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下坡路来得比想象的要早，怎么办？

以下是如何充分利用好职业生涯的方法。

“说你再也没人要了是不对的。”

这些话出自坐在我身后的一位老妇人，她正坐在从洛杉矶到华盛顿特区的红眼航班上，飞机里一片黑暗静寂。 一个男人, 我想应该是她丈夫，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应道：“我希望我已经死了”。

女士又说：“哦，快别这么说了。”

我不是有意偷听，但禁不住。 我着了魔似的听着，慢慢在脑海里拼出了一幅那个男人的形象。 我想象有个人一生都在默默无闻地努力工作着，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也许是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高度，或者是从未尝试过的职业，又或者是没开成的公司。

飞机落地，灯打开时，我终于看到了那个凄凉的男人。我吃了一惊。这人我认识——就是现在也还是世界知名人士。 然后在80多岁时 ，他还因为几十年前的勇气、爱国精神以及成就被大家当作英雄爱戴。

当他走上我身后的飞机过道上时，其他乘客纷纷对他表示敬意。 连机长都站在驾驶舱门口拦住他说：“先生，我从小就敬仰你。” 几分钟前显然还想死的这位老男人，对大家认可自己昔日的辉煌感到自豪。

出于自私的原因，对那一幕的认知失调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散去。那是2015年夏，我刚过51岁生日不久。 虽说我不像飞机上的那个男人那样举世闻名，但我的职业生涯进展还是非常顺利的。 我是蓬勃发展的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所长。我写过一些畅销书。 大家来听过我的演讲。 我在《纽约时报》上有专栏。

但我已经开始感到疑惑了：我真能坚持下去吗？ 我就像个疯子一样工作。 就算我每周7天，每天12小时地工作，到了一定时候我的事业也会放缓直至停止。 那会是什么时候呢？到那时我会不会心有不甘地回望，想着不如干脆死了算？为了在音乐不可避免地停止时给自己一个避免痛苦，甚至实现快乐的机会，有没什么是我从现在开始可以做的？

虽然这是个人问题，但我决定以社会科学家的身份把它看作是个研究项目。 这让人觉得不自然——这就好比外科医生割掉自己的阑尾一样。 但是我还是毅然决然，过去四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寻找如何将自己不可避免的职业生涯的滑落从一件令人害怕的事情转变为一个取得进步的机会。

以下就是我的发现。

“幸福研究”这个领域蓬勃发展了20年，随着我们生活的进步，大家对幸福已经形成了共识。 《幸福曲线（The Happiness Curve: Why Life Gets Better After 50）》作者，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大西洋月刊》特约编辑Jonathan Rauch对那些有力证据进行了评估，结果他发现大多数成人30、40岁的时候幸福感会出现下降，然后到50岁初开始触底反弹。 当然，这种模式不是一成不变。 但是这些数据似乎跟我自己的经历十分吻合：尽管我的职业生涯很幸运，但我40岁和50岁初那段时间过得不是很快乐。

那么根据这些数据，这之后大家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情况好坏参半。 几乎所有关于幸福生活的研究都表明，在富裕国家，从50多岁开始大多数人的满足感会再次提高，直到70岁左右。 但这之后情况开始变得难以预测。 在70岁之后，有些人的幸福感仍保持稳定；有的人更是快乐至死。而其他人——尤其是男性——幸福感开始直线下降。 事实上，75岁以后的男性患抑郁和自*的比率都增加了。

最后这群人似乎也包括飞机上的那位英雄。 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对这部分人群进行了研究，他们了解是什么让他们不快乐。 原因简而言之，是觉得自己无足轻重。 2007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研究人员分析了1000多名老人的数据。 他们在《老年医学》上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那些很少或从不“觉得自己有用”的退休者得轻度残障的可能性几乎是那些经常觉得自己有用的退休者的三倍，并且在研究过程死亡的概率也是后者的3倍。

那你可能会认为那些有天赋有成就的人，比如飞机上的那位老者，相对于其他人应该没那么容易受到觉得自己没用这种情绪的影响； 毕竟，成就作为幸福的源泉是有据可循的。如果当前取得的成就能带来幸福的话，那对这种成就的回忆不也应该能带来一些幸福感吗？

未必。 尽管这个问题的相关文献很少，但在人生早期的天赋和成就似乎并不能给晚年不会受苦上保险。 1999年， 德克萨斯大学心理学家 Carole Holahan 和Charles Holahan 在《国际衰老与人类发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该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数百名早年被认定为天赋异禀的老年人。 两人的结论是：‘资优者当中学习低龄化与......80岁时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相关。’

这项研究可能只是表明想要不辜负高期望很难做到，以及告诉你的孩子说她/他是个天才未必是好的养育方式。（ Holahans的猜测是，被认为有天赋的孩子可能会更看重自己的智力，导致“对成功不切实际的期望”，进而使得他们“未能考虑到其他很多影响成功和认可的生活因素”）然而，大量证据表明，成就大的人的一旦能力下降对心理的打击尤其残酷。不妨想想职业运动员，许多运动员在他们的运动生涯结束时的悲惨例子比比皆是，有得抑郁的，有成瘾的，甚至还有自*的; 退役运动员过得不快乐甚至可能已成常态，至少暂时是这样。 2003年发表在《应用运动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当运动员刚结束运动生涯时，一般都会挣扎于脆弱的个人控制感。

最近，我询问过前奥运会体操金牌得主Dominique Dawes，我问她比完最高级别的比赛并且取得胜利之后平常的生活感觉如何。 她告诉我她很开心，但调整并不容易——而且现在也还没调整好，尽管她在2000年赢得了最后一枚奥运奖牌。她告诉我， “奥运会破坏我的婚姻，让我的孩子感到不适应。生活好像每天都是奥运会，只会让我身边的人感到痛苦。” 因为它的要求太高了。

为什么以前表现优异的精英会过得那么艰难？ 尽管还没有任何学术研究证明这一点，但我强烈怀疑，如果非凡的能力是一个人自我价值的来源的话，对那些能力的回忆可能会跟日后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生活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 前一级方程式赛车手 Alex Dias Ribeiro 曾写道：“不快乐在于他得靠成功来得到快乐。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成功的职业生涯走到尽头就意味着结束。 他的命运要么在痛苦中死去，要么再寻求在其他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不断地从成功走向成功，直到死去。 在这种情况下，成功之后就不会有生活了。”

姑且称之为职业心理引力定律（Psychoprofessional Gravitation） ：即职业上被人遗忘的痛苦与之前所达到的职业声望的高度，以及一个人对这种声望的情感依恋程度直接相关。 与取得事业成功相关的问题似乎算是一类谁都想得的好问题；甚至提出这个问题的风险似乎都显得有点矫情。 但是，如果你达到事业的巅峰，并且在在走上巅峰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的话，那么当你不可避免地跌落时，就会遭受巨大的痛苦。 飞机上的那个人就是这样。 你可能也会这样。 而且如果不进行重大干预的话，我怀疑自己也会这样。

职业心理引力定律以帮助解释许多情况，很多人做过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贡献，却又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 以查尔斯·达尔文为例，1831年他开始登上小猎犬号进行为期五年的航行时才22岁。27岁回来时，因为在动植物学上的发现及其早期的进化论而享誉整个欧洲。 在接下来的30年里，达尔文一直排在名人科学家前列，不断发展他的理论并出书并出书立著——包括最著名的，1859年的《物种起源》。这些成就令达尔文引起为傲。

但随着达尔文进入50多岁，他开始停滞不前; 他在研究中遇到了障碍。 与此同时，一个叫做格雷戈尔· 孟德尔的奥地利修道士发现了达尔文继续开展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遗传遗传理论。 不幸的是，孟德尔的作品发表在一本不起眼的学术期刊上，达尔文一直都没有机会拜读，而且就算看到，达尔文也没有理解的数学能力。 自此之后他几乎毫无进展。 在晚年郁闷的时候，他曾致信密友说：“到了我这把年纪，我已经既无心亦无力开展任何一项持续多年的调研了，而这是我唯一喜欢做的事情。”

达尔文1882年去世后大概会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名气变得有多大增长。但当他老去时自己所看到的，是这个世界已经与他擦肩而过，自己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那晚飞机上坐在我身后的可能就是达尔文。

更年轻版的我本来也可能会这样，因为我早早就经历过事业下滑。

我小时候只有一个目标：做世界上最伟大的法国圆号手。 为了它我可以说是死心塌地，每天都要练习数小时，我去找最好的老师，想尽办法跟别人一起合奏。 我在卧室的墙上还贴上著名圆号手的照片来激励自己。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就要美梦成真。 19岁时，我连大学都不读了，跑到一个巡回演出的室内乐团专职演奏。我打算通过在古典音乐这个圈子不断提升自己的排名，在几年内加入一家顶级交响乐团，或者甚至成为独奏家——这是古典音乐家的职业巅峰。

但是，我进入20岁时，发生了件怪事：我开始退步了。至今我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我的技艺开始受影响，对此我无法解释。 我找了名师又加强了练习，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我再也回到原先的水平了。以前容易的现在变难了，以前难的现在没法吹了。

数据很明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大多数领域而言，事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间几乎比任何人所认为的都要早。

我年轻但跌跌撞撞的职业生涯最糟的一刻也许在我22岁，当时我正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我正要就即将演奏的音乐发表一段简短演讲，结果往前迈步时一个踉跄就从舞台上摔倒了观众席。后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心理暗想，这一段经历定是上帝发来的讯息。

但是我仍苟延残喘了9年。 先是在巴塞罗那城市交响乐团谋个位置，尽管我加强了练习但水平仍在恶化。 最后我到佛州的一个很小的音乐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希望能够实现此前从未取得的神奇大逆转。 但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也许自己应该想条后路，于是通过远程学习重返大学，并在我30岁生日前不久拿到了学士学位。 我偷偷在晚上继续学习，一年后又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 最终我被迫承认失败：我那摇摇欲坠的音乐生涯永远也不可能逆转了。 所以31岁时我放弃了，彻底抛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转而攻读公共政策博士学位。

生活还得继续，对吧？ 算是吧。 完成学业后，我成了一名大学教授，这是我喜欢的工作。 但我每天仍怀念着自己热爱的第一个职业。 即便是现在，我也还常常梦想自己站在舞台上，梦醒时才记得儿时的志向现在只是幻想。

我很幸运，能做一个足够年轻的年纪接受了自己在走下坡路的事实，从而让我可以调整到新的工作方向。 直到今天，早年事业下滑的刺痛依然令我难以下笔。我对自己发誓，以后绝不会再出现这种事。

会吗？ 对于某些职业来说，年纪轻轻就走过巅峰不可避免。 没人指望奥运选手能比到60岁。但在许多对身体没有要求的职业，对于这很老之前就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这一点我们内心是拒绝的。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手脚可能会没以前那么灵便。 但只要我们还保持理智，身为作家、律师、公务员或企业家的我们，工作质量应该还能维持很高的水平，对吧？ 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我最近遇见一个年纪比我稍大的男人，他告诉我他打算“推着自己这辆车往前走直到轮子脱落。”也就是说，他打算不惜一切手段保持自己的最高竞技状态，直至倒下。

但可能他无法做到。数据很明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大多数领域而言，事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间几乎比任何人所认为的都要早。

Dean Keith Simonton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心理学名誉退休教授，他是研究创造性职业发展轨迹的顶尖专家。根据他的研究，在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头20年时间里，成功和生产力通常都是增长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30岁时认真启动职业生涯，那么预计你会在50岁左右达到巅峰，并在此之后不久就开始走下坡路。

根据领域的不同，走到巅峰和走下坡路的具体时间会有所不同。 Benjamin Jones，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企业战略教授。他用了几年时间来研究人什么时候最有可能做出重大科学发现和关键发明。 他的发现可以用这首打油诗概括：

岁月是把*猪刀，物理学家人人忧。过了三十这年纪，死了亦比赖活好

这么晦气的诗谁写的？ 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保罗·狄拉克。

狄拉克说得稍微有点夸张。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重要发明家和诺奖得主，Jones发现代表作最常见的诞生时间是快40岁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人取得重大发现的可能性在20、30岁左右时会逐渐增加，然后到40、50岁时慢慢减少。 有没有异类？ 当然有。 但是，在70岁时取得重大创新的可能性大抵跟20岁时相似——也就是几乎不存在。

很多文学成就也遵循类似模式。 Simonton已证明诗人40左右就达到顶峰。小说家一般需要更长时间。 诗人、小说家Martin Hill Ortiz曾收集了1960年到2015年间《纽约时报》畅销小说的数据，他发现作者最有可能在40、50岁时登上榜首。 虽说少数小说家晚年仍笔耕不辍，但Ortiz 发现70岁之后还能写出畅销书的机会已经骤然下降。（部分非虚构文学作者，尤其是历史学家，达到巅峰的时间还可以稍微延后，后面我们会再讲到。）

书店谈成功学的书如汗牛充栋，但讲“管理事业滑坡”的却凤毛麟角。

一般而言，创业者走上巅峰和走下坡路来得都要早点。 在20出头就名利双收之后，很多科技创业者30岁时创意就开始衰退。《哈佛商业评论》 2014年的报道，风投估值10亿美元或以上的企业其创始人往往集中在20—34岁这个年龄段。 后续研究发现这个年龄段可能还可以稍往后推一点，但该领域的所有研究均发现，绝大部分成功的初创企业创始人年龄都在50岁以下。

这项研究的对象是那些非典型的站在顶尖的人。 但之一基本发现似乎适用范围更广。 波士顿学院退休研究中心的学者研究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他们发现从警察到护理等各个领域对年龄相关的状态下滑均相当敏感。 其他研究发现，美国职棒大联盟表现最好与最差的本垒打裁判相比，平均经验要少18年，年纪要小23岁（后者平均年龄为56.1岁）。空管人员年龄相关的衰退更加显著，鉴于衰退相关出错的潜在后果太过可怕，所以其强制退休年龄是56岁。

总而言之，如果你的职业要求脑子转得快分析能力强——也就是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那种职业话，你的事业开始明显走下坡路的时间，来得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要早。

对不起了。

如果衰退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比我们大多数人预期的还早，那我们该怎样办呢？

书店成功学的书如汗牛充栋，书架上摆满了《失落的致富宝典》和《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之类的书，但讲“管理事业滑坡”的却凤毛麟角。

但有些人把衰退控制得很好。比方说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年生于一长串杰出音乐世家的巴赫，很快就被视为音乐天才而声名卓著。在世65年时间里，巴赫为当时现有的所有乐器都赋过曲，共发表了1000多部作品。

在生涯早期，巴赫被认为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风琴家，即兴演奏家。一时间，财源滚滚来，皇室唤他去；年轻作曲家模仿他的风格。巴赫名声显赫。

但这种情况未能持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他的儿子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CPE）带动了新的音乐趋势。 在巴赫20个孩子中排行老五的CPE，展示出了老爹一样的音乐天赋。 他精通巴洛克音调，但更着迷当时风靡欧洲的一种新“古典”音乐风格。 随着古典乐取代了巴洛克，CPE日益名声显赫，而他父亲的音乐渐成昨日黄花。

这种情形本该轻易就会让巴赫心生怨恨，就像达尔文一样。但他没有，他选择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从创新者变成指导者。在人生最后的10年时间里，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赋格的艺术》的写作上，这本书中当时虽然既不出名也不流行，但是他的本意是向自己孩子和学生，以及任何感兴趣的后人（尽管在当时不大可能）传授巴洛克风格的技巧。晚年的他以老师和家长的身份过着更加宁静安详的生活。

巴赫和达尔文的不同在哪里呢？ 两人均天赋异禀，而且很早成名，死后皆流芳百世。 两人所不同的是他们对褪色后的中年人生的态度。 当作为创新者的达尔文落后于人时，他变得心灰意冷、垂头丧气；他的人生以凄凉的不作为告终。 而当巴赫落后于人时，他重塑自我，成为了了一名大师级导师。 他离开人世时爱戴、内心充实，虽然不像以前那样有名，但依然受人尊敬。

对你我，尤其是50岁以后的你我的经验教训是：要向巴赫学习，别学达尔文。

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答案可能可以从英国心理学家Raymond Cattell的工作里面找。1940年代初，Cattell引入了流动智力与固定智力这两个概念。 Cattell把流动智力定义为推理、分析及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原始智力（raw intellectual horsepower）。 创新者的流动智力一般都很高。 这种智力一般会在成年相对早期达到巅峰，然后到30、40岁时逐渐减少。 比方说，科技创业者之所以少年成名，以及老一点的人创新困难重重，就是因为这个。

相反，固定智力是利用过去获得的知识的能力。 可以把它想象成你拥有一座庞大的图书馆，并且了解如何使用。 这是智慧的本质。 因为固定智力依赖于知识的积累，所以往往会在40岁时增加，并且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才会减少。

主要依赖流动智力的职业往往很早就走上巅峰，而那些利用固定智力更多的职业往往晚点才会见顶。 比方说， Dean Keith Simonton发现，才思泉涌的诗人往往40岁左右就创作出过半的作品。 依赖于固定知识积累的历史学家直到60岁左右才能达到这个里程碑。

这是个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的实践经验：无论你的领域需要糅合什么样的智力，你总可以努力降低职业里面创新所占的比重，加大可持久的、甚至日后还会增加的优势的比重。

比如呢？ 正如巴赫所证明那样，教学这种能力到了人生很晚阶段才会衰退，相对于事业随时间慢慢走下坡路这种一般模式来说是个主要的例外。 《高等教育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需要大量固定知识的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里面，年纪最大的大学教授往往得到学生的最积极评价。 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大学教授的职业寿命一般很长， 其中四分之三的人都打算65岁以后才退休，而且超过一半人70岁之后才退，甚至约15％的人在80岁之后才退。（美国平均退休年龄为61岁。）我刚当上教授那年有一天，我问过一位60多岁的同事是否考虑过退休。 他笑了，然后告诉我说自己更有可能躺着离开办公室而不是竖着。（编者按：言下之意大概会干到死）

我需要一份反向的遗愿清单。 我余生每年的目标应该是舍弃一点东西，卸下部分担子，断绝一些关系。

我们的院长对此可能会哭笑不得——大学管理人员抱怨说，终身教工的研究生产力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十年里显著下降。 年纪大的教授挤占了预算，而那些钱本来可以用来聘用渴望进行前沿研究的年轻学者。 但这可能也是个机会：如果老教师可将工作重心从研究转移到教学的话，他们的职业声望不会受损，而年轻教师就能有更多的研究机会。

这样的模式符合我作为一个由不同年龄段学者组成的智库的负责人的观察。 虽然也有许多例外，但最深刻的见解往往来自30、40岁的人。 复杂思想的最佳综合者和解释者——也就是说，最好的老师——往往是60岁左右或更老的人，有些甚至已经80多岁了。

因为储备了丰富的知识，老一点的人应该是最成功的老师，这一点似乎快要成为宇宙真理。不管我们的职业是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以致力于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去分享知识。

几年前我看过一幅漫画，一个男人临终前说：“我要是能多买点垃圾就好了。”我每每惊讶于很多有钱人总是热衷于增加自己的财富，赚得的钱多到花不完或甚至有效地遗赠出去。 一天我问了一位有钱的朋友为什么会这样。 他解释说，很多有钱人只知道用金钱来衡量自我价值，所以就只有年复一年地在仓鼠滚轮上狂跑。 他们相信终有一日自己会积累足够的财富，让自己真正感觉成功和快乐，并因此准备好去死了。

这是个错误，而且不是良性那种。 大多数东方哲学都警告说，一门心思放在获取上面会导致依恋和虚荣，令人迷失本性，进而破坏了对幸福的追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不应该再求获取更多，而是要做减法以找到真正的自我——从而达到内心的平和。

总有一天，再写本书也不会提高我对生活的满意度，顶多能拖延一下我书写生涯的结束。 我生命的画布会多描上一笔，但说实话，别人几乎不会留意，并且肯定不会非常欣赏。 对于我成功的大多数其他标志来说也是一样。

实际上，我需要做的，就是不再把我的生活看作是一块等待填充的画布，而是开始把它看作是一块大理石，要削胚去角才能雕刻出东西来。我需要一份反向的遗愿清单。 我余生每年的目标应该是舍弃一点东西，卸下部分担子，断绝一些关系，直到我能看清我那完善的自我处在最佳状态。

那个自我......到底是谁呢？

印度教把人的一生分为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遁世期这四个阶段。

梵行期是专心学习的青少年时期。家居期是成家立业、创造和积累财富的20、30岁阶段。哲学家发现，大家很容易在这个阶段迷恋金钱、权力、性和名誉等世俗奖赏，希望一辈子都停留在这个阶段。

摆脱这种迷恋的解药是林栖期。顾名思义，林栖就是退到森林里面居住的意思。这个阶段一般从40、50岁左右开始，大家开始有目的地把关注的焦点，慢慢地从事业抱负转移到精神、奉献和智慧上。这不是要你50岁就别干活了，而是说你的人生目标应该进行调整了。

林栖期是为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遁世期进行学习和修炼。这一阶段应该全身心地奉献给启蒙的成果。以前一部分男性印度教徒老了会离开家，立下神圣的誓言，作为大师的信徒，余生均投入到修行之中。哪怕75岁到山洞打坐不是你的志向，但你必须清楚一点：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应该抵制俗世成功的诱惑，把注意力聚焦到更重要的事情上。

对于我们这些遭受职业心理引力定律之苦的人来说，这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 假设你是个充满干劲的A型律师、主管、创业者，或者智库负责人。 从刚成年到中年的阶段，在事业上你猛踩油门。 你凭借着机智，也就是你的流动智力，去追求成功所带来物质回报，你得到了很多，然后陷入深深依恋。 但是印度哲学智慧——实际上也是许多哲学传统的智慧——表明，你应该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之前离开这些回报。哪怕你的职业声望正处在巅峰，你可能也得压一压自己在事业上的野心，好加强形而上学方面的追求。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 Brooks在谈到“简历美德”与“悼词美德”之间的区别时，其实是把那些人生阶段放到了现实语境当中。 简历美德是事业上的，面向世俗的成功。这种美德需要跟他人比较。 悼词美德是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不需要比较。 你的悼词美德是你希望别人在你的葬礼上讲的内容。 你希望听到的是“他很善良，精神境界很高”，而不是“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副总裁，并且经常打飞的。”

你当然听不到悼词，但Brooks的意思是，通过追求对我们最有意义的美德，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过上最充实的生活。

我怀疑自己对事业走下坡路的恐惧源于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哪怕不是有意识的，也会促使做出否认简历美德出现任何退步的行动，以制造死亡永远不会到来的假象。 这种否认没有建设性，因为这导致我忽视了悼词美德，而它才能给我带来最大的快乐。

事业成功人士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试图让成就永远保持在巅峰位置。

我怎么才能克服这种倾向呢？ 佛陀尤其推崇尸体冥想：泰国和斯里兰卡许多小乘佛教寺庙会展示各种尸体腐烂状态的照片，让和尚去冥想。他们教学生讨论自己的身体： “你的躯壳也会这样，这就是它的本质，这就是它的将来， 这就是它不可避免的命运。” 乍看下这似乎是病态。但它的逻辑基础是心理学原理——而且并不完全是东方独有的想法。法国作家蒙田在16世纪曾写道：“要想解除死亡对我们最大的优势，就得消除我们对它的陌生感，要习惯死亡，脑袋里常常想着死亡，把它看做很平常的事。”

心理学家称之为脱敏，就是反复去接触那些你反感和害怕的东西，让它变得平淡无奇，不再可怕。这种做法用在死亡身上是有效的。 2017年，成员来自几所美国大学的一支研究团队招募了志愿者，让他们想象自己身患绝症或者被关进死牢的情形，然后写出自己想象的感受或者模拟临终遗言。然后研究人员将志愿者的感受与真正临死的人的绝笔和遗言进行比较。研究后来发表在《心理科学》上，结果非常明显：那些人对濒死想象的表达，其负面程度是实际情况的3倍——这说明跟死亡的具体现实逼近相比，遥远的理论上的死亡反而更加可怕，这有违我们的直觉。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该主动去思考死亡，让死亡变得真实存在（而不是盲目地追求世俗成功以回避对它的思考），这样死亡反而不会变得那么可怕。拥抱死亡提醒我们一切都是转瞬即逝，提醒我们要让每一天过得更有意义。E. M. Forster写道：“虽然肉体的消亡会摧毁一个人，但死亡的观念可以拯救他。”

走下坡路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到来的时间要比几乎所有人想象的都要早。但痛苦并非不可避免。接受我们能力的自然节奏设置了超越的可能性，因为它允许将注意力转移到更高的精神和生活优先事项上。

但这种转变需要的不仅是陈词滥调。为了给自己的余生提供指南，我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目标是制订出具体的路线图。最后我落实了4项具体承诺。

跳崖

事业成功人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试图永远维持巅峰成就，试图利用那种在人生早期就开始消退的流动智力。这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享受当下取得的成就，并在自己完全准备好之前离开——不过这是我自己的主张。

所以我辞去了美国企业研究院院长的职务。尽管我还没有发现自己的表现出现退步，但这只是时间问题。就像许多主管职位一样，这项工作严重依赖流动智力。此外，我还希望卸下那份工作的沉重责任，从而腾出时间进行更多精神上的追求。事实上，这个决定并不完全是为了我自己。我热爱我们的研究院，曾目睹过很多类似的组织因为CEO赖着不愿走而受累。

离开自己热爱的东西，那种感觉有点像跟你的一部分正在死去。藏传佛教有个概念叫做中阴身，这是一种介乎死亡与重生之间的状态。就像某位著名的佛教上师概括那样，“就好象你走向悬崖边缘那一刻”。职业生涯回答了“我是谁”这个问题，现在我对它不再执着了。

我极其幸运，有办法也有机会放弃一份工作。很多人承受不起这个。但你不一定要放弃你的工作；哪怕你仍继续工作或寻求晋升，重要的是要逐渐摆脱最明显的世俗回报——金钱、名誉、权力、地位。真正的诀窍是要走进人生的下一阶段，林栖期，去修炼自己，为人生最后阶段的自我实现做好准备。

服务

时间有限，事业上的野心会即走到头来更重要的事情。从简历美德转向悼词美德，就是从聚焦自己的活动转移到聚焦他人身上。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天生就是以我为主的人。但我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迎合自私的代价是毁灭性的——而且我现在每天都在跟这种倾向作斗争。

幸运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服务他人在我们变老时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记住，专注于教育或辅导的人，事业不会那么快走下坡路。所以我正转入职业生涯的下一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可以全身心地去服务别人，分享想法，主要手段是到大学教书。我的希望是未来的岁月能结出最丰硕的成果。

......

当我谈起自己的研究项目时，大家一般都会问：飞机上的那位英雄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很想他。他仍然很有名，时不时还会出现在新闻里。之前，当我看到一则有关他的故事时，我会生出一丝类似怜悯的感觉——现在我才意识到，这其实是折射出来的一种对我自己未来的恐惧感。“可怜的家伙”其实是“我要完了”的意思。

但正如我的原则把握 奠定了 在这篇文章出来加深，我的恐惧比例下降。我对飞机上的男人的感觉现在是对他教我的感激之情。我希望他能够找到他无意中帮助我实现的平安与喜悦。

不过，随着我对本文所列原则理解的加深，我的恐惧也相应变弱了。现在我对飞机上的那个人的感觉是感激，感谢他教会了我这些。我希望他也能找到他无意间帮我找到的平和与快乐。

译者：bo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