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长安十二时辰》，浅析唐朝宝石来源，哪些用途？唐人精神追求

唐朝有众多的藩属国，其开明的政策，开放的社会风气，以及发达的陆路、海路贸易，使得唐朝在世界上有众多的贸易伙伴，其宝石外来产地非常多，笔者根据地区方位来划分，可分为西亚地区、南亚地区、地中海周边地区、中亚地区、非洲地区、东南亚地区及东北亚地区。

西亚地区（波斯和大食），西亚地区位于亚洲西部，主要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半岛、伊朗高原。在唐朝期间，西亚地区波斯国、大食国（阿拉伯半岛）都是著名的宝石产地，特别是波斯国，是汉文史籍中记载出产宝石最多的国家之一。

《大唐西域记》记载“波剌斯国周数万里，出奇珍异宝”。《旧唐书·波斯传》记载波斯国“出珊瑚树，琥珀、玛瑙、玻璃、火珠、琉璃……。”《通典》记载波斯“有大鸟卵、珍珠、琉璃、玛瑙、金银、金刚。”

由以上资料可知，波斯是众宝产地，盛产珍珠、珊瑚、或、琉璃、水晶、金刚石、火齐珠等宝石。

大食国，就是唐人对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大食国是横跨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的大帝国，与大唐分别雄踞欧亚大陆东西方。根据《阿拉伯通史》记载，阿拉伯帝国（大食国）出产红宝石、绿松石、青金石、珍珠、玉髓等宝石，在大食国阿拔斯王朝，由于帝国出产宝石，所以宝石业非常发达。

《诸番志》记载“大食国出象牙，所产象牙品质极好。”“真（珍）珠出大食国之海岛上。”“琉璃，出大食诸国。”

可见，大食国也产多种宝石，如红宝石、珍珠、绿松石、光玉髓、青金石、玻璃、琉璃、珍珠、象牙等等。

地中海周边地区（拂菻国），拂菻国是隋唐两朝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称号，东罗马帝国跟阿拉伯帝国（大食国）一样也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

《旧唐书》记载拂菻国“其宫宇柱栊，多水精琉璃为之。”“多金银奇宝，有夜光壁、大贝、玛瑙、琥珀、砗磲、珊瑚，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唐会要》记载“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

由此可知，拂菻国出产夜明珠、大贝、玛瑙、珊瑚、琥珀、砗磲等多种宝石，拂菻国常把宝石当作建筑材料，建筑极其豪华奢侈的宫殿，可见拂菻国的宝石之多，是唐朝宝石重要来源产地之一。

南亚地区（天竺国、狮子国），南亚地区主要包括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和西段以南一直到印度洋广大地区；这个地区古代分别众多国家，其中包括尼泊尔、锡金、不丹三个内陆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三个临海国，还有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两个岛国。

这里属于热带、亚热带地区，生活着大象和犀牛，所以这里有机宝石比较多，在唐朝时期，天竺国、狮子国是有机宝石的重要供应地。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两个国家都出产哪些宝石。

天竺国，唐朝时称印度为天竺，也是著名的宝石产地，《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天竺国，产金、银、白玉、火珠等奇珍异宝；此外天竺国还出产，犀角、象牙、玳瑁等三种有机宝石。天竺国还曾向唐朝廷进贡火珠，郁金香、菩提树等物产。

此外，在我国史料记载中天竺国出产较多的金刚石，在18世纪前，印度是钻石的唯一产地，唐代的外来钻石皆产自于天竺，波斯人由于与唐朝贸易频繁，并且向唐朝朝贡过金刚石，所以波斯被史籍误载为金刚石产地。

狮子国，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锡兰），《新唐书》记载此地“多奇宝，以宝置洲上，商船常自辄取，”斯里兰特生产多种宝石，例如红宝石、蓝宝石、黄宝石、珍珠等等。

总之，南亚地区天竺国、狮子国是大唐象牙、犀角、玳瑁等有机宝石主要产地，也是火珠、红宝石、蓝宝石、黄宝石重要来源地，是金刚石（钻石）唯一产地。

中亚地区，此地区的康国、石国、吐火罗、罽宾国、箇失密国都是著名宝石产地。其中，康国（今乌兹别克仕途撒马尔罕）和石国（乌兹别克斯坦什干）主要出产瑟瑟宝石，唐玄宗时期，高仙芝曾率军讨伐石国，攻破石国城门后，获得大块瑟瑟十余石和大量的真金、名马宝玉。

吐火罗国和俱兰国，也就是如今的阿富汗地区，出产优异的青金石（金精），该地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青金石产地，唐代的青金石大部分都来自吐火罗国。此外，《唐会要》记载，吐火罗国还产玛瑙。

罽宾国，这个国家位于阿富汗境内喀布尔以北，产珊瑚、湖泊、碧琉璃。箇失密国，也称迦湿弥逻，所处位置在今克什米尔，在《新唐书》、《大唐西域记》中都记载箇失密国盛产火珠。

综上所述，中亚地区康国、石国出产瑟瑟，吐火罗国、俱兰国出产青金石（金精），箇失密产火珠，罽宾国产琥珀、碧琉璃、珊瑚。

东南亚地区，主要包括马来半岛、中南半岛，地处于亚洲东南部，在我国古代又称南洋。东南亚地区国家非常多，这里属于热带雨林地区，适合犀牛和大象生长，大部分国家都盛产象牙、犀角。

林邑国，既占城，今越南中部一带；真腊国，今柬埔寨、老挝；诃陵国，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陀洹国，今曼谷湾西海岸；婆利国，金印尼加里曼丹岛；堕和罗国，今泰国南部，湄南河下游；多蔑国，属于南海古国。

东南亚地区这些国家都出产有机宝石象牙，其中林邑国、诃陵国、多蔑国还产有机宝石犀角；婆利国、堕和罗国出产火珠，诃陵国还盛产有机宝石玳瑁。

东北亚地区（倭国），倭国盛产玛瑙和琥珀，史料中还记载，倭国在唐朝永徽年间朝贡琥珀和玛瑙。

《唐会要》记载倭国“出玛瑙，黄白二色”“琥珀大如斗，玛瑙大如五升器。”

非洲地区，拨拔力国，今索马里地区，在唐时是中西交流的重要港口，其地出产象牙和犀角。

《太平广记》记载“拔拨力国，唯象牙及阿未香。”

此外，非洲埃塞俄比亚自古以来就是非洲大象牙的主要产地，象牙产量极多，世界上大象牙多来自此处，唐代从这里进口象牙甚多。

笔者认为，唐代外来宝石来源地非常广泛，远到地中海、非洲，近到中亚地区、南亚、东北亚地区都有宝石进口源，这些地区所产的宝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其中、地中海地区拂菻国产明月珠；南亚、东南亚地区大多出产象牙、犀角、玳瑁等有机宝石；金刚石“钻石”主要出产于天竺国和狮子国。中亚地区康国、石国特产瑟瑟，吐火罗国和俱兰国是主要金精（青金石）供应地，东北地区倭国主要产玛瑙和琥珀，非洲拨拔力国出产象牙、犀角等有机宝石。

唐代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贸易繁盛，世界各国的宝石大量涌入中国，那么唐人进口这么多宝石，都用了做什么呢？笔者认为，唐人宝石用途非常广泛，宝石已经涉及到住房装饰、衣服配饰、容面妆饰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鉴于宗教生活在唐朝影响巨大，笔者从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两方面来阐述外来宝石用途。

世俗生活，也就是百姓日常生活，外来宝石主要应用于生活器皿、首饰及配饰、床上用品、室内装饰品、车马装饰品等等。

生活器皿，外来宝石常常被唐人制作成高档的生活器皿，唐人器皿种类非常繁多，有杯子、樽、盏、盘、碗、钵、瓶等器皿，每个器皿都能用不同材质的珠宝做成。笔者以杯子为例，来一窥大唐盛世日常生活用器皿的豪华。唐代用的杯子有，玛瑙杯子、琉璃杯子、琥珀杯子、水精杯等。

《全唐诗》记载，元稹“杯夸玛瑙烘”，李商隐“轻斟玛瑙杯”。 岑参“酒光红琥珀”，杜甫“春酒杯浓琥珀薄”。《旧唐书》记载康国进贡水精杯“开元六年，遣使贡献锁子甲、玛瑙杯、水精杯。”

由此可见，唐人非常喜欢使用玛瑙杯、琥珀杯，唐时期，康国还向大唐进献水精杯，水精杯在当时是昂贵稀罕物。

首饰及配饰，外来宝石不仅价格昂贵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还因其光彩绚丽，异常美丽常常被唐人制作成各种首饰及配饰。例如，妇女用的发钗，主要有水精钗、珊瑚钗、琥珀钗、瑟瑟钗；发簪主要有玳瑁簪、犀簪、水晶簪；头梳主要有象梳和犀梳

笔者认为，唐人用这些外来宝石制作成妇女用的发钗、发簪、发梳等首饰，这些令人炫目的宝石首饰将女性彰显的雍容华贵，当然，这些首饰都是非常昂贵的，只有皇亲贵胄和贵族富裕家庭的女子才能用得起。

宝石配饰，唐朝的达官显贵在参加皇帝朝会或盛宴时，常常喜欢佩戴犀角饰板装饰的腰带，皇帝也常常将一条贵重的犀带赏赐给有功之臣或宠臣。

《旧唐书》记载，唐宪宗赏赐给裴度一条犀带“度望门再拜，衔涕而辞，上赐之犀带。”

在《全唐诗》中也多次提到犀带，元稹“犀带金鱼束紫袍”，白居易“犀带金章荣贵身”，由此可见，唐代用犀牛角制作犀带已经很普通了，犀带不仅是一种配饰，更是身份的象征，唐律甚至规定官位不同，犀带也是有区别的。

除了犀带之外，外来宝石还常常被王孙贵族做成玉佩、宝玦，使其价格更加昂贵。

床及床上用品，唐朝是我国最富裕的朝代之一，皇亲贵胄和大户人家的奢华生活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其奢侈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现在的亿万富翁。唐人的床有象牙床、玳瑁床、珊瑚床、瑟瑟床。

据有专家统计，在《全唐诗》中，有26处提到了象牙床，尽管当时象牙是非常昂贵的，但在唐朝豪门贵胄家庭中，象牙床教为普遍。

玳瑁和珊瑚在唐朝，也经常用于装饰床，《全唐诗》白居易提到“玳瑁床空收枕席”，花蕊夫人“总有珠帘玳瑁床”，李欣“赤花双簟珊瑚床”，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用玳瑁、珊瑚这些昂贵的外来宝石装饰床笫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

关于瑟瑟床，史料所记载不多，唐文宗提倡节俭，曾下令宫中禁止使用瑟瑟装饰的床榻，由此可见，瑟瑟床比玳瑁床、珊瑚床还要奢侈。

唐人除了用玳瑁、珊瑚、瑟瑟装饰床之外，还用这些外来珠宝做枕头，有水精枕、犀枕、琥珀枕、珊瑚枕、瑟瑟枕、玻璃枕等等。特别是瑟瑟枕非常昂贵，《南部新书》记载“卢迈有宝瑟，各直数十万。”

除此之外，唐人要用真珠来缀饰被子，用真珠、玛瑙、琥珀、犀角、水精、象牙、砗磲等外来宝石制作七宝帐，武则天时，张易之久曾为他母亲制作七宝帐。

室内装饰品，唐人经常用外来宝石来装饰室内，例如富贵人家的门帘就有好几种，有水精帘、真珠帘、玳瑁帘；水精如意、象牙如意等如意摆件；唐人所用的镜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铜镜，还有琉璃镜、玻璃镜，这些物件在考古方面都有实物出土；此外，用外来宝石制作屏风的主要有真珠、瑟瑟、玳瑁、水犀等装饰品。

车俩及马鞍中的外来宝石，唐玄宗和杨贵妃曾用贵重的瑟瑟宝石制作皇家出行车马上的妆饰物，来彰显皇室身份，体现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唐懿宗的同昌公主出嫁时，他几乎将国库里珍藏的宝石都赏赐给了同昌公主，公主用这些宝石装饰新宅和车辆，她乘坐的七宝步撵就是用真珠、玳瑁、玛瑙、水晶、辟尘犀等外来宝石。除此之外，唐人还喜欢用珊瑚装饰马鞭。

唐朝是一个文化昌盛的时代，特别是唐诗达到了我国诗歌史上最高峰，因此，在文房用具上，唐人也不能含糊，各种文房用具都被精雕细琢，打造的尽善尽美，唐朝出现了珊瑚制作的笔架，象牙笔管，犀角笔管，琉璃制作的砚台等等。

这些奢侈的用具中，《全唐诗》多有记载，李白有诗曰“玻璃砚水长枯槁”，由此可见，唐人对所用文具要求更加考究。

美容药用，唐朝传世的三部医学书籍，《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备急千金要方》记载，唐朝女子所用的美白润肤的面脂、面膏，洗脸用的澡豆，用来去瘢的药膏均还有外来的宝石，例如珊瑚与真珠。真珠的美容用途比珊瑚广泛，价格更昂贵些；真珠和粉真珠也常常被唐人用于制作洗脸用的澡豆，这说明，唐人早已意识到真珠有美白效果；除此之外，唐人用来治疗去瘢的药膏中含有珊瑚成分。

疗病药物，外来宝石也常常被唐人应用于疗病的药物中，据唐朝医书《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备急千金要方》记载，琥珀有散瘀利尿，安心定志、明目祛翳等功效，象牙可以拔出肉中竹木刺；珊瑚可以治疗多年不愈的障翳，久服有补益功能，可以延年益寿；砗磲有解毒、安神等功效；玻璃有安心、去赤眼、熨热肿、明目等功能；玛瑙可以治疗目烂、目赤等疾病；真珠有明目、止泻、对麸豆疮入眼、疗烦热消渴有显著疗效；犀角对伤寒、头热、寒热等疾病都有疗效，在唐代常用于治疗蛊毒、头痛脑热、脚气病等等，犀角在唐代药方中应用的非常普遍。

在唐代，外来宝石除了在世俗生活中应用广泛外，在宗教生活中应用更受重视，在佛教生活、道教生活、儒教生活中几乎都是不可或缺的的必须品。

佛教所推崇的佛家七宝，虽然很多佛经所记载的七宝不同，但毫无疑问，有很多是外来宝石，其中琉璃、砗磲、珍珠、玛瑙是七宝中较为稳定的四种，这四种都有外来宝石。除此之外，外来宝石在佛教中还有许多其他用途。

制作念珠，具有材质有水晶念珠、玛瑙念珠、琥珀念珠，法门寺地宫曾出土白水晶念珠、玛瑙念珠和琥珀念珠，根据敦煌文书和出土文物相互印证，说明唐代佛教徒曾广泛使用过这三种念珠。

制作香炉，唐朝为安乐公主制造的百宝香炉，就用了真珠、琉璃、琥珀、玛瑙、璖琬

琰、珊瑚等外来宝石。摘自《朝野佥载》。

制作幡幢缀饰，唐朝举行迎佛活动非常隆重，为了表达信徒的虔诚，幡幢常常用外来宝石珊瑚、玛瑙、真珠、瑟瑟等点缀。

《新唐书》记载迎佛骨奢华场面“缀珠瑟瑟幡盖，残彩以为幢节，费无赀限，天子御安福楼迎拜，至泣下。”

唐朝用昂贵的外来宝石缀饰幡幢，表达佛教徒们对佛家圣物佛骨顶礼膜拜的虔诚之心。

制作菩萨衣披装饰，在佛教中，外来珠宝真珠、玛瑙珠、金银珠等做成珠幡的串珠外，在敦煌寺院的供养具中，我们还看到了菩萨衣披的装饰。

外来宝石制作存放佛骨舍利的器皿，外来宝石在佛教中被视为至上宝物，可以做成用来存放佛骨舍利的琉璃瓶器，水晶棺椁曾用来存放佛指舍利，此外玻璃器、琥珀、水晶球等制作供养佛骨舍利及其他佛教供养物。例如，法门寺出土了琥珀行走狻猊、环形绿琉璃珠、水晶球等，这些都是佛家宝物。

我国传统道教也推崇七宝，唐代用外来宝石营造道教仙境七宝池中金精琉璃城郭；道教仙境中天上诸星宿的居住处，皆由琉璃水晶装饰或修建而成。在道教修行中也要使用金精、宝珠、珊瑚、琉璃等外来宝石，炼制丹药是道教修行的重要项目，在炼丹中也使用了外来宝石，例如使用犀角炼制小还丹。

此外，道教还将外来宝石用于治疗疾病，例如水晶（精）入药，可治疗眼疾，这可能与水精晶莹剔透的特点有关。《海药本草》记载，犀角入药对治疗痢疾有效，在道教医方中犀角还可以治疗*鬼病（精神病），治疗猝死的“灵宝还魂丹方”的道教医方中也含有犀角，由此可见，犀角在道教医方应用中，用途很广泛。

儒教备受我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推崇，它将宗法制度和神秘的世界观结合起来，是统治者的精神支柱，儒教的主要思想体系就是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外来宝石在儒教中的用途，主要体现在身份地位、尊卑等级，不同身份等级的人所佩戴的配饰是不同的。

《新唐书》记载“文宗即位，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斑犀，车马无饰金银。”

在唐代，只有皇帝、太子、五品以上的官员所佩戴的簪导，才允许使用犀簪导，五品以下官员只能用象牙簪导。唐朝官员参加盛宴或者朝会时，需要佩戴腰带，唐律规定，只有六品以上的官员才允许佩戴犀带，级别越高，所用犀角的品质越好。犀带也是皇帝对宠臣或者有功之臣的赏赐之物。外来珠宝还用来制作天子、皇族及各级官吏的舆车。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制，天子车舆，玉、金、象、革、木，是为五辂”

其中，“象格”等级极高，由象牙装饰的车驾，在天子车舆中处于第三舆，只有天子和亲王，以及朝廷一品武官（文官除外）才有资格乘坐。外来有机宝石还被唐人用了制作笏板，笏板就是大臣上朝时手上拿着的手板，品阶低的官员使用的是竹子和木头制成的笏板，品阶高的大臣使用象牙制成的笏板。

笔者认为，唐代宝石使用如此发达，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唐朝宝石朝贡贸易繁荣，宝石贸易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将西域诸国所产宝石大量引入唐朝境内，吐蕃、敦煌、长安、洛阳都是外来宝石重要集散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宝石贸易比陆路还要繁荣，扬州、广州都是外来宝石重要集散地，这导致唐代外来宝石种类极多，进口源地广泛。

其次，唐政府对宝石交易的民间贸易管理十分重视，专门设立了管理机构，例如在边境诸州设立互市场地，在港口设市舶使管理贸易。唐政府十分重视对外贸易的保护，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外商和鼓励贸易的政策，这使得波斯国、南海诸国、天竺国、栗特城邦贸易商活跃在大唐商贸交流中，促进了宝石的贸易繁荣。

笔者认为，唐朝开放的社会风气，开明的政策，佛教、道教、儒教的相融合发展是促进宝石繁荣的又以关键因素，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生活富裕，外来宝石种类极多，用途非常广泛，无论是世俗生活还是宗教生活，无论是皇亲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文武官员，还是僧尼道士都对宝石有着近乎崇拜的心理，在唐人心中，宝石光彩绚丽的装饰品，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是人们的精神追求。

参考文献：《新唐书》、《旧唐书》、《千金翼方》、《通典》、《全唐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