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敦煌写经体对南朝文人书法的影响研究

文/徐晨

内容提要：敦煌地处西北边陲，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佛教经由丝绸之路流入中原地区。敦煌佛教寺院兴盛，敦煌写经书法的发展促进了佛教的传播。本文将敦煌写经书法置于北魏这一历史时期背景下，通过对佛教的发展与经典作品的分析总结出北魏写经书法的特点，结合南朝文人书法的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以此阐明北魏写经书体对南朝文人书法的影响因素及作用，从而构建南北朝书学共通的内在逻辑和学术构架，给予后学者思想上引导。

关键词：北魏佛教；敦煌写经；南朝文人书法；影响

敦煌处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属西北大漠之地，干旱少雨，是连接中亚文化之交通要道，故此设立督郡镇守。敦煌至春秋时期定属瓜州，秦汉之际被西北匈奴所控制，汉元狩二年（前121）设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前111）分为张掖、敦煌二郡，《汉书·西域传》有所谓“列四郡，据两关”者[1]。至此敦煌之名沿用至今。三国魏太和元年（227）仓慈出任敦煌太守管理混乱局面，使此地成为汉族与西域各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都会。

魏晋时期，因五胡乱华局面不可控，东晋受胡人压制，迫定南方。敦煌先后被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统治，西凉王李暠将都城由敦煌迁至酒泉，敦煌走向衰落；公元421年北凉王沮渠蒙逊一统河西，遂向敦煌进发后夺取政权；而后北魏攻破北凉，西凉后裔率众入敦煌城，并归附北魏，北魏也将军政管理从酒泉迁回敦煌，敦煌又重新得到发展。

由于地处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汇处，又位于版图最西端，敦煌自然成为中原地区佛教传播输入口。佛教在两汉之际由中亚迁徙至河西走廊定居的游牧民族大月氏贵霜王朝经敦煌传入中原，当时称为“敦煌菩萨”的大月氏高僧竺法护、竺法乘等皆翻译了众多佛典，乐僔、法良开凿洞窟供虔礼拜佛为用。另有安息国高僧安世高，原为安息国太子，自幼信奉佛教，他精研阿毗昙，修习禅定，据《众经目录》记录，安世高所译经典共35种41卷。[2]支娄迦谶于汉桓帝末年（167）到洛阳，在汉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译出《般若道行品经》《首楞严经》《般舟三昧经》《阿阇世王经》等。[3]他们是最早将大小乘佛教传入中国的西域高僧。

北魏时期敦煌佛教发展迅速，5世纪初中原地区普遍接纳佛教。据统计北魏延昌年间（512—515），各州郡僧尼寺院共计有13727所，北魏正光年（520）之后，僧尼人数已达200万人，寺庙共计3万座之多。[4]3042文成帝统治时期剃度出家之人已具规模，上至大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每大州郡府有约50人出家，每小州郡府有约40人出家。[4]3035皇室中北魏孝文帝皇后冯氏于瑶光寺出家为尼，宣武帝皇后高氏和胡太后均削发为尼。可见佛教入主中原后大受信众供奉。

当时为纪念信佛之众，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下诏兴建龙门石窟，同时代兴建的还有大同云冈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大型石窟寺；还有众多小型石窟如太原天龙山石窟、广元皇泽寺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南京栖霞寺千佛石窟寺等。[5]众多石窟寺的建造为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北魏明元帝第三子乐安王范的曾孙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当在孝昌元年（525），其间他哀叹于“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君臣失礼，于兹多载”，希望佛教能“四方附化，恶贼退散，国丰民安”，便发愿造经。[6]其所造经书有《任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维摩诘经疏》《大智度经》等数十部，可谓研究佛学思想最为深入的造经第一人。众多佛经被藏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1900年王道士无意间发现，几经波折，留存至今的佛经典籍被后学者统称敦煌写经书法。

魏晋书法正处文字的新旧转化期，楷书受钟、王之风影响走上历史舞台，早期隶意甚浓，至中晚期逐渐趋于规范、统一。由于敦煌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出现一批官办抄经机构及有名望的书法家抄写经书，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两大名门望族参与其中，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汉学教育，故经书文字呈现出与中原文字相同的特点。其代表作品大致分为隶楷型与魏楷型，还有少数行草体式。

《大慈如来告疏》写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三年（454），楷书，高21.7厘米，宽37.2厘米，现存17行，卷末题记“兴安三年五月十日”，书者谭胜。文字介于隶楷之间，起笔较轻，有明显的顿笔，收笔重按，有回锋之势，隶书雁尾之意减弱；结构趋于细长，取内紧外松之势，字体向右倾斜；章法疏朗有致，间距齐整，给人以豁达开朗之感。

《大般涅槃经卷如来性品》写于北魏前期，楷书，乌丝栏格，高27.5厘米，宽322厘米，首尾部残损。书法保留较多隶意气息，字体结构呈扁平状，书写工整。横画起笔尖锋入纸，收笔顿挫有序，稍有隶书雁尾之意；笔画细劲如丝，力道十足；撇画收笔上挑，由于书写速度快，偶有连笔，故出现行书意味，意态开张；捺画收笔处弊除隶书上挑态势，逐渐趋于平势出锋。整体上受汉代简帛书影响甚深，与之风格相近的有《诸法无行经卷下》《金光明经卷第二四天王品第六》等卷。

《金光明经序品第一》写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此经破坏严重，无法断定长度，上方可见部分15行，下部仅10行，文末写有“太和十二年八月一日张安宁写经”。字体尚未脱去隶味，字形扁方，波挑明显，书写较为随意；风格古拙朴厚，符合北魏少数民族潇洒率真之风。与之相近的另一部《维摩诘所说经》写于北魏天安二年（467），二者都表现出头轻脚重的书写状态，雁尾舒展上翘，但结体保留楷书之意，此时期正是书体由隶向楷变化的重要过程。

《成实论卷第十四》永平四年（511）记，魏楷写本，前卷残缺，卷尾有令狐崇哲题名。此卷为楷书定形期所写，全文墨色浓郁，笔画轻重对比明显，尤以转折处重按切方，表现出魏碑刀劈斧砍之势，用笔较为轻松灵活，提钩处为蟹爪钩，是魏碑出钩的特殊样式；结构趋于方整，完全脱去隶书意味，倾斜态势非常明显，可见笔者对字形书写相当熟练，其属于严谨工细一类。此经卷作品风格同北魏延昌三年（514）《成实论卷第八》、北魏神龟元年（518）《维摩诘经卷上》等卷别无二异。

《金光明经卷二》写于皇兴五年（471），亦称《金光明最胜王经》。书风已脱北凉体，点画呈新体痕迹，表达一种力量感，起笔侧锋遇转折处顿按明显，折角硬朗方正；字重心渐左，显字小而张力十足；行列自由排布，有成“S”形，气势张扬。与太和二年（478）《杂阿毗昙心经卷六》、太和十一年（487）《佛说灌顶章句》、延昌二年（513）《华严经》等写卷作品“碑化”意味增强。

《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一》正光二年（521）书，用笔自然清爽，笔法灵动，似不经意书之，文字隶意基本退去，如“大”“正”“能”等字略带行书笔意；行距疏朗，作品风格体现空灵之气。因孝文帝迁都洛阳，当地僧侣较少经文需求量大，故书写较自由散漫，属“另类”形制。此作与同年写卷《华严经卷第三》写法亦之相仿。

另外敦煌写经中行草书写本的代表作有南北朝写本《弥勒上生经述赞第一》 、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七月写本《律抄一卷》、北魏普泰二年（532）的《律藏初分卷第十四》、北魏景明元年（500）《维摩义记》等卷，都表现出明显的东晋“二王”笔意，结体上仍取章草体势，颇具隶意；风格较为洒脱豪放，既有南朝文人之雅逸又不失北魏游牧民族雄强、古朴率真之风，整体突显朴茂厚重之感。

总之，北魏早期书法是介于隶楷之间的特殊样式，随着朝代更迭与南北文人书法交流增多，原有隶书笔意渐少，正体楷书意味增多，逐渐形成带有本民族特色之外的新体式。就南朝而言，由东晋“二王”引导的新体趋于成熟，已然较早地出现成熟楷书甚至带有行书意味的经卷；由于南北文人之间互动渐趋频繁，南朝文人书法审美也带有了敦煌佛教思想与北魏写经书风。

南北朝时期，与北方相比，南方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发展皆为盛兴。谈及南方佛学，河西僧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如智严、宝云西域求法归来都来到南方，在建康积园寺共同译出《普耀》《广博严净》《四天王》等佛经典籍，宝云曾译《新无量寿经》。《高僧传》卷三《宝云传》曰：“（宝云）安止道场寺，众僧以云志力坚猛，弘道绝域，莫不披衿咨问，敬而爱焉。”[7]103玄畅，金城人，于凉州出家，师从北方著名禅师玄高，北魏太武帝年间因祸乱逃往扬州。《高僧传》卷十一《释法期传》云法期为玄畅弟子，学业过人，玄畅很赞赏，因而叹曰：“吾自西至流沙，北履幽漠……唯见此一子，特有禅分。”[7]419可见玄畅西行修行悟道，为南方带入了西域佛法的智慧。慧览，酒泉人，在尉宾于达摩比丘受禅开始学习佛法。不久东归，路经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见览问道，遣使并集资建蜀立左军寺，览居之后移往罗天宫寺，不久后又东下建康城，止步于钟山定林寺，进行传经授道。

上述河西南下的僧人中被南朝统治者称为僧主、寺主，寺院纲领、法主等人如宝云、弘允、道猛、道法、法援、道温、法颖、僧慧皆从北魏河西南下定于南朝各地进行佛经译写活动，亦将北魏敦煌佛学传入南方。

永平元年（291）西晋爆发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南北朝开始分裂，晋室南渡，中原文人士族南迁，政治中心从洛阳转至建康（今南京），亦将中原文化带入南方。关于侨姓士族周一良先生认为“琅琊王氏、高平郗氏、兰陵萧氏、陈郡谢氏和袁氏、彭城刘氏等原在河南、山东的南部或江苏的北部”，后迁至南方，成为侨族大氏，其中“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为最高贵的士族”。[8]刘宋初仅有朱龄石、朱超石兄弟，二人皆出身将门，都擅长尺牍书法。[9]著名书家还如王弘、王昙首、王思玄、王僧虔、王慈、王志、王俭、王彬、王筠、释智永、谢灵运、谢方明、谢综、谢朓、谢贞；颜腾之、颜协、颜之推、陆彦远、陆杲、郗绍、郗徽、萧思话、萧道成、萧子良、萧衍、萧子云、萧特等人。

这些名门望族大都以家族传承为主体，书法五体皆通。有人从北魏佛教的文化中心洛阳带来不同的佛学思想，尤其是西域佛教的理念直接削弱了东晋南朝以来“玄学”为尚的核心地位，逐步发展为佛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思想。此时书法讲求空灵、静雅、清逸的禅味同时又不失民族特色，最具代表性书家如：

1.刘义隆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407—453）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宋武帝刘裕第三子，博涉经史。他非常重视佛教，听闻寺中僧人告以佛化有助政教之说，随即亲自抄译佛经，宣扬佛法；后来常与慧严、慧观探究佛理。先后令道猷、法瑗讲述竺道生的顿悟义。书法善隶书，自比东晋书家王献之，其字与羊欣比之“天然胜羊欣，功夫少于欣”，禅意甚浓。用笔空灵劲炼，结字稳重古朴，整体风格与北魏敦煌写经中厚重古拙、自然率真一类书体相近，体现佛家“性空”的禅学与心无杂念的自然之境。

2.谢灵运

谢灵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精读史书，兼工书画。自幼喜好佛学，曾深入阅览经藏，究其佛理，南朝宋年间他与昙隆、慧远、僧苞、竺道生等名僧常交往互动，这些僧人游历于北魏中原，深受敦煌佛教影响，他们综合了北方禅学与南方般若学。其间校订《北本涅槃经》译为《大涅槃经》，撰有《辩宗论》《金刚般若经注》《涅槃经注》等经著。

谢灵运创作的《入道至人赋》把佛教去欲净心的“至人”形象塑造成“推天地于一物，横四海于寸心”这样一个超越有限而到达与佛同源的绝对精神境界。书法善草、隶，遗憾的是谢灵运书法作品在两宋时已失传。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五曰：“复见三谢两张，连辉并俊。若夫小王风范，骨秀灵运。快利不拘，威仪或摈。犹飞湍激石，电注雷震。”

3.萧衍

南朝梁武帝萧衍（464—549），出身兰陵萧氏。他才思敏捷，通经史，为“竟陵八友”之一。他善音律，精书法，功绩在于为品评书法确立了重“神韵”的审美法则，著有书论《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古今书人优劣评》《书评》四篇。书法作品《数朝帖》《异趣帖》皆为草书，前帖用笔流畅轻盈，字间引带相连，不失今草风韵；后帖风格近似章草之意，但用笔弱化波挑笔势，结体保留较多章草体势，字字独立。

萧衍以佛教为南梁国教，在南方大力推行“佛教化运动”。萧衍以国家之力大造佛寺近3000座，僧尼近100万人。天监十八年（519）他在华林园受戒，亲自带众修行，在寺院里受戒抄经，法名“冠达”。萧衍发展出一套佛学理论“三教同源说”，认为儒、佛、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同时萧衍的《金口玉律》缓和了人们的思想冲突，对佛教的推广大有帮助。北魏中原官民因战乱疾苦投奔南梁，带来大量北魏佛经典籍，他广纳贤哲，长期供养寺中以主持讲佛之用，现有记载其所撰经书《乘论》《涅果经疏》等。

南齐书法代表南朝书风的主要特征，它继承魏晋尚尺牍之风的同时也接受北方铭石之风，出现许多如北魏早期隶楷体势的经卷，最为著名的则为南齐建武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图1）敦煌研究院藏0323号（D0673）墨书，其高24.7厘米，长540.3厘米，首尾俱全，中部残损，白麻纸乌丝栏格，栏宽1.66厘米，单纸长45厘米；书27行，行17字，共11纸又2行，总315行。书法风格融隶楷之意，圆笔以隶意为主，偶有见方，起笔方近魏碑体势，收笔向上波挑存有隶意，与其风格相近的有北魏皇兴五年（471）《金光明经卷二》、北周《大般涅槃经》等经卷。这种摒弃南北书风之别，明显说明地域差异并没有阻断北朝与南朝书风的相互传播。

图1 南齐建武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墨迹本（局部）

南朝陈著名僧人释智永一生与佛结缘，本姓王，为晋代书法大家王羲之第七世孙，山阴永欣寺僧人，名法极，人称“永禅师”。智永少时与兄惠欣出家，他们最初拜师学佛于会稽嘉祥寺，后常居永兴寺参禅学佛，临池学书。他对禅宗“性自天然”、书道“源于心悟”深有体会。他认为书道玄妙源于自然神遇，不需过多追求外在，主张书法“自悟”说。其通经史《般若》《法华》诸经，书法尤以楷、行、草兼能。书有《真草千字文》，曾写八百余本，流传甚广。

观其作品《真草千字文》，真书法度谨严，一丝不苟，他以草意写楷书，字形生动活泼，略似行楷流畅自如；草书沉着稳重，似用楷意书写，气脉相连。宋米芾《海岳名言》评曰：“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10]风格特点与北魏中后期写经《佛说佛名经卷第二》（图2）相继，这卷写经的年代比《千字文》稍早，写于6世纪早期，其高28厘米，长504厘米，经卷存有13纸，每纸24行，行17字，白麻纸。其风格属俊秀清逸类，是为魏楷成熟期的写经。观得此经结字皆呈右上倾斜，内紧外松；用笔灵动自如，行楷意味甚浓，用墨饱满浓密。如“来”“世”“德”“名”等字用笔、结构皆与《千字文》并无二异，二者结构都表现出中宫收紧态势，边括舒展自如，结构紧密又不失温雅之风；主笔突显，副笔紧收，起笔多空中落笔，轻盈飘逸，收笔处重顿下压，表现出成熟楷书的用笔方法。整体书风以“二王”为主，温润尔雅，风神娟静，且不失魏楷厚重古拙、刚劲有力之感，表现出超逸脱俗的禅妙之境。

图2 北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卷第二》墨迹本（局部）

除上述列举，南朝四国大量的文人大夫、帝王将相皆信佛法。如琅琊王氏王弘、王微、王昙首、王筠等皆与佛缘；吴郡陆氏陆澄、陆彦远、陆杲均参禅修佛；陈郡谢氏谢方明、谢综、谢朓等讲佛议理。他们将佛门思想引入书学，创造书法空灵静谧的禅意。刘宋明帝刘彧、宋武帝刘裕、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萧齐高帝萧道成等人在专研佛法之上精通书法，时常与文人大夫、众僧等人交流佛法，日夜抄经颂德，用精妙的文字展现自身的佛学境意。

魏晋南北朝是传统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文人大夫的南北往来显于频繁，南朝书法的文人之气带给北方各族使文字趋于成熟，与此同时南下的文人也将北方文化传入南方，尤以僧侣南北往来最盛，他们以传授佛学思想为基，融入玄学之理，为南朝文人书法增添禅意。另外，由于存在地域、民风民俗、社会环境等差异，南北两地书法风格呈现出不同特点，我们要看到二者存在的规律变化与书法文字发展的内在共性逻辑，为以后研究佛学与书法的交流开辟出新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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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收.魏书：释老志：魏书：卷一百一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3.

[5]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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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7.

[8]刘连杰.南北朝士族书法关系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5：6.

[9]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292.

[10]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362.

（孟云飞转自《书画世界》 2023年第2期 P7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