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冲突源于文化的差异，这似乎超越了20世纪的常规观点，尤其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20世纪的中国一直受阶级论影响，认为世界的冲突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其实质是垄断资产阶级对第三世界人民的压迫与剥削，即世界的冲突是阶级压迫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这种“阶级论”衍生出“政治阴谋论”、“利益争夺论”等。
这种以物为人生物的结果是把人降为物，把有机物降为无机物。争来争去，世界大战爆发，人类趋于灭亡。争来争去，“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人类亦是物质的，最终降解为无机物，回归尘土，一切的争夺和阴谋仅是“机关算尽，枉送了卿卿性命”。
然而，亨廷顿《文明与冲突》如一缕清风，唤醒了在这“天人合一”（一切都归尘土）中沉醉的人们。一觉醒来，发现世界并非如此，世界并非因“物质”而发生冲突，世界的冲突不是尘土与尘土，而是颗粒与颗粒的冲突，更不是分子或者原子的冲突在人这个层面上的反映。
世界的冲突是因为人，因为有人，才有冲突，没有人的世界是一片死寂，但人的冲突并非物质利益的争夺，而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伊始于文化或文明，冲突即是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并非意识形态和经济。
尽管亨氏言论并未谈论未来中国在文明冲突中的结局，但涉及中国的论述不在少数，因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冲突论中最为重要的文明类型之一。
亨氏观点，为亨廷顿带来巨大的声誉与“利益”，在中国刮起一股“亨氏风”，几乎家喻户晓。至2014年8月仅以“亨廷顿”为主题的文章就有1867篇，引用其理论的文章有35898篇，似乎亨氏一夜醒来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几乎无人发现亨廷顿理论的来源，甚至即使是西方学者，仅知亨廷顿理论来源于马基雅维利、尼布尔、哈茨，似乎亨廷顿理论仅是从此三人处受启发而得之。其实文明的冲突是西方学者的一贯认为，最早持此观点的是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的《历史》（Herodotus, Histories）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志纪录，而是一部研究著作。他研究的正是东方和西方为何发生冲突，何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例如，希波战争是如何发生，如何发展的？为何希腊最终打败了强大的波斯？
希罗多德的《历史》全书共9卷，分为两大部分：第1卷至第5卷第27节为前半部，讲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小亚细亚、埃及、利比亚等地的情况；第5卷第28节记述希波战争史事，如伊奥尼亚起义、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萨拉米湾海战等，而以希腊军队攻陷赛斯托斯作结。第一部分是第二部分的因，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果。
拜读此作，不难发现希罗多德认为战争的起因出于风俗习惯迥异，民族或国家对他者不甚了解，乃至不尊重，甚至破坏他者的风俗习惯导致战争和灾难。例如，波斯与埃及的战争、波斯与希腊的战争等，皆因风俗习惯的差异和一方的破坏而引起战争。因此，引起民族冲突和战争不是利益的争夺，而是风俗习惯，利益的争夺不过是战争的战利品而已，而不是战争的目的。
上文论述了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的冲突和战争不是物质的争夺，而是异质文明。文明多元化与生俱来，故世界的冲突不可避免。为此，亨廷顿的观点并不新鲜，亨廷顿不过是炒了一碗希罗多德的剩饭而已。那么为何亨廷顿的这碗剩饭，却让众人如醍醐灌顶？
把人降为物，把有机物降为无机物的斗争必然性让人绝望，人与人之间停留在青铜时代或者黑铁时代的黑暗里，终日活在不尽的厮*和屠戮中，人类没有未来。然而，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不仅带来了一个审视问题的新视角，而且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思维和新方法，给人类带来了希望与光明。
笔者认为，文明冲突的存在，不因文明多元化，而因文明的隔膜，未能相互理解和尊重，从而发生战争。文明本身不分高低贵贱，不因一种文明而蔑视另一种文明，更不用一种文明去消灭另一种文明。解决文明冲突却非战争，反而依托于对话与交流。截然不同的文明在对话与交流中，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达到共融互生。
文明的发展本身就需要物种之间的多元与杂交。如今有一种文明，人类必定停留在史前状态，正是多元文明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事实上，从战争到对话，就是文明的进步，所谓文明其实就是对动物状态的摆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