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林党的交相弹奏下，天启皇帝决定重新启用熊廷弼。于是，天启皇帝命治前劾廷弼者，贬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等三秩俸禄，又将姚宗文除名。随后，熊廷弼将以经略身份前往山海关。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十二日，天启皇帝敕赐熊廷弼尚方剑，麒麟服一件，币四，金四十，于京师外饮宴饯别。
重新启用经略辽东的熊廷弼献三方布置之策：其一，“广宁用马步军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其二，天津、登州、莱州“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其三，山海关特设经略，熊廷弼以兵部尚书领之，节制各方，总辽东防务。
吏科都给事中薛凤翔却对此持有异议。他奏言：“经略既以另设，则王化贞难以再加驻扎，既在山海，则广宁势难遥制。欲特重化贞事权，给以专敕，赐之尚方，令其相机便宜行事，而罢经略之设。”此议未能被内阁采纳。
王化贞何许人也？他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出身，天启元年巡抚广宁。王化贞为政勤恳，有救世宏愿。他极力推崇与虎墩兔憨结盟，为此不惜请求朝廷发放百万帑金款待蒙古人，方能使女真人有所顾忌，不敢深入。广宁城在山隈，城防脆弱，登山可俯瞰城内，恃三岔河为阻，而三岔之黄泥洼又水浅可涉，且守卒只有孱弱者千人，朝廷上下早已认为此地难保。但王化贞坚持寸土不让，提弱卒，守孤城，招集散亡，复得万余人。为了取得内阁的支持，王化贞提议“登莱、天津兵可不设，诸镇入卫兵可止”，因此内阁更加认为其有化险为夷之才。金、复诸州失守后，大量军民及矿徒结寨自固，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两万。王化贞一一鼓舞人心，招其回归，又以忠义告谕朝鲜，使之坚定地与明朝站在一起，同仇敌忾。这一切受到天启皇帝和内阁的褒扬。
但当熊廷弼到来之后，二人立刻产生剧烈的矛盾。一开始，二人之间的矛盾仅仅在战略布防的观点上，与朝廷党争无涉。王化贞希望能借虎墩兔憨之力制约女真人，但熊廷弼则认为此为下计，大损天朝威严。王化贞不建议从全国调兵来援，认为以辽东一隅之力即可与女真抗衡，但熊廷弼认为这种看法完全错误，认为应当从天津、登州、莱州等处以水路运兵援辽。辽东都司将领毛文龙成为二人争执的中心。在形式隶属上，毛文龙当受熊廷弼节制，但事实上，他时时绕开熊廷弼，而与王化贞来往甚密。王、毛均乃主战派，而主守派的熊廷弼则对他们的主张感到惴惴不安。经抚之间裂痕重重，而后来的历史也进一步证明，经抚不和彻底粉碎了明军光复辽东的希望。
在广宁的战守问题上，王化贞也与熊廷弼发生了争议。王化贞部署诸将，沿三岔河设六营，营置参将一人，守备二人，画地分守西平、镇武、柳河、盘山诸要害，各置戍设防。熊廷弼却坚决反对。他说：“河窄难恃，堡小难容，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敌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不宜屯聚一处，为敌所乘。自河抵广宁，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诸处止宜稍置戍兵，为传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广宁，相度城外形势，掎角立营，深垒高栅以俟。盖辽阳去广宁三百六十里，非敌骑一日能到，有声息，我必预知。断不宜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也。”朝廷最终支持熊廷弼的建议，王化贞以计不行，十分恼怒。
熊廷弼还认为，对付努尔哈赤须与朝鲜联盟。其言：“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亟发敕使往劳彼国君臣，俾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声势。又发诏书悯恤辽人之避难彼国者，招集团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而我使臣即权驻义州，控制联络，俾与登、莱声息相通，于事有济。更宜发银六万两，分犒朝鲜及辽人，而臣给与空名札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备。将一呼立应，而一二万劲兵可立致也。”熊廷弼认为，监军副使梁之垣生长海滨，习朝鲜事，可充命使前往朝鲜。天启皇帝悉从之。
王化贞却另有计划。当梁之垣与所司讨论兵饷问题时，七月二十一日，毛文龙已率领明军袭取鸭绿江南部的镇江并奏捷。随后，王化贞向朝廷详细奏报了毛文龙的进军过程。
八月初七，明廷获得了镇江捷报。天启皇帝命梁之垣向朝鲜宣谕镇江大捷，同时升毛文龙为副总兵，赏金两百两。毛文龙的镇江大捷，是近年来明军在辽东唯一的喜报，朝议恢复有机，于是命登、莱、天津发水师2万接应毛文龙，王化贞督广宁兵4万进据河上，合鞑靼军乘机进取，而令熊廷弼居中节制。
王化贞又向朝廷奏道：“敌弃辽阳不守，河东失陷将士日夜望官军至，即执敌将以降。而西部虎墩兔、炒花咸愿助兵。敌兵守海州不过二千，河上止辽卒三千，若潜师夜袭，势在必克。敌南防者闻而北归，我据险以击其惰，可尽也。”
兵部尚书张鹤鸣深以为然，奏言时不可失。很明显，主导辽东局势的是王化贞，而非熊廷弼。御史徐卿伯复请令熊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镇山海关。但就在此时，王化贞复奏：“敌因官军收复镇江，遂驱掠四卫屯民。屯民据铁山死守，伤敌三四千人，敌围之益急。急宜赴救。”于是兵部促令各部火速进师解围。王化贞渡河，熊廷弼亦不得已出山海关，驻军右屯。但熊廷弼同时又称海州取易守难，不宜轻举妄动，王化贞最终无功而返。
但王化贞也有他的性格缺陷。史称王化贞“为人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抵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言，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鹤鸣深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
熊廷弼与兵部尚书张鹤鸣之间也矛盾重重。熊廷弼“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的性格，使他与不少朝臣结怨，其中就包括兵部尚书张鹤鸣。张鹤鸣甚至鼓励王化贞独立行动，熊、张二人遂相怨，事事龃龉。广宁有兵14万，而熊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延绥入卫之兵不堪用，熊廷弼请罪其帅杜文焕，张鹤鸣则议宽之；熊廷弼请用卜年，张鹤鸣则驳议；熊廷弼奏遣梁之垣，张鹤鸣则“故稽其饷”。如此种种，非止一端。
熊廷弼严厉抨击了毛文龙的镇江大捷，导致严重后果。其奏曰：“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于是贻书京师，极力贬低王化贞。
经抚不和之事终于引起朝廷重视，天启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622年1月23日），天启皇帝命诸臣廷议。议者有称：“化贞欲战，廷弼欲守。夫廷弼非专言守，谓守定而后可进战也。化贞锐意进战，岂战胜而可无事守也？万一不胜，而又将何以守也？”大学士叶向高曰：“经抚会议，汉史赵充国平西羌，虽主屯田，而辛武贤亦竟以力战取胜。今廷弼能为充国，且留化贞以为武贤，亦何不可？惟是廷弼之于化贞，作用既殊，而欲化贞受其节制，则举朝之人皆以为难行。同官皆争之，岂臣一人所敢独任？本兵张鹤鸣与廷弼素不协，谓化贞胆略可任；职方郎中耿如杞，主事鹿善继皆袒化贞，凡廷弼所言，一切阻格。廷弼度力不能胜，以标下兵尽付化贞，疏曰：‘化贞有功，臣不敢与分；若化贞有失，臣愿不与同罪。’云化贞志大而虑浅，见朝堂右之，益自诩。”熊廷弼在这特殊时期意气用事，稍显自私。
然而，朝廷之上仍然党同伐异，党争迹象愈发浓重，经抚不和事件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东林党人越来越支持熊廷弼，其对立士人则越来越支持王化贞。没有顶梁之柱，皇帝与内阁摇摆不定。显然，事件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与所谓战略抉择无关了，辽东经抚之间继续各自为政。软弱的天启皇帝也无法力挽狂澜。
礼部主事刘宗周，东林党人，道学家。他对辽东局势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所有参与者都抱持谴责的态度。其上言谈论“讨贼之法”，曰：“陷抚顺、清河，纵敌得志，巡抚李维翰也。弃开原而逃，推官郑之范也。通虏速祸，经略杨镐、总兵李如桢也。航海逋逃，监军高出、胡嘉栋、康应乾，赞画刘国缙也。逃而待罪境上，理饷传国，监军牛维曜也。身坐虏族，不自归里，反以知县升佥事者，佟卜年也。亡功受上赏，遥制山海，不能辑和抚臣，必丧全辽，今经略熊廷弼也。通夷启衅，奸珰卢受也。受之党弑君漏网，奸珰崔文升也。凡此诸臣，异名同罪，异罪同情，丽以五刑而轻重布之，又何逭焉。”其言，是超然于党争的一种评价。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十月十三日，同样希望超脱于党争的大学士叶向高奏曰：
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成长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辽阳之失，似亦在知正不知奇，故糜烂决裂，一至于此……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虽不知其能成功与否，然今日计，惟当广为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过为危惧之谈，以张虏势。即使镇江难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使将来无复敢出一奇破贼也。若枢经督抚诸臣皆极一时之选，必能同心勠力，毋忌成、毋旁掣，共灭奴酋，雪此大耻，消中外隐忧。
十二月十二日，叶向高又奏称：
惟毛文龙镇江之役，抚臣以为功，经臣以为罪，意见大异。臣窃谓国家费数千万金钱，招十余万士卒，未尝损奴酋分毫，而文龙以二百人擒斩数人，功虽难言，罪于何有？以为乱三方布置之局，则此局何时而定？以为贻辽人*戮之祸，则前此辽人*戮已不胜其惨，岂尽繇文龙？故文龙功罪可勿谈也。
以此观之，经抚不和一日未解，辽东安危一日岌岌。熊廷弼的牢*和谩骂于事无补，这一点，王化贞则起码给朝野上下带来了自信和鼓舞。他坚信明军一定能恢复辽东局势，尽管朝臣多有疑惑，但由于兹事体大，没人敢对此发出质疑。
十月，三岔河结冰，广宁人认为建州兵必渡河，纷然思窜。王化贞乃与方震孺合计，分兵守镇武、西平、闾阳、镇宁诸城堡，以大军守广宁。有意思的是，方震孺系东林党人，其热心于辽东局势，关心军民生计，颇受爱戴。方震孺称：“河广不七十步，一苇可航，非有惊涛怒浪之险，不足恃者一。兵来，斩木为排，浮以土，多人推之，如履平地，不足恃者二。河去代子河不远，兵从代子径渡，守河之卒不满二万，能望其半渡而遏之乎？不足恃者三。沿河百六十里，筑城则不能，列栅则无用，不足恃者四。黄泥洼、张叉站冲浅之处，可修守，今地非我有，不足恃者五。转眼冰合，遂成平地，间次置防，犹得五十万人，兵从何来？不足恃者六。”据此，他建议以进为守，使守有余。天启皇帝是其议，命方震孺巡按辽东，监纪军事。于是方震孺遍历辽东，居不至庐舍，食不生烟火，如是者七个月。
张鹤鸣认为广宁的计划可以考虑，请敕熊廷弼出关协防。于是熊廷弼上言：“枢臣第知经略一出，足镇人心；不知徒手之经略一出，其动摇人心更甚。且臣驻广宁，化贞驻何地？鹤鸣责经、抚协心同力，而枢臣与经臣独不当协心同力乎？为今日计，惟枢部俯同于臣，臣始得为陛下任东方事也。”熊廷弼之言辞过于激切，张鹤鸣更加不悦。
话虽如此，但熊廷弼仍出关前往广宁。他驻军右屯，商议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于是熊廷弼令刘渠以两万人守镇武，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又令罗一贯以3000人守西平，严申军令曰：“敌来，越镇武一步者，文武将吏诛无赦。敌至广宁而镇武、闾阳不夹攻，掠右屯饷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王化贞方面，却因轻信间谍言论而仓促出兵海州，见势不妙又旋即收兵。为此，熊廷弼又上言：
抚臣之进，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间屡进屡止，犹未有疏请也。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则拜疏辄行者也，臣疾趋出关，而抚臣归矣。西平之会，相与协心议守，掎角设营，而进兵之书又以晦日至矣。抚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镇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军马又遣还矣。初五日，抚臣又欲以轻兵袭牛庄，夺马圈守之，为明年进兵门户。时马圈无一敌兵，即得牛庄，我不能守，敌何损，我何益？会将吏力持不可，抚臣亦怏怏回矣。兵屡进屡退，敌已窥尽伎俩，而臣之虚名亦以轻出而损。愿陛下明谕抚臣，慎重举止，毋为敌人所笑。
王化贞得疏怒甚，驰奏辩曰：“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厚赉从征将士，辽民赐复十年，海内得免加派，臣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
朝论再次陷入分裂。而由于王化贞参加科举时，叶向高为其座主，故叶向高最终还是偏心于王化贞。熊廷弼同样愤怒地回应：“臣以东西南北所欲*之人，而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又言：“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无望矣。”
熊廷弼与东林党人同处一条阵线，并非接受道学或其处世哲学，而仅仅因为王化贞的支持者多为反东林党者。而天启皇帝唯一能做的，是遣兵部堂官及给事中各一人往谕，抗违不遵者治罪。
据史料记载，在熊廷弼刚出关时，王化贞担心其夺取自己的兵权，于是假意听从经略之指挥。不料熊廷弼却上言：“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广宁所得私。抚臣不宜卸责于臣。”恰于此时，方震孺奏称经抚不和，又称王化贞心慵意懒，熊廷弼又以前言刺之，于是王化贞心颇不悦。后来，王化贞称欲举兵荡平努尔哈赤，熊廷弼又揶揄道：“宜如抚臣约，亟罢臣以鼓士气。”到了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春，员外郎徐大化希指劾熊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妒功，不去必坏辽事”。张鹤鸣抓住时机，集廷臣大议。但廷臣之中仅有数人认为熊廷弼当撤职，其余多数坚持认为熊、王二人当分任责成。而张鹤鸣则指出，若王化贞去职，则毛文龙必不用命，辽人为兵者必溃，西部蒙古之盟必解体。张鹤鸣的建议是赐尚方剑与王化贞，专委以广宁，而撤熊廷弼他用。但天启皇帝不同意，责成吏、兵二部再议。就在此时，努尔哈赤兵逼西平，议遂罢，而熊、王二人继续留任，共同应对努尔哈赤，功罪一体。
摘自《长城之外：北境与大明边防（1368—16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