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我们多么向往乘一次飞机。窗明几净的机场和臃肿嘈杂、汗气淋漓的火车站，温柔微笑的空姐和冷漠凶横的查票乘务员，还有那高雅书店齐刷刷码好的《卡耐基全书》、《松下幸之助的人生智慧》和稍后出现的《穷爸爸、富爸爸》，与憨厚大叔大声叫卖的“法制日报”，构成了旅途中天堂和地狱的区别。
常见的机场与站台读物
何曾几时，“法制日报”的功能被“热搜”和“微博”替代，和机场一样窗明几净的高铁站台也卖起了书，放在显眼位置的，不再仅仅是卡耐基和松下幸之助，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马云的《未来已来》和乔布斯的自传逐步占据了显眼的位置。我们知道，世界已经不同，我们虽然有了点钱，可以坐飞机，享受更舒适的铁路站台，却终究没有富起来。
李开复与马云的书，也是近年常见的成功学畅销读物。
站台读物的变迁究竟体现了什么？
在2012年，《创客：新工业革命》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2013年，陈可辛导演的《中国合伙人》引爆当年的电影市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事件，并非毫无关联。如果在中国最大的学术论文网站搜索“创客”一词，就会有惊人的发现：在2012年，全文中包含“创客”一词的文章，大概有40篇，而2018年，这一类文章已经膨胀到两千余篇。这就说明，“创客”的出现，并非单纯的名词转化，而体现了社会构造的重大变化。
那么，在“创客”诞生之前，究竟是什么名词主导了我们自我经营的逻辑，这一逻辑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人世变迁，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小时候占领机场的那些高端商务人士随身必带的读物，它们统统属于一类学问：“成功学”。
从“事功”与“德性”，到新成功观的诞生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成功”一词并非指个人的成就，而是泛指效果的显现和目的的达成。例如，《尚书·禹贡》中“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特指治水目标的达成；《盐铁论》中，“黄帝以战成功，汤武以伐成孝”特指黄帝对蚩尤的胜利。在《左传》中，“立功、立言、立德”成为士人君子不朽的三大支柱，道家虽然强调恬淡无为，却又说“功成弗居，是以不去”。显然，道家的恬淡无为，并不讨厌“成功”，而是讨厌“居功”。总体而言，在宋朝之前，“成功”是一个中性偏褒义的词语。
在两宋时期，情况有了变化，新兴的理学知识分子逐步将道德和功利的差异抬到了截然对立的地步，并以此来评判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将理想中的夏商周三代政治看作以“尊德性”为主，而后世的朝代不过是以“事功”为主，在这个时候，“成功”不再等同于完成某项事业，而是强调以个人利益和成就为最高目标的经营活动，当然，这些经营活动仍然局限于帝王和士大夫的政治经营，和后世成功学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经营，有着巨大的差别。
为了“事功”有没有价值，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还和朱熹打了无数笔墨官司，两人谁也没说服谁。但是，自从理学在南宋后期成为了官方学问，并在明代和科举有着密切结合之后，只要在承平时期，中国的读书人都不太敢谈“成功”，虽然，他们谈点“道德性命”，目标就是当代人心目中的成功：地产、职位又或者对他人的支配。
《卡内基自传》的不同版本。“卡内基”是“卡耐基”的另一个通行译法，本文在行文中统一使用“卡耐基”。
晚清时候，这种“道德”和“事功”的对立，却支配了中国是否要学习西方发展现代工业经济的争论。在洋务运动时期，保守派倭仁便是理学家，他反对洋务派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理由，便是道德对事功的优越性。而在洋务派和随后的变法派士绅中，为了解决现代化工业的资金来源，进行商业活动的正当性，仍然是一个道德上棘手的问题，所以，“成功”问题服从于保国这一政治前提之下，才变成了开工厂、开银行的正当理由。
直到晚清末期，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达，与当代成功学有关的一些人物，才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1905年，《实业》杂志刊登了“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翁之青年处事训”（后简称“处事训”），通过编译《卡耐基文选》的片段，强调青年实业家实业成功和个人品质塑造之间的关系。从编译所摘选的卡耐基名言看，中国资产阶级实业家开始将成功看作了一种以企业家个人为中心的目标，并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上升时期企业家精神有着深刻认识。
我们发现，“处事训”所选言论有两大特点：首先，是企业家人格之理想化和英雄化，这确实也是西方资产阶级“成功”价值观的基础。但是，为了让文章更接近中国读者，卡耐基心目中的“企业家英雄”被故意刻画为“博览他国文学”的士人形象，这让当时多从士绅阶层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中国企业家，平添了亲切感。不仅如此，作者编译了卡耐基作为苏格兰裔移民，对母国勇士品行的学习，也把卡耐基心目中的理想企业家刻意打扮成战士和勇者，无形中为中国企业家们引入了“商场如战场”的博弈隐喻。
其次，卡耐基强调，企业家必须耐受挫折，意志坚强，这显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吃苦”传统有着朴素的接近。但是，后世被看作“成功学”核心问题的自我催眠方法和人际交往逻辑的灌输，根本没有在这篇编译中出现。这也说明，作为19世纪西方企业文化中的“成功”价值观，尚未深深渗入中国现代社会的土壤之中。
在1949年之前，中国没有系统的“成功学”论述，但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成功”观念，已经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深入人心，卡耐基的故事和言论广泛见于报章杂志中，并得到了系统化的介绍。在1941年的《上海生活》杂志中，出现了详细的卡耐基传记：“钢铁大王—卡耐基传”，此传记不仅强调卡耐基的致富之道：勤俭持家、努力不懈，而且强调他作为富豪独特的财富观，钱财乃身外之物，用之于社会才是正道。这样一个卡耐基形象，完全符合德国社会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心目中具有“新教伦理”的企业家形象。这则文章的刊登暗示，传统中国社会“德行”和“事功”的对立，开始被西方现代企业文化所影响。
与此同时，基于个人，而非企业家的财富积累的成功案例，也为大众所喜闻乐见，1917年创办的《成功人传》，试图通过刊登古今中外先贤的“成功”案例，来激励国人建功立业的热情。这份杂志的大多数成功案例都是国家政治意义上的“事功”案例，这显然是针对传统儒家社会多谈道德，不谈功业的政治风气。
但是，其中也有草民成功致富的案例，例如《沉毅果决在商场中奋斗成功之邱道明列传》、《赤手奋斗大成功之王少卿小传》，这种强调偶然、机遇和品性相结合的普通商人成功故事，自然为小本经营，却渴望过上良好生活的新市民阶层提供了生存的榜样。
当代“成功学”——借助集体策略，才能实现个人主义
70年代中后期，开始强调物质刺激和绩效控制对企业管理的作用，厂长负责制被引入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系统，这就为企业家个人功业和企业经济利益之间，重新画上了等号。但是，此时企业的“成功”、国家的富强，和现代化仍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柯云路的小说《新星》便刻画了这种全新的“成功者”。表面上看，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成功者似乎是一个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人”。实际上，他们更以“政治人”的方式来完成企业的改革和利润的增加。在此时，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对手，并非市场规律和竞争对手，而是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和涣散的集体凝聚力；企业家的功能并非精妙的成本核算和准确的市场定位，而是企业中微观秩序的重新建构和引入新技术与新手段的最终决断。
《新星》，作者:柯云路，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
直到90年代，随着市场体制的全面引入，“成功学”的春天才得以到来，其原因在于，大量的个体和民营企业家真正进入历史舞台，而他们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和经验，相对于复杂的数据报表和经济、金融知识，成功企业家的典范故事，成为让他们了解现代企业制度最清晰、最生动的入门宝典。这时候，早已被遗忘的卡耐基重新获得了井喷式的复兴，随之而来的还有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巴菲特以及一系列科研院所，或者民营的“成功学研究所”编写的成功学著作。
1990年代在严肃文学界名声狼藉的柯云路，试图走通俗畅销文学道路，他也写了一部成功学著作《情感智商》，在生涩套用当时盛行的成功学术语“情商”之余，他仍然继续80年代的老调重弹，在书的一开头就大讲“个人成功”和“民族成功未来”的关系。这一本土化的“成功学”尝试，并未让他再次成为“成功作家”。但是，这一“成功学”却将成功学问题从企业经营领域，拉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说明，以能否实现自我经济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是区分“成功人士”和“非成功人士”的重要标准。
按照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传统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差别在于，后者把市场看作一种经由交换达到财富组成要素均衡分配的体系，前者则把市场看作一场赢者通吃的准军事博弈。“成功学”的兴起，说明90年代的中国，新自由主义已经从一种资源配置逻辑转化为人们无意中不得不遵守的“思想—行为”装置。
大多数洋版和土版的“成功学”著作有着三个醒目特点：首先，商场和职场是战场，受到“胜/败”二元逻辑的支配；其次，每个人必须策略性改造自己的行为，完成某种精神修炼，才能取得职场和商场的胜利；最后，在商场/职场胜利的过程中，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十分重要，无法融入集体和团队的人，必然会遭受失败，而不是成功。
这种“成功学”逻辑包含着极为矛盾的内核。表面上看，这是一种从个人主义人生观出发，来塑造自我行动的“自我技术”教科书；可是，往深里一看，这种个人主义却必须借助集体主义的行为策略才能实现：我们必须有“情商”，必须有“团队精神”，即便有创造性思维，也必须要有效说服团队等等。
这说明，成功学的风靡，是新自由主义文化意识的某种扭曲呈现。那些成功学的读者们似乎在思想上接受了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思维，但是，尚未消逝的单位体制和民企与外企中普遍存在的官僚制，使得实现这种成功快乐的道路，必然伴随着既“正能量”又“揪心”的情感劳动。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成文章”，大量中文系写手炮制出的“西游成功学”、“红楼成功学”也颇有销量，而更为“通透”的读者，干脆走向重读曾国藩、李宗吾这些“中国传统成功学”的道路。
“创客”来临，“成功学”不再成功
曾几何时，成功学著作不再成为都市白领枕边的读物，而沦为了“10元三本”的地摊读物。而新一代的成功故事，不再写那些个日本老爷爷，而开始专注于那个其貌不扬，在电影里却打败两岸三地一流武打明星的原大学英语教师，抑或是，另一位大学英语教师，他的人生故事最终成了另一部电影。这样的转折显然和社会的另一次转折有所关联。
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创客”和互联网革命相关。但是，如果我们细看早年互联网企业英雄的故事，就会发现，“创客”和“创业”等词语在国内的泛滥，并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和现代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微电脑流行和早期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弄潮儿的创业故事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层面包含了某种独特工业品的诞生，无论这一成品是硬件还是软件，它们都是某种实在的“东西”；第二个层面是经营的故事，这一方面，除了文化潮流的改变，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卡耐基和艾柯卡并没不同，这不过是一个企业英雄利用各种人际关系达到巅峰而不失其道德初心的故事。
“创客”的故事是另一个故事：首先，创客并不创造“实在”的东西，他只是利用互联网造就的“去人格化”的人际关系，装配东西，所以说，创客卖的不是东西，是互联网营销链条中的节点。其次，创客的成功既不依赖单纯的智力和技术，也不依靠经营传统人际关系中所付出的情感劳动，而是一种洞察力和偶然性的结合。
根据创业故事改编的电影《中国合伙人》
在这样一种“创客”理念的背后，是一种全新的市场和社会组织原则。《创客》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认为，由于跨区域物流和互联网信息流的作用，许多专为特定客户群定制的“小众”商品，也可以在全球找到足以获得可观利润的用户群，甚至进而蚕食只关注客户需求，采取量产策略的大公司。相对于传统新自由主义按照胜败逻辑组织市场和社会的原则，“创客”的盈利方法表面上转向了传统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需求—供应”为导向的市场原则。
《创客》，作者:[美] 克里斯·安德森，版本：中信出版社，2012年12月
一场令人颇为心动的创业之旅似乎向每个人敞开，通过一款独特的应用软件，一个印着独特流行文化徽标的“文青”手袋，一套纹样独特的手工茶点，甚至一段搞怪视频，只要找到独特的市场，我们不需要进行自我修炼，不要经营社会关系，就能找到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手段。似乎，胜和败的逻辑不再适用于我们，只要找到适合的创意和机会，人人都是成功者。
这样的“创客”故事，让新一代成功商家的励志故事，代替了传统企业家的英雄成就，成为机场和高铁读者的新宠。世界变化了，可是我们变富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读者们并不知道，“创客”的兴起必然代表着新自由主义市场配置危机的加重，而不是这一危机的解决。
与成功学叙事不同，创业叙事的核心，并不在于不懈的自我修炼和对社会关系的经营，而在于“个性”。“个性”不仅指创业者独特的人格，而且昭示了创业过程中如何抓住市场潮流，找到独有市场份额的“卖点”。但是，在具体的市场运作中，“个性”的制造并非创业者的洞见，而取决于市场基于逐利本能的刻意筛选，而现代工业高强度的复制能力，则使得每一次筛选，必然把个性转化为共性。
“创客”们弄潮的快感，在这一轮轮的筛选-复制的过程中，迅速转化为挫败感，他们并不会成为第二个“马云爸爸”，而成为当代市场潮流中岌岌可危的创业劳工。而在自动化日益发展，劳动边际利润率下降的时代，大量无法进入组织化企业的白领劳动者，不再具有追求成功的主动力量，他们被抛入“创业”大潮，以“个性化”的产品为依靠，怀揣金钱和自由可兼得的梦想，从未预见被资本的浪潮打得粉碎的危机时刻。
而在这时，创业传奇不再和成功学宝典一样，成为他们可模仿的英雄故事，而是打拼过程中，可望而不可及的安慰。
作者：姚云帆
编辑：董牧孜，走走，寇淮禹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