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九章》，郑也夫著，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10月版
田方萌：正统的尺度与正统论
《五代九章》是社会学家郑也夫对中国历史的体察和反思。子曰：“必也正名乎？”郑先生以充分的理据指出，五代这一分裂时期应被称为“列国时代”。为何后人管它叫“五代”呢？这是政治需要使然，出自御用史家们的手笔。作为“第六代”的宋室既然要强化本朝的正统性，就需要将正统上溯至列国时代，即使从后梁到后周的“五代”只是列国中的五国。郑先生指出：“如果宋曾并肩存在于十六国中，不管它是五强中的一强，还是十国中的一国，它问鼎后大约都不会尊称其中的五国为‘五代’。”称五代为“列国时代”，并非郑先生的首创。清初学者王夫之就说过，五代是宋代人自编的说法，并非公论，“不能私之以称‘代’”。
为“五代”正名后，郑先生进一步质疑了“正统”的观念，我却不敢苟同。作为古代中国政治的核心概念，正统合并了“正”“统”二义。宋臣欧阳修解释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他为正统的标准定下了基调：一是实行王道政治（正），否则可称“霸统”，二是维持地理统一（统），否则可谓“偏统”。那些短命的王朝即使实现了统一，也很难说属于正统。王夫之即认为“统之为言，合而并之之谓也，因而续之之谓也”，短期的统一只是“苟合”。
第一项标准“正”又可一分为二：得天下的正当性与治天下的正当性。宋人章望之称：“以功德而得天下，其得者正统也……”不过，历史上以功德得天下的王朝实在很少，刘邦集团很难说以功德得天下；李世民策划玄武门之变夺权，位居篡位者之列；赵匡胤兵变开国，也被一些刚正的儒家学者视为僭主。由于多数政权的建立都带有“原罪”，可以比较的标准就在于治天下的正当性，欧阳修所谓“始不得其正，合天下于一而居正”。
关于某一王朝是否正统，古人的看法是泾渭分明的。但正统的程度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可以用“正统性”来描述一个政权的正统程度高低。例如，秦朝和隋朝的统治较为残暴，统一中国的时间较短，它们的正统性也较低。此外，历史上胡人主政的王朝往往通过军事力量立国，被后世史家视为在血统和文化上均有异于汉人的“夷狄”，这些“异族政权”的正统性较低，或许可称为“异统”。
我们可以根据上述三项尺度衡量周后历代王朝的正统性：文化上奉行儒家道统和政制，地理上长期统治中国大部分地区，种族上政治精英以汉族血统为主。当代历史学者杨念群提出的正统性概念包含与此相近的三个要素：大一统、制礼作乐和“以中国之地为本位”。第一项尺度最为重要，文史学家饶宗颐所谓“正之为义尤重于统”。
以这三项尺度衡量，汉朝、唐朝、北宋和明朝的得分都很高，东晋、北魏、南朝、南宋、清朝在两项尺度上得分较高，秦朝、魏朝、西晋、隋朝、元朝只在一项尺度上得分较高，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在三项尺度上得分都不高。得分最高的四个王朝也最有可能被古代学者尊为正统，例如欧阳修说过“舍汉、唐、我宋，非正统也”，明人方孝孺的《释统》一文也以汉、唐、宋三朝为正统。清初学者邵廷采称：“其开地大而享国长久，守之以仁义，吾取汉唐及明而已。”得分较低的政权一般也会被归入“闰位”，或其正统性存在较大争议。
在中国古代，正统被看作上天赐予的权杖，在承前启后的政权之间传递。在血统或地理上接续正统王朝的政权被看作正统，如蜀汉和魏朝；正统王朝上承的政权也被看作正统，如北魏和北周。不过，强调连续性的正统论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即不得不牺牲正统的三条主要标准，将正统性较低的政权也列入天命流转的谱系。欧阳修因而认为连续性的理据“曲而不通也”，虽然他曾为说明北宋通过后梁等国接续唐统，而编撰《新五代史》。到了明初，学者王祎就指出唐亡后正统已绝，北宋合天下于一，复继其统。王夫之也支持这种“绝统说”，认为前后两朝“义不相授受”，王朝的正统性并非来自德运相承。
1902年，梁启超作《论正统》一文，文中列举六种正统评判标准。前两种分别是统治的面积和时长，对应上文说的第一项尺度；第六条“以中国种族”为正统，对应第三项尺度。其余三条标准皆与连续性有关，如血统或首都是否接续之前的正统王朝。梁氏依据这些标准判定：“苟论正统，吾敢翻数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也。”郑先生据此认为“正统无关逻辑”，只是“皇权为讲述自身合法性而做出的编造”。
剖析一个有争议的政治概念，我们应当讨论哪种定义更适用它，而非因为存在不同定义，或没有符合所有定义的对象，就说这个概念是无效的。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的《论正统》存在一个很大的逻辑问题。他提出的六条标准来自历代多人。众口纷纭的说法很难一致，个别学者则能够做到逻辑自洽，他们的正统观并非“无关逻辑”。梁氏立论成立的前提在于六条标准都是正统的必要条件，可欧阳修等人早已指明那些坚持连续性的条件“曲而不通”。汉唐之为正统，必须满足第三条“前代之血胤为正”吗？
此外，梁启超虽在文中提及篡夺和盗贼“不可以为统”，六条标准却都没有针对第一项尺度，即奉行儒家道统和政制。梁氏直言“成即为王，败则为寇，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最近郑先生在一次访谈中重弹此调：“……打出来的王朝就是正统；如是正统也就不再包括暴力之外的东西。”如此说来，正统论者只问成败，那么他们又何必提出“霸统”或“变统”之说？方孝孺就讲：“受之不以仁义，戕虐乎生民，如秦与隋，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
梁启超是贯通古今的大学者，自然知道正统论中包含的道德尺度，他有意的忽略可能出自政治斗争的需要。1902年，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往来密切，反满革命意识高涨。如果他在传统框架内评判清朝的正统性，只能在“异族统治”上做文章，因为重视礼教的大清国在另两项尺度上得分较高。梁氏转以釜底抽薪之法，直斥正统观念荒谬，这样就不必纠结于清朝是否正统的问题。
我的上述观点首先发表在2023年10月底的《中华读书报》上，郑先生在之后的访谈中谈道：“梁六条比当事人可能认同的标准更宽阔，故其推翻正统观的逻辑站得住。敝人无法想象方萌的各项打分之和，能够进入古人的头脑。”梁氏列举的标准虽多（内涵丰富），可他只问同时符合全部标准的王朝，因此梁六条界定的外延是最窄的。我提出的赋值法来自现代社会科学的思路，古人当不会作此想，但古人也不会赞成梁启超的正统观。如果他们穿越到今天，站在我这一边的可能性还大些。
梁启超生活在君权转向民权的时代，他本人也是积极的民权鼓吹者。他认为正统论服务于君主，借天命表明他们“生而有特别之权利”，相当于专制政权的遮羞布。古人在正统问题上的争论，“盖未有非为时君计者也”。郑先生在《五代九章》中也写道：“为皇权服务的史家，虽然披着道德至上的外衣，其话语制造中的自选空间是不大的。……道德判断走向正统论是史学的悲剧。因为一旦作者为对象戴上正统的冠冕，就抑制了事实的描述。即始于道德，终于丧失道德。”
正统论有服务帝王的一面，也有节制帝王的一面，梁启超和郑先生似乎只重视前者。也许他们是对的，可我现在还不敢恭维。“据德以衡史”本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人是杰出的史学家，同时也是正统论的捍卫者。官修史书吹捧当朝，奉为正朔，私家著述则可以相对自由地记叙，后世学者也可以相对超越地评判前朝。民国史家柳诒徵即指出：“（历代史书作者）虽史才之高下不同，而必持义之正，始足以经世而行远。当时之以偏私为正者，后史又从而正之。”
正统论确实被很多王朝用于粉饰其政权，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它的规范性和批判性。基督教义也曾为欧洲的“绝对君权”辩护，宗教学者并不因此否定它限制王权的作用。类似地，正统论捍卫了皇权，同时又构成对皇权的限制。南宋文人郑思肖曾言：“中国正统之史，为后世中国正统帝王之取法，亦所以教后世天下之人。”多数古代学者尊为正统的汉唐宋三朝为其他朝代提供了典范，迫使君主们见贤思齐，师法正统王朝的仪轨。我不想夸大这种限制的作用，可有这种限制毕竟好过没有。假设正统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传统政治的表现可能更糟。
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完全遵从古人的正统观，金元清等“异族政权”不会再被看作“夷狄僭越”，儒家学说也不尽是“优秀传统文化”。不过，如果我们相信埃德蒙·伯克的说法，即国家是古人、今人和尚未出生之人组成的共同体，一个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就不只基于选举投票或经济绩效，由传统积淀形成的“历史合法性”仍然影响着人心和国运。
维舟：晚唐五代的合法性危机与秩序重建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五代是一段很容易遭到忽视的历史时期，仿佛只是唐宋两个辉煌王朝之间的一个低谷、一段不正常的插曲，最多是一个过渡时期，仅此而已；但实际上，五代看似破碎、混乱，但其实也足够丰富，更重要的是，它可说是一个很好的极端个案，立足于此，有助于我们反思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此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为什么在唐帝国崩溃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没有延续下去，最终仍归于大一统？不仅如此，东汉灭亡之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还延续了四百年之久，但五代十国却仅有五十多年就结束了，这又是为什么？虽然国人习以为常，但从世界历史来看，像中国这样的历史发展是极为罕见的，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统一秩序就再未重建，然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是因为这样的统一秩序一次次地成功重建了。
除了许多人主张的统一的文字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之外，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根据中国政治文化中强烈的正统论，一个王朝如果未能混一宇内，完成统一，本身就是“合法性不足”的象征，像魏晋南北朝的诸政权皆被置于闰位，属于世人心目中“不正常”的时期。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五代并没有出现两个正统并立（辽朝除外），因为“十国”都被视为“藩镇”，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但正统论使得人们相信这样的分裂局面本身是不正常的、应予改变的，最终还是要回归大一统的。
如果把安史之乱后的两百年（从755年安禄山起兵，到960年宋朝建立）作为一个完整时期来看，那么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天下”秩序重整的关键阶段：原有的秩序崩溃了，内部各种力量冲突，经历了复杂的权力博弈之后，最后重新达到一种均衡态势——也是因为这样的重建成功，宋朝才没有成为“第六代”，而能长治久安。
从这一意义上，安禄山的起兵，意味着唐朝原本一元的天下秩序（“天无二日”），出现了一个竞争者，这就势必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谁有权统治天下？这一权力诉求的合法性来自哪里？
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利用大量第一手的碑铭等材料，发现安史集团也在利用“天命”来论证起兵的正当性，因为只有相信“天命”已经改易，“叛乱”行为才能找到合理性乃至合法性。不仅如此，此后割据的藩镇，也都需要朝廷授予的德政碑，才能强化对领地统治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这些依靠武力竞争的势力，致命的弱点就是无法建构起一套替代性的合法性话语。
或许也因此，唐末五代，是天命论泛滥的时期，各种祥瑞、灾异、符谶、童谣、妖言、不祥之言、鬼神、怪异、妖梦、异梦层出不穷。撇开迷信成分，这种纷扰意味着人们急于从各种表征中寻找一种未来秩序的征兆，并由此做出选择或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当然，不同的行动者都可以任意解释某些“天命”来为自己辩护，这本身就可见当时社会心理已经陷入混乱，已经没有唯一正确的话语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
当这种合法性问题无法解决时，就会出现军事力量来寻求解决，五代的局面，就是这种合法性危机的具体体现。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很快就会出现一个崇尚实力的世界，“只有实力，赤裸裸的实力”才是决定性的，而合法性的话语，反倒成了“缘饰之辞”。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五代武将安重荣的那句名言：“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也就是，天子没什么了不起的，通往最高权力也不需要别的，只需“兵强马壮”就够了。《水浒》里那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表明的也是类似的意思：皇权的神圣性已经被祛魅，谁都有资格夺取，而夺取凭借的是“力”而非“礼”或“理”。
可想而知，这既会释放社会的巨大活力（就好像有资格竞争上岗的都知道是在比拼实力），但也会对原有的权力秩序造成深远的冲击，造成巨大的混乱，因为最高权力只有一个，但所有人都想凭实力争夺，那势必开启一个纷争的局面，谁都没有安全感。
然而，这种对权力的理解，在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是缺乏合法性的，因为这只能算是“霸权”而非“王权”。虽然安重荣那句赤裸裸的实力至上宣言非常著名，也道出了五代权力政治的本质，但这样的权力传承势必非常缺乏稳定性，宋人范浚在《五代论》中早已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事实是：中国的皇权有着双重来源，不止有军事权力，更重要的是恰是“礼”所赋予的神圣性与政治合法性。
《新唐书》卷一六一，载史孝章进谏其父史宪诚，为之痛哭流涕：“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值得注意的是，史氏本身就是“夷狄”（《旧唐书》卷一三〇史宪诚传：“其先出于奚虏”，又或系粟特史国后裔，史宪诚本人也曾说“宪诚蕃人，犹狗也，唯能识主”），而史孝章如此痛心，可见哪怕在当时藩镇精英自己心目中，河北藩镇凭恃武力据地称雄也是欠缺合法性的。
也就是说，“兵强马壮”或许可以夺得权力，但不能就此稳定地保有权力，所谓“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天下”。这也是为什么藩镇一方面桀骜不驯，觊觎最高权力，但另一面又需要来自朝廷的授命才能合法地统治当地。对中国的历史发展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在此期间凭恃武力竞逐权力者，无论是试图夺取最高权力，还是据地称雄，都没有办法建构起自身独立的权力来源。从这一意义上说，五代的分裂，只是一种临时状态，和欧洲那种各国主权独立的分裂状态截然不同，因而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
根据定义，权威（authority）指的是一种令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这可以在不动用暴力的情况下使人自愿顺从，但当传统逐渐式微、权威逐渐失去威望时，其“权威”的行使就可能越来越依赖于赤裸裸的权力（power）。伯纳德·威廉斯在《真理与真诚》中指出，在极端的情形下，“如果根本就没有权威，那就只有权力了”。这就是危险之处：当用权力取代了权威之后，社会秩序的维持和稳定都将产生巨大的问题。
这样，当时持续的合法性危机，在中晚唐至五代的两百年间激起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反应，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并不只是文学意义上的，而是旨在“相天子，致太平”，具体表现为文教上“经术兴行”，武事上“暴乱翦灭”（柳宗元语）。在韩愈看来，此时的危机并不只是简单的武力割据，而是“唐兴，房魏既亡，失道尚华，至有武后之弊，安史之残”，这是王道中衰的表现，而秩序的重建则有赖于儒者主动担当责任：“王道乱，则有儒者出，儒道得传。”
在这个大框架底下来重新审视五代，我们或许就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发现。我同意郑也夫先生在《五代九章》中所说的，这半个世纪可称作“列国时期”，不应为王朝历史观所束缚，当然也因此，“五代第一人”的冯道更应该得到重新认识。从“重建天下秩序”的儒者使命感来说，恐怕冯道心目中最重要的效忠对象不是一家一姓的王朝国家，而是“天下秩序”为根本的“王道”，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偏离这个超越性的目标。
从这一点来看，宋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士人心目中，像朱温之类单纯凭恃武力的军阀，本来就不足以重建天下秩序，只有一个既具备武力、又有志于文治的帝王，才能实现“王道重振”。从这一意义上说，宋朝的成立并不只是靠赵匡胤本人的才能，而是上下配合的结果：他虽然也是出身河北的武将，但顺应了这种社会心理，而对士人来说，这样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出现，使得他们正好可以“得君行道”，这就是北宋时期“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默契基础。
北宋建隆初，平定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后，赵匡胤曾和赵普商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八〕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赵普的回答是：“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记事）
赵普在此所说的，是一种战术层面的政治权谋，但北宋君臣也都清楚，真正的政治稳定，还需要推行文治，因为正如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中所主张的，就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言，一个政权在实际上所履行的政策多么有效，都比不上政权的正当性。
朴炳奭在《中国古代朝代更迭——易姓革命的思想、正当化以及正当性研究》一书中归纳了梁启超等人的分类，认为正统标准大致归纳为五项：（a）大居正，（b）大一统，（c）华夷论，（d）中原疆域，（e）血统继承，“中国传统时代正统论者大都以此五项中之二三项为标准，争辩各朝正统”。
要论起来，宋朝虽然终结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北宋在“大一统”上不免有所欠缺，南宋则连“中原疆域”也都失去了，但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宋朝的建立并不只是一次“回归”，而是重新定义了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至此，统治秩序已经不那么依靠天命（封禅、谶纬到北宋之后就衰落了），但仅仅依靠军事权力则更不可能（近代的军阀也无法为自己的权力正名），但又还未像近代民族国家那样来自人民对统治的认可，于是表现为一种对儒家精英的妥协共治和对文化传统的捍卫。事实证明，宋朝重建的这一秩序，对此后数百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究其根源，正是来自对晚唐五代的反思。
郑也夫的回应
感谢田方萌先生与维舟先生对敝人观点的质疑和批评。敝人以为最好的感谢方式是直率、深入地交换意见。深入讨论忌大而化之，故敝人的答复选择微观着手，逐条分析。
方萌引用欧阳修的话：“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合天下于一”为统，应无疑义。何为“居天下之正”，我很怀疑欧阳修能说清楚。果然是方萌代劳：“第一项标准‘正’又可一分为二：得天下的正当性与治天下的正当性。……不过，历史上以功德得天下的王朝实在很少……由于多数政权的建立都带有‘原罪’，可以比较的标准就在于治天下的正当性，欧阳修所谓‘始不得其正，合天下于一而居正’”。原来在欧阳修那里统就是正，如是“正统”改称“统”不好吗？“历史上以功德得天下的王朝”，不是很少，是没有。方萌所说“正之一”即权力来源，是“正”的重头，没有它正统不存在。“正之二”，即治天下得当与否——更难判定。且判定治理得当，要在治理之后，而王朝一百年后讲正统已经不要紧，因为多数人已经接受它。高谈正统常常在王朝初期，而那时帝王刻意说明的是其获得权力之正当，而非治理之得当。我虽然认为历史上都是以暴力、没有以功德得天下的。有史学家甚至怀疑尧对舜的禅让。但我不想称之为“原罪”。敝人非基督徒，以为谋取王位都如此说“罪”就失去意义了。
方萌说：“历史上胡人主政的王朝往往通过军事力量立国，被后世史家视为在血统和文化上均有异于汉人的‘夷狄’，这些‘异族政权’的正统性较低。”汉人对胡人政权正统性的判定与军事立国无涉。哪个汉人政权不是军事立国？
方萌发问（似乎是问我）：“汉唐之为正统，必须满足第三条‘前代之血胤为正吗？”我在何处承认“汉唐正统”了，我也不认为汉唐非正统。方萌误以为我心目中有正统，即使认为正统稀少。我认同章太炎的观点：“史家载笔，直书其事……正统殊可不问”。谈正统只能越谈越糊涂，因为历史上就没有这个东西。
方萌说：“正统论有服务帝王的一面，也有节制帝王的一面。”我以为后者不存在，它本是帝王的需要，不是史家与臣子们的自选动作。对本朝帝王讲述历代明君，大可不必涉及正统。因为即使含蓄地暗示在位者是远离正统的庸君，也是臣子不敢的。
方萌说：“假设正统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传统政治的表现可能更糟。”我以为，“正统”的功能是使得该统治容易被接受，是促使大家视其为名正言顺的统治者。这功能是双向的，它帮助好的统治者，也帮助坏的统治者。
方萌认为正统观深入人心，他强调这点是很有意义的。我同意，我可能对此估计不足。但我以为，其存在的原因是帝王的需要和制造。其深入人心不是因为其积极功能，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其深入人心是历代洗脑的积淀。因此中国历史越往后正统观越深入人心，越往前正统观越稀薄。拙作第三章第八节讲述了降清的贰臣们内心的折磨。五代的大臣不是这样。原因不一而足，但五代时正统观不及明代深入人心，可能是事实。
接下来评论维舟的观点。方萌论述的核心词是“正统”，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和史书中的词汇。维舟论述的核心词是“合法性”。拙作《五代九章》中几乎看不到这个词汇。原因有二。其一，“合法性”源自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我在现实中刻意转向历史学，也就刻意不用“合法性”。其二，我在《五代九章》第一章开头说：“评价帝王不仅仅是评价帝王，也是在和一千余年前评价过他们的那几位史家——薛居正、欧阳修、司马光之流对话。……与前贤对话，增加了笔者述评帝王们的动力。”与古人对话，包括章太炎、梁启超，当然是使用他们的词汇来得顺畅。但是维舟以“合法性”为关键词挺好。他代表的是一个群体。当代人有理由以当代的词汇解析古代。维舟以这个词汇拉着我和更多的读者对话。
“合法性”是legitimacy的汉译，它与“正统”有相似处，但不尽相同。深究二者的异同绝不简单。但笔者以为，至少“合法性”字面上不含“统”的意思。
相比方萌聚焦于“正统论”，维舟的关怀更宏观。他要解释中西历史的差异：“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统一秩序就再未重建，然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是因为这样的统一秩序一次次地成功重建了。（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强烈的正统论，一个王朝如果未能混一宇内，完成统一，本身就是‘合法性不足’的象征，像魏晋南北朝的诸政权皆被置于闰位，属于世人心目中‘不正常’的时期。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五代并没有出现两个正统并立（辽朝除外），因为‘十国’都被视为‘藩镇’，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但正统论使得人们相信这样的分裂局面本身是不正常的、应予改变的，最终还是要回归大一统的。”笔者以为，他的论述在史实和道理上都有误差。朱温与王建（前蜀开国者）的称帝是前后脚的事。“十国”中有七国的君主曾经称帝。故他们并非都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更不是藩镇，分明出现过多个帝王的并立。认为分裂的局面不正常，是受正统论影响的后人的判断。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时间几乎对开，我们怎么可以说半数时间的中国历史都不正常呢，当事人更不会这么看。无论是君王还是臣民，绝大多数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不认为自己所做都“不正常”。从朱温到郭威十一个君主都不念想和致力于大一统，何以见得“人们相信最终还是要回归大一统”呢？维舟还有一个观点：未完成统一本身就是合法性不足。笔者前面说过，这个舶来语字面的含义相似于“正”而非“统”。认为充分的“正”中必然有“统”，是维舟的观点，很可能有一些代表性，但不是当然的道理。敝人以为，“统”不是“正”。统治者的地域大意味着其权力大，大一统则意味着权力最大，故崇拜统一很可能意味着崇拜最大的权力。即，崇拜权力的心理使得很多人混淆了“统”与“正”。
维舟说：“不同的行动者都可以任意解释某些‘天命’来为自己辩护，这本身就可见当时社会心理已经陷入混乱……当这种合法性问题无法解决时，就会出现军事力量来寻求解决，五代的局面，就是这种合法性危机的具体体现。”敝人以为，五代的局面不是合法性危机所致，是唐朝统治力从衰弱到丧失，即权力出现真空所致。
他还说：“中国的皇权有着双重来源，不止有军事权力，更重要的恰是‘礼’所赋予的神圣性与政治合法性。”敝人以为，权力问题上有来源和巩固之分。后者不一而足，赢得精英阶层的支持是巩固皇权的要害，而利益分配是拉拢精英阶层的要害。合法性在巩固皇权中，排不到一二位。
维舟说：“谁都有资格夺取，而夺取凭借的是‘力’而非‘礼’或‘理’。……这种对权力的理解，在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是缺乏合法性的，因为这只能算是‘霸权’而非‘王权’。”敝人以为，“礼”与“力”两种观念在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并存。懂得“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就是懂得了中国政治的大半，因为它是告别封建制以后中国政治的主要特征。封建时代的“礼”是凭借什么规定的，血统，也就是“种”。地位差别，享受“礼”的不同，是由该人与王在血统上的远近而决定的。中国政治从秦代告别了封建制，告别了“种”对地位的规定性。以后上位靠什么？要看上的是什么位？要获官职，靠科名和军功。要登皇位，暴力是不二法门。为什么笔者同意“力”与“礼”并存。因为“礼”存在于科举定位中，且在本朝皇位继替中发挥一些作用。
维舟说：“当时持续的合法性危机，在中晚唐至五代的两百年间激起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反应。……在韩愈看来……秩序的重建则有赖于儒者主动担当责任：‘王道乱，则有儒者出，儒道得传’。”如同敝人前面所说，发生的不是“持续的合法性危机”，是权力分裂与社会失序。封建制下的分权未必失序。但持续多年的极权一旦崩塌，往往带来社会失序。但五代的社会失序可能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严重。或许因为皇权年代已久，韩愈没有了对封建与制衡的想象力，只好寄希望于其实没有那么大作用的儒者。
维舟说：“宋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宋朝的成立并不只是靠赵匡胤本人的才能，而是上下配合的结果。……赵普（对赵匡胤）的回答是：‘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赵普在此所说的，是一种战术层面的政治权谋，但北宋君臣也都清楚，真正的政治稳定，还需要推行文治，因为正如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中所主张的，就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言，一个政权在实际上所履行的政策多么有效，都比不上政权的正当性。”敝人以为，历史是偶然的，宋朝的出现也是偶然的。不要说柴荣不英年早逝就没有宋朝，赵匡胤本人亦承认“此人（王朴）在，朕不得此袍著”。再说赵普，他对赵匡胤的答复完全是政治权力的安排，宋朝扭转五代分裂的局面奠基于这种权力安排，文治是其组成部分。文治本身构成合法性吗？有一些，文官大多是科举胜出者，即某种规则的产物。文官的合法身份不证明皇权的合法。吊诡的是，科举是皇权推行的；在推行规则中，篡权的帝王为自己增添了一丝合法。这其实不符合严格的逻辑，但在众生微妙的心理中，皇权的合法性有所增添。
维舟说：“宋朝的建立并不只是一次‘回归’，而是重新定义了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表现为一种对儒家精英的妥协共治和对文化传统的捍卫。”笔者以为，不是妥协。对文官的重用，是削弱武官大权所致。大兴科举是收揽人心，给人们晋升的阶梯。说捍卫文化传统，则要看捍卫什么传统，对孟子“君为轻”的思想是批判的，《史记》一直被视为“谤书”，在宋代也不例外。
用一句话回答维舟开篇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统一秩序能一次次地成功重建？我不认为是一代代王朝在合法性上推陈出新，越来越令人信服。我认为是他们在权力运作上不断总结经验，越来越高明。
我知道自己的毛病。一进入讨论就像吃了药一样，全然不顾世俗礼节与客气。请方萌、维舟二位原谅。我的第二个毛病是偏执。但偏执中的破绽可能比四平八稳的平庸，更能激发对方争论的*。想到这一层，也就不去打磨前文了。期待二位的批评。
维舟：权力博弈与大一统
郑先生的观点看来更突出强调如下观点：晚唐五代的分裂局面不是合法性危机所致，而是因为唐朝统治力衰弱直至丧失，即权力出现真空所致，因此，五代十国出现“列国”并存态势，而决定这一局势走向的，最终依靠的是权力博弈。这种博弈的结果没有必然性，“历史是偶然的，宋朝的出现也是偶然的”，宋朝能扭转五代分裂局面，靠的是政治权力的安排，而中国统一秩序的成功重建，靠的也只是权力运作上越来越高明了，至于儒家的文治理想和儒者本身，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这个路径，让我想起历史社会学家理查德·拉克曼的“精英斗争理论”：他以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道路和资本主义演变来举例，认为当时决定这些历史发展的，是不同精英集团的权力博弈，而最终的方向是具有偶然性的，取决于权力博弈的结果。
这当然有其解释力，不过这就需要解释：五代的“列国”分裂态势，为什么没能像欧洲那样延续下去？是什么导致中国社会的博弈，最终走向了统一？而且三次都是如此（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甚至或许还可以加上宋辽金、民国时期。
笼统地说这只是因为权力运作的偶然结果，我难以信从。晚唐五代走向大一统的历程，当然充满了一轮轮反复的权力博弈，但最终的结果却很难说是偶然的。其中的一大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的正统论，实际上认定了权力合法性是一元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郡县制确立之后，那种分裂、割据的政权，只是一种动态博弈中的临时性存在，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合法性，通常仅依赖武力自保而已。像藩镇仅是一种非正式、不稳定的安排，与古代的封建制度相去甚远，很可能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说变就变了，一旦权力中心重振，重归一统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赵匡胤能夺权，当然依靠的是权力斗争（“陈桥驿黄袍加身”无疑是一次政变），甚至当上皇帝之后，推进统一，也是靠政治手腕和军事征伐，不过，夺取权力固然如此，但保有权力、避免成为“第六代”，却需要借助“礼”带来的秩序重建。
不妨对比一下之前的两次大一统进程：秦朝凭借武力灭六国，一统天下，但事实却很快证明，仅依靠武力和法家统治不能稳固地维持统治秩序，汉朝吸取这一教训，在翦除“七国之乱”的封建势力后，随后就“独尊儒术”；同样地，隋朝虽然终结了南北朝的分裂，但也是很快覆亡，唐朝为长治久安计，才有“贞观之治”。
宋朝之所以没成为“第六代”，也避免了秦朝、隋朝的命运，恐怕正是因为它的开国君主在“马上得天下”之后，并没有只是“马上治天下”，而是顺势而为，推进文治，这种统治思路与中晚唐以来士人对秩序重建的认知一致，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社会力量对新统治秩序的潜在抵触，增进了其统治的合法性。这样，当赢得士大夫精英阶层的合作之后，至少在长城以内的统一局面，在宋朝得以长期延续。
田方萌：再论正统观与历史分合
关于王朝正统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绵延长久，如果不是读到《五代九章》的相关章节，我可能很久以后才会留意到那些言论。饶宗颐编著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收入多篇相关历史文献，目前我只读过其中一些篇什。韩国学者朴炳奭撰写过有关正统论的著作《中国古代朝代更迭》，我也只是看到维舟兄的笔谈后才知道此书，因而不敢给出定论。
我较为肯定的是，梁启超的一篇文章不能终结这场历时甚久、众说纷纭的争论。梁氏固然是大学者，欧阳修、朱熹、王夫之等人又何尝不是。梁氏将参与正统之争的古人皆称为“陋儒”，“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此说不仅我不敢苟同，朴炳奭也认为“过激”。
郑先生的正统观接续梁启超，认为正统是皇权为维护自身编造的说法。而在我看来，正统之说首先是一种类似“历史哲学”的论述，体现了古人对国史的反思，寄托了他们的政治理想。对正统论性质的不同判断决定了我们看待其功能的分歧。孰是孰非还是由读者来思考吧，这里仅就郑先生的回应再作一些澄清和反馈。
欧阳修说“始不得其正，合天下于一而居正”。郑先生写道：“原来在欧阳修那里统就是正，如是‘正统’改称‘统’不好吗？”我对此句的理解有异，关键在于“而”字。郑先生似认为“而”指“因而”，我理解“而”指“而且”。统一天下后，王者可能“居正”，也可能“居不正”。满足“合天下于一”和“居正”两个条件，才可称为正统。联系到欧阳修关于正统的其他论述，他不会断然讲“统就是正”，我相信我的理解更近其本意。
就正统的标准而论，郑先生认为权力来源是“正”的重头，因为他看重正统论巩固新政权的作用。朴炳奭指出古代王朝更替的两种方式，一为禅让，一为放伐，两者均以武力为后盾，符合郑先生的判断——“……历史上都是以暴力、没有以功德得天下的”。尽管如此，使用暴力的意义仍存在性质上的差别。我讲过“刘邦集团很难说以功德得天下”，这只是相对项羽集团而言。在反抗秦制这一点上，两者当时都是深得人心的。
在《中国古代朝代更迭》一书中，朴炳奭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几十种正统论，除一人（徐奋鹏）外，所有论者都承认两汉为正统，并未考虑梁启超列出的第三条“前代之血胤为正”，可见他们承认推翻秦朝具有合理性。这种“替天行道”的武力征伐不同于游牧民族依靠“胡骑”建立的征服王朝，后者更多借助了赤裸裸的军事力量立国。例如，蒙元军队攻打江南和华南之时，南宋内部尚未出现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还不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时。郑先生说胡汉政权的正统性“与军事立国无涉”，我还不能认同。
郑先生明白写道：“谈正统只能越谈越糊涂，因为历史上就没有这个东西。”他在《五代九章》借用了梁六条论证这一点，我已在笔谈中指出其问题。他还引用了章太炎的说法“正统殊可不问”，章氏的原话是“殊不可问”，否定性更强。但细读其原文，章氏仅举出历史上那些有争议的政权，并未否定汉唐宋明不是正统。郑先生还指出治天下的正当性“更难判定”，我也承认。但难以判定不等于不能判定，更不等于否定正统概念。
我提到正统观节制帝王的功能，郑先生亦认为不存在：“对本朝帝王讲述历代明君，大可不必涉及正统。”帝王们可能不这么想。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强调：“……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即谓正统与德治相伴相生。此说当然是为清廷的统治辩护，却可见雍正懂得这个道理：仿效前朝的有德明君，才能提高本朝的正统性。
关于正统观的演变史，我同意郑先生的说法：“中国历史越往后正统观越深入人心，越往前正统观越稀薄。”原因仍值得探讨。在针对维舟兄的回应中，郑先生写道：“认为分裂的局面不正常，是受正统论影响的后人的判断。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时间几乎对开，我们怎么可以说半数时间的中国历史都不正常呢，当事人更不会这么看。”朴炳奭也指出中国人错误地理解了历史上的分合，以为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若以中原及其周边的地盘作为基准，中国在秦后到清末只有近半时间处于统一。
我以为国人的常识并非谬见，原因在于中国的分裂不同于欧洲的分裂。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类似今日，主要集中在中原和东南一侧。如果我们按照人口比例衡量统一程度，而非只看政权统治的地理面积，对于分合就会有进一步的认识。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的统计，统治区域内七成以上人口的大型帝国在欧洲只出现过一次（罗马帝国），但在中国至少出现过六次（汉、唐、北宋、元、明、清），加上短命的秦朝和隋朝共八次。这些王朝的国祚加在一起，中国在秦后的大半时间确实处于统一或接近统一的格局，而且越往后统一的趋势越明显。
即使处于分裂状态，只有战国时期和五代时期类似欧洲历史上王侯林立的局面，南北朝和宋辽金时期基本上都是两强对峙。一方面，如郑先生所言，分裂时期的现实主义者只顾在乱世中求生；另一方面，如维舟兄所言，像陆游那样期待“王师北定中原日”的人物也不少见。钱穆因而讲过：“……中国史上虽在多统时期还有它一统的精神；西洋史上虽在一统时期，也还有它多统的本质。”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相较于世界其他民族，中国人尤其重视正统。
最后再说一点。郑先生似乎认为正统观的影响主要在新朝成立之初，其实此前此后正统观均参与其中。在天下大乱之际，正统性较高的政权具有优势，有可能统一天下，也有可能最终消亡，前者如刘秀集团，后者如刘备集团。郑先生曾在访谈中谈到：“王朝建立后大多立刻开科举，就是给士阶层出路。……这依旧与正统无涉。”如果“居天下之正”包含了“给士阶层出路”的仁政，那么科举也不能说无涉正统。况且，科举制为读书人提供了经济和安全保障，正是他们传承了包括正统观在内的中华文化。
我在历史方面的学养远逊于郑先生和维舟兄。借助围绕《五代九章》的讨论，我有幸与两位饱学之士交流，从中受教甚多，即使我未必赞同他们的看法。由于篇幅所限，我们的笔谈不能一直进行下去。郑先生有意让维舟兄和我作结，表现了他身为前辈的礼让之风。我相信他一定还能有力地回应我们，就期待以后在其他平台或饭局上继续煮酒论英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