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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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是民族文化的产物，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特征，而地名又是承载文化的活化石。本文旨在通过对青海民族语地名的分析，以探求其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
关键词：青海；民族语；地名；结构；文化；
著名的语言学家L·R·柏默说过：“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因为他们时常供给重要的证据，可以补充和证实历史家和考古家的话。”语言跟地理关系密切的部分是地名。从语言学的角度说，地名无非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一种代表某一地理区域的专有名词。但是从文化的角度说，地名不仅仅是简单的符号，也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地名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门和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民族学关系密切的边缘学科。透过地名的宏观文化考察，人们能获得丰富的历史背景信息，它能重现一个地方或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面貌。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世居着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其中藏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由于青海民族成份多，语言复杂，地名情况就更复杂了。其境内有许多地名就是以这些民族的语言命名的，有许多地名就是据当地民族语言翻译的，或音译，或意译，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相互接触交融的产物。诸多的民族语言，加之以各民族的历史和语言长期处于十分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所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语言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地名中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历史的遗迹。本文试通过对部分青海民族语地名的分析来探求其中蕴含的文化。
一 民族语地名的语言结构成分分析
青海历史上大部分地区属于古羌地，见诸记载的民族语地名多是以藏语或蒙古语命名的。这些地名除了具有地名学上一般地名的语言特征外，也有一些民族语地名的特有形式。对这些地名进行语言上的分析，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以下几种情况：
1．用民族语专名加民族语通名合成的地名一个地名通常是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的，民族语地名亦是如此。如岗日（藏语“雪山”，岗意即雪，日意即山），即是由专名“岗”加通名“日”组成的。玛曲（藏语“河”），“曲”藏语即“河”的意思。再如约古列宗曲、当曲、杂曲、直曲、尕尔曲、布曲等，意即“××河”。像这种地名在汉语中一般是由专名修饰或限制后面的通名而组成的一个偏正结构，如凤凰山、柳树湾，而在藏语中还往往把专名放在通名后面，形成前正后偏的结构，如：曲什安（藏语意为青色的河）。
2．民族语专名加汉语通名构成的地名地名的语源层次是以居民成分的历史层次为前提的。青海诸多地区在历史上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区或是多民族杂居区，因此，地名如果从语言层次分析至少有三重层次：当地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方言地名和汉语书面语地名。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语地名产生较早，可以称之为“底层地名”。如茶卡盐湖，茶卡在藏语中意为盐。诸如此类有可鲁克湖、苏干湖、多柯河、雅拉达泽山、库库诺尔岭等。这些地名都是在一个民族语地名后又加缀了一个汉语通名。民族语专名加汉语通名的地名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即民族语专名中实际上已经有了通名的成分，而后加的汉语通名则实质上是一种重复。如祖尔肯乌拉山，乌拉在蒙语中意为山；再如冬给措纳湖，措（措纳）藏语意为湖、海。罗常培先生将这种地名结构叫做“叠床架屋”，他认为“靠近边疆的地名翻译成汉字时，因为当时的翻译人不晓得原来的语义”而闹出的笑话。但笔者认为这种地名的翻译虽然通名重复，这并不是完全由于翻译者不懂民族语而导致的。在我国，以汉语作为通用交际语的情况下，这种译名方式还是有必要的。
3．民族混合语地名这种结构的地名是指除上面提到的民族语专名加汉语通名之外的另一种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构成的地名。青海地名中最多见的是以藏语与蒙语构成的，或汉语与藏语、蒙语构成的。如峨堡大南山，“大南山”为汉语，“峨堡”为蒙语，意为“石堆”，实指带有宗教性质堆垒起的石头堆。黄南州河南县的优干宁是蒙藏语合成的地名，其中“优干”是蒙古语方言词，意为汉族，“宁”是藏语，意为阳坡，合成即汉族人经商的阳坡。再如班前，“班”来自梵语“班智达”，是指有学问，“前”是藏语“大”的意思。汉语与民族语混合构成的地名一般是在民族语地名前加上一个起限定或修饰作用的汉语语素构成，形成汉语＋民族语地名或汉语＋民族语＋汉语通名的结构。最为常见的是为了避免异地重名而在民族语地名前以汉语方位词冠之。如上塔迈、下塔迈，上贡麻、下贡麻，东台吉乃尔湖、西台吉乃尔湖等。
4.同地异名或异地同名同地异名，即同一个地方有几个相互间毫无关系的名称（一般是一地双名）。闻名遐迩的全国最大内陆咸水湖青海湖，据《水经·河水注》载：“湟水又东南迳卑禾羌海北，有盐池。阚
民族地区的一地双名，从地名总数上看，它们只是很小的地名群，但是由于这种独立成对的名称，时常用来命名大的地形物和居住地，因此它们的重要性远比它们的数量显示重要得多，如果把这种一地双名在地图上表示出来，则能明显看到我省双语分布的情况。
异地同名是指不同的地方使用了同一名称，也就形成了重名。这种重名现象是由于虽然不同处一地，但命名者的命名角度一致而造成的，这些命名者所处的地方在自然景观或文化背景上有种种相似点，或是他们在命名时的思维方式一致。重名现象无论是民族地区还是汉族集中的中原地区都是存在的。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民族语地名虽然在翻译过程中写法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一名称。这可能是译写者故意将之写作不同而避免重复。如曲麻来县的秋智和果洛的久治皆是藏语“团结”的音译。再如玉树东部的扎朵和其南部的杂多，是藏语的音译，藏语中“杂（扎）”的本义是指高山顶上的岩石和流沙，“朵（多）”指上游，因两地都处于扎曲河上游而得名。
二 民族语地名文化意义分析
地名是一种语言符号，它借助语言中的一个词或词组以表示一个地理部位。地名本身的意义可以形象地反映地点的面貌特征、历史文化、宗教色彩等等。地名是地理实体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既不是地理实体本身，也不是和地理实体毫无关系的虚构，而是客观存在和主观认识的对立统一。地名的文化意义分析，实际就是分析人们是怎样为地理实体命名的。根据青海民族语地名所表达的意义，我们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表明了地理位置青海幅员辽阔，境内有许多著名的山川湖泊，又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所以有许多地名即是以这些山川湖泊水流为坐标来命名的。如青海环湖地区的许多地名既是以青海湖为坐标命名的。再如玛多，藏语意为“黄河源头”；群科，藏语意为“黄河岸的颈部”等，是以黄河定位的。治多，藏语意为“长江上游”；前面说到的“杂多”“扎多”是以地处扎曲河上游而命名的。
2．描述自然景观这类地名主要是对地形和自然地物的描述。青海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等，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长年的游牧迁徙使得他们对周围的地理环境有较大的依赖性，这些关于地形描述和自然地物描述的地名与他们从事的畜牧业与地形和自然地物的关系密切是分不开的。有关于地形记述的：如龙羊（藏语，意指深渊、悬崖）；智清松多（藏语：六大三岔口）；乐都（藏语：沟口）；尕巴松都（藏语：尕干曲，巴曲会合三岔地）。有关于地形描写的：如藏语地名中的直曲，意为母牦牛河，形容长江源头象母牦牛鼻孔中流出的两股泉水；年保－日则，意为险要而华丽的山峰；各拉丹东，意为高高尖尖的山峰；约古宗列曲，意为流经炒青稞浅锅形状盆地的河；大武，意为丢了马的地方，意思是说这里地形辽阔，人不易辨明方向易丢失马。再如，各姿各雅（壮观的山），曲沟（回旋的河湾），玛沁（最高大的山）等。蒙古语地名中的如柴达木，意即辽阔的地方，《西域同文志》卷十六：“蒙古语，柴达木，宽广之谓。滨河境，地宽敞，故名。”还有祖尔肯乌拉（心状的山），土尔根达坂（快速紧迫的山岭），德令哈（广阔金色的草原）。有关于自然地物的纪录：过马营，藏语意为多泉滩；当曲，藏语意为沼泽河，因其两岸沼泽星罗棋布，故名；多柯河，藏语为石头谷；扎青，藏语为大岩口。蒙古语地名的如：可鲁克湖（意为多草的芨芨滩），霍鲁逊湖（意为芦苇湖），泽令沟（马莲草）等。青海由于海拔高气候寒冷，许多地方常年积雪不化，也形成了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如玛卿岗日（藏语雪山），岗龙（藏语雪沟），莫云（蒙古语雾滩），鱼卡（蒙古语冬眠的河），都兰（蒙古语为暖和）等都反映了当地的气候特征。
3．运用颜色词的地名用颜色词的地名一般说来应该与当地的自然景观、植被覆盖以及地貌特征、气候特征等有最为直接的关系。如鄂陵湖，据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46青海厄鲁特《山川》记载：鄂灵海（鄂陵湖，笔者注）“在查灵海东五十余里，周三百余里，其形自东北趋西南，东北狭，西南广，黄河经其中，自东北流出，湖水色青而形长。”“鄂陵”，藏语意为“青蓝色长湖”。又载：查灵海（扎陵湖，笔者注）“在黄河源鄂敦他拉之东，广二百余里，······湖水色白而形长。”“查灵”藏语意为“灰白色长湖”。由此可见，这两处地名是从视觉角度，据其形色而命名的。再如，察尔汗盐湖，其地处柴达木盆地中部，为闻名中外的干盐湖，面积1500平方公里，石盐沉积厚度一般为30米，最厚达60米，青藏铁路和公路穿越盐层之上，有万丈盐桥之称。如站在此处一眼望去周围皆“银装素裹”，“察尔汗”蒙古语为“白滩”。青海的许多带有颜色词的地名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人们的崇尚心理、宗教信仰有关，有些反映了民族的迁徙、融合、交流的历史。班玛县的赛来唐，藏语意为青灰色，是以此地放马的毛色而命名的。海西州的柯柯，蒙语意为“青色”，相传蒙古族和硕特部从新疆迁徙于此地建旗，最先进入的是骑着青灰色马的12名勇士，故该旗以青灰色命之，后成为地名，它反映了一个民族迁徙的历史。在我国北方的一些民族都习惯把方位和颜色联系起来表示某种含义，如北方－黑色、南方－红色、东方－青色、西方－白色等。蒙语地名中有许多与白色有关的，如察汉托洛亥（白头山）、察汉布拉（白泉）、察汉哈达（白石崖）、察汉乌苏（白水）等。再如带其他颜色词的地名：冬给措纳湖（藏语，黑色的湖），哈拉湖（蒙语，黑海子），唐乃亥（藏语，黑滩），乌兰（蒙语，红色），乌兰乌拉（蒙语，红色山），楚玛尔河（藏语，红水河），乌兰木伦河（蒙语，红江水）等等。这些地名有些是以视觉角度从形色上命名外，有些恐怕就不能仅仅从表面意义上去理解，而应该从民族的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去研究。
4．反映了历史上民族的分布、迁徙和交往情况青海民族语地名中以原先的部落名称来命名该地，反映了民族分布的情况。如：玉树，本部落名，为囊谦千户属下的四十族之一，县因部落为名。据1985年版《玉树藏族自治州概况》说：玉树，藏语意为遗址。“据传玉树族的第一代头人垦布那钦建立部落的地区是格萨尔王妃朱毛的诞生地”，故名。湟中的鲁沙尔，藏语意为“新部落”。久治县的索乎日麻，藏语意是“蒙古人的部落”。还有达日的桑日麻，藏语意为“隐蔽的部落”；特合土，藏语部落名，“特合”意为老虎，“土”是上方、上面的意思。都反映了部族居住分布情况。不同民族的交往、接触，以及一个民族迁徙的历史，往往在地名上留下语言的痕迹。人们从不同民族的语言里可以考证民族交往和迁徙的历史。青海境内的疏勒山，有学者认为疏勒是“粟特”一词转变而来。牛汝辰在《中国民族语地名的多元化背景》一文中说：“粟特为一中亚古代民族。粟特语从发现的地区分布看，也是广泛沿着西域交通路线而使用的。粟特人在古丝道上活动的时间自东汉已经开始。······今天沿着古丝道分布的‘疏勒’地名，正是古代粟特人在古丝路上活动和迁徙的写照。”再如玉树州的囊谦县，本囊谦土司，为玉树二十五族之首。据《囊谦王系谱》称，其先祖有名吉乎·枯隆荣布者，曾任内地某朝皇帝的大相。吉乎枯隆荣布传至四十四世为直哇阿路，率部由今康定地区迁至今囊谦地区。因先祖吉乎·枯隆荣布曾任内大相（囊伦钦布），故名所居地为“囊谦”。本文前面所谈到的一地双名、混合语地名也从语言上反映了各民族之间杂居、交往的情况。黄南的优干宁即如此。这充分体现了蒙藏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是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历史写照。
5．反映了民族的崇尚心理和宗教信仰“地名形成的原因千差万别，多种多样。不过有资料表明，最古老的地名渊源于图腾名称。这是地名最初产生的一种途径。”一般认为，藏族有四大图腾崇拜，即龙、鹏、虎、狮子。这些崇拜物也反映到了地名中。天峻的舟群，藏语舟是“龙”，群是“金翅鸟－大鹏”；生格，译成藏语为“雄狮”。特合土，“特合”藏语是虎，在此是指一个以虎为图腾崇拜的部落。达卡，藏语意为“虎城”。牦牛是青藏高原所特有的动物，它与藏族人民的生活关系密切，人们对它也是情有独钟，许多地名即以牦牛来命名的。直曲、布曲藏语意为母牦牛河，“玉皇大帝的牦牛奉命下到人间，发现玉树这块美丽的草原，受到人们最崇敬的欢迎。牦牛感动了，跑上一座高山，向着玉树草原，大吼三声，从鼻孔里喷出了两股牛奶般的清泉水，泉水越流越大，就成了牦牛河。”这虽然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反映了藏族人民对牦牛的热爱，牦牛也就逐渐成为藏族所崇拜的图腾，而且后来演化为山神。牦牛图腾被神化以后，他们把牦牛的某些器官也作为神物，以禳灾驱魔。传说藏族英雄格萨尔用神兵收服红铜角野牦牛后，“拿野牦牛的头和角，作了霍尔黑魔姜国门国的招魂物，把它们放在奔木惹山（阿尼玛卿）的北方象毒蛇奔跑的地方以降服四方妖魔，降服十八大城。”至今在藏区的一些山岭、房屋门槛上都摆着牦牛角，或者在玛尼堆上供奉牦牛角。藏族的牦牛图腾崇拜在地名中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巴颜喀拉山脉之雅拉达泽山，“雅拉”即为“牦牛角”意。
自从7世纪佛教传入青海后，就有了许多带有宗教色彩的地名。有的地方以佛教寺院的名称为地名，如称多县的竹节寺就用的是当地寺院名，“竹节”藏语意是“修行”的意思。久治的白玉镇因白玉寺而得名，“白玉”藏语意为“吉祥之地”。共和县的切吉，藏语意为“法王”，佛教传入藏区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被藏族尊称为法王。祁连县的峨堡乡，“峨堡”系蒙语，是指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大土堆。反映宗教信仰的地名在青海民族语地名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也是民族语地名的一大特色。
以上就青海部分民族语地名的结构特点和其所表现的文化意义进行了粗略的分析。实际上青海民族语地名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远非这些。地名是人们赋予地理实体的名称，是属于观念形态的形象，而人们的观念是复杂的，他们可以通过地名来寄托自己的意愿，反映民族的心态和风俗，也可反映民族的地理、历史、语言文化等，由此看来文章对青海民族语地名的分析也只是蜻蜓点水，挂一漏万了，还求方家指正。
作者：谷晓恒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选稿：易欣嘉玉
编辑：徐和惠子
校对：欧阳莉艳
审订：杜佳玲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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