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在《互联网科技革命与无产阶级的新枷锁》一文中写到过：
我留意了一下身边的朋友，发现精神处在亚健康状态的比例特别高。经常性失眠和疲惫就不用说了，焦虑、紧张、神经衰弱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于更严重的抑郁、双向情感障碍的比例也不在少数。从我收集到的信息来看，所有人精神状态变差都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点，就是刚毕业参加工作的那一两年。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像焦虑、抑郁、神经衰弱、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问题会这样普遍地出现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办公室白领阶层。
……而现代科技的发展，让在家工作的“软性加班”变得更为方便，曾经的“八小时工作制”竟然被生产力的发展搅得名存实亡，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讽刺。我在想为什么我身边失眠、焦虑、精神衰弱乃至抑郁、躁郁的朋友如此普遍，跟这种情况不无关系。精神需要有张有弛，需要放松，这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我们吃饭、睡觉、娱乐甚至发呆，都是为了第二天的工作“再生产”我们的劳动力。但是即时通讯设备频繁地打断这样的再生产过程，让我们长期处在一种精神紧张的状态，劳动力再生产被严重干扰；但是明天还要继续劳动力的使用，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
就上周我跟一位朋友吃饭，本来是周末其乐融融山珍海味饕餮大餐，多么优质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但是她就得时不时的去回工作微信，要知道这是周末哎。我留意到一个细节，每次她回老板信息的时候，另一只手都会从舒展的手掌变成紧攥的拳头，这就是神经紧张的一个表现，久而久之不焦虑才怪。我跟许多朋友聊过这个问题，有些人故意在休息时间不回老板的信息，有些人关闭微信的消息通知，有些人十点钟手机就关机，但是这种行为已经在你的潜意识里种下了种子，你故意不回老板的信息你焦虑不？你关机是不是还在暗自担心万一有什么事？是不是还要想真要有事我没及时回明天我找什么借口？是不是还要想万一我跟老板闹掰了是不是果断辞职？那我辞职了之后要找哪一份工作？就这样下去精神不出问题才怪。
这并不是我信口胡来，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前沿的社会学、心理学研究就开始关注于工作上的压力、挫折、剥削与不平等，对劳动者们心理健康的影响。本文探讨的，就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是介绍关于抑郁症研究的一个方面，更侧重于社会学角度的分析，目的在于分享知识。引发抑郁症的原因有多种，学界也尚存争论。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还是要及时就医，谨遵医嘱。
（一）异化
“异化”一词源自德国古典哲学术语，最初的涵义是指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产生了客体，但这一客体却变成了主体的敌对力量，主体最终被自己产生的客体所控制和奴役。伟大导师马克思从深度、广度上扩展了“异化”学说的内涵，使之成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研究领域。
在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四个维度阐述了“异化”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位劳动者从四个不同的维度被异化了：
第一，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成为了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以，因此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类似于钉钉他们团队都是用钉钉的，所以钉钉的产品经理和程序员研发出越能“有效满足老板需求”的功能，他们自己就被剥削的越惨。
第二，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本身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人之所以为人，而非动物，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有自觉性的劳动，这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就像我们看很多新闻，一些拆迁户的大爷大妈们，坐拥几千万的房产，却干起了街道清洁工之类的工作；还有一些家境不错的富二代开着豪车上班，拿着两三千的工资。就是因为人是需要找一点事情做的，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你现在觉得难以想象是因为你永远处在一个异化的劳动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中，劳动成为了一种被迫强制性的肉体折磨。异化的劳动让人们感觉到的不是自由与自觉的实践，而是被迫与痛苦。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的表现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牺牲与折磨。
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规定不是人的自然属性或生物属性，而是人的社会属性——是人之所以称之为人、而不是动物的关键。因此，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才是人的本质特征。但在异化的活动中，人的这种自由自觉的类特性变成了人们谋求生存的手段，而人的吃、喝、生殖等动物性本能则成为了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因此马克思认为，异化将人变成了动物，人失掉了自己的类本质，人成为非人。
第四，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为什么一旦可以，劳动者“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劳动者的生产成果被他人无偿占有了——工人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所剥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对立。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提出于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既然是手稿，当时就没公开出版。直到1932手稿全文才首次公开，随即引发了学界的震动——哲学、革命理论、社会学乃至心理学领域都引发了飞跃性地研究。直接催生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成立，并成为了西马最重要的理论基石。所以看马克思有多厉害，这是一百年前的东西，拿到一百年后出版，还能引发学界的革命——也就是说近一百年来也就没人想到这个问题、提到这个东西——而手稿一经公布，马上就引发了学界的“大跃进”。所以说天才就是天才，不服不行。
（二）马克思主义与抑郁症
异化理论博大精深，在本文中，我们着重探讨这一理论跟我们自己最切实相关研究：就如本文题目所说，劳动者的精神健康问题，是否受到他工作的影响呢？
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学联系起来的是西马学者马尔库塞。马尔库塞非常推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他将弗洛伊德个体的“压抑”理论引申到了社会层面——剩余价值的剥削、吸血的资本与吃人的礼教都是“压抑”的来源。马尔库塞指出：“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人的概念是对西方文明的最无可辩驳的控告。弗洛伊德说，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
进一步的，马尔库塞把社会文化对人的本性的压抑划分为“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基本压抑是指为了社会正常运行必要的压力，比如说你不能上街随便砍人；你不能像原始人一样，看见哪个姑娘好看就一榔头敲晕带回家——必要的压抑是文明的基础。但额外压抑就不一样了，用马尔库塞的话说这是一个特定社会的统治阶级附加于我们所有人身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人的身心都成了异化劳动的工具”。同时，他认为工业化社会与奴隶或佃农这样的人身控制不同，资本主义通过看不见的手支配和控制着人，导致人丧失主体性，最可怕的是，还能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种奴役状态当成了“自由生活”。马尔库塞认为，在马克思的时代，异化对劳动者的影响主要是肉体上的痛苦（如物质生活的贫困、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等）；而在当今（马尔库塞的那个年代，也就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初），异化对劳动者主要是心灵的折磨、精神上的痛苦。这个论断在脑力劳动愈发成为主流的当今社会更加适用。
马尔库塞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用“技术控制”代替“政治统治”或“酋长统治”——“技术操纵人，机器驾驭人，物欲奴役人”。具体到每个劳动者的心理，他们最大的压力来自于“管理压抑”——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劳动异化的理论，从事劳动是被动的劳动、为了生存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非但没有自己的主体性，更要受到管理者的种种规范，让人成为一个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我们在探讨消费主义的文章中说过（《脏脏包批判》《穿Prada的时尚女奴隶》），劳动者无法中工作中找到归属感，转而从购物里寻找自我。然而这个“自我”是被商业社会狂轰滥炸的价值观洗脑所异化的自我，人性在根本上依旧是被压抑的。
另一位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理论相结合的大师是弗洛姆。马尔库塞是首先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然后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结合；而弗洛姆先是精神分析学博士，而后学习了马克思的理论，正好反过来了。弗洛姆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位精神科医师，有着四十余年的临床经验，所以他的论断就显得相当有说服力了。
弗洛姆为“现代社会”列了三尊神，分别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这三位在各自领域都是“现代”的设计师，他们各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人”进行了研究，都最高体现了人类渴求理解、渴求知识的需要。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本质，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而“弗洛伊德对人的思维过程、印象和感情等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因此把二者结合起来，就仿佛倚天剑配上了屠龙刀。
弗洛姆融合了马克思的社会学研究视角与弗洛伊德生物学、心理学的研究视角，以此来解释一系列的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问题。他的研究被称为“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或“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是从内到外、从社会到心理全方位的。异化带来的的贪婪的*、压抑的本性、变态的情感和扭曲的人格，使人在病态社会中迷失了自我。因而无法保证精神的健全，甚至导致精神错乱。
弗洛姆通过研究大量的抑郁、自*、酗酒、精神分裂的临床案例，发现这些患者身上的共同特点：“由个人的生活状况所特有的处境而造成的对人压抑的内容”。说通俗点大致就是，生活太艰难了，不由得丧起来了。基于此，弗洛姆衍伸了“异化”概念，他指出：异化是一种认识模式，而在这种认识模式中，人是以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而不是他自身作为世界的中心，行为者与自身失去了联系，同时也与世界失去了有机联系。基于此，弗洛姆提出了“社会无意识”的概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用无形的手把社会中的人改造成它们所规定的样子，改造成生产和消费所需要的人——一个异化的人。
弗洛姆有两句名言:“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 将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说的就是异化带来的问题。弗洛姆认为，“异化”应当包含心理学的解释，是一种心理体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相分离（如为谋生工作、被消费主义洗脑等），因此，这个人体验外界环境和自身的方式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而不是主动地认识或改造世界。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工作挣得钱少、天天被老板骂、升职加薪遥遥无期、信用卡日常刷爆、在香港百货大楼里买不起Prada，那么他长久以来被这种负面情感所包围，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心理防御机制，只能把感情封闭了或者淡化主观体验去面对悲惨的生活——这就是“异化”在心理学上的映射。久而久之，这个人丧失自主感，会觉得自己是别人、一个陌生人；同时也感觉不到自己与外界环境的情感联系与互动。
弗洛姆讲的这种丧失自我意识感，就是情感障碍。要知道，抑郁症的症状不是单纯地感到悲伤，而是丧失了喜悦的能力——一种情感上的麻木，不能像正常人那样感觉事物获得情感，他们看这个世界就仿佛蒙上了一层纱，不能正常体验到积极情感甚至于正常的悲伤。按照弗洛姆的理论，这就是因为人被异化了，变成了一个机器。基于此，弗洛姆指出：异化的人是一部自动机器，他在精神上是麻木的和消极的，异化的人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不能运用理性去面对生存的矛盾和痛苦。他说：“物没有自我，变成了物的人也不可能有自我。无我的状况，引起了人的极度空虚、无力、恐惧与不安，使得人日益失去生命力。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和大机器生产给个人造成的孤独和渺小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变得更加严重。”
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讲的就是这种“人变成机器”的体验。电影的一开头的画面就是滚滚而来的羊群紧接滚滚而来的人群，意思就是这些工人就如动物一般无意识。
这种景象在如今国贸、中关村等地铁站每日都在重复上演，说明那时候的问题同样是现在的问题。
资本家无时无刻地注视着你，不让劳动者有一丝的闲暇，不让他们的精神有一丝的放松，把压榨做到极致。上面的镜头是不是跟你在家躺着，老板忽然一条微信发过来安排工作任务如出一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啊。
电影中最经典的镜头莫过于卓别林在机器中“游泳”——人，真的变成了机器。在高强度的劳动与异化下，卓别林扮演的角色也精神失常，可以说是非常合情合理了。
从工作的角度来讲，劳动者完全丧失了自主性和自我意识，这个我们联想一下自己工作经历就很容易理解。从消费角度讲，劳动者们依旧丧失了自主性。这就是我们前两篇文章所分析的，你以为你买买买是掌控了自己的双手，有一种价值兑现感，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无时无刻地被消费主义价值观所洗脑，被铺天盖地的广告、KOL示范、他人对你的评价所包围，不但创造了“想要”这种伪需求，更产生了“审美幻觉”。于是，消费也成为了非理性的强迫活动，一种虚幻的满足，但还是那句话——无望的自我泅渡。在消费层面人同样成为了“物”的奴隶。
那么劳动者普遍的精神危机如何解决呢？弗洛姆认为，未来劳动者的出路在于超越自己生存的被动状态，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通过创造性劳动与彼此相爱才能超越被动和偶然，获得自由。而这一切，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覆密不可分。
（三）健康不平等
还有一个角度可以印证第二部分阐述的理论，那就是：穷人更容易得抑郁症。
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进行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其成果是著名的《布莱克报告》（the Black Report），报告指出了贫穷、财富、收入分配、失业、住房、工作环境等因素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即穷人比富人患各种疾病的风险都要高。但当时新自由主义撒切尔政府无视这个报告的结论，强调个人生活习惯是导致健康问题的直接原因，并拒绝推出相应的政策。这我们都能看出来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显个人生活习惯也是跟个人收入、财富水平挂钩的。比如穷人就无福消受日常保健和健身房——没有钱也没有这个时间；同时，作为健康食谱核心的新鲜水果蔬菜，也要比富含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贵很多。
基于《布莱克报告》的结论，社会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创作了《不健康的社会：不平等的痛苦》。在这本书中，作者讲健康不平等的范围从生理领域扩展到了精神领域。穷人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相对恶劣，收入低，面临失业风险，处在社会边缘，缺乏成就感和正向评价——这都导致了穷人比富人群体有更大的精神疾病风险。也跟我们上一部分的论证殊途同归。
中国学者焦开山研究也证明，穷人患有抑郁症的比例要比富人高很多。他的研究证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身体功能状况就越好，抑郁症状也越少，自评健康不好的概率越低。
来源：《健康不平等影响因素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5
（四）方法论：失传的屠龙术
左翼学者伊恩·弗格森在去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心灵的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和精神痛苦》（Politics of the Mind: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这本书中有三个论断非常有趣。
第一是无产阶级从工业革命至今，从“普遍抗争”走向了“普遍焦虑”（from picket lines to worry lines）。就以前大家还会联合起来搞搞运动什么的，现在就一个人宅起来、一个人丧了，这与后现代社会原子化的趋势是密切相关的。作者在采访中说过，创作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想去挑战一个医学模型，这个模型说，精神上的痛苦，无论是抑郁、焦虑、精神分裂还是其他任何标签，都和人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无关，和社会上发生了什么无关。这样的模型使得精神痛苦变得‘个人化’了。所以本书以质疑这个模型为出发点，并提出，当前人们日益严重的精神苦闷，与资本主义给人们带来的压力有很大关系。”（翻译：Targaryen，下同）
第二个论断是，当今主流的对于抑郁症的医疗诊断，更多的把“责任”推给了个人，而不是社会。传统逻辑就是你抑郁症是因为你得了病、你不健康了，所以你要吃药；而不是因为是这个世界、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作者指出：“（抑郁症患者）他们也可能会被送去医院做心理治疗，很有可能是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CBT），但这种治疗方法仅仅在个体层面上去改变你对事物的反应。如果这种治疗有效，那是最好。但CBT只是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改变世界……它把“变好”的责任推给了个人。”
第三个论断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方法论了，作者通过大量实例研究证明，进行阶级斗争有利于劳动者的精神健康。承接于第一个论断，作者指出：“我们为提高心理健康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集体反抗。这也与我在书中谈到的异化问题有关，因为很多精神上的苦恼都是我们感觉自己对于现实无能为力。当人们开始感觉到集体的力量，就会有益于他们的心理健康。我们集体的心理健康很大程度上是由阶级斗争的程度决定的。当不联合在一起进行反抗时，人们更倾向于把一些痛苦和压力压在心底。有大量证据表明，集体性地反抗抵制社会不公有益于人们的心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