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动机作为弥合剂：场域理论下的舆论撕裂现象研究

□向安玲 沈 阳

【内容提要】共同动机是一种基于价值共识、利益共享、情感共鸣的社会连接方式。国家、群体、个体层面共同动机的多元分化决定了舆论场域的基本格局：由共识、异端构成的“基本盘”和由合法性争论构成的舆论斗争场域。场域中多元主体通过经济、信息和社会资本去建构话语权力、抢夺舆论空间、实现共同动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警惕非理性、极端化、情绪化的舆论撕裂，通过统一标准尺度、平衡利益诉求、对冲情绪信息、溯源资本链路、重构共同动机，建构开放、多元、包容、理性的公共话语空间。

【关键词】共同动机 舆论撕裂 场域理论 资本与权力

在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当下，社会思潮、意识形态、舆论生态也逐渐多元分化。一方面，互联网打破时空边界，外来异质性观点流派冲击着既有舆论格局；另一方面，国内多元话语主体在差异化动机驱动下不断加剧舆论纷争，情绪化、标签化、极端化言论频现。此外，资本、技术、权力的僭越与合谋重构公共话语空间，舆论撕裂在多个社会议题中突出显现。适度的撕裂是建构多元、开放、包容的舆论空间之必要，但非理性、极端化的撕裂却冲击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凝聚力。面对多维利益冲突和舆论纷争，如何从价值共识、利益共享、情感共鸣等层面建构共同动机、唤起公众理性、弥合极化立场，对此，本文从舆论撕裂的根源和类型出发，对其演化动力、斗争要素、弥合路径进行探讨，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可借鉴理论框架，同时为网络舆论引导提供可参考实践路径。

共同动机（Communal motivation）是一种基于利益关系、共同福祉和共同价值取向的社会连接方式，不同于直接的利益交换范式（exchange norms），它更多是一种情感和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与利益共享机制（communal norms），通过关心、支持他人福祉进一步从心理层面满足自我需求①。共同动机可划分为基于公共取向的一般共同动机（general communal motivation）、基于特定关系（亲朋好友等）的限定共同动机（partner-specific communal motivation）和基于强制关联（没有能动性和自我导向）的极端共同动机（unmitigated communal motivation）②。高共同动机个体往往更倾向于付诸支持行为和构建正向社会连接，在一定成本、收益和边界条件下，共同动机驱动的支持性行为有助于个体及其社会关系的利益最大化。本文基于运行场域和核心利益指向将网络舆论场中的共同动机划分为三个层次：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共同动机，以社群利益为中心的共同动机，以个体（限定关系）利益为中心的共同动机，三者分别面向国家/政治权力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去维系群体利益和共同福祉。

国家利益驱动的共同动机是一种政治情绪，它是以国家、国家目标、国家领土、相关组织机构和领导、本国公民为对象的一种认同和“本能”的爱③。在全球舆论冲突中爱国主义驱动的共同动机反映了理性个体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连接的实用智慧，通过国家福祉的实现可带来个体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进一步会强化个体对共同动机的感知程度及其舆论立场。群体利益所驱动的共同动机与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和民众利益表达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④。社会能动力量共同塑造了包括阶级、性别、种族、基于公共议题的社会运动（如环保主义、LGBT等）等社会关系，从而引发了各种结构化活动，这种结构化的过程又进一步催生了霸权、主流、非主流、反主流等各种组织形式⑤。群体内部成员通过追求、维系群体福祉来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同，并通过群体内外的比较区分来实现自我身份构建⑥，这种群体身份认同过程也即共同动机形成过程。私人领域的共同动机往往指向直接利益相关者，它包括基于特定关系的共同动机和基于强制关联的极端共同动机。一方面，个体间的现实社会关系连接使得其形成利益共同体，任何一方利益受损都会直接影响到对方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包括政策措施在内的强制性因素往往也会直接影响特定群体的基础利益。

私人领域共同动机形成往往涉及“直接利益冲突”，舆论斗争也成为了利益相关者去抗争和维权的一种非制度化手段，只要找到冲突方的核心利益诉求“对症下药”，往往能有效化解舆论冲突。而国家和群体利益等因素驱动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则更接近一种“泄愤性冲突”或者情绪宣泄，参与者往往没有明确利益诉求和需求指向⑦⑧，这种情绪化、无组织性、不确定性也增加了舆论引导的难度，这也成为了当下中国舆论场撕裂现象的核心根源。

在舆论撕裂过程中，共同动机的方向和强度决定了冲突的演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高共同动机群体构成了舆论斗争“基本盘”，其立场一般不会受外部信息影响，强利益关联和高感知程度使得其能快速达成共识，成为舆论博弈的主力军。因此，对于舆论博弈的双方而言，相比于去影响高共同动机的“对手”或“异端”，与低共同动机的“第三方群体”构建连接才是“制胜”关键。也就是在稳定基本盘之余，通过对“合法性争论”议题的挖掘与动机感知，去将低共同动机转化为高共同动机，甚至是创造新的共同动机来连接更多群体，这也是舆论博弈中的一种基本逻辑。对于舆论冲突中的高共同动机的“基本盘”而言，其很容易就议题形成共识或集体排斥，处于一种稳态立场；而对于低共同动机的“第三方群体”而言，其立场处于游离状态，观点较容易受到议程影响，低共同动机群体一方面成为了舆论冲突争夺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了舆论撕裂弥合的关键力量。

根据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场域是一个关系网络，不同社会关系基于自身所处位置和所占领资源进行“力的较量”，这种力的斗争与转换的最终目的是争夺场域空间，而这种空间的争夺主线则是资本-权力的斗争⑨。场域中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信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资本共同决定了斗争基础。其中信息资本主要是对知识、数据、文化资源、制度信息等占有情况，而社会资本则是个体或群体所连接和占有的关系网络的集合。在媒介场域或者舆论场域中，话语作为一种象征性权力，是各方争夺的最终目标，而传播则是利用各种经济、信息和社会资本去获取话语权的过程。舆论传播超乎了传者与受众的对话关系，是舆论斗争主体的社会地位、力量、禀赋、才能、资本和知识等各种显性权力因素之间的博弈与转化⑩。通过舆论场域中的资本角力和话语权力争夺，最终可转化为现实社会系统中的权力关系，也即社会权力系统的结构和逻辑与舆论场域的权力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同构化11。

舆论场中不同动机共同体所处现实社会结构（阶级、种族、性别、文化背景等）决定了其在场域中的基础位置，而群体所掌握的经济、信息、社会资本则决定了其在舆论场中的空间抢占能力，位置、资本和策略共同决定了共同体在舆论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当然，占据资本支配地位的共同体在舆论斗争中并不一定会获胜，只有将资本转换为场域空间扩张的工具，在既定舆论场域利用资本去对他人施加影响，才能进一步将资本转化为权力。而在资本向权力转化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更多第三方个体的连接、关系网络的构建、信息的积累和资源的占有，群体既有资本会进一步得到扩张，从而形成资本-权力相互转换的正反馈过程。

从场域理论看舆论撕裂现象，共识、异端和合法性争论形成都可以看作是资本和权力的斗争结果。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下，三大领域的边界划分往往是由主导性的政治经济权力所决定，而在资本权力运作过程中新闻客观性也就成为了共识和异端领域中的稀缺物12。对于共识性内容，舆论场域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力量会扮演“共识价值的倡导者”角色，通过强化共识来维系权力系统的稳定性；对于异端内容或异质性价值观，舆论场域中主导力量通过揭露、谴责、批判异质性内容而建构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界维持机制”13；而对于合法争论，舆论场域中各种力量的斗争被激活，不同共同动机群体利用自身经济资本、信息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资本扩张、权力争夺和空间抢占。对于共识空间和异端空间，媒体专业性、客观性、独立性往往受到多方因素约束，但在合法性争论空间中媒体公共监督和舆论引导的专业职能却得到凸显。主流媒体如何基于自身所处位置，利用既有经济、信息、社会资本，通过专业策略选择去弥合舆论撕裂、避免舆论极化、纾解情绪冲突，是舆论场域斗争中对媒体角色的普遍期许。

主流媒体作为公共话语空间中的引领者和批判者，在舆论冲突中应充分发挥信息供给与价值引导作用，除了扮演好价值倡导（Knife Dog）和公众监督（Watch Dog）角色，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冲突各方的利益诉求，通过多维、全面、客观、真实的信息呈现去唤起公众理性，避免舆论极化，这个过程中对冲突各方共同动机的解读和再构成为冲突弥合的关键。当然，本文所指的“弥合”并非指舆论观点立场的统一，高度统一的舆论场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相比于撕裂一边倒的舆论更需要警惕，这里的弥合是指在去极端化、情绪化、标签化、狭隘化基础上多元观点理性交流的状态。

就国际舆论场而言，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强化其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彼此影响、竞争和开战14，舆论冲突的弥合任重道远，需要全球合作和秩序重建。价值取向差异和利益冲突决定了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相比于弥合冲突，更重要的是巩固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基本盘”，根据共同动机的强弱、远近分层次去强化群体连接，同时优先面向地理距离、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和政治距离相对接近的“第三方群体”去再构共同动机，在国际舆论场中去争取更多外围话语声量，拓展信息、社会资本与话语权力空间。此外，面对国际舆论斗争中的对立方，也需要找到对方阵营中的关键节点（包括智库、专家、意见领袖等）有的放矢、借力打力，以自信、专业、理性的对话交流去建构国家形象与强化舆论影响力。

当下舆论撕裂更多体现在国内网络舆论场，国家层面的共同动机差异化、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个体诉求的多元化，使得舆论斗争成为一种常态现象。国家利益层面的舆论撕裂主要体现在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角力，尤其是在追求国家福祉、实现共同动机的制度选择和现实路径上的取向差异。撕裂的弥合关键并非去改变双方根本立场和意识形态倾向，而是在撕裂中寻求价值共识、重构共同动机、唤起公众理性。这个过程中需要避免共同动机极端化，既要规避情绪化批判和逆向民族主义，又要避免非理性反智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对于主流媒体而言，需要从斗争双方各自的预设立场中发掘共通之处，寻求价值共识，也即再构共同动机，强调包容、多元、理性、受约束的爱国主义，通过客观理性的信息去对冲情绪化声音，尤其需要避免偏向性传播激化舆论撕裂程度。很多情况下舆论撕裂并不存在核心利益冲突，甚至是基于共同价值取向，但视角、判断标准、概念尺度的不同导致了撕裂与对立，我们需要更加权威的声音将错位的标准尺度归一化，提供更加多元立体的视角。另一方面，在建构开放包容的公共话语空间过程中，大型资本集团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培育文化精英，并将舆论话语权交托给文化精英掌握，从而实现从资本到象征性权力的转化15。文化精英和意见领袖往往是舆论撕裂过程中的关键力量，我们既需要包容其多元观点立场，也需要去联动更多客观、理性的声音进一步去唤醒网民的理性。对于资本操控下的“异质性”动机共同体和跨国话语联盟（Transnational discursive alliance）16，尤其需要保持警惕，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挖掘舆论场中极化情绪的关键激活点，及时洞察风险，阻断极化情绪蔓延。此外，在智能推荐、社会背书（Social Endorsements）17、流量排序成为受众信息接触核心要素的背景下，技术对舆论的操控空间越来越大，推荐算法的倾向性、政治机器人的操纵、网络社群的圈层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舆论撕裂。舆论撕裂的弥合需要共同动机的理性化和均衡化，而破除群体所在的信息茧房、规避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是唤起理性、纠偏动机的重要条件。只有在一个多元开放的信息环境中，才能尽可能减少选择性接触和认知偏见，让所谓的“共识”和“异端”与情境联动，更多地进入到合法性争论领地，进一步强化理性交流、缓解舆论撕裂。

群体和个体层面的舆论冲突则主要指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平衡性，也即群体/个体共同动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当冲突局限在个体或群体范畴内，舆论冲突往往会伴随着利益诉求的满足而得以缓解。而一般冲突涉及到公共层面，个体权力保障和公共福祉实现出现了取舍矛盾，舆论撕裂往往会快速发酵，这种撕裂一般可归结于关于公平和伦理的价值取向。集体利益和个体权力之间的矛盾是各种伦理原则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目标论、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桑德尔的社群主义，为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需要一定程度上牺牲个体权力；而根据康德、罗尔斯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个体权力始终应被放在首位18。公共领域的运行需要个体去承担部分公共责任，但公共价值不能成为私人领域的过度公共化的理由19。弥合公私领域的取向偏差和舆论冲突，一方面需要适度平衡对集体利益和个体权力的宣传报道，不宜过分偏向公共利益叙事或强调个体牺牲精神，目前我国主流媒体在社会重大议题中往往更偏向集体利益层面的宏观叙事，个体叙事框架采用相对较少20，媒体报道框架的失衡容易激化部分负面情绪，进一步加剧舆论撕裂。另一方面，多元主体之间的理性争论与多视角信息供给有助于缓解舆论撕裂，需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商业媒体和自媒体之间的角色互补作用，对不同立场的理性声音需要给予包容，通过推动不同共同动机之间专业、理性、开放的对话，去影响舆论场中不同立场群体间的理性交流。情绪化往往是舆论撕裂催化剂，而理性回归则是弥合之关键。此外，需要警惕西方资本操控下，借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之名趁虚而入加剧舆论撕裂，“政治水军”所带来的异质化意识形态风险需要从资本、信息、社会网络关系等多层进行溯源与预警。在舆论斗争场域，只有当资本和技术都得以约束，从资本和技术的逻辑转向实践和思想的逻辑，才能真正“把权力装进笼子里”，保障舆论场域的公共性。

总体而言，舆论撕裂酝酿于多元社会结构下的社会思潮演化，发酵于多元利益格局下的共同动机分化，激活于冲突议题中的合法性争论，付诸于舆论场域的资本-权力运作，弥合于宽松、理性、克制的舆论氛围和开放、包容、多元的公共话语空间。本文对舆论撕裂的原因、演化动力、弥合要素进行整合分析，试图从资本、技术、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之间的关系探讨舆论撕裂之本质和破局关键。诚然，本文还存在诸多局限有待进一步完善。其一，本文引入共同动机概念，通过共同动机的差异化来阐释舆论撕裂的根源，共同动机是利益诉求、情感诉求和价值取向的正向传导机制，而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并未对不同共同动机内在作用机制进行分类阐述，对于国家、群体和个体层面的共同动机分化也缺乏更深入的探讨；其次，本文引入场域理论用来阐释舆论撕裂及斗争的过程，梳理了从动机形成到资本运作、再到权力实现、最后到舆论空间抢占的流程，但对不同环节间的转化机制缺乏深入分析，共同动机的强弱如何影响资本-权力的运作，资本如何转化为话语权力，话语权力如何影响公共舆论空间，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分析。此外，本文侧重从传播视角对舆论撕裂的弥合路径进行分析，而冲突弥合作为一个复杂议题涉及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支撑，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多领域工具支撑，单从传播视角考虑实属单薄。最后，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舆论撕裂并非本文批判对象，所谓的弥合也并非去消解异质性声音，撕裂是开放多元话语空间的必然结果，也是舆论走向理性成熟的必经之路，我们期望在撕裂中不断反思和修正，以建构一个更加包容和理性的舆论空间，这当中的影响要素、现实条件、实现路径、运作机制和风险因素等都还有待学界和业界共同探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机器博弈的网络信息传播安全多准则动态管控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9ZDA329）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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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向安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沈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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