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尧：地位重要吗？——大国地位冲突的层次分析
作者：温尧，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四辑 总第十二辑；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本文试图将大国地位相关问题区分为三个层次——地位内核、地位信号、地位标志，并基于逻辑关系探讨地位本身在大国地位冲突中的重要性。地位在具体案例中或许扮演独特角色，但在因果逻辑上，其相对重要性逊色于其他相关因素。
一、地位研究的前置问题
近年来，国际安全的地位研究方兴未艾。国际关系学者对地位的定义有基本共识，即“关于某个行为体在珍贵属性（valued attributes）上的排序的集体信念”。地位是关乎位置的（positional）、基于他者认知的（perceptual）、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social）。在很大程度上，当前的地位研究仍处于力图证明地位的确是大国政治中的重要因素的阶段（status matters），有大量的新术语（比如地位焦虑、地位失调、地位困境等）被学者用于说明地位如何导致大国冲突。但是，质疑地位研究的学者对于地位独立的因果效应仍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实证研究中难以将地位与权力，权威等传统概念的作用区分开。
然而，关于地位仍然有一个前置问题并未被很好地重视，即抽象的地位是如何在大国政治中具像化的。或者说，当我们说某件事是关乎地位的时候，我们具体指的是什么。史蒂文·沃德（Steven Ward）在他2020年发表于《全球安全研究》（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的文章中提出，地位不承认现象不止关乎地位排序本身，还可能由其他层次的因素导致。但是，沃德的文章仍然暗示大国问在不同层次问题上是存在大致的共识的。笔者认为很多时候共识的存在并不能简单假定，而且大国间关于相关问题的分歧本身会导致与地位有关的冲突。为了探索地位相关冲突的来源，有必要将地位问题的层次梳理清楚。值得强调的是，本文将国家视为单一行为体，并不涉及国家“黑箱”内部的动态。
二、地位问题的三个层次
笔者将地位问题划分为三个层次：地位内核、地位信号、地位标志。第一层次——地位内核，与地位定义中的“珍贵属性”有关，即怎样的品质、属性可以用于定义高地位。国家关于地位内核的信念决定了地位比较的基础，但这一信念常常难有共识。第二层次——地位信号，与地位定义中的“排序”有关，即怎样的可观察到的表现可以用于评判地位高低。国家间未必按照相同的一套地位信号评价他者地位。第三层次——地位标志，与地位定义中的“集体信念”有关，即怎样的互动方式或仪式能够彰显某国的地位是得到承认的。不同的评价者、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或许都不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
既有研究将地位和大国冲突关联起来时，基本是围绕这三个层次论述的。可以看到，国家间关于这三个层次的共识或分歧本身植根于其他因素，地位问题是这些共识或分歧的产物。那么，我们或许有必要判断，地位与这些影响因素相比重要性何如。
由于所谓的重要性本身较为抽象，存在多个层次或多种类型，比如某因素在文化观念中的重要性、历史传统中的重要性、学科脉络中的重要性等等，本文只涉及一种重要性，即逻辑关系维度上的重要性。本文使用的判断方法是借鉴自詹姆斯·马奥尼等人（Mahoney, Kimball, Koivu）2009年发表在《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的一篇方法论论文，他们尝试通过集合理论澄清同一个结果的不同原因的相对重要性。
如图1a所示，若X为Y的必要条件，则Y作为集合是X的子集；当X和Y两个集合越接近相互包含，即当X越接近成为Y的充分必要条件，则X在逻辑上越重要。同理，如图1b所示，若X为Y的充分条件，则X作为集合是Y的子集；X和Y两个集合越接近相互包含，即X越接近成为Y的充分必要条件，则X在逻辑上越重要。以上逻辑推理是下文的分析基础。
三、大国地位冲突的逻辑重要性
笔者在此尝试判断在每个层次上，大国冲突的出现与地位之间的逻辑关系。由于主张地位重要的既有研究通常认为地位相关问题导致大国冲突，地位问题（在下文中统一视为B）在下述四种情况中都可以视为大国冲突（在下文中统一视为A）的一个充分条件，即B是A的子集。
第一，由于国家间的历史经验、政治结构、社会经济背景等不同，国家间可能围绕地位内核产生分歧（在本段中视为C）。比如，有的国家认为人种存在优劣、政治制度存在善恶，进而认为只有某种人种构成的国家或具有某种制度的国家才能视为高地位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间关于地位的分歧和冲突（B）是由地位内核层次上的观念分歧（C）造就的，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B是C的子集。同时，大国间的上述观念分歧（C）本身可能在不涉及地位问题的情况下导致大国冲突（A），因此前者也是后者的充分条件，C是A的子集。这样一来，A、B、C三者的集合关系如图2所示，虽然B和C同为A的充分条件，但C比B更接近成为A的充分必要条件。可以得出，相比地位问题，大国间在地位内核层次上的观念分歧是逻辑上更为重要的因素。
第二，由于地位信号通常是具体的行为或表现，国家间可能在某国做某件事（在本段中视为C）是否构成地位信号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比如，某国可能出于提升本国地位的目的发展了某种尖端武器，但由于这种武器对别国构成了威胁，别国并不将其解读为地位信号。在这种情况下，令人误解、可能引发冲突的地位信号（B）源自令人误解的行为（C），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B是C的子集。同时，由于安全困境等问题的存在，令人误解的行为（C）本身可能在不涉及地位问题的情况下导致大国冲突（A），因此前者也是后者的充分条件，C是A的子集。这样一来，A、B、C三者的集合关系仍然如图2所示，虽然B和C同为A的充分条件，但C比B更接近成为A的充分必要条件。可以得出，相比地位问题，大国做出令人误解的行为是逻辑上更为重要的因素。
第三，大国间可能在地位信号层面达成共识，但这一共识本身涉及冲突行为（在本段中视为C）。比如，大国间可能一致认为，发动战争、攻城略地、殖民等冲突行为是彰显大国身份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地位的意愿（B）构成冲突行为的（C）动力之一，前者是后者的充分条件，B是C的子集。同时，冲突行为（C）本身可能在不涉及地位问题的情况下升级成为大国冲突（A），因此前者也是后者的充分条件，C是A的子集。这样一来，A、B、C三者的集合关系仍然如图2所示，虽然B和C同为A的充分条件，但C比B更接近成为A的充分必要条件。可以得出，相比地位问题，大国的冲突行为是逻辑上更为重要的因素。
第四，由于不同国家对于高地位的国家应当享有怎样的特别待遇理解不同，大国间在地位标志问题上容易出现分歧，追求地位的国家因而对其受到的待遇产生不满（在本段中视为C）。比如，某国认为作为大国理应受到尊重和认可，而不是无端指责；他国则认为作为大国更应该时刻受到国际社会监督和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对现状待遇的不满（C）导致追求地位的国家认为自身地位不受尊重（B），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B是C的子集。同时，对待遇的不满（C）本身可能在不涉及地位问题的情况下引发大国冲突（A），因此前者也是后者的充分条件，C是A的子集。这样一来，A、B、C三者的集合关系仍然如图2所示，虽然B和C同为A的充分条件，但C比B更接近成为A的充分必要条件。可以得出，相比地位问题，地位追求国对自身得到的待遇不满是逻辑上更为重要的因素。
综合以上四种情况，可以看到，虽然既有文献指出地位的三个层次上的问题都与大国冲突相关联，但若我们引入这三个层次上与地位相关却又独立存在的其他因素，我们可能发现地位这一因素本身在逻辑上不具有相对重要性。
四、结语
本文将地位问题厘清为三个层次的问题，并且利用逻辑和集合理论探讨了地位本身的相对（不）重要性。本文的发现与地位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有关——从定义到评判到承认地位的整个过程中，独立于地位、甚至先在于地位的因素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更广泛见于社会现实，所以在逻辑上这些其他因素往往比地位显得更为重要、更接近成为大国冲突的充分必要条件。
当然，正如前文所强调的，本文仅是在逻辑层面对不同因素的重要性做比较，地位或许仍然在其他层面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定性方法论学者曾指出，定性方法的目标在于探究“某种结果发生的原因”（causes of effects），定量方法则试图测量“某些原因在平均水平上的效果”（effects of causes）。这种对比或许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地位的作用。在单个重要案例中，为了溯源大国冲突的产生，地位问题或许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不探讨地位不足以解释某一重大事件的发生。因此，地位在“某种结果发生的原因”类的研究中可能至关重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与地位政治相关的研究通常围绕一个或几个重要案例展开论述。相比之下，如果我们环视既有文献和经验证据，试图在各类因素之中决定何者在“平均水平上的效果”是更加根本的，那么至少在逻辑层面，其他因素往往扮演着比地位问题更加重要的角色。从集合的角度理解，这是因为地位之外的因素往往更加根本和广泛，包含了更多的元素。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质疑地位研究的学者往往认为地位之外的传统国际关系概念已经足以触及安全研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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