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建设性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位异性
荣格在自传中说：“灵魂，意即阿尼玛，她与无意识有关。”阿尼玛在荣格和他的心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男子的灵魂是女性，在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则有阿尼穆斯，即男性原则，也是女性的灵魂。因为荣格是男性，他因个人的体验更多地论述阿尼玛。他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他个人的经验常常起到主导作用，而他的心理非常敏锐，多幻觉和梦想，因此有神秘主义者之讥。很多人不容易接受他。
可是，在所有领域中有大贡献的人，不都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敏锐吗？而敏锐和敏感显然有女子属性。甚至在最注重男子汉气质的军队中，那些能够敏锐地抓住战机的人，才可能成长为杰出的统帅。有些人敏锐到令人不可思议，如有神助。印度数学家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使伟大的数学家都惊叹不已，他就说自己在梦中得到印度神的启示。只不过数学和科学是可证的（虽然数学家仍没有能够理解拉马努金提出的全部公式，科学突破也多出自“幻想”），而心理学的主张还不能做到完全可证。这部分因为在心理学问题上，人们往往以自己为标杆，而人的心理有差异，理性的人很难理解直觉的人，反之亦然。两性之间的互不理解也有这个因素，《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的畅销就是一个证明。
柏拉图的《会饮篇》是一篇关于爱的对话。参加宴饮畅谈的有阿里斯多芬、苏格拉底等人。他们谈到，宙斯和诸神担心强大的人造反，于是把人劈开为两半。在被分开之后，男人们和女人们都寻求他们的另一半，原来同一个人的另一半，或同性的另一半，只有被分开之前的阴阳人才会爱上异性，因为他们（她们）原来就是这样的。这些会饮者相信，最高贵的爱是男人之间的爱。无论怎样，只有找到另一半，人才是完整的。
荣格追求的就是人的完整，但不是在同性之间，也不仅仅是肉体的爱。他认为，异性原则的显现能够促成人的性格趋于完整，而异性原则就在内心之中。他在《红书》中说：“那阳刚之气又如何？男子需要多少阴柔气质才得以完满，你知道吗？女子需要多少阳刚气质才得以完满，你知道吗？你们从女子身上找寻阴柔气质，在男子身上找寻阳刚气质。而这只会让男的更加男性，女的更加女性。但人在哪里呢？男人，你不应该在女人身上找寻女性的，而应该在你的内在找寻、认出她，因为那是你最初已经拥有的。”同样，女性也应该在她们的内在找寻阳刚之气。
荣格预告了一个中性时代的来临。确实，现代社会中的男男女女似乎正在变得更加中性。这或许是因为体力和暴力不再像在前现代社会中那么重要，而细腻、敏感早已成为精细的现代生活和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品质。女性在这些方面则有先天优势，而教育和工作则使她们能够更加独立。
荣格指出，弗洛伊德的性欲动机和父辈权威之说，掩盖了一个更高神祇的精神的原始意向，使他没有认识到阿尼玛的存在。荣格说：“弗洛伊德绝不是唯一一个含有这类偏见的人。在天主教思想的王国里，上帝之母及基督的新娘也是经过数百年之后，才最终被接纳进神圣的内室。”女子在基督教传统中的地位并不高。荣格说：“在新教和犹太教里，父权一直是主宰。”父权压制了女性原则或阿尼玛，不接受女性原则。同样，阿尼姆斯也受到压制，因为它使女子失去女性的特点。由此可见，两性之间的区别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文化的产物。
荣格认为，阿尼玛是“更高的神”送给人类的。他说：“这位神祇将一个混合的器皿送给了人类，这是一个能将精神转化的神器，这个神器是一个阿尼玛。”“精神转化”，就是冶炼产生的精神变形。阿尼玛是神送给人的容器，必定能够容纳很多元素，如此才可能熔炼。这正是女性原则的意义之一。荣格说：“在哲学意义上的炼金术里，女性原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与男性原则并驾齐驱。在炼金术中，女性象征的最完美表现就是那个可以完成转换的神器。”在中国文化中，道教的内丹术也有精神炼金炉。《西游记》受道教的影响，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之火给了孙悟空火眼金睛，这双眼睛拥有的大概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功能吧。
作为灵魂的阿尼玛
荣格的“自性”（Self）原本是一个普通的词，就是自我，在荣格这里表示由意识与无意识结合而构成的完整的人。荣格在自传中回忆他的1938年印度之行。他说，看到阿育王所建的桑奇大塔，“我非常激动地感觉到，桑奇山应该是某种中心。佛教的新的现实正在此处向我展现出来。我觉得佛的生命是某种作为自性的现实存在，希求有人格的生命。在佛看来，自性是高于一切神性之上的存在，自性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它代表着人类经验的整体存在和世界的本质。而自性又包括了固有的存在和可知性的存在。若缺乏这二者之一，世界便不复存在。”
自性是完整的人格，个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神秘结合。在禅宗，佛性其实也是自性，所以有“明心见性”。这个“性”不在佛，而在个人的心。如同集体无意识，佛性先天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
荣格还说：“基督与佛有相似，虽然含义并不相同，但都是自性的体现。他们都旨在征服现世，不同在于：佛是出于理性的大彻大悟，而基督则是命定的殉道者。”佛陀和基督都拒绝暴力，佛的征服是用智慧——超越的智慧；基督则用忍耐。荣格认为佛是理性的，但那不是世间的理性。
荣格说，精神病医生是灵魂的医治者；阿尼玛是灵魂。那么，无论于对他自己还是病人，阿尼玛都是他要时时面对的。阿尼玛是一个拉丁词，本意就是灵魂。荣格的阿尼玛（anima）是阴性灵魂，还有显现于女性的阳性灵魂（animus）。灵魂有理性，希腊哲学中就有很大的理性因素。在此之后，一些基督教神学家试图用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伟大，例如奥古斯丁（354-430年）的《独语录》中有一段他与理性的对话。
基督教的信仰压制了古希腊思想中的理性，要等到启蒙运动，理性才占据上风，灵魂却又被压制。在基督教早期，理性的运用仍在继续。在这里，奥古斯丁认为理性与灵魂并不冲突。
对于奥古斯丁，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的灵魂”，像上帝一样的东西，他认为灵魂是理性的。后来这两者被分开，甚至被对立。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天的训练的结果，缺少现代教育的人往往保留更多的原始冲动；在理性被*压倒的时候，人们往往也是非理性的，与他们受到的教育的关系不大，例如在股市（逐利的*），在一溃千里的战场（求生的*）。更常见的性的*和对权力的*则可能成为犯罪的动力。
奥古斯丁说动物没有灵魂。童话作家汉斯·安徒生继承了这个观念，但他写的动物有爱。他的《海的女儿》（1837年）是一个爱的故事。美人鱼为了爱变成人形（又是变形）。但她仍是动物，没有灵魂，尽管她具有人的情感和智慧。爱不能拯救美人鱼的生命，美人鱼变成泡沫死去，而人在死后灵魂可以升天。
法国的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是浪漫派作家。她的《论德国》（1813年）说：“灵魂是一团火，它的火光穿过所有感觉；存在就在这一团火之中；哲学家的所有观察和所有努力都应该转向这个“我”（首字母大写的宾格，在英文版是Me），我们的感觉和观念的核心及推动力。”感觉是身体的功能，观念则是先天的。它们共同构成人的心理的基础，其核心和推动力都是“我”。她理解的灵魂是宾格的“我”，不是异性的“我”。但荣格可能认为这就是他认识到的阿尼玛。
阿尼玛在藏传佛教密宗也不可缺少。在传闻中，密宗的双修多被落实为男女之间的肉体关系，这并非没有根据。不过，双修是灵魂的一种修行，“双”的另一位明妃大多是修行者想象的女性，正如道教内丹修炼法术中的想象。可以把明妃理解为荣格的阿尼玛。同样，藏传佛教的女神度母也是阿尼玛。在密宗信徒的修行中，明妃和度母（以及其他神）保护灵魂，引领解脱。她们与阿尼玛在荣格心理学中的作用其实是一致的。
荣格现实生活中的阿尼玛
在《母亲原型的心理面向》（《荣格文集》第五卷），荣格认为母亲原型几乎有无限多样的面向。他断定：“阿尼玛原型首先与母亲意象融合，总是出现在男人的心理状态之中。”弗洛伊德提出“恋母弑父情结”（俄狄浦斯情结），荣格则提出“母亲情结”。“母亲”不仅仅是生育他的那位女子，还延伸很多女性。
荣格父母的婚姻生活不幸福。他畏惧父亲，但没有弑父的念头。他的母亲有双重人格，这在女子中似乎并不少见。但荣格的母亲仍然很特别：她的另一面是祭司。荣格在自传中说：“白天，她是一个可爱的母亲，但到了晚上，她便显得不可思议。然后，她更像那些预言者之一，这种人同时又是一种奇异的动物，像是洞穴里的一个女祭司，富有古风而无情：像真理和大自然那样无情。在这种时刻，她就是我叫做‘自然精神’的代表。”
母亲的神秘一面的人格把预言者（先知）和祭司的形象埋藏在荣格的个体无意识之中，也许不仅仅是生物学的遗传，还有精神的遗传和影响。
荣格和妻子艾玛·荣格（Emma Jung-Rauschenbach）育有五个子女。艾玛写过《阿尼姆斯与阿尼玛》（1941）。这本书被认为是对这一对概念的最好解释之一。1955年艾玛去世后，荣格说：“我的内心出现了要恢复我本来面目的想法”。在现实世界中，他的自性体现在湖边的波林根塔楼，他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家。1923年他的母亲去世后，他动工建设第一层。妻子去世那年，他添建第二层。荣格说，这座塔楼就是母性的形象，一个子宫。他在塔楼里感到安详，把它当作一个比青铜还久远的物件，他的个体化过程的具体化。塔楼完成后，他发现它是“精神完整性的一个象征”。
对于荣格，艾玛逐渐承担起母亲的角色，他需要另外的女人。荣格的病人大多是女性，这不是他的选择，女性比男子更多寻求心理咨询。医生和患者需要沟通他们的精神世界，女病人容易对医生产生情感依赖，荣格的婚外恋大多是这样建立的。艾玛知道他的那些关系，也曾反抗，最后却无可奈何地接受。
荣格的阿尼玛没有宗教的含义。对于荣格，阿尼玛是灵魂，也可以是肉体的女人。他在自传中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走过情欲的炼狱，就相当于永远没有战胜这些情欲的机会。”但他错过了多次机会。
前面提到过荣格的情人们，除萨宾娜·施皮尔赖因（一位经历丰富的女子，有她的传记电影，纽约大学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了她的传记）之外，还有托尼·伍尔夫（ToniWolff，1888-1953年）等多人。伍尔夫在1910年成为荣格的病人。据美国的荣格研究者约翰·艾伦透露，荣格的儿子弗兰兹·荣格在1983年对他说，伍尔夫“或多或少地”挽救了他父亲的生命和理智。
伍尔夫出生在瑞士苏黎世的一个富裕家庭，小时候就对哲学、神话学产生兴趣。1909年，因为父亲去世，她患上了抑郁症。这年她21岁。荣格是她的心理医生，治疗方法是鼓励她使用自己的才智。伍尔夫成为荣格的助理，并在1911年陪他和他的妻子艾玛一起参加在魏玛举行的精神分析大会。在这一年，她的治疗结束。荣格在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中称伍尔夫是他“新发现的自己”，这实际上承认伍尔夫是他的阿尼玛。
因为梦到伍尔夫，荣格在1913年又给她写信，请她回到身边。在这一年，荣格和弗洛伊德彻底分裂，精神濒临崩溃，伍尔夫对于他更加重要。荣格写《红书》（一本关于他的梦与幻的插图书，记录了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时，伍尔夫聆听了他的所有梦幻。十多年后，荣格的兴趣转向炼金术之后，才中断该书的写作。因为荣格不能离开伍尔夫，她的妻子不得不接受伍尔夫总是在她的家中出现。他们组成“三人行”。荣格称伍尔夫是他的“第二个妻子”。从1920年代到伍尔夫去世，这两位女子经常陪伴荣格出现在公开场合。不过，伍尔夫总是觉得，她对荣格的内在智慧比对他的肉体更亲近一些。
伍尔夫是一位基督徒。当荣格在1930年代投入炼金术的研究时，她不愿意跟随他的兴趣。1933年，伍尔夫邀请一批学生来到荣格的波林根塔楼，其中有18岁的女中学生冯·弗兰兹 （Marie-Louise von Franz，1915-1998），她被荣格的心理学所吸引。同年，冯·弗兰兹进入苏黎世大学，专业是拉丁语和希腊语。她还在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在苏黎世）旁听荣格的讲座。1914年，作为荣格给她的心理学训练的回报，冯·弗兰兹为荣格翻译古典炼金术著作。因为炼金术是从阿拉伯传到欧洲的，她又在苏黎世大学学习阿拉伯语。这样，冯·弗兰兹取代了伍尔夫的助手位置，但她不是荣格的情人。
莎宾娜和托尼都被认为是启发了荣格“阿尼玛”概念的女子。但在荣格自传的手稿中，他说到这个女人是墨泽尔（Maria Moltzer），他的一位情人。这个名字在自传正式出版时被删去，或许是阿妮拉·贾菲（Aniela Jaffe）所为。贾菲是荣格传记的记录者和编辑。她从1947年起担任荣格的秘书，直到荣格在1961年去世。她可能在荣格的自传中增添了她想说的事情，删去她不喜欢的内容。贾菲是出生在柏林的犹太人，从纳粹德国逃亡到瑞士，接受过荣格的心理分析。从这一点看，荣格不反犹。
伍尔夫是心理学家，著述不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她把女人分为四个类型：战士、母亲、名妓、灵媒。在伍尔夫与荣格的情感中，她的角色显然包括灵媒，荣格通过她与自己的阿尼玛对话。伍尔夫去世后，只有艾玛·荣格代表荣格夫妻参加了她的葬礼。有人以此谴责荣格的冷漠，但实际上，他是担心自己会在葬礼中因悲伤而崩溃。
冯·弗兰兹后来也成为荣格派的心理学家，在瑞士执业，出版了多本书。她的成就主要在对古代童话及炼金术的解释上。这是荣格的研究路径。功成名就之后，冯·弗兰兹在山上的森林中建了自己的塔楼，从那里可以俯瞰荣格的家——波林根塔楼。她死后葬在荣格墓地不远处。
如诗人里尔克那样，荣格只有在女人当中才有安全感。但是，荣格也知道，阿尼玛是危险的。荣格在《红书》中说：“莎乐美爱我，我爱她吗？我听到狂野的音乐，铃鼓的声音，月光下闷热的夜晚，圣者带着血污的凝视的头——恐惧攫取了我。”莎乐美是荣格幻想中的阿尼玛（她不是里尔克的俄国情人莎乐美）。荣格的莎乐美是《新约》中的人物，她的舞蹈使施洗者约翰被砍头。荣格对他的阿尼玛保持着警惕，对妻子和情人也是自私的。在写给情人萨宾娜·施皮尔赖因的最后一封信中，荣格说：“有时候你必须做一些不可原谅的事，只是为了生活能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