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王宏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学院是知识生产的策源地，是文章专著的孵化所，也是青年才俊活跃的文化场。新京报“学院观察系列”关注中国人文知识界的生态、研究与日常，将学院那些事付诸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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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工作那会儿，年轻气盛，每学期上第一堂课，必定会略带挑衅地说：这门课我不点名，来不来随便!我自认为这是欲擒故纵的招数，但效果往往很差。随着日子一周周过去，来上课的人数慢慢减少，我也无法收回原来的话开始点名。虽然外在装作无所谓的表情，但内心也会后悔自己自负的无知或无知的自负。
我想学生的缺课或也多是因为现实的困难。比如，奉贤海边的冬天特别冷，每年冬天我去上课，都会被冻出重感冒来。老舍先生说，“能在青岛住过一冬的，就有修仙的资格”，奉贤怕是也不差多少。
又比如，我们今日的大学往往是校园太大、校区太多，上个课，南征北战，堪比长征。这种情形也有先例，如民国时期圣约翰大学的校园横跨苏州河，学生要摆渡过河上课，一天要来回摆渡五六次，你说他能不迟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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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强调佛系生活，老师忙，学生更忙，点名和应名，都需要一些合适的技巧和心态。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提到孟森先生，点名时十分平和：
心史是一好好先生，心气和易。所任明清史，讲义写得太详密，上堂无多话讲，学生缺席，只少数人在堂上，遇点名时轮流应到。心史说，今天讲堂座上人不多，但点名却都到了，仍自讲述不辍。学生传为谈资。
由此看来，点名其实不能叫点名，而应该叫点头。因为有头未到而名到者。正是因为学生层出不穷的花样，现在各个学校也都在不断地升道防魔。刷卡已经很落后了，有通过指纹来“点指头”的，据说北京某高校还采用了“刷脸”技术。我看目前最狠的手段是“点手机”，老师在教室门口为每个学生准备一个小口袋，学生上课时把手机放在各自的袋子中。手机现在是学生们的命根子，须臾不能离，放下手机，立地成野人。哪有人到而手机不到，或者手机到而人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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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多老师都是不点名的。就像钱穆先生当年在北师大讲秦汉史，二百余人的大教室很早就被挤满，走廊里也都是学生，水泄不通，钱穆先生竟无路登讲台，于是只能跳上学生的课桌，踩着桌子才勉强走上了讲台。记得当年在复旦读书时，著名的三一零八教室，常有大师光顾，座位是根本占不到的，能挤进教室就属幸运，有时候只能隔窗挤进去一个脑袋。运气差的时候就架在走廊里听，有种隔墙有耳的感觉。
如此看来，学生缺不缺课，关键还在于老师，同一个学生，可能喜欢某甲的课，但不喜欢某乙的课，汪曾祺先生可谓典型的代表。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中文系，但不喜欢系主任朱自清先生的课，朱先生上课爱点名，严厉刻板，作业太多，汪曾祺于是经常逃课去泡茶馆或图书馆。
但汪曾祺喜欢闻一多先生的课，闻一多是具有诗人气质的大学者，性情自由放旷，一上课，“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乃可以为名士。’”他也真是名士做派。闻一多上课从不点名，课讲得极其精彩，吸引许多粉丝慕名而来：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汪曾祺《闻一多先生上课》）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们。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1944年摄）
汪曾祺更喜欢的老师是沈从文先生，这是影响其一生的恩师。沈从文上课也不点名，而且他“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
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外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这样的谈天，别说穿越半个昆明城，哪怕是穿越半个中国，半个地球（有钱的话），也是值得的，老师自然是不用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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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老师，不但不点名，反而不希望过多的学生去听。法国思想家福柯43岁被选为法兰西学院“思想史体系”教席，从1970年12月到1984年6月去世，他一直在法兰西学院授课。他的课堂因思想性和个人魅力，在当时极受欢迎，听课者除了学生，还不乏学者、教授、社会人士以及慕名而来的外国人，以至于“人满为患，竟然到了拥堵的地步”。当时有记者描写了福柯课堂的气氛：
当福柯快速走入教室，雷厉风行，就像某人一头扎入水里，他挤过人群，坐到椅子上，推开录音机，放下讲稿，脱下外套，打开台灯开始讲课，一秒也不耽误。扩音器传出响亮、有力的声音，这是大厅里唯一的现代工具，从仿大理石的灯罩发出的光使教室不太明亮。教室有300个座位，挤了500人，没有一点空地……
福柯当然不用点名，他反而一直抱怨课堂的人数太多，影响到了和听众的距离和课堂的效果，以至于他希望通过调整上课时间（从下午17：45改为上午9：30）来减少人数：
按我昨天收到的一封信的说法，大学生已不再在九点半以前起床了。你们会说这仍然不是一个很公平的挑选标准：起床的和不起床的。但不是这一个就是那一个，终究有一个标准。
这对如今许多只嫌粉丝不多、只嫌出镜率不高的“大师”、“名师”们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福柯理想的课堂是有真正的交流，而人数太多，就无法实现互动，让课堂变成了单向的表演：
有几次，当课讲得不太好时，不需要太多，只需一个问题就可以重新改变状况。但是这样的问题从没有出现过。在法国，群体效应使一切真正的探讨变得不可能。因为没有反馈渠道，授课被戏剧化了。我和那里的人们是表演者或杂技演员与观众的关系。当我讲话完毕，就有一种完全的孤独感……
这种“孤独感”想必许多老师都有过，譬如我自己，课堂讲授的多是文学理论、美学理论等之类枯燥乏味的课，遇到要讲什么结构与解构、语言与言语、存在与本体、言意之辨之类连自己都半懂不懂的内容时，如果此刻恰好与学生苦涩又无助的眼神相对，我的脑海就会反复滚动起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写的一段文字，那是哑巴辛格的一段内心独白：
如果用嘴巴与人交谈，从对方脸上茫然的表情中，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想必就像动物的声音，或者自己的言语中有某种令人讨厌的东西。对他来说，努力用嘴说话是痛苦的……
其实，老师们之所以不愿意点名，除了或真或假的自信外，可能是因为还在固执地守持着“只闻来学，未闻往教”的古训，不愿自降身价罢了。不点名，内心还是希望学生来听课的。“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老师们最为虚荣又虚无的白日梦。其实，英才未必能得；得到英才，你也未必能教。但老师们应该都多少有点货色，加上“好为人师”的虚荣，一段轻松的讲述，可能需要燃灯枯坐好几个通宵。
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课堂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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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多愿不切实际地追求理想状态，理想的教和学的环境，或许应该是自由和宽容的。老师愿意教，学生愿意学，就像几被描画为“学术理想国”的西南联大。如何兆武先生回忆的那样：
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
不点名的状态，确是理想的状态，有无为而治的意思。但现实中老师们也往往愿意秉持精英主义的原则，尽管只是少数人来上课，也愿用心去讲。康德曾说过一句让很多老师有知音之感的话：
众所周知，课程的开头被活跃而又不稳定的年轻人们搞得多么紧张，而此后教室将逐渐地变得多么宽敞。
遇到康德的课，多数的学生大概是一定要逃的。但我想，那逐渐宽敞的教室里，肯定也会有两三个学生在安静地听讲。那两三个人，才是不点名的康德留下来继续讲课的动力吧。
作者：王宏超
编辑：董牧孜 张进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