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三无”人员的白居易靠尊杜贬李完成上位
公元772年，就在李白驾鹤西去10年之际，白居易来到了这个世界。可是，环目四顾，辞工卓绝的李白身影无处几乎不在，已被诸如孟浩然等公认为超凡脱俗的“谪仙”，他要走豪放派的创作之路，几乎不可能逾越李白这座唐诗史上的珠穆朗玛峰，想及此处，白居易不禁心里一片冰凉。
身为男儿，自当豪气寰云霄，才是本色至性，然而，当李白把这种状态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后，不止是后人，就连当时的创作者们也都自感这条路被他完全罩住了，没法再往前走了。
作为后来也被鼎力推崇的顶级文人，干不过李白，自认文坛第二，不是白居易的风格，然而，就大气豪放、剑侠铮铮的创作风格来说，他显然已不可能追得上这位文坛巨匠，更遑论超越李白了。
如果不死心，非要顺着这种男性化的路子继续下去，那这位祖籍山西的文化人恐怕最终将会对李太白无比的纠结：白某仰望“谪仙”犹自醉，长歌乐天，可是乐在何处？
只恨苍天不公，迟生七十载。
按常人的理解，白居易的终极出路很可能就是要一直活在李白的影子里，即使与开创散文一脉的韩愈相比，也有所不及，文坛上将不会再有一个宗师级的大咖出现，或许，顺着李白的文坛地位往下排，大概能挣到一个等值于“韩愈第二”的名号。
至于比肩李白，恐已无缘。
明明是身怀抱负的盛唐好青年，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李白像一具沉重的枷锁，牢牢地锁断了他后来居上的道路。无形之中，李白让包括白居易等人竟然产生了一种不可抉择的历史受挫感。而且，一旦这种感觉被文化人骨子里高傲的自我历史定位无限加持，那就会被放大为赤裸裸的“耻辱”认知。
这种由岁月沉淀和才华打磨出来的降维压迫，让白居易在盛唐繁华的闹市中感到了一阵阵的寒意，兴许，要找到自己的历史位置，只能被迫去探寻另一条道路。
但是，一条路能不能走得下去，仅仅靠幻想就可以一劳永逸吗？而且，作为一个无名气、无佳作、无圈子的“三无”人员，白居易如果没有新的“套路”和大招，要想在人才海量聚集的大唐王朝脱颖而出，无疑将会难于上青天。
实际上，面对近似于神化的“谪仙”李白，身为凡人的白居易有且只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就是向与李“谪仙”几乎并肩而立的少陵野老杜甫杜子美集大成的写实主义路数靠拢，并且，需要适时地向日渐兴盛的杜甫一派献上自己的投名状。
用今天的经典营销套路来看看，要想成功，得先拉出来一个“敌人”，最好是全民公敌的那种类型，自己能起的作用最好是撩拨出文化人特有的“尖酸”（市侩）、“刁毒”（深刻）狠劲，将火力攻击攻击参数和打击方法普及到有敌无我的两难地步，就会源源不断地获得足够的枪支弹药（专指批判文章、诗歌等），既能从根本上让自己抽身出来进行深度攻击的思考，也可以间接完成将个人谩骂攻击提升成鼓动群体性思想解放运动的改造，从而一举确立自己的影响力。
这不，白居易朋友圈里的一位老铁元稹也想到了这一层关系。
于是，两人似乎心有同感地采用了抬高另一个文坛身份和地位几能与李白相抗衡的杜甫来作为打压李白的手段和幌子。
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这样说，我读了很多诗，从古到今，就只有杜甫这位大神，‘知大小之有所总萃’，往远处说他能触摸到孔丘屈原的风*高度，往下能与魏晋诸朝悲情风骨一脉相袭，即使比起唐朝前期的苏味道、李峤、沈佺期和宋之问等诗歌形式创作者，也是胜出很多，那怕是与那些追求华丽、孤傲的一些突出前代文化人相比，杜甫也是高明了好几筹，简直就是荟萃了古今诗歌优点的文化中心，是唯一让我受到心灵震撼的文化大师。
但是说到李白时，元稹忍不住“尖酸了一把”，‘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那怕当时两位大咖都在世时，就已是公认的并肩齐名的泰山北斗级殿堂大宗师，也是亲疏有别，褒贬不一。元稹硬是要说杜甫的作品很完美，已胜过了李白。而且，他更为要命的评价是竟然抛出了“杜甫天才论”的观点，说每次看到他的诗卷，都感觉是和至情至亲的人在一起，作品里描述的就是当下发生的现象，一点都不牵强附会地拍古人马屁。
好一招含沙射影，借尸还魂的“拍马屁”妄招，既拔高了自己模仿对象杜甫，间接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又用理论和名人作背书，狠狠地刁难了不可逾越的李白，巧妙地混淆和转移了世人的注意方向！
而白居易的评价就更有意思了。
在他被贬官到九江做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官员江州司马时，在创作的《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说，杜甫的作品太多了，仅仅是有现象级传播价值的，就达到“1000 ”的数量了。至于作品的质量，全部都是能贯穿古今、辞藻拿捏、体裁格式非常考究的‘尽工尽善’的优秀佳作。
而李白的作品，虽然才气横溢，遐想连篇，普通人也确实达不到这个水准。但是作品却不够写实，太虚套了，比起千余年来文脉传承而成的“风雅比兴”模式，李白连十分之一都达不到。
翻译成白话文来说，就是杜甫走的是正统路子，而李白却偏爱奇门怪招。
所以，白居易和元稹似乎就像是经过一番的策划，“毅然决然”地迈出了写实主义的步伐，从此之后，他俩将‘无复依傍，不写赋古’，不写那种为古人贴金的诗歌文章了。
似乎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了江湖，就了计较，两个实力相近的文坛巨人身系的江湖计较，总需要一个王侯将相的排序。
仿佛在他们的眼里，李、杜两种文化模式的比较，早已高下立判！
这个时候的白居易，虽然做官的进程遭遇低估，但是经过多年的打拼，已在文化领域奠定了很高的地位，差不多就在九江当司马的第二年，四十四岁的白居易还高调推出了人生的巅峰大作《琵琶行》，一曲‘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不必曾相识’，不禁让人心有戚戚、肝肠寸断。
已过不惑之年的白居易提出了对李白和杜甫的定位，其实，也是希望用尊杜贬李，来为自己正名。随着诸如《长恨歌》、《琵琶行》等大作相继创作出来，白居易自然不甘于在李杜面前高山仰止，也不希望自己要为计算李白遮挡自己的阴影面积而苟活一世，更不能容忍自己百年后还被李白杜甫“欺侮”一头。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白居易此刻的心思，大概应该是这样的情形：予自创作《琵琶行》等大作成功后，自感已至无剑胜有剑、无招胜有招境界，昔日只能尊仰的李白杜甫，如今已能平视、触及。
02
白居易的“纳什均衡”策略
在唐朝璀璨夺目的文化人里面，星光熠熠的大诗人、大文化方家比比皆是，如果缺乏强大的积淀和营销，很有可能就沦落为平庸的普通人。
然而，尙古尊崇前辈巨人是所有文化的通行法则，被尊为“谪仙”的李白虽然已逝去多年，但是鉴于他的信手法古、超然脱俗的惊人创造能力，还是足以成为包括元稹白居易等人内心难以释怀的怪疙瘩。
那么，面对这种局面，作为后来人的白居易是怎样完成逆袭的？
面对横亘在白居易面前的的李白杜甫两座巍峨高耸的双子峰，寻常的攀登方式，恐怕只会沦为替前辈们端茶倒水、擦桌铺纸的稚嫩书童，即使是韩愈这样开创了唐宋古文全新格局的一流大家，也对李白的成就望而却步，倘若循规蹈矩，也就是‘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的张祜那种模拟水平而已。
当然，能说这种作品不高吗？显然，结论不是那么轻易能得出的。只是，今天的人们依稀记得，在距离张祜生活时代的一千多年后的20世纪，一位豪放直追李白、还看今朝的政治文化大咖，也信笔写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积水三千里’的佳句，岂非也是一种颇具价值的微创新吗？
但是，早早在政治生命上失去竞争力的白居易除了深耕职业文化人这条路之外，意欲染指权贵政治圈显然已然不可能，他追求的，不止是写出一两篇惊世骇俗的大作就完事的，而是渴望在浩瀚如烟的中华文化上留下独树一帜的精彩华章。
留取功绩照汗青！
千百年后，即使创造者已与一抔黄土合二为一，哪怕人们不知道他曾经做过刑部尚书等省部级高官职务，记不清楚他还曾经获得皇帝赠予的“尚书右仆射”的无上称号，也希望能记得诸如《长恨歌》、《琵琶行》等大唐文化的扛鼎之作，以及配套的乐府文化创新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基调。
与李杜同时代的文化创作者无疑是遗憾甚至是近乎悲壮的一代人，在厚度不及杜甫、创造力不及李白的前提下，只能被动计算李杜在自己内心上的阴影面积大小，然后，选边站队，或遵循李白风格，或拜服杜甫路线，已然再无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
但是对于白居易来说，固然模仿无法比肩李杜，但从深研李杜的成长历程来看，他心中的李杜仿佛又是另一种悲情元素的汇集。
李白才情似神仙，但却终身无法通过科举考试晋升为上层主流人士，虽然皇帝额外开恩赏赐他跻身进入长安精英文化圈的翰林院供职，由于不是通过正规途径得来的，难免与其他同僚们有些格格不入，遥想及此，白居易不禁替“谪仙”李白轻轻叹息了一声。
而杜甫更为悲戚，横下一条心要通过科考翻身博取功名富贵，结果却因宰相李林甫给皇帝玩了一个“灯下黑”（李林甫说，这天底下的人才都在皇帝您的身边，社会剩下的，都是些菜鸟、垃圾，没啥水平。结果，处处被照耀得光芒四射的皇帝就这样被身边人遮住了双眼，采纳了李林甫的主张，不让社会人士考试了。）的鬼把戏，彻底失去以“正道”进入国家公务员序列的机会。
这两位文坛的绝世巨擘，一辈子都只能在权贵门下左右委蛇、蝇营狗苟地讨生活，永远只有做臣僚的命运，终身要看人脸色而活，始终没法做到财务自由和人格自由的兼顾。
这也是李杜那种纯粹的文化人无法切入的资源转化渠道。
自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当家之后，随着将承载知识学问的科举考试列为首要、主流的阶层晋升渠道，也成了影响唐朝甚至以后诸朝最主要知识变现通道。
白居易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年纪轻轻就一脚迈进了主流精英圈里，拥有了做官甚至是担任朝廷高级职务的国家凭证，是李杜穷尽一生都难以企及的进取资本。
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他学问过硬、扎实的权威认可。有了这个高级国家公务员的竞聘资格，岂能不在心里睥睨那些难以科考致仕为官的“下层民众”？
有了这种心态上的优越、自负，不正是他们在攀比甚至的批判李杜时，为自己找到的某种心理平衡？
甚至可以说，后来元稹、白居易等人火力全开地攻击李白、谄崇杜甫，未尝不是这种通过科考晋升为社会贤达的知识人士，借用朝廷赋予的身份遮掩自己谋求自我历史、文化定位的策划。
俩人半夜行走，吹哨壮胆！
那顶盖着朝廷大印的进士帽子就是他们嘴里的口哨！
巧合的是，后来的白居易也确实在杭州等地做了地方大员，督促百姓在杭州西湖修建了著名的“白堤”，还在晚年升任了中·央政府统管全国司法工作的刑部长官，即使是后来实在因身体原因辞官不做了，也还可以凭借之前的皇家和朝廷的恩赐，能在房价地价高企不下的经济文化中心东都洛阳龙门镇弄一处地安置自己，真的可以傲娇了！
以我所长，攻尔所短。
有了骄傲的本钱后，白居易们自然就有了将神仙打回凡尘的战略底气了。
自古仙佛不可亵，唯有凡人可动刀，只有让仙佛堕入红尘还俗，成为普通人眼中的标配路人甲，才有更多的攻击点。
只是，要做到这一步却是非常不容易。首先，质疑者必须是资深的文坛领袖，如果白居易不是在贬谪九江期间，因才情泉涌创作了《琵琶行》等优质作品，成为当时的顶尖文豪，只怕再有适当的理由，也会被庙堂江湖的各路文人们“鄙视”一番。
其次，白居易似乎颇具有“纳什均衡”的腹黑本领。在与李杜的计较中，他不是一竿子直戳两大巨人，而是动态、有选择地分化对待，尤其是针对一些骑墙观望、没有深度理解李白创造价值的中间派傻白甜粉丝，白居易摆出了一套能落得了地的理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为支撑，再以让普通人能理解的创作模式写了一些深入浅出的作品来自证其说。
仔细琢磨后，人们赫然发现：在对待李杜的历史问题中，白居易采取了对杜合作与对李斗争的不同博弈手段。
这里，我们需要深刻的认识一个现象，当李白和杜甫作为两大盛唐的现象级文化符号被历史认可后，白居易在上位过程中，通过“扬杜贬李”就搞出了一套符合纳什均衡的策略混搭。
首先，推出元稹等人为抬高杜甫，通过为杜甫击鼓吹笙、抬轿扶轺，为自己的写实风格找一个靠谱的“干爹”，完成文化宗师惯有的渊源承续镀金。
其次，加速巨人粉丝的分散导流运作，通过找“爹”，让同为写实的杜甫粉丝合理流向白氏的朋友圈，用较低的机会成本转移乃至截胡了写实路线的用户群，较为轻松地获得务实主义铁粉（也包括部分脑残粉）的拥戴。
作为两大最具有号召力的文化符号，李杜各自都拥有强大的粉丝团（当然，李白可能稍多一些），要完成自我夙愿，就必须将李杜适当切割，并且让自己自动融入到杜甫阵营中，成为“后杜甫时代”写实文化的旗帜、标杆。
在上表中，如果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的三十多岁时，用‘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的腔调提出这个博弈理论，那么，可能就会给人一种谄媚君权的猥琐印象，进而掉入想同时涉猎李杜两方的原味“纳什均衡”陷阱之中。
此时的白居易，大体相当于‘予自创作了《长恨歌》以来，已渐有重剑无锋的体验，与巨人李白的距离也就相差一个维度而已。’
要在这个阶段为自己强行踩着李白上位，肯定会遭遇很多白眼的扫射。
但由于文化是一个不能模糊与投机的对立领域，最终两派的基本粉丝群谁也不会认可，甚至还会同时得罪李杜两派的大多数粉丝，不得不用鲜血和落魄为自己的失败买单，无疑是下策。
而如果同时打击两大现象级文化符号，肯定将同时会遭遇李杜粉丝的强势反击，直接就出局，更是下下策。
比较合理的选择是根据自己的现有的以及可挖掘的潜力，必须有选择地拉一方打另一方，挑动甚至是升级双方的斗争内容、形式。这样，一些无暇辨识真伪的中间骑墙派容易被圈进来，成为左右舆论风口的关键力量，无疑是合理的优选路径。
再次，还要让自己拿出非常有震撼力的拳头作品压住场子，确保李白死忠拥趸，比如张祜等借机反扑复辟。
白居易以在多次担任中高级朝廷官职的官家身份和拥杜引发的朝野力量合力背书，准确地为各方在批李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之际，巧走龙蛇地撩拨各个利益圈，终于实现了借势上位的终极目标，而一起摇旗呐喊的元稹、李绅等人在帮他卖力鼓吹后，还乐呵呵地对外宣传，以后再也不学习李白的赋古避今、徘徊仙尘的高逼格创作模式，颇有点要白居易死撑到底的架势。
实际上，愿意为白居易背书的，又岂止的唐朝文化圈和权力圈的大咖们，到了北宋，身为宰相文豪的王安石以及苏轼苏辙兄弟等人也不遗余力地加入到批李之中，即使到了近现代，隐约还能看到诸如王国维等文化方家还沉浸在白氏成名的动态策划说辞中，‘我看历史上的有名牛人，也就是屈原、陶渊明、杜甫和苏轼这三四个而已’，俨然一副不把具有大开大合创造力的李白放在眼里的腔调。
很快，在白居易和其他一些力图自塑文坛地位的颠覆者们的努力下，社会大众和舆论对攻击李白的风向居然扭转了，批李务虚的运动喧嚣尘上，让厚道本分的韩愈等看不下去了，在《调张籍》中，开篇就摆出态度‘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将李白排在了杜甫前面，指出那些批判简直就是‘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也参与到了护李一派，与批李风潮形成了对峙，颇有点中唐思想争鸣的态势。
仔细研究，白氏均衡大致是这样形成的：推崇杜甫，让杜甫派扬眉吐气，给了他们自发挤兑李白派的精神粮食和持续斗争的动力。同时，作为杜甫之后，现存的最有代表的写实高手，他活灵活现地创造高质量的诗歌文章，让李白派大多数平庸者不得不放纵其“放肆”论调泛滥成灾。
最后，用自有影响力在高层与主流圈与李白派抢夺即时话语权，终于天遂其愿，伴随着白居易、元稹等人的崛起，自秦汉魏晋及先唐以来的朝野两股迥然不同的文风终于都被雕刻上了服务权力的精致功利主义基调，沦为权贵的奴仆。
再说长远一点，四百年后的南宋文风的嬗变，或许，也能从中一窥端倪。
终于，在这个感情细腻的双鱼座文化高手身上，历史和文化成就了白居易，也让一系列的李白翻案努力变成了黑暗的星点萤火虫，快闪快灭。
还算幸运的是，在批斗李白的大趋势形成后，白居易并没有沉迷其中，而是继续创作，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白话版的文化佳品，渐渐晋升成了后世大多数认可的唐代三大顶级文化人。
亦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历史补偿吧。
带给我们的思考：
为什么文化人会急于向权力和财富妥协？其实，根源在于知识拥有者严重缺乏变现的有效、合理通道。匮乏的、甚至的落魄的现实环境，让知识分子们渐渐放弃了内心抵抗，逐渐走出自我的圈子，与现实和权力沆瀣一气。
巧合的是，白居易等人对李白的批判暗合了传统文化的轨迹：
1、是秦朝用“焚书坑儒”的暴力手段摧残了文化的多样性，让权力首次有了凌驾文化的优越感。
2、是西汉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哲学格局调整则是将权力由人格化升级为神化，让一些野心勃勃的雄主们找到了践踏文化的合法外衣。
3、是唐朝白居易等人批判李白而强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变革，则是一次在诗歌散文领域向权力谄媚的投名状，是第一次从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局部调整。
4、是两宋的程朱理学则完成了文化人格的自我阉割，至于后来的陆王之说，简直就是文化内部面对现实的挤压，自我退化的一次体现。
5、是到了明初，被长时间侵蚀的文化，终于以“八股文”等机械模式彻底沦陷为权力的奴仆，心甘情愿地跪拜在权力面前。
作者：詹永祥
版权声明：本文由「鱼羊秘史」原创制作，并享有版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朋友圈。
