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修道士的厕所里都装饰着他的纹饰”
阿尔比奇家族的领头人里纳尔多·迪·梅塞尔·马索(Rinaldo di Messer Maso)曾经是一名军人,也做过外交官。他是一个自大、骄傲、容易冲动的人,而且故步自封、反对改革。他对内坚定地维护寡头政治,如果有必要,甚至不惜将次要行会的数量减半;对外则主张通过武力在战场上打败佛罗伦萨的敌人们。那时他已经迫使执政团陷入了与米兰毫无结果的征战;在1429年他又极力鼓动向与米兰联手的卢卡(Lucca)宣战。佛罗伦萨和卢卡的恩怨由来已久,他们是彼此在丝绸贸易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击败卢卡的想法在佛罗伦萨城内受到欢迎,连科西莫本人后来也哀叹卢卡凭其从山脉地区延伸至海边的广阔疆域,战胜了各种征服它的尝试,屹立不倒。不过科西莫并不认为此时是加入战争的好时机,而且尽管他同意在紧急成立的十人战争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却仍带有明显的不情愿,并且暗示在阿尔比奇家族的领导之下佛罗伦萨军队不可能取胜。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卢卡人向米兰寻求援助,应他们的要求,公爵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向卢卡派出了伟大的雇佣军(condottiere)指挥官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佛罗伦萨的雇佣军根本无法和斯福尔扎的队伍抗衡,于是佛罗伦萨的执政团花了五万弗罗林币将其收买;然而米兰公爵又为卢卡找到了一个有才能的将领尼科洛·皮奇尼诺(Niccolo Piccinino)。十人战争委员会随即又想出了更复杂的退敌之计,他们想引塞尔基奥河(Serchio)的河水冲垮卢卡搭建的防御壁垒。不过,这个计策也如反对者们所预计的那样失败了:卢卡驻军趁夜色冲出卢卡,推倒了佛罗伦萨人的水坝,河水倾泻而下,反而灌入了佛罗伦萨人的营地。到1430年秋天,科西莫认定再与这个损失惨重、耗资巨大的战争有任何瓜葛都是不明智的,于是就以希望别人也有机会为战争委员会出谋划策为由,退出了委员会,离开佛罗伦萨前往维罗纳(Verona)。
在科西莫缺席的情况下,他的敌人开始散布谣言,称科西莫妄图利用自己的巨额财富收买雇佣军首领入侵佛罗伦萨共和国并推翻政府。有些人相信了这样的谣言;有些人虽然不信,却也乐于利用这样的谣言来解决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伙儿心存不满的贵族和大领主们一起去拜访了长者尼科洛·达·乌扎诺(Niccolò da Uzzano),他是佛罗伦萨最受敬重的政治家。这伙人的目的不仅是探询尼科洛如何看待他们攻击科西莫的提议,更是想获得他的支持。尼科洛在自己位于巴尔迪街的家中接待了这些人,虽然礼貌地倾听了他们的提议,但态度却是谨慎且不支持的:就算真的有可能除掉美第奇家族,让阿尔比奇家族势力更加壮大也未必就是好事,他们很可能会变成像米兰的维斯孔蒂一样的专制暴君。再说,最后的结果更有可能是,谁也无法彻底除掉美第奇家族。如果对两大家族的支持者做一番比较的话,阿尔比奇一方不见得能占到多少优势。而且念及以往美第奇家族的恩惠,社会下层民众肯定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此外,美第奇的支持者还包括城中几个最显赫的家族,如托尔纳博尼家族(Tornabuoni)和波尔蒂纳里家族(Portinari)都与美第奇家族有各种密切的生意往来;其他家族也从美第奇那里贷了款或收了礼物;还有一些则是通过联姻与美第奇家族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科西莫的妻子孔泰西纳所属巴尔迪家族,以及科西莫的弟弟洛伦佐的妻子吉内夫拉·卡瓦尔坎蒂(Genevra Cavalcanti)背后的卡瓦尔坎蒂家族和马莱斯皮尼家族(Malespini)。除此之外,在关系密切的人文主义者圈子内部,科西莫也有数不清的好朋友;相反,公然指责新古典知识与基督教信仰相对立的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则在这个圈子中树敌无数。
尼科洛·尼科利(Niccolo Niccoli)、卡洛·马尔苏皮尼(Carlo Marsuppini)、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和安布罗焦·特拉韦尓萨里(Ambrogio Traversari)都是科西莫的密友,而这几位杰出的人物在佛罗伦萨的社会里都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风流倜傥的尼科洛·尼科利是一个富有的佛罗伦萨羊毛商人的儿子,此时他已经六十六岁了,是这几个人中年纪最长的。他总是衣冠楚楚,是一个相当挑剔、吹毛求疵的业余艺术家。他从不关心家族生意,而是把继承来的财富都用在了他美丽的豪宅和了不起的收藏上。他的收藏品包括图书、手稿、勋章、钱币、凹雕玉石、浮雕和花瓶,“没有哪个到佛罗伦萨来的尊贵客人会错过参观他的藏品的机会”。科西莫比尼科洛小二十五岁,尼科洛开始收藏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科西莫深受尼科洛的影响,也开始进行类似的收藏。两人曾经计划一起去圣地(Holy Land)寻找古希腊手稿,但是这一行动并没有得到科西莫的父亲乔瓦尼·德·美第奇的支持。他可不想让儿子跟尼科洛一样“不务正业”,在科西莫被尼科洛其他奇思妙想引诱之前,乔瓦尼就把他安排到家族银行里工作了。尼科洛收藏的书籍超过八百本,这一数字直到他去世时还在不断增加,算得上当时最大的藏书规模了。他对收藏古董的痴迷程度至死不减,为此不惜卖房卖地,甚至向科西莫借钱。他本人从未创作过一本著作,因为他写的每段话都不能满足自己严苛的要求;不过他倒是创造了一种手写体,能够让抄写员更快、更整齐、更美观地抄写手稿,这种字体后来成了早期意大利印刷界使用的斜体字的基础。尼科洛甚至成为来佛罗伦萨的游客们好奇的对象,他们在街上追寻他经过时优雅高贵的身影,但是又被提醒他其实脾气不好,有时甚至会唐突无礼。唯一能让尼科洛感到惧怕的人是他那泼辣的情妇,这个女人曾经还是他另外五个兄弟之一的旧情人。这件事让他的家人都很反感,直到有一天他的两个兄弟实在忍受不了她的傲慢无礼,直接把她捆起来鞭打了一顿。对噪音敏感到连“被困住的老鼠发出的吱吱声”都听不得的尼科洛在听到情妇的尖叫时,竟然被吓哭了。
尼科洛的大部分手稿都是由他的朋友波焦·布拉乔利尼搜集来的。波焦·布拉乔利尼被认为是一位学者、演说家、散文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他还写过一个名为《波焦·布拉乔利尼笑话集》的系列作品,内容都是些诙谐低俗的小故事。波焦1380年出生在佛罗伦萨附近一个小乡村里,父亲是个贫穷的药剂师。波焦年纪轻轻就赤手空拳地来到佛罗伦萨闯荡,他想尽办法获得了一个进入菲奥伦蒂诺学院(Studio Fiorentino)学习的机会。这所大学是1321年教皇被逐出博洛尼亚后创办的。作为该校的董事之一,科西莫极力推动这里的学科扩建,除了已有的语法、法学、逻辑学、占星学、外科学和医学等学科外,又聘请了伦理学、修辞学和诗歌学方面的教授。波焦学习的是法学,后来加入了律师业行会,并进入教廷负责撰写宗座牧函。波焦也陪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参加了康斯坦茨会议,几年之后他又和科西莫一起前往奥斯蒂亚(Ostia)度假,并在那一地区进行了一些考古研究。波焦足智多谋、有魅力、乐观、好享乐、幽默、智商极高,而且为达目的不惜使用贿赂修道士之类的手段。他作为尼科洛·尼科利的代理到德国、法国和瑞士寻找失传的手稿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但找到了各式各样隐藏的珍宝,更发现了一些失传已久、据说只有部分残存于世的手稿的完整版本。有一次,他到瑞士的一个修道院,那里的藏书室就设在塔楼底部昏暗、肮脏的地牢里。波焦在那里发现了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和阿比修斯(Apicius)的烹饪书,以及昆体良(Quintilian)的一本罗马教育方面的重要书籍。
至于那些不能够用钱买下的文本,波焦就亲自用一种优美、易识、间隔适度的手写体抄写下来。他参考的样式是十一世纪的卡洛林手写体,而非后来取代它的令人疲倦又粗笨的哥特式。科西莫看过波焦的抄本后,决定把自己所有的藏书都按类似的字体重新抄写。这种字体也同样受到早期意大利印刷界的青睐,并将其作为罗马字体的基础,就如他们将尼科洛·尼科利的手写体作为斜体字的基础一样。波焦的手抄本实际上成了现代手写体和印刷体的起源。
然而,波焦并不像有些人文主义者那样因醉心于学术而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他纵情于声色犬马,连工作的时候也喜欢有漂亮的姑娘陪伴左右。他给尼科洛·尼科利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他正在拓写碑文,却被两个观看他工作的姑娘吸引住了,结果把正事抛到了一边。尼科洛听了感到非常惊讶,可是波焦却回答说:工作的时候,他更愿意有窈窕可人的姑娘,而不是“长着长角的水牛”陪伴左右。波焦有好几个情妇,仅他承认的私生子就有十四个之多,但是他完全有能力供养他们。凭借他的经济头脑和在教廷里的人脉,波焦挣了很多钱。他直到五十五岁才决定结婚,对方毫不意外又是个只有十八岁的美人,还带着丰厚的嫁妆。波焦用这笔钱买了一栋大宅,和妻子又生了六个孩子。
和波焦一样,科西莫的另一个人文主义者朋友——莱昂纳多·布鲁尼——刚到佛罗伦萨时也是个穷小子。他也在菲奥伦蒂诺学习法律,在教廷任职并且积累了不少的财富;但是比起波焦,莱昂纳多绝对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他长着一个尖鼻子,给人感觉很机警,有些傲慢,其他人文主义者认为他有“绝顶的口才”。莱昂纳多强烈反对尼科洛·尼科利包养情妇的事,而波焦在他看来根本就是堕落腐化的典型。莱昂纳多为了和一位受人尊敬、极度富有的年轻姑娘结婚而放弃了在教会里继续发展的念头。婚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与翻译中,并且在政府里为佛罗伦萨的公共事业鞠躬尽瘁。他极力宣扬佛罗伦萨是古代共和国体制的继承者,并最终成为佛罗伦萨的总理大臣并长期任职。他的美名传扬甚广,甚至连西班牙国王的使节都曾拜倒在他高贵的红袍之下。
科西莫的另一位挚友,安布罗焦·特拉韦尓萨里同布鲁尼一样受人尊敬,但是他比后者更加谦虚圣洁,是个连肉都没吃过的苦行僧。特拉韦尓萨里从罗马涅地区(Romagna)来到佛罗伦萨。他的家族在罗马涅地区拥有大片的地产,他也刚刚当上苦行的卡马尔多利会(Camaldolite Order)的代理主教(Vicar-General)。特拉韦尓萨里还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学者,他自学了希伯来语,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事实上,他可以随口把希腊语翻译成通畅、优美的拉丁语,其速度之快,连尼科洛·尼科利这位佛罗伦萨城里写字最快的人都跟不上他口述的速度。特拉韦尓萨里比科西莫小三岁,他为科西莫翻译了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所有著作,包括那些他诚实的精神所无法苟同的不洁段落。科西莫经常出入特拉韦尓萨里在安杰利圣母修道院的房间,而面对即将发生的美第奇家族与阿尔比奇家族的冲突,他更是对特拉韦尓萨里感激不尽。
另一个经常出入修道院的是卡洛·马尔苏皮尼。他来自阿雷佐的一个贵族家庭,也是一名学者,并被任命为大学的修辞学和诗歌学讲师。他当时只有三十二岁,是科西莫的人文主义者圈子里最年轻的朋友,但是他的学识已经名声在外。在其最著名的一堂课上,他引用了所有已知的希腊和拉丁学者的论述。马尔苏皮尼在著书立说方面不如布鲁尼多产,但也不像尼科洛·尼科利那么苛刻挑剔。他把一两本希腊著作翻译成了拉丁文,还写了一些诗歌警句,并为科西莫母亲的葬礼创作了一篇演讲词。
马尔苏皮尼在大学中的死对头是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名叫弗朗切斯科·费勒夫(Francesco Filelfo)。费勒夫的父母都是佛罗伦萨人,但他却是在安科纳(Ancona)附近的托伦蒂诺(Tolentino)出生的,当时他的父母就居住在那里。费勒夫不到二十岁就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古典主义学者了,并且被威尼斯委以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重任。在那里,他娶了自己希腊语老师约翰·克里索卢拉斯(John Chrysoloras)漂亮的女儿。而克里索卢拉斯的兄弟伊曼纽尔·克里索卢拉斯(Emmanuel Chrysoloras)之前是佛罗伦萨大学的希腊语教授。后来费勒夫受尼科洛·尼科利的邀请来大学授课。起初,尼科洛很满意费勒夫的才华和活力。费勒夫的课一堂接一堂,从早讲到晚,对什么内容他都能侃侃而谈,他讲西塞罗(Cicero)和泰伦斯(Terence),荷马(Homer)和李维(Livy),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色诺芬(Xenophon);此外,他还教授伦理学课程,每周要到教堂做一次关于但丁的公开讲座;所有这些活动之外,他还能挤出时间创作无数的警句、颂歌、演说词和历史故事,甚至还会翻译,只要有钱可赚。过了一段时间,尼科洛·尼科利就后悔邀请这个留着拜占庭式络腮胡的浮躁年轻人来佛罗伦萨了。事实证明,费勒夫是一个虚荣、粗暴、无礼、贪财、挥霍无度且爱记仇的人。科西莫的朋友们都避免与他接触,当他与马尔苏皮尼争论时,他们都选择支持后者。于是费勒夫转而投靠了阿尔比奇家族,替他们做舆论攻击的差事。费勒夫刚来佛罗伦萨时,科西莫不但热情款待了他,还替他付了房租;而现在,费勒夫反过头来对科西莫加以最无情的攻击。
只要佛罗伦萨的这些人文主义者还是科西莫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只要尼科洛·达·乌扎诺还活着,科西莫就不用担心阿尔比奇家族有足够的力量来毁灭美第奇家族。尽管尼科洛·达·乌扎诺总体上认同阿尔比奇家族的政治观点,但是他也一直很尊重美第奇家族,甚至在科西莫父亲的葬礼上还伤心落泪。可是到1432年,尼科洛·达·乌扎诺也去世了,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反对美第奇家族的阴谋迅速成熟起来。城里到处流传着关于美第奇家族的恶毒谣言,毋庸置疑大部分是由费勒夫传播的。这些谣言说道:科西莫穿着简朴是为了避免引起民众对他通过不法途径聚敛的财富的注意;他所谓的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心不过是追求私利者挂在口头的掩饰之词;不是有人听到他亲口说“除非是有利可图或是出于恐惧之心,否则没有人会做诚信之事”?他向慈善事业和建筑项目的捐款更是伪善,不过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花钱买良心上的安慰而已,更何况哪一笔善款不是大肆宣传,哪一座由他出资的建筑上没有把美第奇的纹饰放在醒目的位置?“连修道士的厕所里都装饰着他的纹饰!”就是在这种舆论的作用下,1433年年初的一个夜晚,有人往科西莫家的大门上泼洒了鲜血。
像1430年退出战争委员会前往维罗纳一样,此时的科西莫选择再次离开佛罗伦萨,这次他到自己在穆杰洛的特雷比奥(il Trebbio)的房产里待了几个月。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在佛罗伦萨银行里的巨额财产悄悄转移到了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分行里,还将成袋的钱币寄存在圣米尼亚托主教堂(San Miniato al Monte)的本笃会隐士和圣马可(San Marco)的多明我会修道士那里,这样如果阿尔比奇家族开始行动,这些财产就可以免于被没收。
科西莫不在城里的这段时间,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控制了执政团在九月的选举。他的操控非常隐蔽,结果九名当选的执政官中,七名都是明确支持他的。另外两名据称有可能是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他们分别是巴尔托洛梅奥·斯皮尼(Bartolommeo Spini)和雅各布·贝林吉耶里(Jacopo Berlinghieri)。当选首席执政官的是贝尔纳多·瓜达尼(Bernardo Guadagni),为了确保他的参选资格,阿尔比奇家族不得不先免去了他所有的债务。
九月的第一周,科西莫还在穆杰洛。在这里他收到瓜达尼的紧急召唤,要求他马上回到佛罗伦萨,并被告知“有重大事项需要做出决定”。科西莫决定直面自己的命运。
1433年9月4日,科西莫回到了佛罗伦萨。当天下午他就到市政厅拜见了首席执政官贝尔纳多·瓜达尼。但是贝尔纳多·瓜达尼言辞闪烁,不谈正题,只是说这个需要科西莫从穆杰洛回到佛罗伦萨的“重大决定”,要到三天后执政团正式召开会议时才能被正式讨论,同时对于城中过去几天要出大事的传言他也无可奉告。
离开市政厅后,科西莫去拜访了他认为还是朋友的在任执政官之一,但是得到的回答同样是一些模棱两可的安慰之词。随后他又去了自家的银行,毫无疑问是去转移更多的财产。在此之后,他再无他法可想,只能坐等即将召开的执政团会议。
7日上午,科西莫到达市政厅的时候,执政团会议已经开始了。在侍卫队长的押送下,科西莫登上楼梯,经过紧闭的会议室大门,被关进了牢房。很快便有人通知他说“有充分的理由对其进行关押,会尽快向其说明”。
两天后,也就是9月9日,科西莫所在牢房顶上的钟楼里,巨大的牛钟发出隆隆的响声,召唤所有佛罗伦萨人到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参加市民议会。低沉的牛叫一般的钟声响彻整个城市,市民们纷纷响应前往。但是广场入口有武装的阿尔比奇家族支持者把守,所有明确或有可能支持美第奇家族的市民都被拦在了广场之外。科西莫后来回忆说,他当时从牢房的窗口向下望,广场上被允许进入的市民最多不超过23人,他们就站在执政官们所在的位于宫殿一层的围栏(ringhiera)前。执政团秘书代表执政团询问到场的公民是否同意设立一个由200人组成的最高司法委员会来“代表人民的利益进行改革”。在场公民们恭顺地给出了许可,于是这个最高司法委员会得以顺利组建。
尽管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看似掌控了政府并强烈建议判处科西莫死刑,但是最高司法委员会的成员们却没有痛快地接受他的提议。委员会里的讨论十分激烈,迟迟无法达成共识。一些成员同意判处科西莫死刑,另一些则坚持流放就足够了,甚至有一两个委员提议应当将科西莫无罪释放。很多委员不愿意顺从阿尔比奇对科西莫处以极刑的原因显而易见:对成千上万支持他的市民来说,科西莫依然是他们心中的英雄,虽然这些人暂时被威慑和压制,但是委员们害怕死刑判决会引发强烈的反对;除此之外更令他们担忧的是,科西莫的被捕已经引发了外国势力的激烈抗议。费拉拉(Ferrara)侯爵是美第奇银行的客户,他已经代表科西莫的利益提出干涉。威尼斯共和国在财政方面也受科科西莫关照颇多,此时派出了三位大使前往佛罗伦萨全力确保科西莫被释放;如科西莫本人所说,就算大使们与里纳尔多谈不拢,他们的到来也足以“给那些本来支持判处死刑的人施加巨大的影响”。科西莫的老朋友,同时也是卡马尔多利会代理主教的安布罗焦·特拉韦尓萨里此时也拜访了里纳尔多;甚至据说还有一位更有影响力的美第奇银行客户——欧金尼乌斯四世(Eugenius Ⅳ)——也向他打了招呼。欧金尼乌斯四世是一个威尼斯商人的儿子,他于两年前继任马丁五世成为教皇。此时里纳尔多已经严刑拷打了科西莫的两名支持者,成功给科西莫扣上了叛国的罪名。其中一个支持者尼科洛·蒂努奇(Niccolo Tinucci)是一位有名的公证人,也是一位业余诗人。他被刑讯官严刑逼供,最终屈打成招,指认科西莫有意召集外国势力在佛罗伦萨进行革命。无论是特拉韦尓萨里还是威尼斯大使都不相信这份供述,佛罗伦萨的大多数市民也不相信。渐渐地,里纳尔多也被迫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判处流放要比他的亲信弗朗切斯科·费勒夫坚持要求的死刑更明智。
科西莫在关押他的市政厅钟楼牢房里获许会见了特拉韦尓萨里及少数几个经过挑选的访客。因为怕被下毒,科西莫还被批准食用巴尔迪宫送来的饭菜。但是看守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避免科西莫与外界交换任何消息,更不允许他和银行之间有任何通信。给科西莫的食物从制作到送达全程都有官员监督,他与访客谈话时也必须有守卫在场监听。不过,这个叫费代里戈·马拉沃尔蒂(Federigo Malavolti)的守卫对科西莫怀有同情之心,再加上一点贿赂,科西莫的信息还是被顺利传出了牢房。连穷困的首席执政官贝尔纳多·瓜达尼本人都欣然接受了1000弗罗林币的贿赂,如果他狮子大张口,美第奇家族无疑会全力满足,科西莫事后嘲讽地评价他是个软弱无能的人。不过,贝尔纳多·瓜达尼在收受“价格合理”的贿赂之后,就宣布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再参与委员会的审议工作,并将自己的投票权委托给另一位执政官马里奥托·巴尔多维内蒂(Mariotto Baldovinetti)。而这位与贝尔纳多·瓜达尼一样穷困的执政官自然也是美第奇金库早就打点好的。
原本的支持者都被对方收买并倒戈,美第奇银行强大的外国客户团也不断地施加压力;再加上美第奇家族忠诚的朋友们日益直白的表态,就连帕拉·斯特罗齐这样有影响力的温和派也逐渐脱离自己的阵营;除此之外,阿尔比奇家族甚至还面临着出现武装起义的危险。科西莫的弟弟洛伦佐一听到哥哥被捕,就马上和美第奇家族的其他一些成员赶往穆杰洛集结军队准备救人;与此同时,卡法焦洛的小部分美第奇家族支持者也集结了队伍;据说连雇佣军指挥官尼科洛·达托伦蒂诺(Niccolo da Tolentino)也被科西莫的朋友内里·卡波尼(Neri Capponi)收买,已经带着一队雇佣兵从比萨前往拉斯特拉(Lastra)准备参战。尼科洛·达托伦蒂诺的队伍在拉斯特拉按兵不动,因为他们担心进一步逼近会引发佛罗伦萨城内的*乱,难保科科西莫不会在混乱中被暗*。即便没有交战,还是不得不承认,尼科洛·达托伦蒂诺的存在是促使阿尔比奇最终放弃将这个令他头疼的囚犯处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9月28日,科西莫被判流放帕多瓦(Padua)10年,而他诡计多端的堂兄弟阿伟拉多(Averardo)也被判流放那不勒斯10年。至于他那不怎么抛头露面、也不那么有威胁的弟弟洛伦佐则被判流放威尼斯5年。整个美第奇家族,除了维耶里一支外,全被划定为贵族阶级,永远不得在政府中就职。他们在佛罗伦萨的组织领导者普乔·普奇(Puccio Pucci)和乔瓦尼·普奇(Giovanni Pucci)也被判流放到阿奎拉(Aquila)10年。执政团里两名没有追随阿尔比奇家族的执政官没有受到其他执政官所得的利益和嘉奖。
科西莫拥有诸多美德,但刚勇血性似乎是他一直缺少的。所以当被召唤到市政厅面前听取审判结果时,他表现得有些可怜巴巴。他辩解说除非受到召唤,他本人从来没有主动和执政团接触过,也“一直不愿担任官员职务”,而且不但没有煽动托斯卡纳地区的任何城市反抗政府,还曾经帮助政府筹集资金组建军队打击地方势力。尽管如此,科西莫还是在执政官面前郑重声明:
既然判决我流放帕多瓦,我在此声明我会遵从判决前往,并且按照你们的命令待在那里。别说是到特雷维佐地区(trevisian state),就是判我流放到阿拉伯或者其他任何完全陌生的国度,我也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你们的命令对我而言是灾难,但我依然心存感激,宁愿把这看作恩赐而非祸患……只要知道我的敌人能为这座城市带来和平与幸福,我受什么苦难都是值得的……我只恳求你们一件事,长官大人们,既然你们免我不死,就请你们保障我的性命不会丧于邪恶的市民之手,否则那将是你们的耻辱……请确保那些手握尖刀、等在广场之外迫切想伤我性命的人不会得逞。我死事小,只怕你们会背上永久的恶名。
其实执政团像科西莫担忧自己的性命一样惧怕无法控制的暴乱,因此他们下令犯人应当乔装打扮,连夜穿过圣迦尔门(Porta San Gallo)离开佛罗伦萨。全副武装的侍卫一直护送他至边境,然后才由科西莫自行取道费拉拉,最终到达帕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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