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10月8日的晚上，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三投再起，隐隐有声。懿惊喜曰：“孔明死矣！ ”——（《三国演义》第一百四回 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像魏都督丧胆）
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对以上这种情节都不会陌生，因为类似的场景在《三国演义》里曾出现过多次。如第八十一回 《急兄仇张飞遇害 雪弟恨先主兴兵》中是这样写的：却说先主是夜心惊肉颤，寝卧不安。出帐仰观天文，见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坠地。先主大疑，连夜令人求问孔明。孔明回奏曰：“合损一上将。三日之内，必有惊报。 ”先主因此按兵不动。果然三日后传来噩耗：张飞被刺。
将人物的命运、性格与星象联系在一起，使人物的死亡，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这就是《三国演义》的天命观。这种天命观来自东汉末年盛行的谶讳神学。
谶讳神学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巫卜和各种预占。它是殷商的龟卜，是《周易〉的筮占，是春秋时期谶纬文化借人的相貌、声音、语言、举止等方面的人占。谶讳神学至西汉董仲舒发展为天人感应学说，为谶讳神学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依据。西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使人们渴望能天象之中获得神灵的预言启示，借以转祸为福，谶讳神学也因此得到了大发展。
《三国演义〉中描写的是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的历史，当时社会上的谶讳神学主要有观星象、察地物、析谣谶、占梦兆等方式。它们对政治活动运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很多时候决定和影响了政治斗争的走向。大至国家政治方针，小到个人的命运，都能依据星占术来进行预测。
二、《三国演义》依史演义，与谶纬文化自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三国演义》将历史上的朝代更迭看成“天数”，并以此审视汉末至西晋初年的历史，认为汉家火德，“汉朝天数当桓灵，炎炎红日将西倾；天数茫茫不可逃，一统乾坤归晋朝”，三国归于晋乃天意所定，“天数”贯穿于小说情节之中。
《三国演义》中观天象的描写有十多处，孙坚得传国玉玺之前观过天象，诸葛亮病重之时，在五丈原也曾扶病夜观天文，司马懿伐公孙渊之时也观过天象。而他们观测的结果，都是看到了天上“将星坠落”，从而得出人间某人要亡的结论。
这种理论的依据在《晋书-天文志》中说得很清楚：“经星常宿中外官凡118名，积数783，皆有州国官宫 物类之象。众星列居错峙，各有枚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宫，在人象神。”谶纬神学将天上三垣、二十八宿，一一与人间职官对应，以示吉凶祸福。太徽宫星象就有五帝、三公、十二侯、九卿、文武百官 的相应星座。
如东蕃四星中，一二星为上相、次相，三、四星分别为上将、次将；中垣紫微宫中，东蕃六、七星、西蕃五、六星分别为上卫、少卫；娄宿天区中有“楼上将军十二侯”；轸宿天区主将军、乐府歌欢之事。天 上某一星坠落，就应人间某一将相将要死亡。根据它坠落的方位及九州所对应的二十八宿星空分野，就可预言到具体某国某州有一将领将死。
《三国演义》中的谶纬文化内容关乎小说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框架结构等，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它通过含有祥瑞或者灾异等谶纬内容的故事情节，对三国中的位居政权结构最顶端的帝王群体予以了不同程度的神化描写。所以曹丕出生时，“有青色云气一片，圆如车盖，覆于其室，终日不散；刘禅乃甘夫人“夜梦仰吞北斗”而孕，分娩时“天香满室，经月不散“。这些描写，都是通过谶纬文化中的祥瑞等预兆，来神化三国的帝王。
帝王若逆天而动，或国之将亡，上天也会以灾异示警。曹丕逼献帝禅让时，上天震怒，”受禅台前忽起怪风，飞沙走石，急如骤雨“；而天降玉玺于蜀汉时，”党命于天、绍嗣昭穆“的预兆，显示的是罗贯中无处不在的”拥刘反曹“意识。因为刘备为汉室苗裔，具有魏、吴两国没有的神圣性道义优势，从正统之争的角度对刘备予以谶纬神化描写，暗含了天下正统只能归于有皇家血统的刘备的意识。
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个悲剧性人物。他”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正如陈寿所说的“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在五丈原，诸葛亮见自己的将星失位，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企图借禳星延寿；但人算不如天算，被魏延踢翻了七星灯，前功尽弃。由于诸葛禳星，“非为己请命，而为汉请命耳”，这种连锁反应的悲剧描写，引发了读者对英雄泪满衣襟的悲情倾泻，浓烈的悲情又加重了诸葛亮的悲剧人生，加重了作品的悲剧氛围。
在《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介乎人神之间，极富神秘性。他精于天文占卜，通晓阴阳五行，能参透天人之际，预知人事休咎。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夜观乾象，看到了曹操大限未至，故将最后拦截曹操的任务交给关羽，让关羽做了顺水人情。第一百五十四回，诸葛亮见将星坠落荆楚之地，便知关羽已死；为自己观星时，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相辅列曜以变其色”，便知自己命在旦夕。
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是一个被谶纬神化程度很深的人物形象，以至于鲁迅说”状诸葛之智而近妖“。《三国演义》让诸葛亮有了鬼神不测之能，其隐藏目的是为了突出才能智谋仅略逊于诸葛亮的司马懿，在诸葛亮死后再也没有人能扼制，夺取曹魏大权也是上天注定。换句话说，也是用谶纬文化向读者暗示了司马氏为什么最后能够统一天下的原因。
《三国演义》以《三国志》为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取法《资治通鉴》的叙事结构，虽有史实的局限，但是作者运用出色的叙事方法，正确巧妙地处理了历史事件和艺术创造的关系问题，既写出了“三分天下，三足鼎立”历史兴替的真实感，又体现了艺术创造的别出心裁。星占星象的运用，与其他故事情节的结合，章回的合理安排，极大地增加了叙事的神秘色彩，能够激起读者探知究竟的好奇心理，结合急事用缓笔的叙事手法，使读者在期待中不断地积蓄心理能量，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审美满足。
《三国演义》在结构上采用了多头绪、多层次的网状结构形式，作者巧妙地运用星占星象预言，揭示了以蜀汉为中心，以曹魏和孙吴为扇形的另外两端三足鼎立的故事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纵横交错，井然有序的展开三国之间的矛盾斗争，前后贯穿，左右勾连，曲折变化，经纬分明，使小说的叙事取得了实质进展。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三国演义》中，孙吴集团很少使用星占术。这并不是罗贯中的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因为罗贯中将孙吴集团的统治描绘成“庸者之政”，与蜀汉的“仁者之政”、曹魏的“霸者之政”之间，利用谶纬术的掌握运用，形成鲜明对比，其实质还是突出蜀汉的中心地位，表达的仍然是尊刘思想。
五、谶纬是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理论根据的唯心主义神学，但它被《周易》、《尚书》等儒家经典加以汲收，是一种儒学神学化、化的表现。客观的说，谶纬掺杂了古代天文、历法、医学、政治伦理学、军事学等知识，不能简单一概斥为迷信。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科技也会混杂迷信或非科学的成分，谶纬能利用天人感应，来批评人间统治者的统治，不能说一点历史作用也没有的。
《三国演义》中的谶纬文化并不是罗贯中闭门造车的结果，《三国志》等史书中对于星占星象也有很多记载。只不过在星占星象的描述和运用上，罗贯中在取材于史书之余，加入了自己的艺术创作，使这种文化在国家兴替，战争胜负，人物命运、性格的揭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增加小说的神秘色彩，以及预示了小说整个故事的发展走向。从文学上说，《三国演义》中关于谶纬文化的描写，对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