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平等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的张力，但起初人们却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法国大革命让“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与信念深入人心之时，并没有人追问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顺序上的孰先孰后、抑或重要程度上的主导与附庸，甚至产生源头上的独立和派生。而实际上，这对孪生子并不那么容易和谐共处。曾经，自由与平等相伴而行，取得了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最初胜利。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两种价值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被打破，呼啸而来的资本主义在“碾碎了以门第出身为基础的封建性质的不平等之后，又造就了新的巨大的社会差异”。自由原则允许人们合理合法地占有生产资料，从事生产、贸易活动，由于才能、努力程度和机遇的不同，贫富分化必然产生。过分的贫富差距在代际之间继续蔓延，造成了人们必将面临起点的不平等，使一部分人丧失了充分发挥自己才智的条件，最终失去了自己原本应当享受的自由。正是鉴于这种情况，相当一部分平等主义者认为，仅有“政治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远远不足够的，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要达到实质上的平等，必须实现经济平等，这就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实行再分配。问题在于，如果富有者的财富是合法所得，国家有什么理由将其中一部分占有并用于再分配呢？这无疑侵犯了财富拥有者的自由。我们是否能够以平等的名义牺牲自由？于是，政治哲学家、理论家们之间的分歧和争论由此产生，有人认为不能以放弃自由、侵犯人权为代价来换取平等；有人坚持平等优先，认为只有实现平等，才能有真正的自由；更有人不仅不接受极端立场，也不满足于中庸之道的权宜之计，力图证明自由与平等的内在一致性。但无论多么精致复杂的理论分析在现实中仍然使兼顾双方缺乏可能性。这恰恰证明，平等与自由并不一定总是紧密相连。有时候可能存在一种不自由的平等，监狱里的囚徒是平等的，但他们却没有自由。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在共和政体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在专制政体之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在共和国，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是’；而在专制国家，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不是’。” 更多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应该是一种不平等的自由，人们之间是不平等的，但都有一定的自由，区别在于有的人自由多一些，有的人自由少一些。这种不平等的自由或许是一种不完美的自由，但它比完全没有自由或者不自由的平等要好得多——只要这种自由没有太多地脱离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