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一职，从那一刻起，至封建制度在中国覆灭，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制衡皇权，生*予夺，全在皇帝。
普天之下，所有权力皆系于皇帝一人之手，而其他人根据距离皇权的远近，也可能会在某些时刻分享一些外溢的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并不真实，皇帝随时可以将其剥夺。
没有什么比权力更能高效地异化一个人，一些人所谓权臣，在长时间享有权力的使用权后，会迷失自我，忘记皇权下权力的真正运行逻辑，进而变得忘乎所以，从而招致*身之祸。
而在一切权力皆来自皇权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个在权力旋涡中游走的权臣想要全身而退其实并不容易，他既需要在皇帝需要的时候替皇帝分忧，又需要在皇帝感受到威胁之前及时将权力交还；既需要谨小慎微，让皇帝认为你并不贪婪，又不能表现地过于无欲无求，让皇帝认为你“什么都不要就意味着什么都要”；既要在重要时刻与皇帝同舟共济，又要在皇帝的困难解除时急流勇退。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出现皇帝，至朱元璋南京称帝建立大明，皇权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存在千年，个中逻辑也应已经深入人心，张良的急流勇退保住身家性命的事早已成为一种美谈，但与朱元璋一同打天下的开国勋贵中能得善终却只有寥寥数人，这其中的原因除这些开国勋贵们在那不真实的权力营造的虚幻快感中迷失自我外，没能找准退出权力游戏的合适时机亦是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让我们以汤和，这位洪武一朝少有的得善终的开国元勋的经历入手，看看皇权逻辑下，身处权力旋涡中的权臣要如何才能求得生存，同时也一并看看一个朝臣在什么时机退出名利场才最为合适。
朱元璋的引路人汤和与徐达、常遇春等一样皆是朱元璋的同乡，是朱元璋起家的老班底中的老班底。
相比于徐达、常遇春等人，汤和之于朱元璋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讲，汤和是朱元璋的引路人。
元末天下大乱之时，像朱元璋、汤和这般平民子弟，往往不会在一开始就有推翻旧帝建立新朝的雄心壮志，他们的第一诉求往往就是想找一条活路。
为了活命，汤和投了义军，同样为了活命，朱元璋栖身于庙中，汤和给朱元璋写信邀请他一同参加义军，朱元璋起初犹豫不决，因为参加义军是有很大的掉脑袋风险的，但不知是何原因，朱元璋要参加义军的消息在庙中传开，如果被朝廷抓住并定性谋反也是死罪，反正横竖是个死，朱元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真去找汤和投奔了义军。
我们不知道是何种原因让汤和在投奔义军后想到了要拉自己这位老伙计入伙，但事实很快就证明，汤和拉朱元璋入伙的决定成全了朱元璋。
加入义军后不久，朱元璋就因战功卓著而被义军首领郭子兴提拔为镇抚，职位已在汤和之上，面对朱元璋的“后来居上”，汤和一点都不嫉妒，反而心悦诚服地在朱元璋麾下做事，后来的事情证明，汤和也不是一个草包，相反他同样可以算是一个大英雄，只是相比于朱元璋略逊一筹。
之后的几年中，汤和随朱元璋转战滁州、采石、集庆（南京），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均有交手且战绩不俗。
此时的汤和是帮助朱元璋开疆拓土的重要助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小事让汤和与朱元璋之间出现间隙。
福兮？祸兮？至正17年（1357年），汤和驻守常州，防备张士诚势力进攻。
一次，汤和有事向朱元璋请示，两人意见出现分歧，不知有有心还是无意，汤和在酒后对身边人说：“我现在驻守在常州，如同站在木梁之上，向左倾斜就是敌方，向右倾斜就是己方，改弦易帜的主动权在我手上”。
这句话传到了朱元璋耳中，当时正值战时，朱元璋并未发作，因汤和作战能力不俗，确实能够充当独当一面的大将，朱元璋继续重用汤和。
但是，在平定南方论功行赏的时候，另外几个功劳巨大的朱元璋的老班底都被授予公爵，而对于汤和，朱元璋以他在攻打福建时没有将陈友定势力全部消灭，导致巴郡时常受到袭扰为名拒绝授予汤和公爵。
伐蜀之战胜利后，朱元璋在庆功宴上当众提起汤和在常州的酒后失言，汤和吓得连连磕头认错方才作罢。
日后，因汤和确实有大功，朱元璋决定册封汤和为信国公，但是与此同时，却将汤和在常州酒后失言一事写在了丹书铁券上。
自己一句酒后失言被朱元璋记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恐怕会让汤和相比于其他勋贵更早更清晰地认识朱元璋。
如果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审视汤和酒后失言一事，这件事对于汤和来说可能并不完全是件坏事。
汤和酒后失言时，朱元璋还在打天下，汤和这样的人才他还得用，这时酒后说几句疯话受到的惩戒也就是少些封赏和几句责骂，要是等朱元璋平定天下后汤和再说出这些话，他的脑袋保不保得住就不好说了。
更重要的是，酒后失语一事被朱元璋反复提及，时刻提醒着汤和自己有把柄在朱元璋手中，当其他勋贵们认为自己功劳巨大就可肆意妄为时，汤和心中始终保持着一份警惕。
汤和知道，他们这些勋贵获得的所谓封赏，所谓特权，都是皇帝朱元璋所给予，朱元璋如果想，随时都可收回，而真到那个时候，他们的身家性命恐怕也会被一并收回。
全身而退被封信国公后，汤和行事依旧谨小慎微。
然而，其他淮西勋贵们则开始有些飘飘然，他们一面在朝堂之上专权，一面为家中增置田产，殊不知，这两点都令朱元璋不悦。
对于淮西勋贵们抢占百姓田产一事，朱元璋十分看不惯，他告诫百官，不可与民争利：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妥在安养生息之
然而大多数勋贵认为自己功劳甚大，贪一些占一些朱元璋也不会把自己怎么样，在为家中置办产业一事上，汤和做得并不十分过分，他还曾经上表，认为勋贵集团成员应该将多余的土地交还，朱元璋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随着天下平定，朱元璋也完成了从起义者到统治者的转变，此时的朱元璋所需要的也从打天下的武将，变为坐天下的文官，而淮西勋贵集团多以武人为主，这些身居高位的“老人”们在朱元璋眼里已经开始有些碍眼了。
朱元璋也曾委婉地向他们表达过让他们告老还乡的想法，只是沉迷在权力带来的快感中不能自拔的淮西勋贵们一时之间尚未察觉罢了。
汤和相比于其他淮西勋贵显得先知先觉，在察觉到朱元璋对淮西勋贵们的态度变化时，汤和以自己年老为由，向朱元璋提出告老还乡，朱元璋却表示当前浙江、福建一带时常有倭寇袭扰，要汤和帮忙解决倭寇问题再走不迟，汤和欣然答应，并立即启程。
汤和认真考察了当地情况，并咨询了有这方面经验的方国珍之弟，最终决定以在沿海地区建立堡垒的方式来抵抗倭寇入侵。
当地人对于沿海建堡垒的命令有所抵触，找汤和说情，汤和当即表示：建堡抗倭是有长期利益的好事，不能因为短期内有人反对就放弃，必须坚持办好。
堡垒建好后，汤和又命沿海每家出一人充当备倭民兵，一旦倭寇来袭可自行组织迎敌作战。
在堡垒加民兵的制度安排下，东南沿海的倭寇之祸明显缓和，更重要的是，汤和以民间力量解决了倭寇问题，朝廷并没有为此事额外增加开支。
汤和处理倭寇问题的方式让朱元璋十分满意，汤和却在这个时候正式向朱元璋提出告老还乡，此时已经是洪武二十一年，为太子接班做准备的朱元璋正好感觉这些勋贵们占据高位有些多余，不但欣然答应了汤和的要求，还赐给了汤和不少赏赐。
汤和得以全身而退，但其他勋贵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上文提到在平定天下后，那些身居高位的淮西勋贵们在朱元璋眼里就显得有些碍眼了，但此时的朱元璋如果想让他们腾出位置，大概率也只会找个借口将他们打发走，没必要大开*戒。
原因也不难理解，太子朱标能力、威望都很强，即便日后朱元璋不在了，这些淮西勋贵们在朱标一朝也翻不了天，宽且淮西勋贵中还有朱元璋为太子朱标留下的班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蓝玉。
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可算是太子妃常氏的舅舅，蓝玉作战勇猛，是一员悍将，朱元璋原打算把蓝玉留下做太子朱标一朝的武将统帅。
蓝玉确实骄纵无比，抢占民田，殴打属下的事情没少干，甚至还做出过纵兵毁关和强占元妃的荒唐事，但朱元璋看在他有重要价值的份儿上也只是把他的“梁国公”换成了“凉国公”，并没有把蓝玉怎么样。
但是太子朱标一死，朝中权力格局立刻发生彻底改变，未来的君主不是要能力有能力，要威望有威望的太子朱标，而是年纪轻轻，且在朝中毫无班底的太孙朱允炆。
而蓝玉等一众淮西勋贵也立刻从未来太子的辅臣，变成了未来太孙的威胁，朱元璋必须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将这些威胁一并解决。
于是，在太子朱标死后第二年，朱元璋以蓝玉谋反为名，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蓝玉案，在朱元璋的授意下，蓝玉案被迅速扩大，半数以上勋贵皆被牵连进来，所有被牵连进来的勋贵，朱元璋都毫不手软，直接从肉体上干掉，前前后后因蓝玉案被*者有一万余人，而汤和却因早早告老还乡而躲过了一劫。
若太子朱标尚在，这些勋贵们骄纵也好、贪财也罢，朱元璋可能会对他们降下一定处罚，但是还不至于如此大开*戒，但是太子朱标死后，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改变，此时的淮西勋贵们已经不仅仅是尸位素餐、不仅仅是骄纵贪财，而是威胁到了朱家皇位稳固，如果只是前者，朱元璋都可以原谅他们，但是一旦涉及到了这至高的权力，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必须彻底消灭之。
现在让我们说回汤和，汤和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告老还乡后，经常于家中宴请亲友，晚年的汤和为人谦和，见到之前的同乡老友热情招待，每日饮酒欢宴，从不问朝中之事。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66岁的朱元璋突然相见汤和，汤和本已卧病在床，但在接到朱元璋的命令后仍第一时间乘车赶往南京，此时与朱元璋打天下的那帮老伙计们不是提前病死，就是被朱元璋自己干掉，朱元璋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家寡人了。
朱元璋见到卧病在床的汤和，与他说了一些当初起兵打天下时的一些艰辛往事，此时的汤和已经不能说话，只能不停磕头，看着这个样子的汤和，朱元璋痛哭流涕，又给了汤和一些赏赐后放其回老家。
一年后（洪武二十八年），汤和病逝，朱元璋下诏追封汤和为东瓯王，谥号襄武。
汤和，这一出身贫寒的平民子弟，在明末乱世中脱颖而出，位极人臣，又在残酷的洪武一朝得以善终，实属不易。
现在，让我们对汤和的行动做一下简单复盘，看看汤和到底做对了什么，让自己在凶险异常的洪武一朝能得到善终。
汤和做对了什么？在回答汤和做对了什么之前，我们不妨看看其他淮西勋贵们都有哪些“作死”表现。
其他淮西勋贵们大多贪得无厌，得到朝廷封赏还不算完，还要千方百计从百姓手中获得田产，这毫无疑问与朱元璋的与民休养生息的原则不符。
淮西勋贵及其家庭成员中，骄纵者亦不在少数，欺压百姓，横行乡里。
但是这并不是朱元璋*他们的主要理由，若不是太子朱标死后，他们对太孙朱允炆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这些人大概率都能得到善终。
威胁皇权者必死，这是一条铁律。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王翦出兵伐楚前为何一定要向秦始皇索要田产良宅，也不难理解萧何晚年要贪墨自污。
这些权臣做这些不过是向皇帝展示一个态度：自己所图仅仅是钱财田宅，而不是皇帝手中的权力。
当然，这一条也不能用得太过，如果表现得贪得无厌，和珅就是下场。
就汤和而言，他早早告老还乡，交还了权力，也相当于自行解除了威胁，回到家乡后每日与亲友欢宴，不问朝中事物，进一步向朱元璋展示自己没有野心。
汤和能够得以善终主要原因是其及早交出了权力，自行解决了对朱元璋的威胁，但是如果认为及早交还权力就能保证富贵终生，那未免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乾隆十五年，服侍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臣张廷玉向乾隆皇帝请辞，此时正值皇长子永璜新丧，作为永璜老师的张廷玉于此时向乾隆皇帝请求告老还乡，乾隆皇帝当即大怒，痛骂了张廷玉一顿后让其滚蛋，并扬言要取消其“享太庙”资格，后来又因四川学政编修朱筌坐罪，被没收了赏赐财产。
张廷玉的撤退为何不如汤和从容，与请辞的时机有关，一方面，长子新丧，乾隆皇帝心情不好，另一方面，作为经常给皇子们当老师的张廷玉，在不知道乾隆皇帝是否对自己另有任用的情况下贸然请辞，可能打乱乾隆皇帝的计划，在大臣还有利用价值的情况下，皇帝一般是不会放他们告老还乡的，在自己还有利用价值的时候提出离开，更显讨厌。
汤和告老还乡前，朱元璋命其处理浙江、福建一带倭寇问题，汤和马上前往，将问题处理完毕，此时汤和已经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个时机向朱元璋请辞把握更大，即便不成也不会引起皇帝的反感。
通过汤和的经历，我们已经大致可以勾勒出权臣最好的退出时机：当权臣的利用价值大体用完，且尚未对皇帝构成新的威胁时，便是最好的退出时机。
张良在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立刻选择退出，汉高祖大事已定，不再需要张良运筹帷幄，此时一个足智多谋的重臣留在朝中，即便张良无心对皇权构成威胁，也难保刘邦不产生怀疑，此时退出时机正好。
相比于张良，萧何的处境就差一点了，因为萧何擅长治理后方，保障后勤，天下平定后是不可多得的治国人才，萧何就算想走，汉高祖刘邦也不会答应，最后只得搞一个贪墨自污的方式来让刘邦相信自己没有野心，至于韩信，作为一方诸侯的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刘邦眼中的威胁，一有机会就要除掉。
皇权逻辑的残酷性就在于皇帝掌握所有权力，皇权的唯一性在带给皇帝支配一切的行为快感的同时，也让皇帝时刻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在这样的权力逻辑下，权臣是否真正有威胁皇权的想法不重要，只要权臣有了这样的能力，皇帝可采取的最安全的策略就是干掉他。
尽管历史有王翦、张良、萧何和汤和这样的“聪明”的官员，能够在皇权逻辑下的权力游戏中全身而退，但是，我们仍需要认识到，这些人的幸存，也有运气成分，皇权失去所有制衡的情况下，皇权的行使与皇帝个人的喜好之间就存在一种强相关，即便官员在任何一个环节上都不出问题，也可能仅仅因为不合皇帝心意而被干掉。
在这个以皇权至上为最高原则的权力游戏中，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攀上那至高无上的龙椅，但是一旦坐上龙椅后，又将面对无尽无休的野心家。
废除丞相制后，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成功将大臣们变成了战战兢兢的囚徒，代价是一同被囚禁的，还有他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