亲师的顺序，孔子、孟子和朱熹的牌位可以进到皇家太庙，接受历代大清皇帝的跪拜，赢得中原士大夫的认同。你看，大清的皇帝，面对不同的族群，有着不同的面孔，扮演不同的角色，起到不同的作用，但却能够达成同一个目的：
大清民族统一战线！
（雍和宫）
有了这个统一战线，大清就能够以区区少数民族的身份，统领生民，俯御万邦。
谁说大清是满洲鞑子？
大清有如此多的手段来维持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对中央的认同，大清的皇帝能够从容地在工具箱里选择合适的工具来维持中央的有效治理。这得益于中国几千年来治理术的演化与发展，但是，当时的斯巴达却没有这种政治智慧。
这倒不是斯巴达人蠢，或者不愿意创新，而是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孕育不出如此丰富的手段。人们的想象力和创新力，还意识不到原来宗教、婚姻、文化、包括统治者本人代表的图腾形象，都能成为怀柔万邦，治理万民的巧妙工具。
当时的斯巴达，面对着社会的结构化困境，工具箱里也没有太多能选的*手锏，摆在吕库古这些人面前的可选项很少，那就只有从现有的工具里面寻找优势来巩固统治。那么看来看去，最靠谱的也就只剩下长矛和盾牌了。
因此大家如果扒开这些历史的细节，你就会发现，斯巴达困难不少，办法不多，创新能力有限，只能选择最为稳妥的办法。军国主义，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西方也有一个和大清具有相同智慧的国家，他就是全盛时期的英国。大家只要对比一下，英国和法国，当年都是海外殖民的老流氓。但现在，英国的殖民地那帮徒子徒孙普遍比较发达，也比较太平（南方那帮废物不算），而法国的殖民地现在普遍贫穷和动荡，这中间就是涉及到了两个国家在殖民时期采取的不同的治理模式有关，一个是搞同化，一个是搞封闭,结果就是大相径庭。我们后面会讲到的罗马人也有类似的智慧。他们发明了一个叫做“罗马公民权”的玩意儿，硬是将全罗马5000万各色人等治理得井井有条。而这些，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催生人们的想象力的，斯巴达很遗憾，它不具备这种条件。如果连相关的意识和认知都没有，那么探索和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全盛时期英国版图）
第三个问题：选择了军国主义的斯巴达，又为何如此保守？
答案是：斯巴达的军队不是用来*敌的，而是用来防御黑劳士的。
这个非常好理解。斯巴达面对人口的结构化困境，本身又不具备多样的统治手段，那么，只要黑劳士出现一丁点异动，斯巴达都要严酷镇压。所以，斯巴达男人全民皆兵，时刻备战。第一要务就是为了防御黑劳士暴动，而不是到外面去*敌建功。有一个故事非常典型证明了这一点，有一次斯巴达发生了大地震，而斯巴达的国王和长老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组织人员抢险救灾，而是立刻集结军队出城巡视。就是因为他们担心黑劳士在混乱之中乘机暴动，所以军队要严阵以待。从这个小故事里，我们很清楚看到斯巴达高层的心病是什么，也侧面反映出斯巴达统治阶层和黑劳士的矛盾有多尖锐。
搞清楚了这点，就能够解释我们开篇提到的那个诡异的现象：斯巴达居然对外文质彬彬，爱好和平，因为斯巴达士兵人数实在太少，如果贸然对外发动战争，那么国内的兵力必然空虚，黑劳士就会乘机造反，所以，一切以家里安稳为重，外面，当然能不管就不管。那么这种指导思想下的斯巴达决策层，表现出来的就是一副佛系的样子。
等到后面我们讲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大家会有更直接的感受。作为民主国家雅典，居然是挑起战争的一方，而军国主义的斯巴达，居然相当克制，不仅严于律己，对手下的小弟，都是尽量按住他们不闹事，那场面相当滑稽。
（伯罗奔尼撒战争壁画）
看到这里就能得出结论了：斯巴达的军事化路线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军力强盛恰恰说明他统治基础的脆弱。斯巴达的国防，类似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的两宋军备，重心是对内防御，而非对外。吕库古面对这些困境，选择了军国主义路线，是当时的一种最优解。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客观看待，也就不会太过苛责吕库古的做法。尽管我们明确，他变法的内容，实在太残酷、太压抑，太变态，绝不值得效仿。
上面三个问题,我们说了斯巴达的困境和应对,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变法和吕库古本人呢？
这就是第四个问题:西方人因何抬高吕库古的地位?
答案是：吕库古的贡献不在于改革内容，而在于改革本身。
大家应该发现了，吕库古面对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单点式的，而是系统性的；不是政策层面的，而是体制层面的。当吕库古面对斯巴达面对黑劳士反抗的问题时，他并不是依靠暴力、依靠军队一味镇压，而是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制度化调整，打造一个对斯巴达极为有利、对黑劳士极为不利的社会网络，利用体制的力量压制黑劳士、巩固斯巴达人的特权。因此，他没有在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的单一政策方面去修修补补，而是从社会存在的最底层的基础开始，搭建一个密不透风的军事化集权国家，让国家在法理基础上就能够压制住黑劳士（尽管这么做很残忍、很变态），通过全民皆兵的方式保护这种法理，从根本上维护斯巴达的特权利益。
这个根本法理是什么？
宪法！
（英国大宪章原件之一，藏于英国索尔兹伯里主教堂）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的法律。宪法搭出来的是一个国家的架构，是骨头。而底下部委办局出台的法律是基于宪法的一个个零件，是往里面填充的肉。吕库古没有将眼光局限在单一的行动层面，而是拔高到了框架层面。他不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根本上一揽子解决问题。打个比方，有的领导者，业务上不去骂销售，出了问题骂风控，竞争力不如同业骂产品，周转不灵骂运营。而有的领导者，看一眼就知道，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而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必然结果。所以骂谁都不解决问题，熵增是系统性问题，那就系统性解决。而吕库古就是系统性解决——用宪法重塑斯巴达。不和你纠缠某一个问题是对是错，我从国家的根本的定义上夺取制高点和话语权，直接把你打成违法。在这样的框架下，你想做什么都是不合法的，我动用什么力量都是正当的，套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叫做“降维打击”。
这是宪法的厉害之处。
所以，如果总结一下吕库古的改革，那就是：鉴于当时内部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吕库古将斯巴达变成了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并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下来。尽管吕库古改革的内容和手段非常残酷，但是他解决问题的格局和思路却非常宏大：宪政改革（Constitutional Reform）以及演化出来的依法治国的理念，是符合当下全球国家治理精神和精髓的。
看到这里，我们就能回答萦绕在读者心中挥之不去的那个疑问：一个如此反人性的改革，他的主要推手，何以有如此之高的历史地位？
人们纪念他，是因为他开创了宪政体制改革的先河，是全人类目前主流的价值观的缩影：宪政思维和依法治国。
（正义女神，蒙眼代表中立、利剑代表权威、天平代表公平）
所以，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将吕库古纳入其中，是因为他是希腊文明在城邦时代通过宪法改革，推动国家转型的第一人。吕库古改革留给后世的近现代国家丰富的立宪经验，比如英国君主立宪，仔细探究，和吕库古的立宪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更典型的是美国，众所周知，美国的宪法体系是非常强大的，同样作为普通法（海洋法系）的代表，英国的宪法是松散型的，而美国的宪法从立国伊始，就由国父之一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0美元纸币上的那位）亲自执笔，并且设置了联邦最高法院，里面的大法官，终其一生研究和判定的案子全部围绕宪法展开。在美国，通过一条宪法修正案有多难，看看美国因为枪支管控的拉锯战就明白了，持有枪支的危害大家都看得到，但是，之所以控枪如此之难，本质是因为这项权利写进了美国宪法。至于大家知道的利益集团游说，那是重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这里面对于宪法至尊地位的维护，核心思维便是来源于吕库古的宪政改革，所以，在美国国会中为他塑像，逻辑上与美国开国以来的价值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美国“国父”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再进一步，宪政改革引出的是另外一个话题，依法治国。
今天我们都在谈论复兴，伴随复兴的，应该是公民意识的觉醒。其中就包括依法治国，这是今天核心价值观之。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建立规则意识，划定权利边界，讲求程序正义，打造终局观念。这些，都是一个合格公民必须建立的现代意识，也是一个国家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再到世界级强国的必经之路，2600年前的吕库古改革的样本，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有很多（当然批判的东西也很多），我们在后面的内容中，也会有很多涉及。
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有正负两面。吕库古改革带来了斯巴达军事的崛起，就一定会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那么这些代价究竟是什么？从长期看又给斯巴达带来了什么负面影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