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路客与刀客 | 天涯·新刊（影子刀客安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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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侠与时代记忆”小辑

编者按：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逝世，这个塑造了无数经典人物形象的武侠小说家，在留给世人无数纪念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争议。金庸是如何看待那些争议的？2003年10月，金庸曾在西安举行的“金庸小说高层论坛”上，畅谈过一些对自己、对作品、对武侠小说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着他身后所留下的争议。在这个论坛上，肖云儒、冷成金、李震、韩云波、高建群、贾平凹、严家炎、魏明伦、费勇、汤哲声、高侠、施爱东、蔡澜等学者作家，与金庸刀来剑往，碰撞出不少有意思的思考。多年后，当年参与本次活动采访的记者张英，根据现场的录音，首次整理出了这份对话录，本刊择要刊发，以飨“金迷”。此外，刘大先、马笑泉、胡竹峰、侯磊、陈培浩五位青年批评家、作家，都曾在年轻时遭遇过金庸——对他们来讲，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仅是通俗读物或流行文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他们的青春成长、塑造了他们的情感构成，因此，邀请他们在纸上江湖，与金庸来一曲彼此激荡的共奏合鸣，是纪念，亦是传承。

路客与刀客

刘大先

因为在华语世界的巨大文化影响力，金庸的去世成为一桩热议事件，即便并不是粉丝,也会因为社交话题的需要而参与几句。他也确实是谁都可以或多或少说上几句的人物——就算没有读过他的小说，那也至少会看过、听过或者玩过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电视剧、评书乃至电子游戏。凡有华人处，皆知金庸，诚不虚言。他所塑造的许多形象、所创造的许多术语因利乘便进入到各类新兴媒体之中，融合到民众日用不知的生活里——这一点殊为难得，因为绝大多数人写了一辈子，在时间淘洗过后，可能连一个词都没有留下。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彼时原本居于港台一隅的娱乐事业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回内地，作为成年人的童话，武侠小说与满溢着民族主义激情的电视连续剧一道，成为回流的大众文化中最为醒目的一脉。因为两岸三地在意识形态上的区隔，这种自身内含着传统文化因子的文化产品成为普遍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在侠客江湖的想象性飞地之中，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退隐不见，源于心雄万夫的原初性幻想以奇技淫巧的异域形象呈现出来，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满足和快乐宣泄，甚至还不经意间提供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断裂的传统”的基础教育。

就个人经验而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儒家教诲并非来自于《论语》，而是梁羽生的《萍踪侠影》。男主角张丹枫在陷入石窟绝境中偶见前贤彭莹玉留下的《玄功要诀》，笑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也是孔子说的。我而今得此异书，如闻一代宗师，亲传大道，可窥武学不传之秘，获前人未有之缘，那还不心满意足，却还斤斤计较自己能活多少天，胸襟如此滞而不化，岂不为古圣先贤所笑？”因而心中豁然开朗。在小学四年级的课堂上偷偷读到这一段，让我热血沸腾。那个小说的结尾，是梁羽生填的一首调寄《清平乐》，写的是渡尽劫波的男女主人公一笑泯恩仇，虽然词牌是到大学时候才学到，但最初懵懂的印象无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少年时候心性单纯，易被外物影响，接受的事物记忆深刻，但理智未开，无法遽入艰深，启蒙作品就尤为重要，它们会潜移默化地型塑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放眼古今中外，这也是形成一般民众知识与认知框架的通例，历代以来关于引车卖浆者忠孝节义的熏染，多来自高台教化，而非精英的典章，欧洲现代文学也始于地方性语言写作的通俗作品对拉丁文经籍的取代。

有一次我去河南许昌讲学，空闲时间朋友带我去当地古迹“杨爷墓”游玩，也就是杨再兴的陵园。杨再兴这个人物我原以为只是《说岳全传》中虚构的，未曾料想居然是《宋史》中有传的猛将。杨爷墓修于临颍商桥村，正是当年他与金兀术交手，误入雪中小商河，陷在淤泥衰草里，被乱箭射死之处。《宋史·杨再兴传》记载他死之后，金人将其尸首焚烧，得到箭簇有两升之多。遥想当年读到此段，壮志未酬而半道崩殂的遗憾长久地徘徊不去，于现实中见到墓园中挺枪跃马的塑像，仍不免耿耿于怀。除了杨再兴、高宠、陆文龙这样自带戏剧性光环的人物，还有一个汤怀我也始终记忆犹新。这个人在《说岳全传》中是默默无闻之辈，虽然和岳飞是同门，但资质平庸，性格外貌亦无特别之处，没有人会注意到他。小说中写到秦桧陷害新科状元张九成，派他出使五国城去问候被俘的徽、钦二圣，这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差事，汤怀主动请缨护送，果然在回来的途中被金兵阻隔，力战不能冲脱，自尽而死。连兀术也感慨：“中原有这样不怕死的南蛮，叫某家怎能取得宋朝天下！”汤怀之死不过是一个很短片断，我之所以难以忘却，是对那种普通人壮士一怒、义气激愤的同情。

英雄之死与平凡之死对于少年情感的陶冶与净化，既有对崇高的景仰，也有对悲剧的悯惜，无疑是深远而持续的道德教育。因而武侠小说在观念上从来都是保守的，对于维持一个社会基本的纲常伦理和秩序结构发挥着潜在的作用，这同武侠想象在平民文化中倾注的悲苦无告者隐藏着的幻想形成一种和谐的吊诡：庸常无力的人生需要高飞远举的浪漫超越，正义、叛逆、利他与牺牲精神战胜猥琐疲沓的苟且，在异端的行动中获得绚烂展开的可能。

但梁羽生、金庸所开创的港台“新武侠”却将平民武侠诗学化了。从发生学来说，两人走上武侠小说的写作皆非初衷，而是有着现实商业考量——为了扩大和维持报纸的发行量——但随后却成为赖以成名的主业，进而有沟通雅俗，登堂入室之谓。两人皆出生于书香世家，梁羽生大学期间虽然并未学文（先考入化学系后转学国际经济），但家学坚实与交游广阔（简又文和饶宗颐等大家都曾因为避日寇住过他家），文史素养深厚，曾任职于《岭南周报》《大公报》《新晚报》，尝试撰写过各种文体。金庸则先入外文系，后转国际法，陆续任职于杭州《东南日报》和上海《大公报》，至香港后创办《明报》。两人一个倾向左翼，一个政治观点偏右，虽为报人，俱怀抱大志，如金庸早先是以撰写政论擅长。武侠小说显然最初并不在他们的写作构想之中，只不过因为机缘巧合才相继在《新晚报》写作连载，目的是为了拉拢读者，增加销量，这让他们一开始就带有现代商业色彩。此种商业色彩就其根底而言，与宋元市民消费的说部书话并无二致，区别则在于一是大众传媒已然成为主流，电影、电视的普及让武侠小说的传播方式更为丰富，范围和力度更加深远；二是经过了晚清民国“崇侠”潮流洗礼之后，被现代民族主义改造后的侠文化不再纯然是民间娱乐与风化产品。

与所谓的民国“旧武侠”相比，港台“新武侠”在这两点上更为清晰。民国时代新兴的报刊出版业既为先锋前沿思想开拓了抢夺话语权的舆论阵地，同时也为失意落伍的文人提供了谋生的场域。精英知识分子要鼓舞民气，从传统中寻找刚健有为的血性与生命力，乱世浮生中的人们也迫切需要沉醉与畅意的逃逸性空间，不同的力量从正反面促成了武侠小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勃兴。“新文学”运动的启蒙语法成为合法性所在，文化权力转移，武侠小说被现代精英斥同于鸳鸯蝴蝶之流，但现实中却占据了最大范围的市场。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很快就被改编成连环画和京剧，甚至于1928年搬上了银幕，且经久不衰，连拍十八部，可见大众传媒的敏锐嗅觉。经过复杂的文学辩论和斗争，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本土化改造的现实主义成为文学主潮，武侠小说也就日益在各派政治话语中边缘化，就其创作实绩而言，也确实并未提供创造性的文学样本，多以异端想象和奇技淫巧出之，而偏向于写实风格的如王度庐的一些作品，则以贴近“新文学”标准为荣，而写作者多为底层文人，无法产生巨大的文化辐射力。

梁、金的武侠小说在五六十年代产生于香港别有意味。与内地轰轰烈烈展开的辞旧迎新的政治运动相比，他们的武侠小说具有文化乡愁和家国象征的寓言性质——那个在内地被冲击而日益快速流逝而去的古典中国，以花果飘零的碎片形式夹杂在侠客的缥缈江湖和恩怨情仇之中。儒道释回、琴棋书画、医卜星算、奇门八卦、名山大川、人文掌故……无论哪个读者都无法忽视在梁、金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古典文化因素，它们抚慰着流落在政治中心之外者的怀旧情绪，同时治疗着海角边隅殖民地处境中屡受侵扰的身份危机，更抵抗着一体化意识形态所带来的丧失与焦虑感受。因而，其“新”更多体现在对于民国武侠的总结和集成——他们在民国武侠设定的江湖原型、民族主义母题和自由主义精神理念中发扬光大，而非开创出新的模式。

他们与民国武侠一样都是文人化的作品，是被重新发现与改造的“民间”。梁羽生的小说固然富于典雅韵致，但其关于侠义精神的内涵继承的依然是先秦而下的利他与自由精神，因为梁本人的左翼立场，他的侠客多有“人民性”的责任感，即使是金世遗、历胜男那样的个性人物也符合主流价值观。如果说梁羽生多受限于故事的具体历史背景，金庸架构的武侠世界格局则更为开阔：在郭靖、杨过、令狐冲、石破天这些主角身上映射了儒、道、佛的通俗化观念，《连城诀》中的狄云已经离侠义颇远——后期金庸有意灌注讽喻，但《鹿鼎记》以政治与侠义、朝廷与江湖的张力解构侠义，无疑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对骑士小说罗曼史的讽刺不同，而携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可以视为全球激进政治失败的投射。《鹿鼎记》颇受学院研究者推重，因为它接近了“纯文学”话语的诉求，但就武侠文化的脉络来说，以上所有这一切或多或少在民国武侠中也已影影绰绰、呼之欲出，但韦小宝所显示出来的犬儒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就如同《施公案》中黄天霸*死自己结义兄弟一样令一般受众瞠目结舌。金庸的许多章节设计和段落描写依稀可见电影调度与戏剧场景的化用，也吸收了某些西方现代文学的叙述方式和情节结构，古龙则全然“现代化”了，他的形式创造与浪漫主义侠客形成了同构的绝响，但也显示了新武侠写作与视听文化的日益紧密结合及其即将终结的命运。

金庸与《神雕侠侣》电影主角合照，1960年。左起谢贤、金庸、南红、梁素琴

内地改革开放甫一兴起，孤悬海外的武侠小说传入，带来一股武侠浪潮，经过三十年断绝之后，被压抑的娱乐需求焕发出惊人的能量。《萍踪侠影》就是最先于1981年6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7月广州创刊了《武林》杂志，并在创刊号上连载金庸二十四年前写的《射雕英雄传》。1983年内地出现武侠热，到1985年蔚为全国风潮——被革命、集体与现实主义话语中断了三十年的娱乐、个人和消费话语重新抬头，与“严肃文学”界关于“现代派”的论争最终以先锋小说和现代主义美学获得胜利。几乎同时，伴随着梁、金、古传入的是张彻、楚原、胡金铨的电影，1980年代中期的电影荧幕上跟风涌动着无数和尚、拳师、义士保家卫国、锄强扶弱的身影，内地也出现了许多写近现代武术家如霍元甲、韩慕侠、海灯法师、杜心武、董海川的作品，它们多以爱国主义与反抗列强为主题，但吸引读者的无疑是武林轶事、技击秘术和跌宕起伏的侠义故事。千古世人侠客梦，这种隐秘的激情其实就算在最为严苛的时代也不曾断绝，回首当代文学史上的“革命英雄传奇”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烈火金刚》，也都化入了武侠小说的叙事技巧和广受欢迎的侠义情结。

耐人寻味的是，现代以来的文化尤其是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流播蔓延之后的现代性往往羞于正视这种人类的原初激情，而在理性规划中指斥武侠文化的非理性和前现代思维，因而长久以来主流文学史和文化史很难给予武侠文学以一席之地，尽管这种情形在1990年代之后得益于雅俗鸿沟的敉平而颇有改观，但武侠文化在文明等级论的图景中仍然不可能登堂入室。其中一个隐微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侠以武犯禁”、匹夫阴操赏罚之权，从来都是秩序和制度的疏离性乃至反叛性因素，这决定了武侠作为稳定状态的离心力在任何时代都只可能处于秘密或边缘的亚文化状态，武侠文学所携带的浪漫和理想可以短暂地融入民族主义召唤与爱国主义抒情之中，并满足消遣的需求，但必须以磨灭了叛逆的可能性为前提。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背景中，武侠小说无妨作为文化多样性中的有机组合，安置在事先设定好的低阶位置。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武侠小说的写作者会认为自己有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的伦理担当，顶多不过是为细民写心，在满足百姓娱乐需求时为稻粱谋。

但是，来自“高级文化”的批判始终不绝如缕。前不久刚巧读到一位哲学教授写的批判武侠小说的文章，大致的意思是，武侠小说代表一种停留于原始“互渗律”层次上的幼稚思维方式，它基于传统“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人性观，弥漫于民众思想深处,是对主客相分的健全常识的遮蔽和解构，武侠精神向影视和电脑游戏的渗透更是使人们沉溺于幻想而忽视了对社会公正体制和合理的思维方式的重建，亟待我们在大众中普及一种起码的理性即健全理智。就文章立论而言本无不可，但论述过程实在惨不忍睹，因为在通篇谈论“常识”的文章中充满了对于武侠文化常识的盲视，而以启蒙理性的独断和狭隘来裁判武侠小说则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思想史与哲学史转型的无知——难道让所有人都成为单向度的“理性人”？这里面有着令人啼笑皆非的错位，没有分清楚文化的分途，即某个人喜欢武侠小说并不妨碍他对于严肃、高雅、精深文化的接受，反倒可能使他葆有包容之心和未被冰冷理性侵蚀的热烈情感。

另外一位真正意义上有着原创性的哲学家李泽厚，在金庸逝世后应邀给香港《明报月刊》写悼念文章，因为忆及早年落魄时拒绝金庸赠金之事，引起了极大争议。李在文中对金庸的“小气”颇有不恭之词，让很多人觉得他心胸狭窄且不近人情。李泽厚显然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就算谈不上鄙视，至少也觉得无足轻重，顶多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但他还是包容的，其背后当然也是精英意识在起作用，也显示出他一定程度的盲视。但恰恰在这种畅言所想中，李泽厚显示出活出了真我的潇洒，倒是颇有侠客人物的气质。

然而，这一切在新媒体文化甚嚣尘上的当下都烙上了前朝遗响的意味，如果不是因为涉及到的两位都是名人，可能不会产生什么关注度。事实上，即便已经产生的关注度也不过是片刻的热点，它们旋即被纷至沓来的各种信息洪流所淹没。新世纪以来的武侠小说几乎耗尽了它所蕴藏的所有能量——金庸已经成为被官方授勋的文化名流，香港硕果仅存的《武侠周刊》开到荼蘼，在办刊一个甲子之后宣布于2019年1月15日停刊。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武侠小说显然走向末路了，但武侠的情感结构则可能散入新兴的通俗文化之中，变换了模样和气质，而依稀绵延，赓续流播。

小时候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一部连续剧《路客与刀客》,又名《千秋英烈传》，讲述的是不同年代或有本事（如荆轲、聂政）或纯虚构的刺客、游侠的故事，那些故事独立成章，一气贯穿的是千载而下依然英风凛冽的豪情与仗义，“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值得一看。因为年深日久，具体剧中人物名姓已经漫漶遗忘，其中有一个片断，是某个贵族官僚带着幕僚或门客在街头漫步，偶遇某个乞丐般的人物躺在街头，昏睡中有苍蝇*扰，乞丐出手如电将苍蝇捉住捻死。贵族官僚颇为惊讶，觉得遇到了异士高人。幕僚则告诫他，也可能不过是江湖术士故意炫技，招人耳目以便谋求进身之阶。当然，后来证明那个乞丐确实是一个著名的刀客。这个情节，其实构成了武侠小说在文化场域中的隐喻：它们的存在也许就其自身而言不过是路客的自然形态，然而路客中亦不乏偶露峥嵘的刀客——不是剑客，因为剑很早就脱离实战，变成更具有仪式感和尊贵感的礼器与装饰，刀客则才更民间与江湖。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写道：“即使具有最进步思想的日本人,如果在他的皮肤上划上一道伤痕来看的话,伤痕下就会出现一个武士的影子。”这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记忆。也许我们在地铁、街头、商场、公司门楼、酒店大厅看到随便一个路客，划开他的皮肤，同样会发现一个刀客的影子，血脉贲张，肝胆皆冰雪。

刘大先，评论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文学的共和》《时光的木乃伊》《无情世界的感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