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名胜记:五丁开剑路迎秦,浅谈金牛道取小剑山还是大剑山?

蜀中名胜记:五丁开剑路迎秦,浅谈金牛道取小剑山还是大剑山?

首页战争策略志取三国更新时间:2024-04-25

文 | 兰子记

编 | 兰子记


绪论

金牛来而蜀道始开。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习惯称金牛道的开凿为狭义蜀道之始。近年有人考证,认为应以褒斜道开凿为蜀道之始。

主要据《华阳国志》载,《蜀记》言:三皇乘祇车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史记》:周贞王之十八年,秦厉公城南郑。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说者以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

但我们要注意,金牛道开凿的年代应早于传统说的周显王时……

金牛道的历史渊源

《尚书·禹贡》载梁州贡道:“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邓少琴先生认为是经甘肃岷县西倾山沿桓水(白龙江)下至潜水(嘉陵江)再北上经沔水(汉江)取褒斜道入渭水达黄河。

如此,金牛道和褒斜道战国以前已开为贡道了。

我们再从甲骨文和《竹书纪年》的记载中看出,商代中央政府与蜀通信使,馈赠和征战不绝。

《华阳国志》又载:春秋时“(蜀王)卢帝攻秦至雍(凤翔),生保子弟”。则非常清楚告诉我们,金牛道开凿应早于战国周显王时。

再者《华阳国志》卷3《蜀志》:

周显王之世,蜀玉有褒汉之地,因精谷中,与秦惠三遇。惠王以会一笥遗蜀王,王报珍轮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有矣,王将得蜀土地。吕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日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而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遭还之。

这段史料本身向我们说明一个问题,即“使使请石牛”、“乃进五丁迎石牛”、“遣还之”三次事件都有道听取的。

吴致华认为:“或本有小道,此特加以扩修也欤”,这是十分正确的。

对此,宋代蜀人吴师孟有诗曰,“禹贡已书开蜀道,秦人安得粪金牛。”宋人吴曾据此也认为:“则蜀道与中国通道久矣。”

不难看出,周显王时仅是对原来古道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扩修而已。

《华阳国志》卷3《蜀志》: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侯使使朝桊……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造五丁迎之,还至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攒蛇,山崩。时压*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

这里,我们抛开其神话传说之色彩,应理理解是为蜀王护迎五女的领头。这次事件,实际上是取金牛道行进途中的一次交通事故。

《华阳国志》载:

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于葭萌(昭化)拒之,败绩。王道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

当时,五丁迎石牛使古道更通达,无疑为秦灭蜀创造了条件。

故杨雄《蜀王本纪》称:“(蜀王)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置三枚于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从石牛道伐蜀。”

闲骝《十三州志》称:“秦王未知蜀道……乃令五丁共引牛成都,秦知蜀道而亡蜀。”叶李泰《括地志》也称,“昔秦欲伐蜀,路无由入……乃令五丁共引牛,堑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寻道伐之,号石牛道。”

先秦金牛道的具体路线已难确考了,但考虑到古今交通路线择线都有择易而行和近捷而行的特点,则古金牛道与后来的剑阁驿道路线应基本吻合,从剑阁驿道上有关古金牛道的传说也印证了这个结论。

这样,这条古道应从古南郑(汉中)经勉县西南烈金坝。烈金坝“一名全牛驿,即秦人置石牛处也。”

接着又入宁强东北的五丁峡(金牛峡)。

其地“山如斧劈,临壁凌空,步步绁而上下”,古道出五丁峡经今七盘关、龙门阁和明月峡的 古栈道入古葭萌(广元昭化),再经剑门、柳池驿、武连驿、梓潼送险亭、五妇岭、石牛辅入成都。

取道小剑山还是大剑山?

《蜀中名胜记》载:“古老云:五丁开剑路迎秦,拨蛇山摧,五丁与秦女俱毙于此。”

知金牛道必经剑门,但是取道小剑山还是大剑山,历史上说法不一。

《读史方舆纪要》:“自沔县而西南,至四川剑州之大剑关口,皆谓之金牛道,即秦惠王入蜀之路也”。

此作认为,金牛道经今大剑山下剑门关关口。

但从《舆地广纪》,“小剑山有小石门,穿山通道,长六丈余,即俗所称石牛道,亦名金牛道,秦司马错由此伐蜀。”

此作认为,金牛道经今小剑山下之后门关入。按传统看法是经剑门关口。

揭纪林同志考证认为,小剑山当为广元下寺修城坝附近之摩天岭及左右山脉。

据我实地考察:

相其形势,参以唐于剑门北小剑关置永定关事实,觉得揭纪林之说甚妥。这样,金牛道应既取道小剑山,又取道大剑山。

金牛道经过战国的大修畲,《史记》有称:“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这无疑促进了巴蜀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在金牛道这次大修凿后,蜀守张若便“移秦民万家实之。当秦灭赵时,迁卓氏入蜀,“夫妻推辇行”至葭萌。

司马错、张仪也曾多次入蜀定叛乱。这些事件,从当时形势看,都是取金牛道的。

蜀汉时,诸葛亮等人对金牛道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修扩建,在剑门关附近修筑了三十里长的阁道,故以后人们多习惯称金牛道为剑阁道。

《华阳国志》载:“(汉德县)有剑阁道三十里,至险,有阁尉,桑下民兵也”。

《元和郡县志》,“后诸葛亮相蜀,又凿石凌空为飞梁阁道,以通行路。”

《舆地广记》,“诸葛孔明以大剑至此,有隘束之称,乃止剑门县。复于阁道置尉以守之。

《嘉庆一统志》称诸葛亮在剑门依崖砌右为门。

鱼拳《三国典略》:“刘元德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

由此看来,蜀汉时确实对金牛道作了一次大规模整修扩建。

在剑门立关置尉,设栈道以通行路,在金牛道沿线及从葭萌到景谷道自水关一线设立馆驿以便行路,这无疑对当时南北交通有很大促进作用。

剑阁道在汉晋南北朝时期取用非常频繁,民族迁徙,军旅行进,商贾转输不绝于道。魏梁州刺史邢峦《请伐蜀表》称:“蜀之所特惟剑阁”,足见剑阁道之重要。

黄盛璋先生曾统计这个时期有六次从陕西取此道灭蜀之征战。

据我不完全统计:应在八次以上,如果加上在古道部分段落上的征战则更多了。

隋唐时期,是四川古代交通史上一个相当重要时期。隋唐以前,四川曾有馆驿邮亭之设,但发展极不健全。

到了唐代,废督邮,以更主驿事,各路驿道都得到很大发展,剑阁道在当时尤为突出。

据我所考,唐代金牛道上的驿站有17个,它们自南而北是:

天回、两女。金雁、旌阳、万安、巴西、奉济、上亭、汉源、方期、嘉川(嘉陵)、深渡、望云、筹笔、五盘、三泉、金牛驿。

按刘禹锡《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载,“自褒而南逾利州,至于剑门次舍十有七。”

则可知,唐代金牛道的驿站远不止17个,只是史籍遗载,多已无法征考了。

金牛道从勉县入川路线

关于金牛道从勉县入川路线,历史上有三种说法,一说前及认为经金牛块,宁强县治,七盘关,朝天镇到广元、昭化,按此应为元明清的路线。

二说,经过烈金坝西向阳平关沿嘉陵江到朝天,广元,昭化,按这是隋唐宋古道的路线。

另一说为道光《昭化县志》提出的汉晋路线,即第二说到阳关平后西南折向古白水关沿白水古葭萌(昭化)。近来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也取此说。

但我认为:应仅局限汉魏时代。隋平蜀以后,隋文帝以“巴蜀险阻,人好为乱,于是更开平道,毁剑阁之路,立铭垂诫焉”。

《元和郡县志》载:“剑阁道自利州益昌县界西南十里,至大剑镇合今驿道。”

从此可看出元和时的驿道非原剑阁道,而是随文奋时的新开路。

《元和郡县志》载:“又有古道,自(益昌)县东南经益昌成,又东南入剑州着安县界,即钟会伐蜀之路也。”

这里,从益昌分路一走西南为剑阁道,一走东南为古道,大剑镇为普安县地界,很明显,唐古道路线即汉晋金牛道路线。

在这条古道上,有个重要关卡叫泥溪,位于泥溪河入嘉陵江处,今名吴家店,其地北接昭化,东趋巴中,西走大剑镇,在清代仍是“往来通道也”。

后梁时王宗侃遣裨将林思谔取米仓道至中巴,西经泥溪向蜀主告急。有唐人赵任巴南,也取泥溪而入。

唐开成四年(839),刘禹锡,石文颖等领导修治川陕驿路,“自散关剑门凿山石栈道千余里以通驿路。”对顽石“炽炭以烘之,严醋以沃之,溃为埃煤,一普可扫”。

对盘虚栈阁“枘木继铁,因而广之,限以钩拦”;对“狭径深径,衔尾相接,从而拓之”,从而使“方驾从容,急宣之骑,宵夜不惑;却曲棱层,一朝垣夷”。

通过这次修治,唐又将剑阁道辟为了正驿,废弃了随文帝以来所开的新道,故人们习惯中的唐代驿道路线仍是剑阁道。

唐宣宗大中年间剑州普安县令蒋侑“大铲险道,锟石见土”,“推险为夷,大石是扛”,使剑阁古道得到整治。

唐代,金牛道上栈道是十分普遍的。苏珽《夜发三泉即事》有“下奔泥栈格,上观云梯设”之旬。杜甫《秦州入蜀纪行五盘诗》描绘五盘岭是“仰凌栈道细,俯映江亦疏。”

岑参《自衷城同行至利州道中》称七盘关“栈道宠迅湍,行人贯层崖”;《赴犍为经龙洞背》诗有:“侧经龙洞背,虎栈透沧渡。”

我认为,按北宋时明月峡栈道仍然存在,则可知唐也应存在。

杜子美入蜀纪行诗《石柜阁》:“石柜曾波上,临虚荡高壁,”可知玄宗时阁道犹存。《广元县志稿》“秦汉架木为栈,唐韦抗乃凿石成道,立阁如柜,因以为关,今废。

看来,今千佛崖曾架设木栈和凹槽石栈。从昭化经龙爪湾白卫岭、高庙到剑门一段也有栈道,清道光时仍有栈迹,但今已不存在。

《元和郡县志》称小剑山是:“飞阁通衢”,称大剑山是“飞阁以通行旅”。

岑参《送郎仆射等制剑南》诗有“剑门秉岭过,阁道踏空行”。《昭化县志》便谈到道光时剑门关剑溪仍有栈存在。

看来,唐代金牛道从三泉、五盘岭、龙洞阁、朝天岭、石柜阁到白卫岭,剑门关一线都有大量栈道存在。

后记

剑阁道在唐代的地位相当重要。

于邵《剑门山记》认为,剑阁道“为全蜀之路必由”,还说:“仁者由剑门以之为福,不仁者由剑门以之生祸”,又有称四川“東咽喉于剑阁”

当时,达官贵人、文人睡客,富商大贾、军旅游兵往来不绝于道。

我仅据《蜀中名胜记》卷26《剑州》所录:唐代就有张载、柳宗元、王勃、卢照邻、岑参、唐玄宗、杜甫、王维、李白、唐僖宗、李德裕、戎显、李商隐等24人取此道出入四川。

《北梦琐言》,“人有从剑门拾得裹漆器文书,乃成都具狱案牍”,由此看出当时公文传递多取此道。

由于当时许多人私带武器行进,宝应元年(762),曾在金牛道上严禁私客携带武器,如要携带则必须所持“过所”上注明方可。

贞观二十二年(648),“剑外*然”,唐太宗遣长孙知取此道驰驿往视之”。唐末,剑阁道一些段落荒芫为虎豺出入之地,致使古道梗阻一时。

《茅亭客话》:“圣朝未克蜀前,剑、利之间虎暴尤甚,白卫岭,石洞溪虎名披宗文,地名税人场。”

《北梦琐言》:“蜀路白卫岭,多虎豹噬人”,又称“唐大顺、景福已后,蜀路剑、利之间,白卫岭、石筒溪虎暴尤芒,号税人场。商旅结伴而行,军人带甲列队而过,亦遭攫将。….先是,西川监军使鱼全理进自京搬家,憩于汉源驿,其孀嫂方税写,遂严妆倚驿而看,为虎攫去,虽驱夺得之,已伤钧爪也。……景福、乾宁之时,三川兵革,虎豹昼行,任土贡输,梗于前点西川奏幸,多取巫峡。大虫作暴,得非系国家之或哀乎!

由此可知,这种荒凉异常的景象,与唐末五代战乱密的因素密不可分。五代时造成“自是东北商旅少敢入蜀”的现象,亦是如此。

· END ·

参考资料:

雍正《剑州志》卷3《形胜》

《裹斜道当为蜀道之始》历史知识》1082-1

《华阳国志》卷12《序志》

董其林《巴史新考》4-7页

《华阳国志》卷了《蜀志》

吴致华《四川古代史》第六章

风德《能改斋漫录》卷3《地理》

《华阳国志》卷3《揭志》

张邦伟《云栈紀程》卷4

《蜀中名胜记》卷26《保宁府,梓潼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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