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中华文明的另一种可能?

魏晋风流,中华文明的另一种可能?

首页战争策略小小魏蜀吴更新时间:2024-05-05

编者按:唐翼明,生于1942年,武汉大学中文系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硕士、博士,师从夏志清。他是享誉海内外的魏晋文化史专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名誉院长。他希望谈谈那个华丽的魏晋,纠正向来形成的偏见,“既应当看到那个时代动乱不安给国民带来痛苦的一面,也应当客观评价其思想和学术取得光辉成就的一面”。

我的著作《中华的另一种可能:魏晋风流》,最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收入“世界华文大家经典”再版,趁此机会写一篇文章,谈谈我对魏晋文明的看法。

在中国文化史的叙述中,“魏晋”通常是“魏晋南北朝”的简称,始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止于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一共370年。而事实上三国鼎立的局面,在曹丕称帝之前20多年就已经确立,所以我们也可以约略说,魏晋南北朝是从公元三世纪初开始,一共延续了近400年的历史时期。其中大致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3段,政权更替频繁,分合复杂。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中国文明史继商周之变、周秦之变之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但是这一段历史的辉煌成就和重要意义,向来被有意无意地低估了。我写《中华的另一种可能:魏晋风流》,目的就是向广大读者较为客观地介绍这一段文明的大致面貌,以纠正向来形成的偏见。

魏晋社会最大的特色,是士族阶层的兴盛及其对社会的全面影响和控制。在周朝的时候,“士”是贵族中的最低一级,秦朝消灭了贵族政治,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吏,取代了贵族的地位和作用。其实,秦始皇所使用的官吏,也还是当年的士,只是这些士已经失去了贵族的资格,从原来的“贵族”之末变为现在的“四民”(士农工商)之首。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大兴太学之后,士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并与家族势力结合,形成若干大士族,代代读书,代代为官,史称“门阀士族”。汉末大乱之后,农民起义势力被消灭,皇族也渐趋式微,社会权力落入军阀之手,这些军阀实际上都是当时新兴的士族代表人物。

魏蜀吴三国的君主及其主要谋士,几乎无一不出自大士族家庭:曹操是汉末大官僚之后,刘备是皇族的远裔,孙权是江东的望族,主要谋士如荀氏叔侄、司马父子、诸葛三兄弟、鲁肃、周瑜、陆逊、张布等人,都是门阀士族的精英分子。从三国至两晋南北朝,中国社会的格局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社会各方面的权力都掌握在门阀士族手里,无论政界、军界、文化艺术界,其活跃分子和著名人物都是门阀士族的精英分子,时称“名士”。

门阀士族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两周的贵族政治,门阀士族就是新的贵族,名义上虽不世袭,实际上仍代代传承。上百个门阀士族瓜分了中国社会的利益和权力,皇族的势力相对削弱,秦汉时代那种皇权至高无上的状态不复存在,门阀士族成了大大小小的“诸侯”。皇帝顶多只是他们的“共主”,而且这个“共主”随时有被其他诸侯取代的可能,所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中国古代以两周为代表的贵族封建制度,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就结束了。秦始皇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皇帝集权制度,但此时随着门阀士族的兴盛,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两周的贵族封建局面。有的历史学者主张把魏晋南北朝称为“亚封建社会”,是有相当道理的。

贵族封建制度和皇帝集权制度孰优孰劣,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也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在此只想指出,贵族封建制度是分权制,皇帝集权制度是集权制,分权集权各有优劣。如果仅从掌权者的角度看,集权自然比分权更有利,所以历来的统治阶级和正统史学家大多对贵族封建采取批判态度。而分权的好处在于权力不是定于一尊,而是分散在不同的集团,所以中央和地方之间,此一地方和彼一地方之间,还留有相当的自由空间,这样的空间对于思想、学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是有利的。

今天已不再是君主专制社会了,一姓一家的政权是否强大是否持久,已经不是今天人们的兴趣所在,思想的自由、人民的福祉、社会的发达、文化的发展,才是大家关注的首要问题。那么对魏晋南北朝,既应当看到那个时代动乱不安给国民带来痛苦的一面,也应当正面评价其国民拥有相对自由,尤其是其思想和学术得到自由发展、取得光辉成就的一面。

魏晋时期,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兵连祸结,中央政权软弱无力且更迭频繁,整个民族的生命力却极其旺盛,文明进展的步伐十分迅速,这一方面是因为民间自由空间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领导社会的新贵族,即门阀士族阶层,是一个有良好教养的阶层,对整个社会发挥着一种良好的示范作用。于是,社会思潮上再次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名家迭出,各派融合,成果之丰硕远胜两汉,直开以后宏阔的唐宋文明之格局。

首先是学术思想。以“名士”为代表的魏晋思想家们,如荀粲、何晏、王弼、夏侯玄、嵇康、阮籍、郭象、支遁等人,突破了两汉独尊儒术的藩篱,大胆地把儒家以外的各家思想,其中主要是道家思想引入儒家,后期又把外来的佛教思想改造成为中国化的禅宗,最终形成以儒为主,兼涵道、禅的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不仅融合儒道禅三大主要派别,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命题,例如本末有无之辨、自然名教之辨、言意之辨、圣人有情无情之辨、君父先后之辨、才性之辨等,是中国思想史上仅次于战国时代的又一丰碑,直开后来的宋明理学。作为魏晋玄学演进手段的魏晋清谈,也为后世学者所艳称,其学术高度和精美形式,都远远超过十八、十九世纪的欧陆沙龙。如果说战国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则魏晋时代实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比欧洲早发生了一千多年。

魏晋玄学的最大贡献在于解放思想,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架构。玄学与清谈几乎一直被后世所误解,被认为是一种与现实无关的空想和空谈,废务误国,甚至说“其罪深于桀纣”(见《晋书·范宁传》)。

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比如,玄学的根本命题“本末有无之辨”,表面看来谈无说有,不着边际,实际上它所创造的“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思想架构,不仅使儒道这两大矛盾甚大的学派有了融合的可能,而且把中国的哲学猛然推向本体论的高度,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

很可惜,魏晋思想家的这些努力在后世并没有得到正面的肯定,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思想史中,魏晋是一座高峰,前接战国,后启南宋。而南宋还没有到达魏晋的高度,就夭折在蒙古人的马蹄声中了。

后世学者中,只有章太炎对玄学的评价是公正的。他在《五朝学》一文中指出:“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牾,且翼扶之。”(见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章太炎所说的“艺术”,不是今天艺术一词的意思,而是指科学和技术,“文行”则泛指社会科学所包括的各个方面(“文”指典籍、历史、文学等,“行”指道德、政治实践)。章太炎说,玄学无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一种促进(“翼扶”),而不是相反。在玄学的“翼扶”下,魏晋时期在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非两汉可比,甚至光盖唐宋。

在文学上,前有三曹七子,后有嵇阮、潘陆、左思、陶潜、二谢,任何一个都不逊于其他时代的文学巨擘。也许更重要的是,文学在魏晋时代才有了明确的自觉,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因此也才有了自己的理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都是了不起的文学理论作品,尤其是《文心雕龙》,其全面与系统,在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学理论中都是独树一帜的。中国第一本全面的文学选集《文选》也出现在这个时代,编辑者是南梁英年早逝的昭明太子萧统。

在艺术上,魏晋的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尤其是书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中国第一篇音乐理论文章。顾恺之号称“三绝”:画绝、文绝、痴绝。他的画被谢安评为“有苍生来所无”,与唐朝的吴道子并称“画圣”。戴逵、戴顒父子的佛像绘画与雕塑,也是开创性的,戴逵还是中国山水画的开山人物。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的书法更是尽人皆知,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二王的书法作品从古至今都被视为神品,后世几乎无人超越。晚清至近代,被阮元、包世成、康有为等人捧得很高的魏碑,则是此时期北朝的流行书体。

在科学上,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有远远超过前代的成就。范晔、孙盛、沈约等人的历史学,裴秀、郦道元等人的地理学,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的天文历法学,华佗、嵇康、陶弘景等人的医术和养生学,葛洪、陶弘景等人的炼丹学(炼丹术是化学的起源),马钧、杜预、祖冲之等人的机械发明,在当时世界都占据顶尖地位。

总之,魏晋时期在中华文明史上的表现不仅不黯淡,恰恰相反,是十分亮丽,是中华文明史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如果沿着魏晋时期的路子走,也许中华文明会有另一种面貌。历史不能假设,我愿意在这里引章太炎先生在《检论》里的几句话,表示我的同感,也用来结束此文:“嗟乎!赫赫皇汉,博士黯之。魏晋启明,而唐斩其绪。宋始中兴,未壮以夭。”(唐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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